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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要写《醉学士诗》
如果在开国皇帝中挑选大老粗，首选人物必是朱元璋。但就是这么一位粗人，居然仿效屈原的骚体，写下一首《醉学士诗》：
西风飒飒兮金张，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
为斯悦兮再酌，弄清波兮水光。
玉海盈而馨透，泛琼斝兮银浆。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诗中提到的宋生，便是侍讲学士宋濂，侍讲就是皇帝的老师。
朱元璋为何要为宋濂写这首诗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洪武八年的八月中旬，江南已是一片醇厚的秋色。朱元璋心情大好，便率领一班词臣登上京城西北狮子山上的阅江楼。面对川流不息的大江，有人呈上尹程创作的《秋水赋》给他看。他玩味一番，觉得尹程的文章虽对景生情，但言不契道。便决定自己另起炉灶重写一篇《秋水赋》，以纠正尹程的谬误。这位朱皇帝说干就干，不消半日，就像泥瓦匠砌墙似的砌出一篇赋来。朱元璋自我感觉良好，便让侍候的大臣们唱和。既毕，还在兴头儿的朱元璋，又在阅江楼设宴款待。席间，他拿着大酒杯要宋濂喝酒，宋濂谦卑推让说：“臣不胜酒力。”朱元璋哪会不知道宋濂不会喝酒?但他就是想看看宋濂醉酒后是个什么样子，于是说道：“不会喝酒，畅饮一次又何妨?”宋濂再不敢推辞，于是被朱元璋连灌了三大杯，当时就醉倒在地不醒人事。在场的御医又是扎针灸，又是灌醒酒汤。宋濂几番呕吐才缓过劲儿，稍能动弹，便挣扎着给朱元璋磕头，诚惶诚恐说道：“臣狼狈造次，有污圣目，望皇上恕罪。”看着面前这位已经六十六岁的老臣局促不安的窘态，朱元璋只觉得心里头爽得很。于是，下令笔墨伺侯，写下了这首《醉学士诗》。其时，距刘伯温去世不过四个月。
刘伯温未死之前，朱元璋警惕之心，搁在那位神机妙算的高人身上。刘老秀才咽了气儿，朱元璋便觉得眼前这位书呆子宋濂，也不可掉以轻心。
宋濂为何改变了不当官的主张
宋濂是金华潜溪人，后迁往浦江居住。他比刘基大一岁。在元朝没有出仕为官。元至正中期，就是刘伯温出任浙江学政之时，也有人举荐宋濂出任元朝翰林院编修。他以双亲大人年迈需要颐养为由，辞不赴任，并住进家乡的龙门山十余年。期间著书立说，收徒授课，声名播于遐迩。
1360年的旧历三月初一，在建康(当时叫建康)的明王府，朱元璋接见了“浙东四杰”。其时朱元璋在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几股军事势力的征战中，均处上风。虽然天下未定，朱元璋却早已蓄下了问鼎帝座的雄心。所以，尽管战事频仍，他仍不忘网罗人才。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受到他的礼聘来到建康，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四个人都非等闲之辈。有一次，朱元璋问陶安：“这四个人和你相比怎么样?”陶安回答说：“若论出谋划策，臣不如刘基；论文才学问，臣不如宋濂；至于治理百姓的才能，臣又比不上章溢和叶琛。”听了这番话，朱元璋对浙东四杰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宋濂来到建康见朱元璋时，已经五十一岁。在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元末之际，这已是标准的暮年了。五十岁前，宋濂无意出仕为官。辞掉元顺帝要他担任翰林侍讲的诏命，便是一个明证。但他这一次为何改变初衷呢?大概是以下三件事情对他的触动：
第一件事，朱元璋打下婺州后，就下令禁酒，更不准酿酒。不久，他的爱将胡大海的儿子私自酿酒被人举报，朱元璋立即下令将胡公子逮捕并下令处死。这时，有人劝说朱元璋不要这样做，因为胡大海正在前线对元兵作战，若将他惟一的儿子杀掉，恐怕会让胡大海临阵倒戈。朱元璋说：“我宁肯胡大海背叛我，也决不允许有人破坏我的指令。”他毫不通融，将胡大海的独生子斩首示众。
第二件事，婺州城中，有一个叫曾氏的女人，自称精通天文地理，对一些自然灾害和一些偶发的异常事乱加解释，蛊惑人心。婺州城中的人都很信她，认为曾氏是麻姑下凡。朱元璋听说后，派兵士将曾氏抓起来当众处死。
