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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①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②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增长(即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即集约增长)。(2)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①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缘起。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③外延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④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现实。a 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b 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经济结构更为失衡。c 出口拉动面临挑战。d 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低下，金融、物流、营销等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e，经济增长伴随的高能耗、高污染没有改变。f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民生日艰的现象。(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症结何在?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于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②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又在哪里?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③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的一系列后果。④为什么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会越来越向政府部分倾斜?⑤关于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低下，金融、物流、营销等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实现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 症结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1—0036—04
1 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
1.1 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以用GDP等指标增长来度量，但是经济发展有着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经济增长只属于工具性范畴，经济发展才是最终目的。经济增长应该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是增长损害发展。
1.2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增长(即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即集约增长)。
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内涵增长或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
2 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1 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缘起。苏联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较之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较，苏联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程度却一直未见降低。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并指出苏联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采取了外延增长的方式，因而增长虽快，却实惠不多。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苏联领导人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确定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增长方式从外延为主到内涵为主的转变。虽然在苏联以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写进了“由外延增长方式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要求，但这种转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能实现。
2.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
2.2.1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O.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3％。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
2.2.2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00～1884年美国每年人均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的，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
2.2.3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作了计算，表明在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90％的人均产出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获得；在1900～1920年的早期增长阶段，89％人均产出增长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但是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明显地低于美国工业化后期的78％，可能反映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一种通病，这就是即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们的增长也较多地依靠了资本投入。
2.2.4 20世纪80年代以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为代表，实现了东亚的高速增长奇迹，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克鲁格曼分析，虽然这些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却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截止到1997年，马来西亚要将GDP的40％用于投资，新加坡也要将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在整个远东地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达到5倍的高水平。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时隔不久，东亚出现亚洲金融危机。
2.3 外延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
2.3.1 外延增长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的持续增加投入实现增长，而资源都是有限的。
2.3.2 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马克思总结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2.3.3 外延增长需要由不断提高的高投资维持，高投资挤压了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导致了民众收入和就业率的降低，抑制了民众消费和生活的改善，这种经济增长不能促进民众福祉，与经济发展的主旨违背，马克思总结为“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
2.4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现实。
董辅初等经济学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等文章中就多次提出从我国以粗放为主的发展向以集约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强调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发展效果的重要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并没有弱化，甚至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2.4.1 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是可获得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目前的投资增速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理论上，假设今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以25％的速度增长，名义GDP 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则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在2012年前超过100％。“那时整个经济全部是投资，没有消费。显然，这种经济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而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高达48.6％。
2.4.2 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经济结构更为失衡。消费支出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消费比例下降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家庭正在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但问题是，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不升反降。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说，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并不是由储蓄增长导致的，而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据世界银行估计，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都有所下降，但中国下降幅度最大。
2.4.3 出口拉动面临挑战。美国经济的疲弱、人民币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减少甚至取消、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不利因素，对我国出口造成冲击，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倚重的出口拉动面临挑战。
2.4.4 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低下，金融、物流、营销等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2.4.5 经济增长伴随的高能耗、高污染没有改变。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却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2006年全国单位能耗下降不仅不如预期，污染物排放量还有所上升。
2.4.6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民生日艰的现象。直接的表现有污染严重、环境越来越不宜居住、利益受损却得不到台理补偿、人民劳动“得不偿失”等，间接的表现是贫富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人民群众买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的压力越来越重。
3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症结何在
3.1 从前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现实”的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于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过于依赖其中一项或两项，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
从前述，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是可获得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高达48.6％，而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仅在20％～30％、15％～20％。与此同时，消费支出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却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投资和消费的如此失衡，再加上出口拉动受到的挑战和削弱，经济增长必将更为依赖投资拉动，从而经济增长方式无法由外延增长转变成内涵增长，并且，投资将进一步压制消费，形成恶性循环。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即投资的效率下降。这个规律的作用，现在已经逐渐地表现出来了。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根据发改委统计，我国本世纪头三年的数据是5亿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ICOR是1—2。我们是5，这是用的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吴敬琏教授2006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天津“经济增长与创新”管理论坛上做如上表述。
