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能够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增强政府与社会的互信与合作。当前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主动意识不强、组织程度不高、制度供给不足、监督平台单一。要强化服务和谐社区建设，强化群众参与的利益联结，培育群众监督组织，优化群众参与的信息环境，发展社区廉政文化，搭建监督平台创新机制，全方位增强群众参与的监督效能。
[关键词]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2-0032-03
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加强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畅通人民群众参与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监督作用，积极构建社区与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提高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治理水平，是新形势下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必然选择。
群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本质要求，更是社区治理改革所追求的目标。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能够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扩大群众的参与权，以广泛而有效的群众参与权的实现来监督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坚实基础，通过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参与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处在全方位的群众监督状态之下，能够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预防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就会像空中楼阁一样，因为没有根基而难以持久。
（二）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政治哲学。”[1]现代社会治理离不开民众公共精神的养成，需要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群众有效参与到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中，能够有助于强化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消减狭隘的自我利益意识，更多的关心公共利益，从而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促进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三）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建设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关系。治理理论强调政府要实行“善治”，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2]。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是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如果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地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其监督和制约政府及其官员权力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的反腐败主体意识，构建政府与社会共同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治理模式，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进而改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增强政府与社会的互信与合作。
近年来，很多社区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推动群众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体系构建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从已有实践看，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还面临诸多问题。
（一）群众参与的主动意识不强。近年来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不断提高，但从总体来看，群众参与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群众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群众积极参与，反映诉求，而对事关社会整体利益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群众参与的意识较为淡薄，主动性不强。腐败行为产生的后果，从整体上看损害的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较强的“外部性”特征，使得很多群众认为这是公共的事，希望别人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己虽然心怀不满，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状态，“隔岸观火”；有的则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治理缺乏信心，认为社区搞的廉政活动是作秀，参与不参与无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虽口出怨言，却抱着一种对不正之风“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行之”的扭曲心态，心里算计着能够加入到搞特权和潜规则的腐败利益圈子中去，对不正之风干脆睁只眼闭只眼。从参与的群体来看，中老年群体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参与热情较大，而青年群体对此大多漠不关心，热衷于在网络上“指点江山”，而在现实中却选择逃避参与。
（二）群众参与的组织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居委会及社团组织的自治性不断增强，但在传统管制型的政府治理模式下，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较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载体作用，其他社会组织虽然有所发展，但关注的多是健身、环保、绿化、志愿者服务、邻里互助等，群众性监督组织发展滞后，有组织性的参与社区决策、重大项目的监管等较少。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大多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去参与，导致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碎片化，缺乏影响力，从而使得群众参与的力量分散，难以得到高效的权利行使路径。同时，由于群众个体的力量弱小，信息不对称，也使群众在参与中无法及时获取准确的信息，影响了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质量。
（三）群众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廉政建设无论是作为推进民主行政的一种手段，还是作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腐败的方式，关键在于其运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3]但当前，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建设供给不足，制约了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治理社区不正之风，需要社区以开放的姿态，树立与群众共同治理的理念，认识群众参与的重要主体作用，建立社区与群众在廉政建设过程中的互动与合作机制。但是，由于“官本位”意识浓厚，合作治理意识不足，很多社区在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中，注重了内部制度建设，单方面注重了内部监督力量的整合，却忽略了社会其他主体的参与作用，对外部监督力量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重视不足，未能以制度化的路径将社区内部监督力量与外部监督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群众的监督力量无从得以制度化而充分发挥，而如果没有外部群众监督的制度化参与，就容易出现内部制度的效果不明显，甚至流于形式的情况，导致廉政建设的效能大大降低。 （四）群众参与的监督载体单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载体和形式也要走向多元化，以形式多样、顺畅高效的监督载体，取得监督实效。传统的社区党风廉政群众监督渠道较为狭窄，主要通过信访、举报等方式参与，监督形式单一。当前很多街道（社区）也建立完善了政府主导的社区代表大会制度，一些街道还探索建立了社区党风廉政监督员队伍，但由于监督者的代表性、广泛性不够，载体建设的配套性、系统性不够，群众被动员式参与较多，以致参与监督的实效性并不彰显，有的甚至仅是花拳绣腿，摆摆架子而已。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群体日趋分化呈现多样性，不同群体的诉求方式不一样，需要根据群体参与主体的多样性，监督客体的不同，设计创新多样性的监督载体和平台，而当前社区对此创新不足。
