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３秒，瞬间即逝，１３秒之后的故事却让人回味。唐山早已在废墟上重建，而３０年之后，亲历者是否走出了心灵废墟呢？当年的伤口愈合了吗？
３０年前，一场７．８级的大地震使美丽的唐山城瞬时沦为一片废墟。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３０年后，上视纪实频道摄制组远赴唐山重访地震亲历者，制作完成了１０集大型纪录片《唐山大地震》，播放伊始，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寻找”亲历者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伴随着《那些花儿》的音乐和几个地震亲历者催人泪下的“寻人”宣言，纪实频道的宣传片《寻找》勾起了那段已沉入很多人心底的往事。今年２月，《唐山大地震》摄制组通过平面媒体、网上征集、热线电话等各种渠道在全国范围征集当年大地震的亲历者，请他们讲述自己那一段难忘的经历，试图用多个人的口述来重现当年的历史。
据该片总编导李晓介绍，征集消息发出后，唐山和外地的亲历者们都表示出了巨大的热情，近３０００人通过ｅｍａｉｌ、电话、书信给予回应，表示愿意参加拍摄。经过筛选，摄制组最后采访拍摄了１２０多位亲历者的口述故事，而最后被采纳剪辑入节目、出现在荧屏上的，其实只有近７０位亲历者。故事性强、口述能力强，尽量不重复，是摄制组在筛选和录制时的一些标准。
“很多被采访人，在电话中简述自己的故事时，就已经泣不成声。”李晓说，“最后的拍摄统一在唐山当地进行，实际上，很多外地亲历者一到唐山，刚下火车，触景生情，就已泪流满面，有四五个年纪大一点的，还因为过于激动引起高血压被立即送进医院。拍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在讲述自己所经历的那一场灾难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而工作人员在听着那些故事时也会被感染，不停地抹泪，以至于摄制组为每一场拍摄所预备的两大盒纸巾常常不够用，最后地上留下的是一团团拭泪的纸巾……”
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中年不惑；当时出生的小孩，如今也已是壮年；还有许多人，内心深藏的悲痛已随着他们离开尘世。与其说摄制组是在制作“以语言构建真实”的口述型纪录片，不如说他们是在抢救一段历史，“３０年了，除了一本《唐山大地震》，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几乎是空白。时间越久越难以精确还原，再过３０年，也许就没有什么人能够再讲述出当年发生了什么，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成了一个空白的符号。我们记录下每位口述者的故事并且作为档案，通过影像去还原历史，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李晓说。
难以走出阴影
在拍摄重点上，除了展现最初的惊魂１３秒，《唐山大地震》把重点放在了震后的故事，包括自救和互救、外部救援、不被人知的故事，还有唐山人３０年来是如何走出心理阴影的。摄制组试图透过灾难找人性，挖掘在那个大背景下面的个人命运，体现唐山人民在灾难面前的意志，以重温历史，激励生者。
这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述说自己一直难以摆脱当年父亲为救他而牺牲自己的心理阴影。当时他被压在一片废墟之下，父亲已经受伤，肠子都落在外面，但仍坚持着爬过来，把１５岁的他救了出来，而自己最终无力生还。地上，父亲爬出的斑斑血迹，一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父亲是因为要救出自己而死的，对亲人的歉疚感和自责感难以消除。地震后，像他一样有着类似心理强迫症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都由于某种原因产生心理负担，有些人对７月２８日产生深深的恐惧，甚至到这一天会不能控制地要自杀。