第三件事，婺州城打下来的第三天，朱元璋就下令恢复郡学。因为兵荒马乱，郡学已经解散了好几年，朱元璋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教育，使久违的读书声又在婺州城中响起。
第一件事证明了朱元璋的“言必信，行必果”；第二件事证明了他的“治难需用重典”的狠劲儿；第三件事证明了他的“重在教化”的贤君风范。目睹和经历了这三件事。宋濂这才下定决心投奔朱元璋。他同刘基一样，认准了朱元璋是个再造乾坤的真命天子。与其抗命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倒不如跟着他做一点进贤修德的工作。
宋濂的洗脑工程
明代的翰林院，为皇上执政服务的思想库。翰林院是各类社科人才的管理机构。人才都是从进士中选拔。凡选中的人，称为馆选。民间叫点翰林。翰林院官职甚多，搞研究工作的，叫检讨；替皇上起草文件的，叫待诏；给皇上讲课的，叫侍讲……在这些官位上干得好的，升格为学士。有了学士的资格，才能充当皇上或者太子的老师。皇上的老师叫太师或者太傅；太子的老师叫太子太师或太子太傅。到了这个级别，就可称为天下的文坛领袖了。朱元璋一朝，似乎没有任命过太师与太傅。宋濂最高的头衔是太子太傅，这也是洪武朝中惟独的一个。宋濂当了十几年的太子太傅，他同时教两个人，一是朱元璋，二是太子朱标。
宋濂的性格有点“迂”，或者说有点“倔”。他每次进讲或进言，都不看朱元璋脸色，而讲他认为应该讲的道理。有一次，朱元璋在端门口升座，把宋濂找来，要他讲《黄石公三略》。读过《汉书·张良传》的人，都知道黄石公这个神秘人物。正是他传了一部兵书给张良，使张良能够辅佐刘邦获得天下。朱元璋不止一次对人说：“基，吾之子房也。”他认为刘伯温就是他的张良。奇怪的是，关于黄石公的事，他不去请教刘伯温，却叫宋濂来回答。
宋濂看出朱元璋一直对奇书秘籍感兴趣。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于是拱手答道：“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宋濂认为有利于社稷的正宗学问还是儒学，学不好儒学，便找不到治国的根本。
以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性格，能够在治国理念上听从宋濂的建议，实属不易。朱元璋特别迷信。他立国第二年，南京钟山上屡降甘露，有人说这是祥瑞，是真命天子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的表现。朱元璋非常高兴，便命令群臣写《甘露赋》以颂其事。宋濂却一本正经地对朱元璋说：“受命不在于天，在于人。休符不在于祥，在于此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朱元璋被扫了兴头。于是请宋濂讲《春秋左氏传》。宋濂说：“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大凡开国之君，起于行伍，屡经杀伐，嗜血成性。宋濂数年来始终如一向朱元璋讲述一个“仁”字，可谓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洗脑工程。政治家讲成功，思想家讲操守；政治家看效果，思想家看风气。这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差别。
总体说来，宋濂长期的游说还是起到了作用。朱皇帝接受了仁治思想，而仁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朱元璋称宋濂为贤人
宋濂自1360年投奔朱元璋之后，一直呆在朱元璋身边“备顾问之职”，只是在1367年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年。洪武二年即1370年还朝，被朱元璋任命为编纂元史的总裁官。书成后，升为翰林院学士。
但是，当上翰林院学士后，宋濂也有两次贬官的经历。