（一）服务和谐社区建设，强化群众参与的利益联结。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安全、环保、绿化、物业服务和公共资金使用、低保金发放、廉租房分配等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社区群众最为关心、关注。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提升了各项公共服务质量，群众得到了实惠，能提振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感，让群众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是事关大家利益的大事，能够增强群众参与的主人翁精神。脱离了民生和服务，群众参与的直接利益点缺失，党风廉政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也就难以持久和长效。因此，要增强社区公共服务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契合度，强化利益联结，增强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关联，这是提高群众参与度的最有效路径。发动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公共服务之中，以服务和谐社区建设为核心。
（二）培育群众监督组织，提升群众参与的组织程度。在监督渠道不够畅通、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群众个体的意见、批评和监督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分散的，过多的个体参与会造成资源消耗多，成本大，社会负担重，并易引发非理性参与。有效组织群众，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反腐败的作用是许多国家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展社会组织来作为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作用是一种既有效又经济的方式，社会组织可及时、准确地把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建议和意见等集中起来，加以整合转达给政府，也可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处理意见方便、集中地传达给居民。社会组织能够发挥沟通民众和政府的“规模效应”，从而节约群众参与成本，也降低了群众个体的非理性参与。在城市社区公共生活中，社会组织应成为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互相沟通的重要载体。社区应完善组织引导机制，积极培育各类群众性的监督组织，给予场地、资金、人力、培训等各方面的支持，引导这些社会组织有序而高质量地参与到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中来，摆脱群众个体参与无序的自发状态，从而提升群众组织化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水平。
（三）加大社区政务公开，优化群众参与的信息环境。秘密是民主的敌人，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广度、参与的比例和深度，都有赖于社会成员了解和掌握的信息情况。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政治参与要求接受一般的特殊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是更多介入的人，就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4]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制度，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因此，要大力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不断深化党务、财务、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实人民群众对社区事务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为人民群众监督权力切实创造条件。真正奉行除了法律明文禁止者外，一律都要公开的原则，进一步扩大社区各项事务公开范围以及公开的深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的程序、内容、范围和层次，公共决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也要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群众个人及社会组织对公共决策运行过程的监督和问责。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社区听证制度、质询制度、群众评议制度等，实现群众真正的有效参与。
（四）发展社区廉政文化，提升群众参与的监督意识。社区廉政文化具有渗透面广、影响力强的特征，发展社区廉政文化，大力营造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是提升群众监督意识，参与到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通过积极开展各种贴近社区实际、贴近群众生活的廉政文化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内容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可以逐步提高群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近年来，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充分运用区域化党建体制优势，整合驻区单位廉政文化资源，廉政教育师资共享、阵地共用、品牌共创，组建廉政宣讲团，举办廉政讲坛等，同时发挥社区共治优势，将社区廉政文化资源与职能场所廉政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对接，发挥居民自治工作优势，扩大邻里参与，举办以廉政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邻里节”活动，形成了社区说廉、唱廉、促廉的良好氛围，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和能力。
（五）搭建平台创新机制，增强群众参与的监督效能。参与回报理论认为：如果P（预期结果）+D（公民职责）+B（实际收益）-C（代价）>0时，公民就会踊跃参加，反之参与积极性差。对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而言，其收益包括物质上的获得、精神上的快乐、人际关系的拓展、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增长、个人威信的提升，甚至社区组织的认可和居民的称赞等。要激发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增强其参与的监督效能，避免流于形式，应该创新机制，提升群众参与的心理预期，降低群众参与的成本和代价，扩大群众参与的收益。要搭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监督平台，增强监督平台的开放性和民众参加的广泛性，组织群众参加重点项目、重大活动等的监督，在社区权力结构中使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社区决策与管理的机会，顺畅参与渠道，丰富监督形式，完善监督结果反馈制度，健全监督成果运用机制，建立激励制度和保障制度，增强群众参与的效能感，从而取得最大化的监督成效。
参考文献：
[1]（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6.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
[3]李和中，周伟.地方政府廉政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出路[J].新视野.2012（6）.