怨恨，也是地震带给人们的“后遗症”。有一位幼儿园老师，地震发生时，弃自己的两个女儿于不顾，救出了自己班里的３０多个小朋友。当从外地赶回家的丈夫看到两具女儿的尸体时，他不能理解她，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从此开始了夫妻间１０多年的冷战。丈夫的怨恨、内心的自责，让这位女性最终选择轻生。她试图撞军车，幸亏丈夫的及时抢救才避免了悲剧。车上的战士们得知了她的故事后，都敬佩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她终于得到了丈夫的谅解，而在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和努力下，这个家庭重新变得美满幸福。这位女士也在４５岁高龄时为这个家庭再添了一个小宝宝。
唐山大地震造成了１５０００多户家庭解体，两个破碎家庭如何重组，成了地震留给唐山人民的课题。由于那时每户家庭中的孩子普遍比较多，重组后往往成为大家庭，但幸福的例子并不多。李晓介绍说，他们在拍摄中专门剪辑了“家在唐山”一集，来探讨家庭重组的问题。
灾难改变他们
灾难让人显出本性，真善美、假恶丑，在这一刻就这样爆发出来。很多人因此经历了人格重建，灾难改变了他们。
当年尚在监狱的一名政治犯这次成了讲述者。地震发生时，大墙倒下，没有一个犯人选择逃跑，想到的都是先去抢救活人。当时他去救的正是看押他的人——政委一家。对着镜头，他说：“那时不会再去想什么过去的恩怨了，哪怕是一只小猫一只小狗，我也会选择去救，更别说是我们的同类了。”经历过这次浩劫的他们，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父母因他入狱而早逝，现在，政委一家将他认做干儿子，他重新找到了父母亲。他们还为他介绍了一个女孩，让他组织家庭，过上了幸福生活。从没有尊严，寻找尊严，到重塑尊严，地震带给他的体验与众不同。
地震中，不仅只有英雄，也有败类。有一个人来到摄制组，说出了埋藏了３０年的忏悔。当年，趁地震之乱，当事人抢了别人的衣服等东西，还偷了生产队的猪和化肥，并因此被判刑４年。这个心结压在他心里３０年，今天，他选择了倾诉，向别人讲述自己那段不愿回首的陈年往事，因为只有讲出来，才能让自己得到解脱。
现实永远比想象更丰富，《唐山大地震》节目组在与当事人的接触过程中，了解了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是，“２５分钟一集，不可能承担太多，由于篇幅限制，很多素材都没有用上。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们会把这全部１２０个人的口述出本书吧”，李晓说。
真实再现引争议
一个男人在废墟中用双手挖着瓦砾，寻找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地震发生前暴雨雷电交加，地震暴发时人们混乱逃难……与传统纪录片不同，《唐山大地震》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真实再现”的方式。再现的镜头和历史资料镜头穿插在一起，来增强影像在叙事中的表现力。
不过，真实再现的手法也引起了观众和媒体的很大争议，认为这会削弱纪录片的真实性，甚至产生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混淆。为此，纪实频道还专门召集业内同行和专家召开了一次相关研讨会。会上，纪实频道主编应启明解释说：“情景再现，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以前对于讲述型的纪录片，会使用空镜头，有些片子如果把画外音拿掉，就像是风光片。现在‘真实再现’成为世界潮流，７０％以上的历史纪录片都会使用‘真实再现’。这是追求事件真实、解决影像缺席的好方法。而且，为了方便观众欣赏的连贯性，现在一般都不会在片子上再打‘真实再现’字样。”
而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则指出，“观众在看纪录片时会有不同的心理期待，更希望看到真实。‘真实再现’不是不能用，而是要考虑为什么用，怎么用。‘再现’应有充分的史料依据，不能靠编导的想象来进行，像唐山地震口述这样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内容，如果用再现形式是否会减弱它原有的力量？‘真实再现’不该成为采访和解说的附庸，画面应具有独立的叙事作用。”
一些观众担心，既然真实再现已成为纪录片常用的手法之一，那么多年后这些再现的情景会不会对人们产生误导，让人们以为这就是真实、就是历史？应启明回应说：“纪录片和新闻的所谓‘真实’有所不同，纪录片的核心价值是人物事件的真实。当年唐山地震的新闻照片上，人们对着镜头在笑，这反而是不能反映历史真正面目的。因此多年后的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现在做的必须符合历史真实。”
