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紧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器官移植供受系统，让自愿捐献的器官最高效地用于患者的救治。这个系统计划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后5年内，也就是2012年以前完成。
中国完成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经30年，如今，每年约有1万病人因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而重获新生，并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但是，中国移植事业，也曾经因为管理的缺失而受诟病。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详解怎样让中国的移植事业走上“台面”。
从“乱”到“治”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可能是最愿意谈及器官移植这个“敏感话题”的中国官员。在四川抗震救灾的繁忙时刻，黄洁夫还是抽出时间，带着几位司长参加上海“第三届移植运动会”开幕式，为这个没有多少中国人听说过的运动会造势。黄洁夫反复强调的是，捐献器官挽救一位病人的价值和意义与救援人员在地震废墟中救出生命，是一样的重大。
虽然自己是肝脏移植专家出身，但黄洁夫从不“护短”。在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洁夫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混乱”，当时，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达到“峰值”，批评的声音同样也在“峰值”。现在，黄洁夫仍然坚守在推动中国移植事业规范化的阵营，但他还是不回避批评的声音:“以前认为，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有阴暗的一面，认为见不得阳光。”
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助理主任王海波公布了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CLTR)的统计数据，这个由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和安斯泰来公司共同建立的系统，是唯一获得中国卫生部授权的肝移植注册系统。在CLTR的一个柱状图上，2005年到2006年度上的蓝色柱遥遥领先于它的左邻右舍。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肝移植手术一共实施了2500例，2006年突破3000例。跟肝移植的情况相似，中国各种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在2005年左右都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每年移植手术的数量都在快速攀升，而从2006年以后，立柱立即滑落，变得很矮。
柱状图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在近10年来的发展状况。1980年代开始，一批肝脏、肾脏外科专家陆续从国外留学归来，带回国外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并开始在中国开展移植手术，黄洁夫副部长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到现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手术水平，在一些大型医院里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樊嘉教授称，该中心的肝移植5年存活率在60％左右，这个数字已接近65％－70％的国际水平。
技术的进步给更多患者带来希望，一些原本被“判死刑”的患者由于器官移植手术重获新生，再加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在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之前，中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形成了让人担心的器官移植“繁荣”场面。黄洁夫对那个阶段的总结是:“国内移植技术进步，但法规、伦理规范的建设滞后。”
与需求突增形成鮮明差别的是，器官自愿捐献的热情却未能发动，器官一直是稀缺资源。2005年左右，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飞猛进”，但这个时候，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器官资源捐献系统，多数器官来自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个人自愿捐献，而非法的器官买卖现象也一直存在。
供需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会滋生非法买卖市场的产生。黄洁夫坦承，这种供需差异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如不加以规范，就会促成非法的市场”。作为主管部门，中国卫生部并非对此视而不见，政策研究的工作从没有间断。随着法规的出台，器官移植规范化的“拐点”终于出现。
2006年7月1日起，卫生部开始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定》，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后一个条例是中国首个针对器官移植的正式条例，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向规范化的里程碑。
黄洁夫把这个条例叫做“世界上最严格的条例”，其中的“严格”除了针对开展手术的人员、技术和设施，更是针对器官捐献的条件，这些规定，目标都朝向之前被诟病最多的“器官买卖”现象。“我国是管得最严的国家之一。”黄洁夫介绍说。条例颁布以后，600多家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多数被取消资格，只剩下164家获准继续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建立合法捐献系统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实施大大扭转了器官移植手术“泛滥”的现象，但对于整个器官移植事业来说，移植手术只是“中游”，如果“上游”的器官自愿捐献不能解决，器官资源紧缺，还是无法避免非法的器官买卖现象的出现。
近年，由于管理严格，传统的器官来源越来越少，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被认为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很多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考虑活体器官移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的捐献者和受着之间，只能是三种关系: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条例对活体器官移植的限制，同样是为了避免器官买卖的发生。