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因为有一次早朝迟到，被朱元璋训斥，降为编修。第二年，又因为没有及时就考祀孔子的礼仪向朱元璋上奏，再次贬谪为安远知县。用今天的官职作比较，等于是从正部级干部一贬为厅级，二贬为处级。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人苛严，再信任的人，只要犯下一点点过错，也必严惩。
一来是宋濂的天性使然，二来他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成为朱元璋的禁臣之后，宋濂谨小慎微到了极致。他每日到禁城上班，散班时，绝不带走一张纸片。朱元璋分封有功之臣，何者为王，何者为侯，什么人可当什么官，惟独只找宋濂一个人商量。那段时间，朱元璋与宋濂同宿大本堂，讨论通宵达旦。直到结果宣布之前，外人无从猜测。因此，宋濂知道的朝廷的机密最多，参与的决策也最多。《明史·宋濂传》说到这一段，只有一句话：“濂力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但究竟采用了哪些汉唐故实，又如何“量其中”，则语焉不祥。个中秘密，只有朱元璋与宋濂两人知道。两人一死，就谁也不知道了。
宋濂既居密笏之地，又是近侍重臣，很多人便想与他套近乎。但他和任何人都不表现出特别亲热。有人登门造访，千方百计想从他嘴中探得一点朱皇帝的口风，他都笑而不答。但他也从不会利用与朱元璋的关系而臧否人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大臣，给朱元璋上了一份“万言书”，指斥时政，将朱元璋激怒而被打入诏狱。廷议时，宋濂不顾朱元璋的反感，为茹太素讲了一番好话。朱元璋一反苛严常态，当着众位大臣的面，发了一通感慨：“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只君子，抑可谓贤矣。”宋濂为何成了死囚?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
1.正月初六，丞相胡惟庸以图谋造反的名义，被朱元璋下令处死。朝廷开始清理胡惟庸党，受到牵连的官员有一万五千多人。
2.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宣布废除中书省的建置。中书省是宰相衙门。从此，终明一朝，再没有宰相之设，皇帝直接管理六部。
3.二月十一日，朱元璋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到北平就藩，朱棣被封为燕王，王府设在北平。
4.五月二十日，朱元璋命令翰林院儒臣编辑历代诸王、大臣、宦官中违法叛逆的共计二百一十二人的劣迹，编成《臣戒录》一书，颁发给朝廷内外各级官员，要他们以此为警戒。
5.十月二十一日，退休在浦江老家怡养天年的宋濂被押送到南京，送进诏狱拘禁。
曾是朱元璋最为宠信的天下文臣之首，为何变成了阶下囚呢?这一突来的变故起因在宋濂的长孙宋慎身上。关于此，《明通鑑》上只记载了一句：“慎坐胡惟庸党被诬，与濂季子璲俱下狱死。”此处称璲为季子，即为小儿子。而《明史·宋濂传》中又说：“仲子璲最知名，字伯珩，善诗，尤工书法。”宋濂在《致政谢恩表》中又道：“次子燧擢中书舍人。”三处记载不一。若以宋濂之说为准，则次子宋燧与季子宋璲并非一人。被朱元璋杀掉的应是季子宋璲而非诗人书法家宋燧。
《明通鑑》与《明史》均记载清楚，言“坐胡惟庸党被诬。”既然是被诬，就是冤假错案。胡惟庸党一万五千余人，其中被诬的恐怕不在少数。朱元璋拿胡惟庸说事儿，借机排除异己，整肃官场。整个洪武十三年，京城一直陷在恐怖气氛中。由于宋慎，他的叔父宋璲也受到牵连，叔侄二人双双杖杀于狱中。朱元璋还嫌不解气，又把宋濂抓了起来。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朝中大臣都记得，洪武九年六月十九日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天，六十七岁高龄的宋濂被朱元璋任命为学士承旨，这是文官中最高的职衔。几天后，又任命宋璲为中书舍人，宋慎为仪礼序班。祖孙三代，均成为御前近臣，真可谓有明一代最为显赫的“文官第一家庭”。任命官职的那一天，朱元璋笑着对宋濂说：“爱卿为朕教育太子、诸王，朕也教育爱卿的子孙。”