３０年前，一场７．８级的大地震使美丽的唐山城瞬时沦为一片废墟。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３０年后，上视纪实频道摄制组远赴唐山重访地震亲历者，制作完成了１０集大型纪录片《唐山大地震》，播放伊始，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寻找”亲历者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伴随着《那些花儿》的音乐和几个地震亲历者催人泪下的“寻人”宣言，纪实频道的宣传片《寻找》勾起了那段已沉入很多人心底的往事。今年２月，《唐山大地震》摄制组通过平面媒体、网上征集、热线电话等各种渠道在全国范围征集当年大地震的亲历者，请他们讲述自己那一段难忘的经历，试图用多个人的口述来重现当年的历史。
据该片总编导李晓介绍，征集消息发出后，唐山和外地的亲历者们都表示出了巨大的热情，近３０００人通过ｅｍａｉｌ、电话、书信给予回应，表示愿意参加拍摄。经过筛选，摄制组最后采访拍摄了１２０多位亲历者的口述故事，而最后被采纳剪辑入节目、出现在荧屏上的，其实只有近７０位亲历者。故事性强、口述能力强，尽量不重复，是摄制组在筛选和录制时的一些标准。
“很多被采访人，在电话中简述自己的故事时，就已经泣不成声。”李晓说，“最后的拍摄统一在唐山当地进行，实际上，很多外地亲历者一到唐山，刚下火车，触景生情，就已泪流满面，有四五个年纪大一点的，还因为过于激动引起高血压被立即送进医院。拍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在讲述自己所经历的那一场灾难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而工作人员在听着那些故事时也会被感染，不停地抹泪，以至于摄制组为每一场拍摄所预备的两大盒纸巾常常不够用，最后地上留下的是一团团拭泪的纸巾……”
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中年不惑；当时出生的小孩，如今也已是壮年；还有许多人，内心深藏的悲痛已随着他们离开尘世。与其说摄制组是在制作“以语言构建真实”的口述型纪录片，不如说他们是在抢救一段历史，“３０年了，除了一本《唐山大地震》，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几乎是空白。时间越久越难以精确还原，再过３０年，也许就没有什么人能够再讲述出当年发生了什么，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成了一个空白的符号。我们记录下每位口述者的故事并且作为档案，通过影像去还原历史，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李晓说。
难以走出阴影
在拍摄重点上，除了展现最初的惊魂１３秒，《唐山大地震》把重点放在了震后的故事，包括自救和互救、外部救援、不被人知的故事，还有唐山人３０年来是如何走出心理阴影的。摄制组试图透过灾难找人性，挖掘在那个大背景下面的个人命运，体现唐山人民在灾难面前的意志，以重温历史，激励生者。
这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述说自己一直难以摆脱当年父亲为救他而牺牲自己的心理阴影。当时他被压在一片废墟之下，父亲已经受伤，肠子都落在外面，但仍坚持着爬过来，把１５岁的他救了出来，而自己最终无力生还。地上，父亲爬出的斑斑血迹，一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父亲是因为要救出自己而死的，对亲人的歉疚感和自责感难以消除。地震后，像他一样有着类似心理强迫症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都由于某种原因产生心理负担，有些人对７月２８日产生深深的恐惧，甚至到这一天会不能控制地要自杀。
怨恨，也是地震带给人们的“后遗症”。有一位幼儿园老师，地震发生时，弃自己的两个女儿于不顾，救出了自己班里的３０多个小朋友。当从外地赶回家的丈夫看到两具女儿的尸体时，他不能理解她，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从此开始了夫妻间１０多年的冷战。丈夫的怨恨、内心的自责，让这位女性最终选择轻生。她试图撞军车，幸亏丈夫的及时抢救才避免了悲剧。车上的战士们得知了她的故事后，都敬佩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她终于得到了丈夫的谅解，而在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和努力下，这个家庭重新变得美满幸福。这位女士也在４５岁高龄时为这个家庭再添了一个小宝宝。
