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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将其真实人生与金钱的纠葛不自觉地投射到短篇小说集《传奇》的金钱书写当中。经历了沦陷区上海飞涨的物价造成的物资短缺以及在返沪之前经历过港战的张爱玲能敏锐地觉察到物价起伏背后潜藏的社会动乱和人们内心的惶惑不安，这使得《传奇》中具体数字的金钱书写频频指向物价。与双亲因金钱失和造成的心灵创伤使得《传奇》文本中屡次出现因金钱暴露自私本性的父母形象。喜爱物质和都市文明的张爱玲将这种特质赋予笔下的女性主人公，这使得金钱在《传奇》文本中对于女性情感选择有重要推力。
关键词：《传奇》 金钱 投射 缘起
一、物价飞涨与惶惑不安
从表现形式来看，《传奇》中的金钱书写常以精确的数字直接显现，为人物活动提供了背景，但是这背景着重呈现的是1937年上海沦陷后，普通人所遭遇的物价飞涨和经济紧张的困窘局面。比如《留情》中，敦凤给杨老太太说如今“栗子论颗卖”a；《桂花蒸·阿小悲秋》中丁阿小在沦陷区的上海做保姆“三千块钱一个月，光是吃也不够”b；相比普通人，1943年底已经成为上海滩最红作家的张爱玲即使稿费丰厚，但在飞涨的物价面前也不值一提。上海的物价“以1936年为基期，从1937年6月的115.0上涨至1945年8月的9740247.7，即上涨约84800倍，其中以米价而论，从1937年6月的11.3元涨至1945年8月的150万元，即上涨约132700倍，比物价指数还要高出50%以上”c。笔名为啼红的作者在小报上发表文章，“《天地》月刊与贵族血统之女作家一人有约， 月致酬五千金， 而女作家供给《天地》之稿， 则平均每期总不出五千字 （闻《天地》稿挤而篇幅有限，编者不欲多刊长稿） ，是千字之酬已逾千金”d。 若将稿费与物价对比，千金之酬也难抵万元米价。飞涨的物价给张爱玲的实际生活也造成了困扰，1943年12月的《天地》月刊第三期刊载了她的一篇文章《公寓生活记趣》，此文开篇便说：“……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e
张爱玲在《传奇》中书写的金钱形式多次指向高物价不仅因为她在沦陷区的确遭受了物价飞涨，降低了生活质量。在返沪之前经历过港战的张爱玲，也敏锐地觉察到物价飞涨导致了普通人的惶惑不安。《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丁阿小难以承受孩子的教育支出，“学费加得不得了，此外这样那样许多花头，单只做手工，红绿纸金纸买起来就吓人”f。《等》一文中童太太费尽心思花钱将丈夫从监狱救出，但是她的丈夫却说：“谁叫你救我出来？拿钱不当钱，花了这么些，我在里面蛮好的。”g社会的经济状况是政治现状的直接反应，飞涨的物价之下涌动的是时局动乱的暗流，时人愿意待在监狱，都比在这世道快活。张爱玲之所以对社会的失序感和潜藏的危机感有敏锐的直觉，这与她于194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恰好经历了港战不无关系，宋明炜曾论：“至于这场战争在她心理上的影响，整整一本《传奇》，哪一篇小说都脱不掉它的影响。”h张爱玲在《烬余录》一篇中记叙了自己在“围城”十几日的遭遇：防空洞总挤满了人，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来喂养手下，而她“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i。在经历过朝不保夕的恐惧后，张爱玲选择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慰藉，“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 0丰盈的物质生活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保障，是在乱世中的踏实之物，能抚慰心灵的创伤。而彼时上海虽未发生激烈的炮火，但世道早已混乱不堪。《传奇》中具象的金钱数字显示的物价飞涨只是表象的能指（signifier），以此角度投射乱世中的人心才是真正的所指（signified），这也是张爱玲日常叙述的技巧。她并不似大多数写实小说将沦陷区上海的背景大肆渲染，甚至变成前景，她只是强调这背景中的物价，由此建构一个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传奇”。
二、自私双亲与内心创伤
从具体作用来看，《传奇》中人物鲜明的形象离不开金钱话语的塑造和推动。金钱的力量常作用于主人公的双亲，对于金钱的算计暴露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本质，与其光鲜的表面截然相反，丑父惡母形象跃然纸上。《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整日与后母卧在烟榻前抽大烟，在烟榻上询问儿子有没有交学费后，与后母一唱一和，不仅说“没那个闲钱”给传庆请家庭教师补习英文，还用金钱对传庆进行精神打击；《花凋》中川嫦的父亲郑先生表面上是一个“带点名士派”的人，但是他不愿给女儿上学投资，自己却过着体面、有鸦片有女人的生活。张爱玲笔下父亲的形象与其父张志沂有高度重合之处，张志沂是晚清遗少，原本依靠祖上的遗产可衣食无忧，但由于喝花酒抽大烟导致经济紧张。张爱玲与张志沂因金钱所起的冲突与文本中父亲与子女因金钱所起的矛盾也有众多契合之处。张爱玲向张志沂要学费得不到回应，产生冲突时打女儿，在张爱玲病重时父亲也不管不顾，这些往事都被张爱玲记录在《童言无忌》《私语》两篇散文中，内容翔实，细节明晰。《童言无忌》中张爱玲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对于金钱的喜爱以及享受金钱自给自足的乐趣，她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1张爱玲使用了“我不能够忘记”这样的字眼来描绘向父亲要钱却许久得不到回应的尴尬场面，可见这件事对自尊敏感的张爱玲来说影响之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写道：“坚持我姐姐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承担。”！ 2但张爱玲在1937年从圣玛利亚毕业后提出想要出国留学的想法被父亲拒绝了，再加上继母的挑拨，引得张父对其大打出手。关于被打的前后经过张爱玲在《私语》里详细描述过，她被父亲囚禁在家，准备逃跑时却生了严重的痢疾，张父也不肯为她请医生。张父之所以拒绝让张爱玲出国留学，根本原因还是经济拮据，“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日常吸鸦片的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让姐姐出国”！ 3。