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必将导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为继，潜伏很大危机，所以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3.2 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又在哪里?——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沿袭苏联工业化理论，集中资源、高度积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民众工资仅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消费受到极大抑制，经济增长极度依赖投资，经济结构极度失衡。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的大发展也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消费能力大为提升，经济结构失衡得到很大缓解。一段时期里，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呈现良性的正相关。很多人放弃稳定的工作，甚至很多官员辞职下海，发挥出了极大的创业精神和开拓精神。
当时讨论的问题是政府财政紧张。而民众手中有钱，是“藏富于民”，政府改革国有企业有紧迫感，对民营企业采取诸多扶持政策。
然后，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根据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的数据，我国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比例最低。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高达70％。消费比例下降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家庭正在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这一解释使经济学家把重点集中在鼓励家庭增加支出上。
但问题是，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不升反降。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说，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先生说，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有了强劲增长，但所有增长均来自公司和政府。
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证券报》文章的数据支持：根据已经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可知，从2000年到2003年，整个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几乎完全是因为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上升造成的。2003年后迄今，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趋势继续得到强化，并成为推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的主要因素。从全部金融机构的各类存款来源看，近些年增速远远高于平均存款增速的唯有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
以2006年3季度的数据为例。9月份全部存款同比增速为17.11％，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速分别为15.99％和 15.06％，低于全部存款增速；而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高达39.45％和27.79％，远远高于全部存款增速。随着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长，两类存款在全部存款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今年9月份，两类存款占比已经上升到8.7％，比2005年9月份上升1.1个百分点，比2003年9月份上升2.6个百分点。
简单推算可知，2006年3季度的存款比去年同期增加47893亿元，其中，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增加7177亿元。如果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是零增长，则今年全部存款增速将下降至14.55％，低于同期贷款增速(15.23％)；如果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速下降至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速，则全部存款的增速将下降至15.5％左右，只略高于同期贷款增速。所以，以此就大体可以判断，高储蓄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投资压力和近来被广为宣传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部门，而非居民和企业。
进一步探究政府部门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一方面在于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加强——为了给政府直接参与或者通过政府控制的企业间接参与的投资活动进行融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税费收入储蓄起来；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储蓄倾向上升的同时，整个国民收八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而储蓄倾向逐渐下降、消费倾向逐渐上升的居民部门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恶化。因此，就这两种效应而言，后者对经济总储蓄的提高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
收八分配结构的恶化在这些年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到，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内经济部门中，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不仅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即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相对减少的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克扣工资，因为从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看，近些年来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处于显著上升的态势，而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各种税费收八、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的税费收入。换言之，政府部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直接来自于企业部门，但是，其最终的源泉还是在于居民部门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
3.3 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的一系列后果。
3.3.1 政府直接掌握了大量的国民收入，这部分收入比例越大，意味着由政府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越大，造成了资源从效率高的纳税的企业，流向效率极低的需要不停输血的不需上缴红利的国有企业，造成了市政工程的过度开发，效率降低，浪费加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南辕北辙。
3.3.2 由于削弱了消费，政府必须主导投资来维持高增长率，而无法将足够的财政资金用于政府本职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财政税收的二次分配调整功能无法充分实现，对民众收入降低的影响更为加剧，陷入投资更大，消费更不足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陷入困局。
3.3.3 政府由于财政的充盈，对改革的各种制度性建设的紧迫感下降。
3.3.4 行政费用大副上升，在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时，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造成了全民考公务员，安逸又富足，开创精神受到极大损害。
3.3.5 浪费和腐化只会更加严重，并且会腐蚀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
3.4 为什么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会越来越向政府部分倾斜?
3.4.1 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
3.4.2 税费的征收和使用都没有严格的法制和监督。
3.5 关于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低下，金融、物流、营销等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实现转变的原因，吴敬琏教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已经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证。在此不作复述。
关键词：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 症结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1—0036—04
1 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
1.1 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以用GDP等指标增长来度量，但是经济发展有着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经济增长只属于工具性范畴，经济发展才是最终目的。经济增长应该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是增长损害发展。
1.2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增长(即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即集约增长)。
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内涵增长或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
2 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1 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缘起。苏联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较之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较，苏联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程度却一直未见降低。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并指出苏联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采取了外延增长的方式，因而增长虽快，却实惠不多。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苏联领导人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确定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增长方式从外延为主到内涵为主的转变。虽然在苏联以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写进了“由外延增长方式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要求，但这种转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能实现。
2.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
2.2.1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O.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3％。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
2.2.2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00～1884年美国每年人均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的，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
2.2.3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作了计算，表明在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90％的人均产出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获得；在1900～1920年的早期增长阶段，89％人均产出增长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但是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明显地低于美国工业化后期的78％，可能反映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一种通病，这就是即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们的增长也较多地依靠了资本投入。
2.2.4 20世纪80年代以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为代表，实现了东亚的高速增长奇迹，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克鲁格曼分析，虽然这些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却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截止到1997年，马来西亚要将GDP的40％用于投资，新加坡也要将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在整个远东地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达到5倍的高水平。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时隔不久，东亚出现亚洲金融危机。
2.3 外延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
2.3.1 外延增长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的持续增加投入实现增长，而资源都是有限的。
2.3.2 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马克思总结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2.3.3 外延增长需要由不断提高的高投资维持，高投资挤压了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导致了民众收入和就业率的降低，抑制了民众消费和生活的改善，这种经济增长不能促进民众福祉，与经济发展的主旨违背，马克思总结为“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
2.4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现实。