这话说了不过三年，朱元璋就亲手将宋濂的爱子爱孙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他也对宋濂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听说要处死宋濂，第一个反对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他找父皇求情，希望能赦免宋濂。任凭朱标怎么流泪，甚至以死相抗，朱元璋都不为所动。消息传到了朱元璋原配夫人马皇后的耳朵里。她连忙在朱元璋面前进谏：“平常百姓人家，为孩子请一个先生执教，还要按照礼教善始善终，何况是天子家里。宋先生住在浦江老家，怎么知道孙子在京城的事。还望皇上保全宋先生的性命。”朱元璋仍不为所动。正好那天马皇后侍候朱元璋饮食。两人吃饭时，马皇后既不陪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马皇后为何什么都不吃。马皇后恻然说道：“我吃斋是为了替宋先生积德修福呢。”听了这句话，朱元璋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下达命令赦免宋濂死罪，让他全家离开浦江，迁往偏远的四川茂州安置。
第二天，宋濂从死牢中放出，在锦衣卫的押解下回到浦江。带着余下的家人，以待罪之身，凄凄惶惶地踏上前往茂州的路。
一年后，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死在迁谪的中途夔州。
对于突遭的横祸，宋濂始终不置一词。晚年的刘伯温，身陷困厄，还时时借景生情发点牢骚。宋濂却甘愿做哑巴，洋洋洒洒四巨册的《宋濂全集》，找不到只言片语述说此事。哪怕连隐喻、暗示都没有。他讥刺白居易不懂臣道，所以借老妓女的沦落以自况。没想到，他的下场比白居易更惨，但他修炼到家，坚决奉行逆来顺受的策略。
看了刘伯温的下场，可以流泪。看了宋濂的下场，却是泪也流不出来了。
是谁污了残书
检视宋濂的一生，他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他五十岁出仕之前，在故乡收徒授课的那段光阴。孤灯之下，砥砺学问，山中岁月，书本娱心。他写过一首《长白山居图》：
满地风云称隐居，
燕泥污我读残书。
五更风急鸟声散，
时有隔花来卖鱼。
何等适意，又何等悠闲。污了宋濂残书的，不应该是燕泥，而是朱元璋。
如果在开国皇帝中挑选大老粗，首选人物必是朱元璋。但就是这么一位粗人，居然仿效屈原的骚体，写下一首《醉学士诗》：
西风飒飒兮金张，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
为斯悦兮再酌，弄清波兮水光。
玉海盈而馨透，泛琼斝兮银浆。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诗中提到的宋生，便是侍讲学士宋濂，侍讲就是皇帝的老师。
朱元璋为何要为宋濂写这首诗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洪武八年的八月中旬，江南已是一片醇厚的秋色。朱元璋心情大好，便率领一班词臣登上京城西北狮子山上的阅江楼。面对川流不息的大江，有人呈上尹程创作的《秋水赋》给他看。他玩味一番，觉得尹程的文章虽对景生情，但言不契道。便决定自己另起炉灶重写一篇《秋水赋》，以纠正尹程的谬误。这位朱皇帝说干就干，不消半日，就像泥瓦匠砌墙似的砌出一篇赋来。朱元璋自我感觉良好，便让侍候的大臣们唱和。既毕，还在兴头儿的朱元璋，又在阅江楼设宴款待。席间，他拿着大酒杯要宋濂喝酒，宋濂谦卑推让说：“臣不胜酒力。”朱元璋哪会不知道宋濂不会喝酒?但他就是想看看宋濂醉酒后是个什么样子，于是说道：“不会喝酒，畅饮一次又何妨?”宋濂再不敢推辞，于是被朱元璋连灌了三大杯，当时就醉倒在地不醒人事。在场的御医又是扎针灸，又是灌醒酒汤。宋濂几番呕吐才缓过劲儿，稍能动弹，便挣扎着给朱元璋磕头，诚惶诚恐说道：“臣狼狈造次，有污圣目，望皇上恕罪。”看着面前这位已经六十六岁的老臣局促不安的窘态，朱元璋只觉得心里头爽得很。于是，下令笔墨伺侯，写下了这首《醉学士诗》。其时，距刘伯温去世不过四个月。
刘伯温未死之前，朱元璋警惕之心，搁在那位神机妙算的高人身上。刘老秀才咽了气儿，朱元璋便觉得眼前这位书呆子宋濂，也不可掉以轻心。
宋濂为何改变了不当官的主张
宋濂是金华潜溪人，后迁往浦江居住。他比刘基大一岁。在元朝没有出仕为官。元至正中期，就是刘伯温出任浙江学政之时，也有人举荐宋濂出任元朝翰林院编修。他以双亲大人年迈需要颐养为由，辞不赴任，并住进家乡的龙门山十余年。期间著书立说，收徒授课，声名播于遐迩。
