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上没有能够catch up，经济增长也就很难做到“赶超”。
美国电影《不眠西雅图》的问世并引起轰动之后，西雅图市的市长要求城市灯光彻夜不熄，因而西雅图自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但是，与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不同，西雅图人其实是早早入睡的。这也和美国其他都市人如纽约人习惯于享受夜生活的生活方式有所差异。不难观察到的是，西雅图人早睡是为了早起。
我在西雅图有过几次凌晨赶飞机的经历，刚刚五六点钟的时间，高速公路上便开始了车水马龙的竞赛，机场内外更是不堪拥挤。我曾经向美国朋友请教过，西雅图人何以如此早睡早起，回答是为了赶上东部的生活节奏，无论就传统形成的习惯而言，还是就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言。
赶早的西雅图人，搭飞机的是为了在白天赶到东部，以便能够工作;不搭飞机的则是要直接与东部的经济活动接轨，比如说纽约股票交易所是按照东部时间开盘、歇盘的，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家们也是按照东部时间发表讲话、发布新闻和进行辩论的。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最早在美国东部地区形成，以致一个一体化的国家，一切活动都要以那里的时间和节拍为准。用美国人的语言说，这叫作catch-up。这个词组当作动词使用时，恰好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谓的“赶超”。
西雅图是华盛顿州名气最大的城市，位于美国本土的西北角，大抵上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处的位置相类似。其实，中国地域广阔，由东至西也跨越了五个时区，乌鲁木齐就比北京晚两个小时。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实行以北京时间为准的统一时区制，而放弃了考虑地理位置造成的时间的自然属性。但是，进一步的不同由此产生：与美国大陆分不同时区，人们却在实际生活中追赶经济中心的时间表不一样，虽然中国的时钟是大一统的，人们却按照自然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上没有能够catch up，经济增长也就很难做到“赶超”。
从认识时间到度量时间、掌握时间、形成时间文化，从观察昼夜交替、春去秋来，到利用日晷、水钟，直到发明机械钟，进入数字化计时时代，人类与时间及其计量的关系史就是一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历史。随着计时工具越来越摆脱自然流逝的方式，形成独立和周而复始的钟摆运动，时间计量也就越来越精确，由此出现两个新的事物。
第一个事物是权威，不仅是政治的权威，更是经济的权威。一个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的真实含义就是其作为时间标准的地位，而其他地区与经济中心的一体化，也是指这些地区对该中心时间的尊重和遵循。第二个事物是生产率。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指出的：“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有了精确计量时间的手段，时间便成为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用时间来度量生产效率就成为必要。
据考证，一致认同的时间起源于火车时刻表的统一。即便到了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英国各地仍然使用自己的时间，因此，最早在1784年出现的具有时刻表的马车载运服务，只能标明出发时间而无法确定到达时间。直到1847年，各家从事火车载运业务的公司才聚集在一起，达成了以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的火车时刻表。随后，在各行各业纷纷仿效的情况下，1880年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把格林威治时间定为法定的统一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
不同的时间概念和观念表征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属的经济发展阶段。
早在5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就学会了计量时间。但真正意义上的钟表（机械钟），是在13世纪地中海国家发明的。从机械技术上讲，西方国家垄断机械钟的制造长达300年之久;而從精确度来讲，这些国家占据了更为长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西方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致任何试图赶超的国家，都需要“对表”——借鉴先行者的科学、技术、生产方法、观念、文化，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包括照搬其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许多在近代落伍的民族，都有过拒绝“对表”的教训。
例如，封建帝制时期的中国，朝廷和官员们把西方传进来的时钟看作是奇技淫巧，仅仅将其当作玩物赏玩，却绝不打算学习其制造技术。伊斯兰国家企图模仿时钟的制造，却将其仅仅用于祈祷时间的规定，从未尝试用于公众目的。这些国家错过了“对表”或赶超的机会，携自身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反而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估计，在整个18世纪，中国还保持着比欧洲高的GDP增长率，而从那以后便愈益衰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GDP增长率一直为负数。
有人曾经在31个国家进行过一项题为“生活步调”的比较研究，使用“在城市人行道上的行走速度”、“邮局职员售出一枚普通邮票的速度”和“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衡量人们的生活节奏。该研究最后以“时间的地理分布”为题发表，荣膺生活步调最快头衔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瑞士、爱尔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被认为生活步调最慢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萨尔瓦多、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美国名列第16位，恰好居了个中游。人类学家在特利尼达观察发现，如果一个聚会计划在傍晚6点钟开始，人们只有到了6点45或者7点才会露面，并且不无自豪地说：“任何时间都是特利尼达时间。”
拒绝“对表”，意味着顽固地保持自己落后的时间价值观，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经济稳态。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不能形成并积累起进行赶超所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诸如科学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生育观念、市场制度、投资环境等等。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其含义就是面对现实，承认经济与技术上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对表”。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WTO，则进一步把自己的时间表置于国际法的框架内给予规范，以更加准确的时间作为参照系。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落后地区需要在技术、体制、市场发育程度，乃至生活节奏等诸多方面赶上发达地区的钟点。
波音公司至少是与微软齐名的大企业，曾经把总部设在西雅图。然而，尽管西雅图市长、华盛顿州长和当地老百姓一再挽留，波音公司总部还是义无反顾地迁到了芝加哥。公司老总解释说，把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超级企业设在这个天涯一隅，实在是不方便生意。仅仅从这里飞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就需要6个小时。作为如此庞大企业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进行15次这样的旅行，加上时差，每次耽误的实际时间和虚拟时间竟需要10个小时。
无论是离去的还是留下的西雅图人，无论是比尔?盖茨一类的名人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其匆匆行色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不对表是不可能catch up的。