[4]（美）奥斯特罗姆.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9.
作者系中共闸北区委党校副教授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2-0032-03
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加强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畅通人民群众参与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监督作用，积极构建社区与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提高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治理水平，是新形势下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必然选择。
群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本质要求，更是社区治理改革所追求的目标。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能够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扩大群众的参与权，以广泛而有效的群众参与权的实现来监督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坚实基础，通过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参与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处在全方位的群众监督状态之下，能够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预防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就会像空中楼阁一样，因为没有根基而难以持久。
（二）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政治哲学。”[1]现代社会治理离不开民众公共精神的养成，需要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群众有效参与到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中，能够有助于强化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消减狭隘的自我利益意识，更多的关心公共利益，从而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促进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三）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建设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关系。治理理论强调政府要实行“善治”，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2]。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是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如果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地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其监督和制约政府及其官员权力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的反腐败主体意识，构建政府与社会共同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治理模式，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进而改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增强政府与社会的互信与合作。
近年来，很多社区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推动群众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体系构建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从已有实践看，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还面临诸多问题。
（一）群众参与的主动意识不强。近年来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不断提高，但从总体来看，群众参与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群众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群众积极参与，反映诉求，而对事关社会整体利益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群众参与的意识较为淡薄，主动性不强。腐败行为产生的后果，从整体上看损害的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较强的“外部性”特征，使得很多群众认为这是公共的事，希望别人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己虽然心怀不满，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状态，“隔岸观火”；有的则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治理缺乏信心，认为社区搞的廉政活动是作秀，参与不参与无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虽口出怨言，却抱着一种对不正之风“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行之”的扭曲心态，心里算计着能够加入到搞特权和潜规则的腐败利益圈子中去，对不正之风干脆睁只眼闭只眼。从参与的群体来看，中老年群体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参与热情较大，而青年群体对此大多漠不关心，热衷于在网络上“指点江山”，而在现实中却选择逃避参与。
（二）群众参与的组织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居委会及社团组织的自治性不断增强，但在传统管制型的政府治理模式下，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较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载体作用，其他社会组织虽然有所发展，但关注的多是健身、环保、绿化、志愿者服务、邻里互助等，群众性监督组织发展滞后，有组织性的参与社区决策、重大项目的监管等较少。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大多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去参与，导致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碎片化，缺乏影响力，从而使得群众参与的力量分散，难以得到高效的权利行使路径。同时，由于群众个体的力量弱小，信息不对称，也使群众在参与中无法及时获取准确的信息，影响了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质量。
（三）群众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廉政建设无论是作为推进民主行政的一种手段，还是作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腐败的方式，关键在于其运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3]但当前，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建设供给不足，制约了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治理社区不正之风，需要社区以开放的姿态，树立与群众共同治理的理念，认识群众参与的重要主体作用，建立社区与群众在廉政建设过程中的互动与合作机制。但是，由于“官本位”意识浓厚，合作治理意识不足，很多社区在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中，注重了内部制度建设，单方面注重了内部监督力量的整合，却忽略了社会其他主体的参与作用，对外部监督力量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重视不足，未能以制度化的路径将社区内部监督力量与外部监督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群众的监督力量无从得以制度化而充分发挥，而如果没有外部群众监督的制度化参与，就容易出现内部制度的效果不明显，甚至流于形式的情况，导致廉政建设的效能大大降低。 （四）群众参与的监督载体单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载体和形式也要走向多元化，以形式多样、顺畅高效的监督载体，取得监督实效。传统的社区党风廉政群众监督渠道较为狭窄，主要通过信访、举报等方式参与，监督形式单一。当前很多街道（社区）也建立完善了政府主导的社区代表大会制度，一些街道还探索建立了社区党风廉政监督员队伍，但由于监督者的代表性、广泛性不够，载体建设的配套性、系统性不够，群众被动员式参与较多，以致参与监督的实效性并不彰显，有的甚至仅是花拳绣腿，摆摆架子而已。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群体日趋分化呈现多样性，不同群体的诉求方式不一样，需要根据群体参与主体的多样性，监督客体的不同，设计创新多样性的监督载体和平台，而当前社区对此创新不足。