但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最佳的方案。“我们鼓励亲属间的活体器官移植，但不宜大力提倡，因为对于捐献者来说，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术后会影响部分劳动力。”黄洁夫说。
一方面要尽力消灭非法的器官买卖现象，另一方面患者的移植需求又得不到满足，黄洁夫认为，要缓解这个矛盾，现在紧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器官移植供受系统，让自愿捐献的器官最高效地用于患者的救治。这个系统计划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后5年内，也就是2012年以前完成。
“我们把这个重任交给红十字会，抗震救灾告一段落以后就会启动系统的筹建。”在移植运动会期间的一个会议上，黄洁夫扭过头，郑重地对身旁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官员说。黄洁夫说，这个系统应该是一个民间性质的系统，由卫生部指导建立，政府授予权力。
美国等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器官获取组织，这些组织不仅要负责宣传、招募器官捐献的志愿者，而且要派出专业人员去维护志愿者捐献的器官，然后在等待移植的患者中筛选出最“合适”的对象。
在中国，目前只有一家民间性质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承担类似的功能。“没有捐献者，一切等于零。”“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陈忠华教授道出了矛盾的根源。2006年，中国内地的器官自愿捐献率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一三，2007年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三，这个数字与西班牙相差1000倍，与香港相差100倍。陈忠华介绍说，中国的自愿器官捐赠数量少得可怜，“符合国际标准程序的器官捐赠”，从2003年至今，只有90人。
中国内地呼吁自愿器官捐献，已经很多年，但收效却微弱。黄洁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留学时，澳大利亚80％的人持有器官自愿捐献卡，在很多发达国家，申领驾驶护照时就可以领到一张自愿捐献卡，如果持卡人不幸遭遇车祸，捐献卡就可以证明遇难者愿意捐献器官的愿望。“中国每年遭遇车祸身亡的人数是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这些人中有10％愿意捐献器官，那么就可以让很多病人得到移植的机会。”黄洁夫说。
在黄洁夫看来，人们对器官移植认识和理解的有限决定了中国自愿器官捐赠数量稀少的现状。在第三届中国移植运动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向一对肾移植的亲属提问:“你捐献的是双肾还是单侧肾？”这样的问题，让这位将肾脏捐献给自己弟弟的捐献者觉得很好笑。
将来中国器官移植供受系统，同样会涵盖器官自愿捐献的宣传、数据管理、资源分配等等功能，这个系统被寄予厚望。从移植数量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肝移植大国，依靠未来的器官移植供受系统，黄洁夫说:“希望中国能成为最符合WHO伦理标准的器官移植大国。”
中国完成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经30年，如今，每年约有1万病人因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而重获新生，并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但是，中国移植事业，也曾经因为管理的缺失而受诟病。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详解怎样让中国的移植事业走上“台面”。
从“乱”到“治”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可能是最愿意谈及器官移植这个“敏感话题”的中国官员。在四川抗震救灾的繁忙时刻，黄洁夫还是抽出时间，带着几位司长参加上海“第三届移植运动会”开幕式，为这个没有多少中国人听说过的运动会造势。黄洁夫反复强调的是，捐献器官挽救一位病人的价值和意义与救援人员在地震废墟中救出生命，是一样的重大。
虽然自己是肝脏移植专家出身，但黄洁夫从不“护短”。在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洁夫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混乱”，当时，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达到“峰值”，批评的声音同样也在“峰值”。现在，黄洁夫仍然坚守在推动中国移植事业规范化的阵营，但他还是不回避批评的声音:“以前认为，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有阴暗的一面，认为见不得阳光。”
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助理主任王海波公布了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CLTR)的统计数据，这个由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和安斯泰来公司共同建立的系统，是唯一获得中国卫生部授权的肝移植注册系统。在CLTR的一个柱状图上，2005年到2006年度上的蓝色柱遥遥领先于它的左邻右舍。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肝移植手术一共实施了2500例，2006年突破3000例。跟肝移植的情况相似，中国各种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在2005年左右都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每年移植手术的数量都在快速攀升，而从2006年以后，立柱立即滑落，变得很矮。
柱状图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在近10年来的发展状况。1980年代开始，一批肝脏、肾脏外科专家陆续从国外留学归来，带回国外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并开始在中国开展移植手术，黄洁夫副部长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到现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手术水平，在一些大型医院里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樊嘉教授称，该中心的肝移植5年存活率在60％左右，这个数字已接近65％－70％的国际水平。