美国电影《不眠西雅图》的问世并引起轰动之后，西雅图市的市长要求城市灯光彻夜不熄，因而西雅图自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但是，与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不同，西雅图人其实是早早入睡的。这也和美国其他都市人如纽约人习惯于享受夜生活的生活方式有所差异。不难观察到的是，西雅图人早睡是为了早起。
我在西雅图有过几次凌晨赶飞机的经历，刚刚五六点钟的时间，高速公路上便开始了车水马龙的竞赛，机场内外更是不堪拥挤。我曾经向美国朋友请教过，西雅图人何以如此早睡早起，回答是为了赶上东部的生活节奏，无论就传统形成的习惯而言，还是就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言。
赶早的西雅图人，搭飞机的是为了在白天赶到东部，以便能够工作;不搭飞机的则是要直接与东部的经济活动接轨，比如说纽约股票交易所是按照东部时间开盘、歇盘的，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家们也是按照东部时间发表讲话、发布新闻和进行辩论的。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最早在美国东部地区形成，以致一个一体化的国家，一切活动都要以那里的时间和节拍为准。用美国人的语言说，这叫作catch-up。这个词组当作动词使用时，恰好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谓的“赶超”。
西雅图是华盛顿州名气最大的城市，位于美国本土的西北角，大抵上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处的位置相类似。其实，中国地域广阔，由东至西也跨越了五个时区，乌鲁木齐就比北京晚两个小时。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实行以北京时间为准的统一时区制，而放弃了考虑地理位置造成的时间的自然属性。但是，进一步的不同由此产生：与美国大陆分不同时区，人们却在实际生活中追赶经济中心的时间表不一样，虽然中国的时钟是大一统的，人们却按照自然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上没有能够catch up，经济增长也就很难做到“赶超”。
从认识时间到度量时间、掌握时间、形成时间文化，从观察昼夜交替、春去秋来，到利用日晷、水钟，直到发明机械钟，进入数字化计时时代，人类与时间及其计量的关系史就是一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历史。随着计时工具越来越摆脱自然流逝的方式，形成独立和周而复始的钟摆运动，时间计量也就越来越精确，由此出现两个新的事物。
第一个事物是权威，不仅是政治的权威，更是经济的权威。一个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的真实含义就是其作为时间标准的地位，而其他地区与经济中心的一体化，也是指这些地区对该中心时间的尊重和遵循。第二个事物是生产率。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指出的：“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有了精确计量时间的手段，时间便成为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用时间来度量生产效率就成为必要。
据考证，一致认同的时间起源于火车时刻表的统一。即便到了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英国各地仍然使用自己的时间，因此，最早在1784年出现的具有时刻表的马车载运服务，只能标明出发时间而无法确定到达时间。直到1847年，各家从事火车载运业务的公司才聚集在一起，达成了以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的火车时刻表。随后，在各行各业纷纷仿效的情况下，1880年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把格林威治时间定为法定的统一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
不同的时间概念和观念表征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属的经济发展阶段。
早在5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就学会了计量时间。但真正意义上的钟表（机械钟），是在13世纪地中海国家发明的。从机械技术上讲，西方国家垄断机械钟的制造长达300年之久;而從精确度来讲，这些国家占据了更为长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西方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致任何试图赶超的国家，都需要“对表”——借鉴先行者的科学、技术、生产方法、观念、文化，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包括照搬其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许多在近代落伍的民族，都有过拒绝“对表”的教训。
例如，封建帝制时期的中国，朝廷和官员们把西方传进来的时钟看作是奇技淫巧，仅仅将其当作玩物赏玩，却绝不打算学习其制造技术。伊斯兰国家企图模仿时钟的制造，却将其仅仅用于祈祷时间的规定，从未尝试用于公众目的。这些国家错过了“对表”或赶超的机会，携自身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反而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估计，在整个18世纪，中国还保持着比欧洲高的GDP增长率，而从那以后便愈益衰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GDP增长率一直为负数。
有人曾经在31个国家进行过一项题为“生活步调”的比较研究，使用“在城市人行道上的行走速度”、“邮局职员售出一枚普通邮票的速度”和“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衡量人们的生活节奏。该研究最后以“时间的地理分布”为题发表，荣膺生活步调最快头衔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瑞士、爱尔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被认为生活步调最慢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萨尔瓦多、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美国名列第16位，恰好居了个中游。人类学家在特利尼达观察发现，如果一个聚会计划在傍晚6点钟开始，人们只有到了6点45或者7点才会露面，并且不无自豪地说：“任何时间都是特利尼达时间。”
拒绝“对表”，意味着顽固地保持自己落后的时间价值观，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经济稳态。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不能形成并积累起进行赶超所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诸如科学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生育观念、市场制度、投资环境等等。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其含义就是面对现实，承认经济与技术上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对表”。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WTO，则进一步把自己的时间表置于国际法的框架内给予规范，以更加准确的时间作为参照系。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落后地区需要在技术、体制、市场发育程度，乃至生活节奏等诸多方面赶上发达地区的钟点。
波音公司至少是与微软齐名的大企业，曾经把总部设在西雅图。然而，尽管西雅图市长、华盛顿州长和当地老百姓一再挽留，波音公司总部还是义无反顾地迁到了芝加哥。公司老总解释说，把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超级企业设在这个天涯一隅，实在是不方便生意。仅仅从这里飞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就需要6个小时。作为如此庞大企业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进行15次这样的旅行，加上时差，每次耽误的实际时间和虚拟时间竟需要10个小时。
无论是离去的还是留下的西雅图人，无论是比尔?盖茨一类的名人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其匆匆行色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不对表是不可能catch u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