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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是提高开放水平、提高国际化水平的一个窗口、一块试验田。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订自贸试验区条例不仅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措施和行动，也是完成国务院批准《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要求。
2019年8月，在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提请一审。这标志着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将被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并指导自贸试验区规范化发展。
体现内陆开放特色
2017年4月1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
建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重庆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机遇。
当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就组织调研组对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开展了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在调研时强调，一是要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加快实施，使各项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落实;二是要在实践中认真总结，思考自贸试验区条例;三是要借鉴其他省区市自贸试验区，特别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立法经验;四是政府要先出台规范性文件，在这个基础上再上升为政府行政规章，在行政规章的基础上再考虑立法。
“应当说，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两年来，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把政府行政规章和相关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时机已经成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认为。
综观此次提请一审的条例草案，最大亮点是专章对“内陆开放”进行了规定。
条例草案将完善贸易通道运营机制、建立国际物流枢纽、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协同发展、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加强成渝城市群合作等几个方面的创新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确保自贸试验区运行更顺畅。
如：在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方面，条例草案规定，自贸试验区应当建立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联动发展机制，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辐射政策，聚集高端科技要素和创新创业资源，探索区域科技合作新模式，建设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体系，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
再如：从加强成渝城市群的合作上，条例草案规定，自贸试验区应当建立与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开放通道与平台共建，加强市场有机融合，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对接共享。
刘学普表示，自贸试验区条例是一个标志性法规。制定条例是加快建设好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需要，更是重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作用”的需要。
在创新上继续挖潜
中央设立自贸试验区有其深远考量。每一个试验区的设立针对性都非常强，且必须为全国输送可供复制的经验。从这一角度讲，重庆的自贸试验区立法是在探索创新，没有经验可循。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在审议时说，要想有效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就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敢于突破。在制订条例时应坚持以下两项原则：一是自贸试验区应有先行先试的规定，制定的规则要有利于自贸试验区内便利化程度、专业性服务、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营造等，以便更好地提升效率和营造环境;二是自贸试验区虽不是一个行政区，但条例应对其授权，让自贸试验区能独立开展相应的行政、商务等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勇认为，条例草案主要就行政管理和机构协调作了规定，但未涉及研究领域。自贸试验区是先行先试的地方，必须加强研究，建议条例草案加入建立研究咨询机构的内容，并明确其职能职责。
“要处理好地方立法和国家政策性规定之间的关系。”付子堂委员表示，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重庆订立地方法规，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对此要注意两点：一要避免照搬政策性规定;二要在立法精神和内容上与总体方案保持统一。对于总体方案中的重要制度设计，地方立法一定要细化落实。例如：方案里有行政权责清单制度，下放经济管理权限、配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等机制，而条例草案对这些制度设计要么没有体现，要么细化不够。这些都需要修改。
此外，付子堂还谈到，评估试点政策实施情况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目前，条例草案第五十一条虽涉及到评估机制，但并未细化，建议加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的内容，并对综合性评估机制进行完善。
还有委员认为，条例草案第四条第二款“建立鼓励改革创新、宽容失败的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制”的规定过于笼统，对“宽容失败”界定比较模糊，建议加上一款：“在自贸试验区进行的创新存在失误、错误或者未实现预期目标，但是符合改革方向，决策程序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且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未恶意串通、未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予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
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看，大家普遍希望最终出台的条例能结合重庆实际有所创新，为“先行先试”提供保障。
为发展预留空间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将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重庆正好又处在重要节点之上。
“我们希望通过出台条例，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重庆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表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不仅仅只针对西部，而且是我国整体发展新战略。这一通道作为内在支撑，和“一带一路”共建相结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希望国家能加大投入，把设想变成现实。同时，重庆市在地方立法上也要敢于创新，为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未来发展助力。 無独有偶，重庆市全国人大代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8月16日至18日在重庆调研时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观大势、谋长远、抓落实，推动外交外事工作服务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充分依托重庆区位优势，深度挖掘外事历史资源，更好为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服务。
先行先试的探索性决定了《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前瞻性：虽是一项地方立法，却要对涉及国家事权的改革举措作出规定，要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类事项进行规范。这需要我们既要以法律规范固化各项先行先试措施，还要为今后制度创新留下空间;既要遵从国内的体系和制度，还要满足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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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条例
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把握了三点原则：一是预留制度创新空间，处理好改革的阶段性与法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对总体方案已经明确、具体举措相对成熟且可复制可推广的事项，在保留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予以修改完善;对改革创新还在持续深化的内容，通过“概括加列举”等表述方法，为未来的制度创新预留空间。二是科学厘定条款内容，把握好中央事权内容与地方事权内容的立法侧重点。对涉及国家事权的内容，从配合国家管理部门推进改革创新的角度进行规定;对涉及地方事权的事项，从深化自主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角度予以完善，体现改革的方向性，以发挥地方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三是抓住简政放权这个关键，积极为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法规实施三年多后，上海又启动法规修订工作。
条例修订充分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指标体系，反映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环节进行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上海营商环境综合竞争力。条例修订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推动对外开放压力测试，进一步形成试点经验。
同时，浦东拟出台自贸区投资者异议审查制度，投资者如认为浦东新区相关规范性文件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可以提出异议审查申请。