1360年的旧历三月初一，在建康(当时叫建康)的明王府，朱元璋接见了“浙东四杰”。其时朱元璋在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几股军事势力的征战中，均处上风。虽然天下未定，朱元璋却早已蓄下了问鼎帝座的雄心。所以，尽管战事频仍，他仍不忘网罗人才。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受到他的礼聘来到建康，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四个人都非等闲之辈。有一次，朱元璋问陶安：“这四个人和你相比怎么样?”陶安回答说：“若论出谋划策，臣不如刘基；论文才学问，臣不如宋濂；至于治理百姓的才能，臣又比不上章溢和叶琛。”听了这番话，朱元璋对浙东四杰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宋濂来到建康见朱元璋时，已经五十一岁。在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元末之际，这已是标准的暮年了。五十岁前，宋濂无意出仕为官。辞掉元顺帝要他担任翰林侍讲的诏命，便是一个明证。但他这一次为何改变初衷呢?大概是以下三件事情对他的触动：
第一件事，朱元璋打下婺州后，就下令禁酒，更不准酿酒。不久，他的爱将胡大海的儿子私自酿酒被人举报，朱元璋立即下令将胡公子逮捕并下令处死。这时，有人劝说朱元璋不要这样做，因为胡大海正在前线对元兵作战，若将他惟一的儿子杀掉，恐怕会让胡大海临阵倒戈。朱元璋说：“我宁肯胡大海背叛我，也决不允许有人破坏我的指令。”他毫不通融，将胡大海的独生子斩首示众。
第二件事，婺州城中，有一个叫曾氏的女人，自称精通天文地理，对一些自然灾害和一些偶发的异常事乱加解释，蛊惑人心。婺州城中的人都很信她，认为曾氏是麻姑下凡。朱元璋听说后，派兵士将曾氏抓起来当众处死。
第三件事，婺州城打下来的第三天，朱元璋就下令恢复郡学。因为兵荒马乱，郡学已经解散了好几年，朱元璋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教育，使久违的读书声又在婺州城中响起。
第一件事证明了朱元璋的“言必信，行必果”；第二件事证明了他的“治难需用重典”的狠劲儿；第三件事证明了他的“重在教化”的贤君风范。目睹和经历了这三件事。宋濂这才下定决心投奔朱元璋。他同刘基一样，认准了朱元璋是个再造乾坤的真命天子。与其抗命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倒不如跟着他做一点进贤修德的工作。
宋濂的洗脑工程
明代的翰林院，为皇上执政服务的思想库。翰林院是各类社科人才的管理机构。人才都是从进士中选拔。凡选中的人，称为馆选。民间叫点翰林。翰林院官职甚多，搞研究工作的，叫检讨；替皇上起草文件的，叫待诏；给皇上讲课的，叫侍讲……在这些官位上干得好的，升格为学士。有了学士的资格，才能充当皇上或者太子的老师。皇上的老师叫太师或者太傅；太子的老师叫太子太师或太子太傅。到了这个级别，就可称为天下的文坛领袖了。朱元璋一朝，似乎没有任命过太师与太傅。宋濂最高的头衔是太子太傅，这也是洪武朝中惟独的一个。宋濂当了十几年的太子太傅，他同时教两个人，一是朱元璋，二是太子朱标。
宋濂的性格有点“迂”，或者说有点“倔”。他每次进讲或进言，都不看朱元璋脸色，而讲他认为应该讲的道理。有一次，朱元璋在端门口升座，把宋濂找来，要他讲《黄石公三略》。读过《汉书·张良传》的人，都知道黄石公这个神秘人物。正是他传了一部兵书给张良，使张良能够辅佐刘邦获得天下。朱元璋不止一次对人说：“基，吾之子房也。”他认为刘伯温就是他的张良。奇怪的是，关于黄石公的事，他不去请教刘伯温，却叫宋濂来回答。
宋濂看出朱元璋一直对奇书秘籍感兴趣。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于是拱手答道：“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宋濂认为有利于社稷的正宗学问还是儒学，学不好儒学，便找不到治国的根本。
