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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作为我国的显著优势。新中国的外交历程不仅是一部奋斗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史，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经受住了不同时期的严峻考验，是被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独立自主 外交政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旧”外交里交织新命运
（一）萌芽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是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础的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外交思想，他们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领头羊，在与他国交往时应坚持什么样的原则？秉承什么样的理念？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毛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了“新”的外交方针，一是“一边倒”，毛主席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从多年经验来看，中国人民必将向某一阵营呈现出一边倒，这是必然的，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的，非帝国主义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倒”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这并不是我们一开始的设想，“一边倒”是必然选择，它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涵义，明确我们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与联合无产阶级、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国际统一战线。这并非特指我们倒向哪个国家，而是表明我们的外交立场，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二是“另起炉灶”，这就是新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保留国民党与他国建立起来的、旧的外交关系，我们要建立起与他国外交关系的新基础。三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三大方针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最大程度的保持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为之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嵌下了基石。在这些外交方针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伟大的总理周恩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新中国的外交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1949年4月，周总理在与党外人士、知识青年交谈时就提及了外交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周总理的外交思想主要是两大主张，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推行的外交路线可以追溯到“以和为贵”“和而不同”。那么，周总理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一原则呢？首次提出是在1953年，他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成为了中印关系处理的准则，在此之后这一原则得到了两届联合国大会的认可和接受，这一原则区别于残忍的丛林法则，国家不论大小、发展程度以及意识形态，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也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周边和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求同存异，这一方针是1955年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提出的，这是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一场國际性会议，参会的国家有着相似的被殖民和被压迫的历史，都为争取本国的独立和民主做出了斗争与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摆脱以前旧的屈辱的历史，周总理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尽管各国之间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不一样，但我们是来求同的，不是讨论差异的。这一方针上升为“求同存异精神”，也是“万隆精神”。周恩来总理的贡献永不止这些，主管外交工作的26年里不仅是亲力亲为，更是参与策划和实践的全过程，推动中国的外交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平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发展阶段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978-2012年期间我国外交的重要时期，开启了我国外交事业的新方向，促进了世界和平。邓小平在新的国际背景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平与发展已是时代的主题。此时我们外交政策考虑的主要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切都要从这两个点出发。19世纪50、60年代我们曾多次奉行“一条线”战略，“联苏反美”和“联美反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当下要真正的从实际出发，不同任何国家结盟，我们处理问题要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要看是否符合中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这一代的领导人提出了“不结盟说”，独立自主地去做出正确的选择，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内涵，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挫折，建立起了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塑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领导人使我国的外交事业新上一个台阶，在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始终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将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凝聚各国力量解决国际突出问题，指出各国要正视各国的多样性，求同存异，丰富国际秩序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领导人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积极推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对话，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谐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投身于联合国多边外交。
二、新时代的“新”外交
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治理不可忽视。接力棒传递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手中，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战略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创新，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思想，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不能还是停留于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不仅要将合作共赢这一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文化，还要体现在外交关系和全球治理上来，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2016年的二十国杭州峰会，中国是主办人，开启了“中国引领，新老大国共治”的新时代，中国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2019年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习近平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使得全球治理规则朝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的“特色大国外交”还体现在将独立自主运用于解决本国的事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决反对他国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内政，干预港澳台事务，干预涉疆、涉藏外交。近期香港事件沸沸扬扬，西方媒体反而在“拉偏架”，一到自己头上哑口无言，如西班牙一个地区持续发生暴乱，这是赤裸裸的双标。香港这些年轻人对于社会的不满从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的极端性，暴露了贫富差距，为何与香港一路之隔的深圳却发展的如此之好，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上指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处理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干预香港，澳门事务”。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审议通过“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新疆是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让他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新疆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发生暴恐案件，美国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指手画脚，罔顾事实，搞双重标准，是在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力图破坏新疆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必须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坚定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坚持独立自主，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世界的事情一起解决，对于他国干涉内政的行为是零容忍、重谴责。
三、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来自于世界，终将走向世界，为世界的发展给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外交”，体现了大国担当，中国本着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谋求共同发展这一原则。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得知这三部分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作为大自然的受益者，担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不能奉行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與个人利益，一些国家打着“全球治理”的幌子来强化自身利益，关于任何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规则就全盘否定，放弃甚至拒绝承担国际责任。殊不知现如今的世界同住“地球村”，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重大突发事件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空谈。习近平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世界人民必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合作共赢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的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开放、共享；奉行的战略是互利共赢；道路是和平与文明的发展道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便是世界人民的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它的具体形式。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意识。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年度院级科研项目 ：大国外交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MYY42）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关键词：独立自主 外交政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旧”外交里交织新命运
