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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恐怕是目前中国民间军事智库中最知名的负责人之一- - -他同时以退役少将身份兼任多项学术职务；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直以强硬的姿态出现于舆论丛林。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罗援。这次对话力图梳理他对中国周边局势及国际关系的看法，其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军事智库对于西方“大国崛起必为战争崛起”- - -这一著名理论的深层次阐述。
美国要作出解释，否则只能加重战略猜疑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位军事专家，你一直强调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两个海”和“三个空间”，这种威胁正在加大还是有所缓解？
罗援：中国正面临一种被战略围堵的态势。其中既有对我们迅速发展的不适应，也有对我们发展模式的疑虑，当然也有恶意和敌意。
无论东海、南海，还是网络空间、外层空间、金融空间，对于这些威胁，美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有不可推卸的负面影响。如果没有1951年美国与日本等国在主要参战国- - -中国缺席的情况下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如果没有1953年美国将钓鱼岛划入琉球群岛，如果没有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岛交给日本，就不会有现在的钓鱼岛问题。
历史上，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其最西端从来没有超过东经118度。在此以西的黄岩岛等岛礁从来就不属于菲律宾。对这些问题，美国学者心知肚明，但美国政府却在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之争中，揣着明白装糊涂，偏袒一方，不能不说对这两个地区形势的恶化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网络空间、外层空间、金融空间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指控是缺乏说服力的。在这几个领域，美国都是先行者、先进者，掌握着技术优势，甚至拥有对于某些技术的垄断。一般来说，强者更有资源向“后来者”发起攻击。
今年2月末，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说，中国面临着网络攻击的严重威胁，2012年，平均每个月我国国防部网和中国军网遭到境外攻击14. 4万次，从IP地址的分析来看，其中62. 3%的攻击来自美国境内。美国计算机产业非常发达，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垄断技术，又有正式的网络战部队，如果说要进行网络战的话，中国也只能防御。
最近，媒体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斯诺登揭秘美国长期监控中国网络的事实足以发人深省。中美两个大国在这两个领域“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共同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遵守者，而不应该是破坏者或窥视者。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种背景下，怎样构建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
罗援：对这一点双方有不同理解。我们的理解是双方要平等，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尊重是基础，共赢是目标。到现在为止，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似乎还没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更强调稳定，不希望因为偶发事件中断中美交往。
习主席访美后，我随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为团长的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中美学术论坛》，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一次高级别学术对话。这次学术对话，我就觉得双方有交流，也有交锋。
新型大国关系，前提是互相尊重，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注。要增信，必须先释疑。比如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对中国的网络监控，对中国造成了威胁。美国要给中国一个解释：如果不是事实，拿出证据；如果是事实，要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不是阴谋论者- - -不一定什么问题都是美国的恶意扼杀，但我起码是怀疑论者。比如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目的是什么，要给中国人民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否则我们只能产生怀疑，无法增信释疑。
美国为什么要到中国的周边抵近侦查？为什么在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向台湾单方面出售装备，而且一再违背向中国作出的承诺？为什么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矛盾时，美国都偏袒另一方……对这些问题，美国要作出解释，否则只能加重战略猜疑。
战略互不信任，必然导致战略猜疑，接着就是战略提防。
之所以没有信任，我觉得主要的责任方还是美国。美方对中国的认知是三段论：首先认为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更是一个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担心我们会取代它的领导地位。中国国土大、人口多、市场大，所以美国对中国格外重视。有些人用意识形态来看待中国问题，左看右看都看不惯。特别是，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有人就担心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将取代西方多年来的发展模式。
增信还有一个路径，就是通过合作，在合作中培植感情，消除疑虑。
中美之间的挑战，无非是天灾和人祸。对后者，由于双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天灾则是双方面临的最大公敌。在天灾面前，任何人都会显得弱小和无辜。在这个时候，中美要携手面对天灾，比如成立一支中美国际救援队，利用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利用中国的经验，双方救援人员共赴现场。
“有备”才能“无患”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
罗援：这两方面有联系，但也不是必然的联系。中国迅速发展会引起外界的综合反应，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能够以和平方式迅速强大的例子。西方有些人从他们的经验出发很难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和平发展，可以不通过掠夺和战争崛起。而中国要提供一个新范式。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对我们产生疑虑，我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先验。所以中国要解惑释疑，要进行相应的说明，向国际社会拿出我们的实际行动。