以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性格，能够在治国理念上听从宋濂的建议，实属不易。朱元璋特别迷信。他立国第二年，南京钟山上屡降甘露，有人说这是祥瑞，是真命天子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的表现。朱元璋非常高兴，便命令群臣写《甘露赋》以颂其事。宋濂却一本正经地对朱元璋说：“受命不在于天，在于人。休符不在于祥，在于此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朱元璋被扫了兴头。于是请宋濂讲《春秋左氏传》。宋濂说：“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大凡开国之君，起于行伍，屡经杀伐，嗜血成性。宋濂数年来始终如一向朱元璋讲述一个“仁”字，可谓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洗脑工程。政治家讲成功，思想家讲操守；政治家看效果，思想家看风气。这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差别。
总体说来，宋濂长期的游说还是起到了作用。朱皇帝接受了仁治思想，而仁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朱元璋称宋濂为贤人
宋濂自1360年投奔朱元璋之后，一直呆在朱元璋身边“备顾问之职”，只是在1367年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年。洪武二年即1370年还朝，被朱元璋任命为编纂元史的总裁官。书成后，升为翰林院学士。
但是，当上翰林院学士后，宋濂也有两次贬官的经历。
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因为有一次早朝迟到，被朱元璋训斥，降为编修。第二年，又因为没有及时就考祀孔子的礼仪向朱元璋上奏，再次贬谪为安远知县。用今天的官职作比较，等于是从正部级干部一贬为厅级，二贬为处级。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人苛严，再信任的人，只要犯下一点点过错，也必严惩。
一来是宋濂的天性使然，二来他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成为朱元璋的禁臣之后，宋濂谨小慎微到了极致。他每日到禁城上班，散班时，绝不带走一张纸片。朱元璋分封有功之臣，何者为王，何者为侯，什么人可当什么官，惟独只找宋濂一个人商量。那段时间，朱元璋与宋濂同宿大本堂，讨论通宵达旦。直到结果宣布之前，外人无从猜测。因此，宋濂知道的朝廷的机密最多，参与的决策也最多。《明史·宋濂传》说到这一段，只有一句话：“濂力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但究竟采用了哪些汉唐故实，又如何“量其中”，则语焉不祥。个中秘密，只有朱元璋与宋濂两人知道。两人一死，就谁也不知道了。
宋濂既居密笏之地，又是近侍重臣，很多人便想与他套近乎。但他和任何人都不表现出特别亲热。有人登门造访，千方百计想从他嘴中探得一点朱皇帝的口风，他都笑而不答。但他也从不会利用与朱元璋的关系而臧否人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大臣，给朱元璋上了一份“万言书”，指斥时政，将朱元璋激怒而被打入诏狱。廷议时，宋濂不顾朱元璋的反感，为茹太素讲了一番好话。朱元璋一反苛严常态，当着众位大臣的面，发了一通感慨：“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只君子，抑可谓贤矣。”宋濂为何成了死囚?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
1.正月初六，丞相胡惟庸以图谋造反的名义，被朱元璋下令处死。朝廷开始清理胡惟庸党，受到牵连的官员有一万五千多人。
2.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宣布废除中书省的建置。中书省是宰相衙门。从此，终明一朝，再没有宰相之设，皇帝直接管理六部。