唐山大地震造成了１５０００多户家庭解体，两个破碎家庭如何重组，成了地震留给唐山人民的课题。由于那时每户家庭中的孩子普遍比较多，重组后往往成为大家庭，但幸福的例子并不多。李晓介绍说，他们在拍摄中专门剪辑了“家在唐山”一集，来探讨家庭重组的问题。
灾难改变他们
灾难让人显出本性，真善美、假恶丑，在这一刻就这样爆发出来。很多人因此经历了人格重建，灾难改变了他们。
当年尚在监狱的一名政治犯这次成了讲述者。地震发生时，大墙倒下，没有一个犯人选择逃跑，想到的都是先去抢救活人。当时他去救的正是看押他的人——政委一家。对着镜头，他说：“那时不会再去想什么过去的恩怨了，哪怕是一只小猫一只小狗，我也会选择去救，更别说是我们的同类了。”经历过这次浩劫的他们，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父母因他入狱而早逝，现在，政委一家将他认做干儿子，他重新找到了父母亲。他们还为他介绍了一个女孩，让他组织家庭，过上了幸福生活。从没有尊严，寻找尊严，到重塑尊严，地震带给他的体验与众不同。
地震中，不仅只有英雄，也有败类。有一个人来到摄制组，说出了埋藏了３０年的忏悔。当年，趁地震之乱，当事人抢了别人的衣服等东西，还偷了生产队的猪和化肥，并因此被判刑４年。这个心结压在他心里３０年，今天，他选择了倾诉，向别人讲述自己那段不愿回首的陈年往事，因为只有讲出来，才能让自己得到解脱。
现实永远比想象更丰富，《唐山大地震》节目组在与当事人的接触过程中，了解了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是，“２５分钟一集，不可能承担太多，由于篇幅限制，很多素材都没有用上。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们会把这全部１２０个人的口述出本书吧”，李晓说。
真实再现引争议
一个男人在废墟中用双手挖着瓦砾，寻找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地震发生前暴雨雷电交加，地震暴发时人们混乱逃难……与传统纪录片不同，《唐山大地震》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真实再现”的方式。再现的镜头和历史资料镜头穿插在一起，来增强影像在叙事中的表现力。
不过，真实再现的手法也引起了观众和媒体的很大争议，认为这会削弱纪录片的真实性，甚至产生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混淆。为此，纪实频道还专门召集业内同行和专家召开了一次相关研讨会。会上，纪实频道主编应启明解释说：“情景再现，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以前对于讲述型的纪录片，会使用空镜头，有些片子如果把画外音拿掉，就像是风光片。现在‘真实再现’成为世界潮流，７０％以上的历史纪录片都会使用‘真实再现’。这是追求事件真实、解决影像缺席的好方法。而且，为了方便观众欣赏的连贯性，现在一般都不会在片子上再打‘真实再现’字样。”
而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则指出，“观众在看纪录片时会有不同的心理期待，更希望看到真实。‘真实再现’不是不能用，而是要考虑为什么用，怎么用。‘再现’应有充分的史料依据，不能靠编导的想象来进行，像唐山地震口述这样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内容，如果用再现形式是否会减弱它原有的力量？‘真实再现’不该成为采访和解说的附庸，画面应具有独立的叙事作用。”
一些观众担心，既然真实再现已成为纪录片常用的手法之一，那么多年后这些再现的情景会不会对人们产生误导，让人们以为这就是真实、就是历史？应启明回应说：“纪录片和新闻的所谓‘真实’有所不同，纪录片的核心价值是人物事件的真实。当年唐山地震的新闻照片上，人们对着镜头在笑，这反而是不能反映历史真正面目的。因此多年后的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现在做的必须符合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