另一方面，对有些人，你再解释也没用，因为他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个问题的，甚至还有些人心怀叵测。对这些人，我们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里面还有个“老二原理”。老大防止老二取代老大的地位，老三老四则不服老二，所以老二会处于遭受两面夹击的状态。比如美国担心自己的领导权被取代，而日本这样的国家则不适应中国的发展，想尽办法去干扰。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我们周边，还有朝鲜半岛局势，你怎么看？
罗援：钓鱼岛虽然只是一个小岛，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钓鱼岛必须放到全局和历史的长河中才能看清其地位和价值。中央也有表态，钓鱼岛问题绝对不会退让半步，我们的立场鲜明坚定。
《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伐兵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但又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手段。在此之前，应该用我们的智慧和魄力来解决问题。有一线和平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日本的一些行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由于日本在重新武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钓鱼岛问题上又不断挑衅，因此中日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日本没有资格、能力、胆量和一个具有战略威慑能力的大国打一场全面战争，但搞一些偷鸡摸狗式的袭击则是他们的惯技。对此，我们要常备不懈。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和人大发言人都表态，一旦在东海发生擦枪走火事件，责任肯定在日本，到时候日本不要倒打一耙。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把日本的阴谋变成了阳谋，而且事先做好应对之策，这就是危机预防、危机处理。
对于朝鲜半岛，我觉得解决目前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还是要做到“三无”，即无核、无战、无乱。
如果朝鲜在去核方面作出一定的承诺，那么国际社会应该给朝鲜一些经济和能源的援助，以及安全回报和安全承诺。
美国会感受到中国鹰派的理性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人认为你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试图用强硬态度乃至战争破解安全困境。你如何看待这种定位？
罗援：这完全是误读误判。我不否认我曾经说过，军人都应该是鹰派，但我又一再强调应该是理性的鹰派，而不是莽撞的鹰派，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些过激性的言论。
我对理性鹰派的一个认识是，我们不是纯粹的愤世嫉俗，我们有忧患意识，但又主张要有大局观，冷静、客观地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我提出了不少建议，像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组建海岸警备队；而在中美关系上，我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并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此前我们战略文化促进会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共同完成了一个名为中美安全关注调查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观察中美两国普通民众、精英群体对彼此的看法、评价，当然，也包括安全领域的问题，进而分析讨论两国舆论对彼此差异化表述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只有面对面的交流，甚至交锋，才能对对方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比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等许多美国学者都说，从和我的接触中来看，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强硬派，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者。我在和他们的学术交流中也颇有受益。
所以我觉得，中美双方，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需要通过沟通交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互相指责、谩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点是应该互相尊重，相信在不断的交流中，甚至在观点的交锋中，美国会感受到中国鹰派的理性。
《瞭望东方周刊》：众所周知，你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关注，正反评价都有。网络对你的意义是怎样的？
罗援：对我来讲，网络还是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我最初是为了澄清谣言，被动进入了这个领域，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才对这个领域逐渐熟悉。
北大的一位教授撰文称，罗援进入微博是个积极的平衡力量，这对我很有启发。他肯定了我进入微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提出忠告：罗援你不应该光是来战斗，还应该来结交一些朋友，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我上微博 ，基本不和人正面交锋，只是发布信息、阐述观点，另外也在网上结交一些朋友，听听大家不同的观点，有时通过私信和纸条与一些网友交流。我觉得，应该逐渐适应微博这个环境。
我的微博基本是开放性的，可以评论，闻者足戒，不管是支持我的，或者是反对我的观点，我都会认真思考。但我认为，微博必须把住一条道德底线，就是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行事。提意见可以，发牢骚也可以，不能说违宪的话，不能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污言秽语。凡违背这条底线的，我在微博和博客中坚决删除。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也有人认为，爱国主义也好，“鹰派”也罢，都在激发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你觉得这种说法实事求是吗？
罗援：谈到民族主义，就要分辨它的定义。民族主义不等同于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也不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只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走极端化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但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个概念，有明确的界限。任何国家都应该有爱国主义的存在，这关乎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如果没有了国家认同感，国家涣散，就会被人欺凌。
我们现在讲中国梦，中国梦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如果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就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反面教训，所以对于民族主义，必须给予正确引导和必要教育，并制定相应的规范。
我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不等同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国需要弘扬的，不要因为有了民族主义而扼杀、矮化或抹黑爱国主义。
