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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第四版）（微观部分·宏观部分）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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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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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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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指出：第一，同意《亘先》第12号简那两个被李零读作“恒”的字应当隶作“[亟止]”和“[亟心]”，并读作“极”。至于第1—9号简那六个被裘锡圭读作“极”的“亘”字，文本认为应当读作“恒”。由此，这篇竹书可直接称名为《恒先》；第二，“恒”概念包含“恒先”在内，后一概念是从前一概念分化出来的。学者多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甚至以“恒先”为此一概念的优先表达形式，这是不正确的；第三，竹书的“恒”有别于老子的“道”。在《恒先》中，“恒”只是表示宇宙生化的初始阶段，而“恒先”则推至其极。表示宇宙的端初，跟《淮南子》
在社会学和语言学里存在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以把社会和个体分离开来，且特别强调前者及其规则为特征，另一条线索则坚持以统一的视角看待社会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把社会规范视为内在于个体行动或实践，而非强加于日常生活具体实践的外部力量。第一条线索至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达到顶峰，而第二条线索则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里提高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分析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这两条发展线索，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符号的本质属性。文本旨在揭示实现于戈夫曼，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忽视的这一符号学思想的重要转折。这一重要转折可以表述
人类的历史进程总是伴随着创新,在现代社会,创新具有更加显著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的创新实践,既有经验又有许多教训,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加以检视。创新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其依据,有所遵循,但也有风险。从主体角度看,创新活动体现的是人自身的目的性;从对象角度看,体现的是事物变化的现实可能性。无论社会哪个领域的创新,都是将人的目的性与对象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并给予实现。传承、学习与创新,构成了内在贯通、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步。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和黄顺基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的《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等文章后，邀请了他们两位及金岳霖、周谷城、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著名学者到中南海讨论逻辑学问题，讨论长达6个小时。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活动五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于2007年4月22日联合举办了“纪念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五十周年座谈会”。下面特刊发两篇学者的发言和座谈会综述，以飨读者。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即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通过控制雇佣劳动实现生产效率是劳动过程中的核心，技术进步与控制形式的动态运动使劳动过程不断演变，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阶段性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