关键词：《传奇》 金钱 投射 缘起
一、物价飞涨与惶惑不安
从表现形式来看，《传奇》中的金钱书写常以精确的数字直接显现，为人物活动提供了背景，但是这背景着重呈现的是1937年上海沦陷后，普通人所遭遇的物价飞涨和经济紧张的困窘局面。比如《留情》中，敦凤给杨老太太说如今“栗子论颗卖”a；《桂花蒸·阿小悲秋》中丁阿小在沦陷区的上海做保姆“三千块钱一个月，光是吃也不够”b；相比普通人，1943年底已经成为上海滩最红作家的张爱玲即使稿费丰厚，但在飞涨的物价面前也不值一提。上海的物价“以1936年为基期，从1937年6月的115.0上涨至1945年8月的9740247.7，即上涨约84800倍，其中以米价而论，从1937年6月的11.3元涨至1945年8月的150万元，即上涨约132700倍，比物价指数还要高出50%以上”c。笔名为啼红的作者在小报上发表文章，“《天地》月刊与贵族血统之女作家一人有约， 月致酬五千金， 而女作家供给《天地》之稿， 则平均每期总不出五千字 （闻《天地》稿挤而篇幅有限，编者不欲多刊长稿） ，是千字之酬已逾千金”d。 若将稿费与物价对比，千金之酬也难抵万元米价。飞涨的物价给张爱玲的实际生活也造成了困扰，1943年12月的《天地》月刊第三期刊载了她的一篇文章《公寓生活记趣》，此文开篇便说：“……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e
张爱玲在《传奇》中书写的金钱形式多次指向高物价不仅因为她在沦陷区的确遭受了物价飞涨，降低了生活质量。在返沪之前经历过港战的张爱玲，也敏锐地觉察到物价飞涨导致了普通人的惶惑不安。《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丁阿小难以承受孩子的教育支出，“学费加得不得了，此外这样那样许多花头，单只做手工，红绿纸金纸买起来就吓人”f。《等》一文中童太太费尽心思花钱将丈夫从监狱救出，但是她的丈夫却说：“谁叫你救我出来？拿钱不当钱，花了这么些，我在里面蛮好的。”g社会的经济状况是政治现状的直接反应，飞涨的物价之下涌动的是时局动乱的暗流，时人愿意待在监狱，都比在这世道快活。张爱玲之所以对社会的失序感和潜藏的危机感有敏锐的直觉，这与她于194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恰好经历了港战不无关系，宋明炜曾论：“至于这场战争在她心理上的影响，整整一本《传奇》，哪一篇小说都脱不掉它的影响。”h张爱玲在《烬余录》一篇中记叙了自己在“围城”十几日的遭遇：防空洞总挤满了人，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来喂养手下，而她“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i。在经历过朝不保夕的恐惧后，张爱玲选择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慰藉，“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 0丰盈的物质生活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保障，是在乱世中的踏实之物，能抚慰心灵的创伤。而彼时上海虽未发生激烈的炮火，但世道早已混乱不堪。《传奇》中具象的金钱数字显示的物价飞涨只是表象的能指（signifier），以此角度投射乱世中的人心才是真正的所指（signified），这也是张爱玲日常叙述的技巧。她并不似大多数写实小说将沦陷区上海的背景大肆渲染，甚至变成前景，她只是强调这背景中的物价，由此建构一个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传奇”。
二、自私双亲与内心创伤
从具体作用来看，《传奇》中人物鲜明的形象离不开金钱话语的塑造和推动。金钱的力量常作用于主人公的双亲，对于金钱的算计暴露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本质，与其光鲜的表面截然相反，丑父惡母形象跃然纸上。《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整日与后母卧在烟榻前抽大烟，在烟榻上询问儿子有没有交学费后，与后母一唱一和，不仅说“没那个闲钱”给传庆请家庭教师补习英文，还用金钱对传庆进行精神打击；《花凋》中川嫦的父亲郑先生表面上是一个“带点名士派”的人，但是他不愿给女儿上学投资，自己却过着体面、有鸦片有女人的生活。张爱玲笔下父亲的形象与其父张志沂有高度重合之处，张志沂是晚清遗少，原本依靠祖上的遗产可衣食无忧，但由于喝花酒抽大烟导致经济紧张。张爱玲与张志沂因金钱所起的冲突与文本中父亲与子女因金钱所起的矛盾也有众多契合之处。张爱玲向张志沂要学费得不到回应，产生冲突时打女儿，在张爱玲病重时父亲也不管不顾，这些往事都被张爱玲记录在《童言无忌》《私语》两篇散文中，内容翔实，细节明晰。《童言无忌》中张爱玲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对于金钱的喜爱以及享受金钱自给自足的乐趣，她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1张爱玲使用了“我不能够忘记”这样的字眼来描绘向父亲要钱却许久得不到回应的尴尬场面，可见这件事对自尊敏感的张爱玲来说影响之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写道：“坚持我姐姐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承担。”！ 2但张爱玲在1937年从圣玛利亚毕业后提出想要出国留学的想法被父亲拒绝了，再加上继母的挑拨，引得张父对其大打出手。关于被打的前后经过张爱玲在《私语》里详细描述过，她被父亲囚禁在家，准备逃跑时却生了严重的痢疾，张父也不肯为她请医生。张父之所以拒绝让张爱玲出国留学，根本原因还是经济拮据，“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日常吸鸦片的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让姐姐出国”！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