（一）服务和谐社区建设，强化群众参与的利益联结。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安全、环保、绿化、物业服务和公共资金使用、低保金发放、廉租房分配等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社区群众最为关心、关注。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提升了各项公共服务质量，群众得到了实惠，能提振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感，让群众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是事关大家利益的大事，能够增强群众参与的主人翁精神。脱离了民生和服务，群众参与的直接利益点缺失，党风廉政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也就难以持久和长效。因此，要增强社区公共服务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契合度，强化利益联结，增强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关联，这是提高群众参与度的最有效路径。发动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公共服务之中，以服务和谐社区建设为核心。
（二）培育群众监督组织，提升群众参与的组织程度。在监督渠道不够畅通、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群众个体的意见、批评和监督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分散的，过多的个体参与会造成资源消耗多，成本大，社会负担重，并易引发非理性参与。有效组织群众，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反腐败的作用是许多国家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展社会组织来作为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作用是一种既有效又经济的方式，社会组织可及时、准确地把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建议和意见等集中起来，加以整合转达给政府，也可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处理意见方便、集中地传达给居民。社会组织能够发挥沟通民众和政府的“规模效应”，从而节约群众参与成本，也降低了群众个体的非理性参与。在城市社区公共生活中，社会组织应成为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互相沟通的重要载体。社区应完善组织引导机制，积极培育各类群众性的监督组织，给予场地、资金、人力、培训等各方面的支持，引导这些社会组织有序而高质量地参与到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中来，摆脱群众个体参与无序的自发状态，从而提升群众组织化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水平。
（三）加大社区政务公开，优化群众参与的信息环境。秘密是民主的敌人，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广度、参与的比例和深度，都有赖于社会成员了解和掌握的信息情况。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政治参与要求接受一般的特殊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是更多介入的人，就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4]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制度，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因此，要大力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不断深化党务、财务、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实人民群众对社区事务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为人民群众监督权力切实创造条件。真正奉行除了法律明文禁止者外，一律都要公开的原则，进一步扩大社区各项事务公开范围以及公开的深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的程序、内容、范围和层次，公共决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也要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群众个人及社会组织对公共决策运行过程的监督和问责。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社区听证制度、质询制度、群众评议制度等，实现群众真正的有效参与。
（四）发展社区廉政文化，提升群众参与的监督意识。社区廉政文化具有渗透面广、影响力强的特征，发展社区廉政文化，大力营造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是提升群众监督意识，参与到社区党风廉政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通过积极开展各种贴近社区实际、贴近群众生活的廉政文化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内容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可以逐步提高群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近年来，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充分运用区域化党建体制优势，整合驻区单位廉政文化资源，廉政教育师资共享、阵地共用、品牌共创，组建廉政宣讲团，举办廉政讲坛等，同时发挥社区共治优势，将社区廉政文化资源与职能场所廉政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对接，发挥居民自治工作优势，扩大邻里参与，举办以廉政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邻里节”活动，形成了社区说廉、唱廉、促廉的良好氛围，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和能力。
（五）搭建平台创新机制，增强群众参与的监督效能。参与回报理论认为：如果P（预期结果）+D（公民职责）+B（实际收益）-C（代价）>0时，公民就会踊跃参加，反之参与积极性差。对群众参与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而言，其收益包括物质上的获得、精神上的快乐、人际关系的拓展、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增长、个人威信的提升，甚至社区组织的认可和居民的称赞等。要激发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增强其参与的监督效能，避免流于形式，应该创新机制，提升群众参与的心理预期，降低群众参与的成本和代价，扩大群众参与的收益。要搭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监督平台，增强监督平台的开放性和民众参加的广泛性，组织群众参加重点项目、重大活动等的监督，在社区权力结构中使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社区决策与管理的机会，顺畅参与渠道，丰富监督形式，完善监督结果反馈制度，健全监督成果运用机制，建立激励制度和保障制度，增强群众参与的效能感，从而取得最大化的监督成效。
参考文献：
[1]（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6.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
[3]李和中，周伟.地方政府廉政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出路[J].新视野.2012（6）.
[4]（美）奥斯特罗姆.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9.
作者系中共闸北区委党校副教授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