当微博上有一些人对我造谣时，和我一起参加过抗美援老挝作战的战友们不仅出来为我辩污证明，而且还送了我一首郑板桥的诗共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尽管历经风风雨雨，但我们精忠报国的坚定信念和爱国之志永远不变。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罗援。这次对话力图梳理他对中国周边局势及国际关系的看法，其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军事智库对于西方“大国崛起必为战争崛起”- - -这一著名理论的深层次阐述。
美国要作出解释，否则只能加重战略猜疑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位军事专家，你一直强调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两个海”和“三个空间”，这种威胁正在加大还是有所缓解？
罗援：中国正面临一种被战略围堵的态势。其中既有对我们迅速发展的不适应，也有对我们发展模式的疑虑，当然也有恶意和敌意。
无论东海、南海，还是网络空间、外层空间、金融空间，对于这些威胁，美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有不可推卸的负面影响。如果没有1951年美国与日本等国在主要参战国- - -中国缺席的情况下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如果没有1953年美国将钓鱼岛划入琉球群岛，如果没有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岛交给日本，就不会有现在的钓鱼岛问题。
历史上，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其最西端从来没有超过东经118度。在此以西的黄岩岛等岛礁从来就不属于菲律宾。对这些问题，美国学者心知肚明，但美国政府却在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之争中，揣着明白装糊涂，偏袒一方，不能不说对这两个地区形势的恶化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网络空间、外层空间、金融空间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指控是缺乏说服力的。在这几个领域，美国都是先行者、先进者，掌握着技术优势，甚至拥有对于某些技术的垄断。一般来说，强者更有资源向“后来者”发起攻击。
今年2月末，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说，中国面临着网络攻击的严重威胁，2012年，平均每个月我国国防部网和中国军网遭到境外攻击14. 4万次，从IP地址的分析来看，其中62. 3%的攻击来自美国境内。美国计算机产业非常发达，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垄断技术，又有正式的网络战部队，如果说要进行网络战的话，中国也只能防御。
最近，媒体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斯诺登揭秘美国长期监控中国网络的事实足以发人深省。中美两个大国在这两个领域“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共同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遵守者，而不应该是破坏者或窥视者。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种背景下，怎样构建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
罗援：对这一点双方有不同理解。我们的理解是双方要平等，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尊重是基础，共赢是目标。到现在为止，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似乎还没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更强调稳定，不希望因为偶发事件中断中美交往。
习主席访美后，我随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为团长的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中美学术论坛》，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一次高级别学术对话。这次学术对话，我就觉得双方有交流，也有交锋。
新型大国关系，前提是互相尊重，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注。要增信，必须先释疑。比如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对中国的网络监控，对中国造成了威胁。美国要给中国一个解释：如果不是事实，拿出证据；如果是事实，要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不是阴谋论者- - -不一定什么问题都是美国的恶意扼杀，但我起码是怀疑论者。比如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目的是什么，要给中国人民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否则我们只能产生怀疑，无法增信释疑。
美国为什么要到中国的周边抵近侦查？为什么在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向台湾单方面出售装备，而且一再违背向中国作出的承诺？为什么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矛盾时，美国都偏袒另一方……对这些问题，美国要作出解释，否则只能加重战略猜疑。
战略互不信任，必然导致战略猜疑，接着就是战略提防。
之所以没有信任，我觉得主要的责任方还是美国。美方对中国的认知是三段论：首先认为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更是一个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担心我们会取代它的领导地位。中国国土大、人口多、市场大，所以美国对中国格外重视。有些人用意识形态来看待中国问题，左看右看都看不惯。特别是，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有人就担心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将取代西方多年来的发展模式。
增信还有一个路径，就是通过合作，在合作中培植感情，消除疑虑。
中美之间的挑战，无非是天灾和人祸。对后者，由于双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天灾则是双方面临的最大公敌。在天灾面前，任何人都会显得弱小和无辜。在这个时候，中美要携手面对天灾，比如成立一支中美国际救援队，利用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利用中国的经验，双方救援人员共赴现场。
“有备”才能“无患”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
罗援：这两方面有联系，但也不是必然的联系。中国迅速发展会引起外界的综合反应，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能够以和平方式迅速强大的例子。西方有些人从他们的经验出发很难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和平发展，可以不通过掠夺和战争崛起。而中国要提供一个新范式。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对我们产生疑虑，我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先验。所以中国要解惑释疑，要进行相应的说明，向国际社会拿出我们的实际行动。
另一方面，对有些人，你再解释也没用，因为他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个问题的，甚至还有些人心怀叵测。对这些人，我们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里面还有个“老二原理”。老大防止老二取代老大的地位，老三老四则不服老二，所以老二会处于遭受两面夹击的状态。比如美国担心自己的领导权被取代，而日本这样的国家则不适应中国的发展，想尽办法去干扰。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我们周边，还有朝鲜半岛局势，你怎么看？