董辅初等经济学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等文章中就多次提出从我国以粗放为主的发展向以集约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强调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发展效果的重要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并没有弱化，甚至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2.4.1 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是可获得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目前的投资增速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理论上，假设今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以25％的速度增长，名义GDP 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则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在2012年前超过100％。“那时整个经济全部是投资，没有消费。显然，这种经济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而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高达48.6％。
2.4.2 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经济结构更为失衡。消费支出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消费比例下降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家庭正在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但问题是，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不升反降。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说，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并不是由储蓄增长导致的，而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据世界银行估计，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都有所下降，但中国下降幅度最大。
2.4.3 出口拉动面临挑战。美国经济的疲弱、人民币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减少甚至取消、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不利因素，对我国出口造成冲击，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倚重的出口拉动面临挑战。
2.4.4 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低下，金融、物流、营销等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2.4.5 经济增长伴随的高能耗、高污染没有改变。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却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2006年全国单位能耗下降不仅不如预期，污染物排放量还有所上升。
2.4.6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民生日艰的现象。直接的表现有污染严重、环境越来越不宜居住、利益受损却得不到台理补偿、人民劳动“得不偿失”等，间接的表现是贫富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人民群众买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的压力越来越重。
3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症结何在
3.1 从前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现实”的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于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过于依赖其中一项或两项，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
从前述，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是可获得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高达48.6％，而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仅在20％～30％、15％～20％。与此同时，消费支出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却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投资和消费的如此失衡，再加上出口拉动受到的挑战和削弱，经济增长必将更为依赖投资拉动，从而经济增长方式无法由外延增长转变成内涵增长，并且，投资将进一步压制消费，形成恶性循环。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即投资的效率下降。这个规律的作用，现在已经逐渐地表现出来了。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根据发改委统计，我国本世纪头三年的数据是5亿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ICOR是1—2。我们是5，这是用的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吴敬琏教授2006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天津“经济增长与创新”管理论坛上做如上表述。
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必将导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为继，潜伏很大危机，所以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3.2 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又在哪里?——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沿袭苏联工业化理论，集中资源、高度积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民众工资仅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消费受到极大抑制，经济增长极度依赖投资，经济结构极度失衡。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的大发展也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消费能力大为提升，经济结构失衡得到很大缓解。一段时期里，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呈现良性的正相关。很多人放弃稳定的工作，甚至很多官员辞职下海，发挥出了极大的创业精神和开拓精神。
当时讨论的问题是政府财政紧张。而民众手中有钱，是“藏富于民”，政府改革国有企业有紧迫感，对民营企业采取诸多扶持政策。
然后，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根据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的数据，我国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比例最低。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高达70％。消费比例下降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家庭正在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这一解释使经济学家把重点集中在鼓励家庭增加支出上。
但问题是，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不升反降。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说，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先生说，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有了强劲增长，但所有增长均来自公司和政府。
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证券报》文章的数据支持：根据已经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可知，从2000年到2003年，整个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几乎完全是因为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上升造成的。2003年后迄今，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趋势继续得到强化，并成为推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的主要因素。从全部金融机构的各类存款来源看，近些年增速远远高于平均存款增速的唯有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
以2006年3季度的数据为例。9月份全部存款同比增速为17.11％，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速分别为15.99％和 15.06％，低于全部存款增速；而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高达39.45％和27.79％，远远高于全部存款增速。随着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长，两类存款在全部存款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今年9月份，两类存款占比已经上升到8.7％，比2005年9月份上升1.1个百分点，比2003年9月份上升2.6个百分点。
简单推算可知，2006年3季度的存款比去年同期增加47893亿元，其中，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增加7177亿元。如果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是零增长，则今年全部存款增速将下降至14.55％，低于同期贷款增速(15.23％)；如果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速下降至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速，则全部存款的增速将下降至15.5％左右，只略高于同期贷款增速。所以，以此就大体可以判断，高储蓄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投资压力和近来被广为宣传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部门，而非居民和企业。
进一步探究政府部门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一方面在于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加强——为了给政府直接参与或者通过政府控制的企业间接参与的投资活动进行融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税费收入储蓄起来；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储蓄倾向上升的同时，整个国民收八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而储蓄倾向逐渐下降、消费倾向逐渐上升的居民部门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恶化。因此，就这两种效应而言，后者对经济总储蓄的提高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
收八分配结构的恶化在这些年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到，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内经济部门中，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不仅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即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相对减少的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克扣工资，因为从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看，近些年来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处于显著上升的态势，而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各种税费收八、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的税费收入。换言之，政府部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直接来自于企业部门，但是，其最终的源泉还是在于居民部门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
3.3 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的一系列后果。
3.3.1 政府直接掌握了大量的国民收入，这部分收入比例越大，意味着由政府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越大，造成了资源从效率高的纳税的企业，流向效率极低的需要不停输血的不需上缴红利的国有企业，造成了市政工程的过度开发，效率降低，浪费加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南辕北辙。
3.3.2 由于削弱了消费，政府必须主导投资来维持高增长率，而无法将足够的财政资金用于政府本职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财政税收的二次分配调整功能无法充分实现，对民众收入降低的影响更为加剧，陷入投资更大，消费更不足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陷入困局。
3.3.3 政府由于财政的充盈，对改革的各种制度性建设的紧迫感下降。
3.3.4 行政费用大副上升，在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时，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造成了全民考公务员，安逸又富足，开创精神受到极大损害。
3.3.5 浪费和腐化只会更加严重，并且会腐蚀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
3.4 为什么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会越来越向政府部分倾斜?
3.4.1 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
3.4.2 税费的征收和使用都没有严格的法制和监督。
3.5 关于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低下，金融、物流、营销等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实现转变的原因，吴敬琏教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已经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证。在此不作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