技术的进步给更多患者带来希望，一些原本被“判死刑”的患者由于器官移植手术重获新生，再加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在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之前，中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形成了让人担心的器官移植“繁荣”场面。黄洁夫对那个阶段的总结是:“国内移植技术进步，但法规、伦理规范的建设滞后。”
与需求突增形成鮮明差别的是，器官自愿捐献的热情却未能发动，器官一直是稀缺资源。2005年左右，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飞猛进”，但这个时候，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器官资源捐献系统，多数器官来自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个人自愿捐献，而非法的器官买卖现象也一直存在。
供需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会滋生非法买卖市场的产生。黄洁夫坦承，这种供需差异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如不加以规范，就会促成非法的市场”。作为主管部门，中国卫生部并非对此视而不见，政策研究的工作从没有间断。随着法规的出台，器官移植规范化的“拐点”终于出现。
2006年7月1日起，卫生部开始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定》，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后一个条例是中国首个针对器官移植的正式条例，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向规范化的里程碑。
黄洁夫把这个条例叫做“世界上最严格的条例”，其中的“严格”除了针对开展手术的人员、技术和设施，更是针对器官捐献的条件，这些规定，目标都朝向之前被诟病最多的“器官买卖”现象。“我国是管得最严的国家之一。”黄洁夫介绍说。条例颁布以后，600多家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多数被取消资格，只剩下164家获准继续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建立合法捐献系统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实施大大扭转了器官移植手术“泛滥”的现象，但对于整个器官移植事业来说，移植手术只是“中游”，如果“上游”的器官自愿捐献不能解决，器官资源紧缺，还是无法避免非法的器官买卖现象的出现。
近年，由于管理严格，传统的器官来源越来越少，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被认为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很多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考虑活体器官移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的捐献者和受着之间，只能是三种关系: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条例对活体器官移植的限制，同样是为了避免器官买卖的发生。
但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最佳的方案。“我们鼓励亲属间的活体器官移植，但不宜大力提倡，因为对于捐献者来说，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术后会影响部分劳动力。”黄洁夫说。
一方面要尽力消灭非法的器官买卖现象，另一方面患者的移植需求又得不到满足，黄洁夫认为，要缓解这个矛盾，现在紧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器官移植供受系统，让自愿捐献的器官最高效地用于患者的救治。这个系统计划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后5年内，也就是2012年以前完成。
“我们把这个重任交给红十字会，抗震救灾告一段落以后就会启动系统的筹建。”在移植运动会期间的一个会议上，黄洁夫扭过头，郑重地对身旁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官员说。黄洁夫说，这个系统应该是一个民间性质的系统，由卫生部指导建立，政府授予权力。
美国等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器官获取组织，这些组织不仅要负责宣传、招募器官捐献的志愿者，而且要派出专业人员去维护志愿者捐献的器官，然后在等待移植的患者中筛选出最“合适”的对象。
在中国，目前只有一家民间性质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承担类似的功能。“没有捐献者，一切等于零。”“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陈忠华教授道出了矛盾的根源。2006年，中国内地的器官自愿捐献率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一三，2007年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三，这个数字与西班牙相差1000倍，与香港相差100倍。陈忠华介绍说，中国的自愿器官捐赠数量少得可怜，“符合国际标准程序的器官捐赠”，从2003年至今，只有90人。
中国内地呼吁自愿器官捐献，已经很多年，但收效却微弱。黄洁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留学时，澳大利亚80％的人持有器官自愿捐献卡，在很多发达国家，申领驾驶护照时就可以领到一张自愿捐献卡，如果持卡人不幸遭遇车祸，捐献卡就可以证明遇难者愿意捐献器官的愿望。“中国每年遭遇车祸身亡的人数是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这些人中有10％愿意捐献器官，那么就可以让很多病人得到移植的机会。”黄洁夫说。
在黄洁夫看来，人们对器官移植认识和理解的有限决定了中国自愿器官捐赠数量稀少的现状。在第三届中国移植运动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向一对肾移植的亲属提问:“你捐献的是双肾还是单侧肾？”这样的问题，让这位将肾脏捐献给自己弟弟的捐献者觉得很好笑。
将来中国器官移植供受系统，同样会涵盖器官自愿捐献的宣传、数据管理、资源分配等等功能，这个系统被寄予厚望。从移植数量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肝移植大国，依靠未来的器官移植供受系统，黄洁夫说:“希望中国能成为最符合WHO伦理标准的器官移植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