3.二月十一日，朱元璋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到北平就藩，朱棣被封为燕王，王府设在北平。
4.五月二十日，朱元璋命令翰林院儒臣编辑历代诸王、大臣、宦官中违法叛逆的共计二百一十二人的劣迹，编成《臣戒录》一书，颁发给朝廷内外各级官员，要他们以此为警戒。
5.十月二十一日，退休在浦江老家怡养天年的宋濂被押送到南京，送进诏狱拘禁。
曾是朱元璋最为宠信的天下文臣之首，为何变成了阶下囚呢?这一突来的变故起因在宋濂的长孙宋慎身上。关于此，《明通鑑》上只记载了一句：“慎坐胡惟庸党被诬，与濂季子璲俱下狱死。”此处称璲为季子，即为小儿子。而《明史·宋濂传》中又说：“仲子璲最知名，字伯珩，善诗，尤工书法。”宋濂在《致政谢恩表》中又道：“次子燧擢中书舍人。”三处记载不一。若以宋濂之说为准，则次子宋燧与季子宋璲并非一人。被朱元璋杀掉的应是季子宋璲而非诗人书法家宋燧。
《明通鑑》与《明史》均记载清楚，言“坐胡惟庸党被诬。”既然是被诬，就是冤假错案。胡惟庸党一万五千余人，其中被诬的恐怕不在少数。朱元璋拿胡惟庸说事儿，借机排除异己，整肃官场。整个洪武十三年，京城一直陷在恐怖气氛中。由于宋慎，他的叔父宋璲也受到牵连，叔侄二人双双杖杀于狱中。朱元璋还嫌不解气，又把宋濂抓了起来。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朝中大臣都记得，洪武九年六月十九日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天，六十七岁高龄的宋濂被朱元璋任命为学士承旨，这是文官中最高的职衔。几天后，又任命宋璲为中书舍人，宋慎为仪礼序班。祖孙三代，均成为御前近臣，真可谓有明一代最为显赫的“文官第一家庭”。任命官职的那一天，朱元璋笑着对宋濂说：“爱卿为朕教育太子、诸王，朕也教育爱卿的子孙。”
这话说了不过三年，朱元璋就亲手将宋濂的爱子爱孙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他也对宋濂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听说要处死宋濂，第一个反对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他找父皇求情，希望能赦免宋濂。任凭朱标怎么流泪，甚至以死相抗，朱元璋都不为所动。消息传到了朱元璋原配夫人马皇后的耳朵里。她连忙在朱元璋面前进谏：“平常百姓人家，为孩子请一个先生执教，还要按照礼教善始善终，何况是天子家里。宋先生住在浦江老家，怎么知道孙子在京城的事。还望皇上保全宋先生的性命。”朱元璋仍不为所动。正好那天马皇后侍候朱元璋饮食。两人吃饭时，马皇后既不陪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马皇后为何什么都不吃。马皇后恻然说道：“我吃斋是为了替宋先生积德修福呢。”听了这句话，朱元璋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下达命令赦免宋濂死罪，让他全家离开浦江，迁往偏远的四川茂州安置。
第二天，宋濂从死牢中放出，在锦衣卫的押解下回到浦江。带着余下的家人，以待罪之身，凄凄惶惶地踏上前往茂州的路。
一年后，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死在迁谪的中途夔州。
对于突遭的横祸，宋濂始终不置一词。晚年的刘伯温，身陷困厄，还时时借景生情发点牢骚。宋濂却甘愿做哑巴，洋洋洒洒四巨册的《宋濂全集》，找不到只言片语述说此事。哪怕连隐喻、暗示都没有。他讥刺白居易不懂臣道，所以借老妓女的沦落以自况。没想到，他的下场比白居易更惨，但他修炼到家，坚决奉行逆来顺受的策略。
看了刘伯温的下场，可以流泪。看了宋濂的下场，却是泪也流不出来了。
是谁污了残书
检视宋濂的一生，他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他五十岁出仕之前，在故乡收徒授课的那段光阴。孤灯之下，砥砺学问，山中岁月，书本娱心。他写过一首《长白山居图》：
满地风云称隐居，
燕泥污我读残书。
五更风急鸟声散，
时有隔花来卖鱼。
何等适意，又何等悠闲。污了宋濂残书的，不应该是燕泥，而是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