罗援：钓鱼岛虽然只是一个小岛，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钓鱼岛必须放到全局和历史的长河中才能看清其地位和价值。中央也有表态，钓鱼岛问题绝对不会退让半步，我们的立场鲜明坚定。
《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伐兵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但又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手段。在此之前，应该用我们的智慧和魄力来解决问题。有一线和平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日本的一些行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由于日本在重新武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钓鱼岛问题上又不断挑衅，因此中日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日本没有资格、能力、胆量和一个具有战略威慑能力的大国打一场全面战争，但搞一些偷鸡摸狗式的袭击则是他们的惯技。对此，我们要常备不懈。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和人大发言人都表态，一旦在东海发生擦枪走火事件，责任肯定在日本，到时候日本不要倒打一耙。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把日本的阴谋变成了阳谋，而且事先做好应对之策，这就是危机预防、危机处理。
对于朝鲜半岛，我觉得解决目前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还是要做到“三无”，即无核、无战、无乱。
如果朝鲜在去核方面作出一定的承诺，那么国际社会应该给朝鲜一些经济和能源的援助，以及安全回报和安全承诺。
美国会感受到中国鹰派的理性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人认为你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试图用强硬态度乃至战争破解安全困境。你如何看待这种定位？
罗援：这完全是误读误判。我不否认我曾经说过，军人都应该是鹰派，但我又一再强调应该是理性的鹰派，而不是莽撞的鹰派，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些过激性的言论。
我对理性鹰派的一个认识是，我们不是纯粹的愤世嫉俗，我们有忧患意识，但又主张要有大局观，冷静、客观地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我提出了不少建议，像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组建海岸警备队；而在中美关系上，我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并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此前我们战略文化促进会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共同完成了一个名为中美安全关注调查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观察中美两国普通民众、精英群体对彼此的看法、评价，当然，也包括安全领域的问题，进而分析讨论两国舆论对彼此差异化表述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只有面对面的交流，甚至交锋，才能对对方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比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等许多美国学者都说，从和我的接触中来看，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强硬派，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者。我在和他们的学术交流中也颇有受益。
所以我觉得，中美双方，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需要通过沟通交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互相指责、谩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点是应该互相尊重，相信在不断的交流中，甚至在观点的交锋中，美国会感受到中国鹰派的理性。
《瞭望东方周刊》：众所周知，你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关注，正反评价都有。网络对你的意义是怎样的？
罗援：对我来讲，网络还是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我最初是为了澄清谣言，被动进入了这个领域，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才对这个领域逐渐熟悉。
北大的一位教授撰文称，罗援进入微博是个积极的平衡力量，这对我很有启发。他肯定了我进入微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提出忠告：罗援你不应该光是来战斗，还应该来结交一些朋友，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我上微博 ，基本不和人正面交锋，只是发布信息、阐述观点，另外也在网上结交一些朋友，听听大家不同的观点，有时通过私信和纸条与一些网友交流。我觉得，应该逐渐适应微博这个环境。
我的微博基本是开放性的，可以评论，闻者足戒，不管是支持我的，或者是反对我的观点，我都会认真思考。但我认为，微博必须把住一条道德底线，就是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行事。提意见可以，发牢骚也可以，不能说违宪的话，不能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污言秽语。凡违背这条底线的，我在微博和博客中坚决删除。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也有人认为，爱国主义也好，“鹰派”也罢，都在激发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你觉得这种说法实事求是吗？
罗援：谈到民族主义，就要分辨它的定义。民族主义不等同于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也不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只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走极端化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但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个概念，有明确的界限。任何国家都应该有爱国主义的存在，这关乎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如果没有了国家认同感，国家涣散，就会被人欺凌。
我们现在讲中国梦，中国梦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如果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就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反面教训，所以对于民族主义，必须给予正确引导和必要教育，并制定相应的规范。
我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不等同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国需要弘扬的，不要因为有了民族主义而扼杀、矮化或抹黑爱国主义。
当微博上有一些人对我造谣时，和我一起参加过抗美援老挝作战的战友们不仅出来为我辩污证明，而且还送了我一首郑板桥的诗共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尽管历经风风雨雨，但我们精忠报国的坚定信念和爱国之志永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