为充分体现自贸区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在政府综合监管方面，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展的“双告知”“双随机”等事关“放管服”的创新机制，也有可能写进新修订的条例中。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订自贸试验区条例不仅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措施和行动，也是完成国务院批准《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要求。
2019年8月，在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提请一审。这标志着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将被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并指导自贸试验区规范化发展。
体现内陆开放特色
2017年4月1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
建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重庆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机遇。
当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就组织调研组对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开展了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在调研时强调，一是要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加快实施，使各项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落实;二是要在实践中认真总结，思考自贸试验区条例;三是要借鉴其他省区市自贸试验区，特别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立法经验;四是政府要先出台规范性文件，在这个基础上再上升为政府行政规章，在行政规章的基础上再考虑立法。
“应当说，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两年来，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把政府行政规章和相关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时机已经成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认为。
综观此次提请一审的条例草案，最大亮点是专章对“内陆开放”进行了规定。
条例草案将完善贸易通道运营机制、建立国际物流枢纽、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协同发展、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加强成渝城市群合作等几个方面的创新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确保自贸试验区运行更顺畅。
如：在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方面，条例草案规定，自贸试验区应当建立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联动发展机制，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辐射政策，聚集高端科技要素和创新创业资源，探索区域科技合作新模式，建设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体系，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
再如：从加强成渝城市群的合作上，条例草案规定，自贸试验区应当建立与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开放通道与平台共建，加强市场有机融合，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对接共享。
刘学普表示，自贸试验区条例是一个标志性法规。制定条例是加快建设好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需要，更是重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作用”的需要。
在创新上继续挖潜
中央设立自贸试验区有其深远考量。每一个试验区的设立针对性都非常强，且必须为全国输送可供复制的经验。从这一角度讲，重庆的自贸试验区立法是在探索创新，没有经验可循。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在审议时说，要想有效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就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敢于突破。在制订条例时应坚持以下两项原则：一是自贸试验区应有先行先试的规定，制定的规则要有利于自贸试验区内便利化程度、专业性服务、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营造等，以便更好地提升效率和营造环境;二是自贸试验区虽不是一个行政区，但条例应对其授权，让自贸试验区能独立开展相应的行政、商务等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勇认为，条例草案主要就行政管理和机构协调作了规定，但未涉及研究领域。自贸试验区是先行先试的地方，必须加强研究，建议条例草案加入建立研究咨询机构的内容，并明确其职能职责。
“要处理好地方立法和国家政策性规定之间的关系。”付子堂委员表示，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重庆订立地方法规，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对此要注意两点：一要避免照搬政策性规定;二要在立法精神和内容上与总体方案保持统一。对于总体方案中的重要制度设计，地方立法一定要细化落实。例如：方案里有行政权责清单制度，下放经济管理权限、配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等机制，而条例草案对这些制度设计要么没有体现，要么细化不够。这些都需要修改。
此外，付子堂还谈到，评估试点政策实施情况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目前，条例草案第五十一条虽涉及到评估机制，但并未细化，建议加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的内容，并对综合性评估机制进行完善。
还有委员认为，条例草案第四条第二款“建立鼓励改革创新、宽容失败的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制”的规定过于笼统，对“宽容失败”界定比较模糊，建议加上一款：“在自贸试验区进行的创新存在失误、错误或者未实现预期目标，但是符合改革方向，决策程序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且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未恶意串通、未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予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
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看，大家普遍希望最终出台的条例能结合重庆实际有所创新，为“先行先试”提供保障。
为发展预留空间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将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重庆正好又处在重要节点之上。
“我们希望通过出台条例，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重庆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表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不仅仅只针对西部，而且是我国整体发展新战略。这一通道作为内在支撑，和“一带一路”共建相结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希望国家能加大投入，把设想变成现实。同时，重庆市在地方立法上也要敢于创新，为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未来发展助力。 無独有偶，重庆市全国人大代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8月16日至18日在重庆调研时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观大势、谋长远、抓落实，推动外交外事工作服务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充分依托重庆区位优势，深度挖掘外事历史资源，更好为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服务。
先行先试的探索性决定了《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前瞻性：虽是一项地方立法，却要对涉及国家事权的改革举措作出规定，要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类事项进行规范。这需要我们既要以法律规范固化各项先行先试措施，还要为今后制度创新留下空间;既要遵从国内的体系和制度，还要满足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
链 接》》》
上海自贸区条例
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把握了三点原则：一是预留制度创新空间，处理好改革的阶段性与法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对总体方案已经明确、具体举措相对成熟且可复制可推广的事项，在保留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予以修改完善;对改革创新还在持续深化的内容，通过“概括加列举”等表述方法，为未来的制度创新预留空间。二是科学厘定条款内容，把握好中央事权内容与地方事权内容的立法侧重点。对涉及国家事权的内容，从配合国家管理部门推进改革创新的角度进行规定;对涉及地方事权的事项，从深化自主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角度予以完善，体现改革的方向性，以发挥地方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三是抓住简政放权这个关键，积极为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法规实施三年多后，上海又启动法规修订工作。
条例修订充分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指标体系，反映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环节进行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上海营商环境综合竞争力。条例修订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推动对外开放压力测试，进一步形成试点经验。
同时，浦东拟出台自贸区投资者异议审查制度，投资者如认为浦东新区相关规范性文件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可以提出异议审查申请。
为充分体现自贸区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在政府综合监管方面，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展的“双告知”“双随机”等事关“放管服”的创新机制，也有可能写进新修订的条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