（一）萌芽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是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础的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外交思想，他们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领头羊，在与他国交往时应坚持什么样的原则？秉承什么样的理念？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毛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了“新”的外交方针，一是“一边倒”，毛主席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从多年经验来看，中国人民必将向某一阵营呈现出一边倒，这是必然的，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的，非帝国主义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倒”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这并不是我们一开始的设想，“一边倒”是必然选择，它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涵义，明确我们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与联合无产阶级、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国际统一战线。这并非特指我们倒向哪个国家，而是表明我们的外交立场，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二是“另起炉灶”，这就是新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保留国民党与他国建立起来的、旧的外交关系，我们要建立起与他国外交关系的新基础。三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三大方针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最大程度的保持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为之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嵌下了基石。在这些外交方针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伟大的总理周恩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新中国的外交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1949年4月，周总理在与党外人士、知识青年交谈时就提及了外交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周总理的外交思想主要是两大主张，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推行的外交路线可以追溯到“以和为贵”“和而不同”。那么，周总理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一原则呢？首次提出是在1953年，他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成为了中印关系处理的准则，在此之后这一原则得到了两届联合国大会的认可和接受，这一原则区别于残忍的丛林法则，国家不论大小、发展程度以及意识形态，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也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周边和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求同存异，这一方针是1955年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提出的，这是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一场國际性会议，参会的国家有着相似的被殖民和被压迫的历史，都为争取本国的独立和民主做出了斗争与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摆脱以前旧的屈辱的历史，周总理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尽管各国之间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不一样，但我们是来求同的，不是讨论差异的。这一方针上升为“求同存异精神”，也是“万隆精神”。周恩来总理的贡献永不止这些，主管外交工作的26年里不仅是亲力亲为，更是参与策划和实践的全过程，推动中国的外交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平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发展阶段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978-2012年期间我国外交的重要时期，开启了我国外交事业的新方向，促进了世界和平。邓小平在新的国际背景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平与发展已是时代的主题。此时我们外交政策考虑的主要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切都要从这两个点出发。19世纪50、60年代我们曾多次奉行“一条线”战略，“联苏反美”和“联美反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当下要真正的从实际出发，不同任何国家结盟，我们处理问题要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要看是否符合中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这一代的领导人提出了“不结盟说”，独立自主地去做出正确的选择，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内涵，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挫折，建立起了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塑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领导人使我国的外交事业新上一个台阶，在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始终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将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凝聚各国力量解决国际突出问题，指出各国要正视各国的多样性，求同存异，丰富国际秩序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领导人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积极推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对话，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谐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投身于联合国多边外交。
二、新时代的“新”外交
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治理不可忽视。接力棒传递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手中，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战略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创新，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思想，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不能还是停留于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不仅要将合作共赢这一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文化，还要体现在外交关系和全球治理上来，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2016年的二十国杭州峰会，中国是主办人，开启了“中国引领，新老大国共治”的新时代，中国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2019年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习近平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使得全球治理规则朝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的“特色大国外交”还体现在将独立自主运用于解决本国的事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决反对他国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内政，干预港澳台事务，干预涉疆、涉藏外交。近期香港事件沸沸扬扬，西方媒体反而在“拉偏架”，一到自己头上哑口无言，如西班牙一个地区持续发生暴乱，这是赤裸裸的双标。香港这些年轻人对于社会的不满从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的极端性，暴露了贫富差距，为何与香港一路之隔的深圳却发展的如此之好，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上指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处理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干预香港，澳门事务”。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审议通过“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新疆是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让他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新疆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发生暴恐案件，美国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指手画脚，罔顾事实，搞双重标准，是在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力图破坏新疆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必须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坚定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坚持独立自主，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世界的事情一起解决，对于他国干涉内政的行为是零容忍、重谴责。
三、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来自于世界，终将走向世界，为世界的发展给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外交”，体现了大国担当，中国本着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谋求共同发展这一原则。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得知这三部分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作为大自然的受益者，担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不能奉行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與个人利益，一些国家打着“全球治理”的幌子来强化自身利益，关于任何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规则就全盘否定，放弃甚至拒绝承担国际责任。殊不知现如今的世界同住“地球村”，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重大突发事件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空谈。习近平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世界人民必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合作共赢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的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开放、共享；奉行的战略是互利共赢；道路是和平与文明的发展道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便是世界人民的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它的具体形式。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意识。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年度院级科研项目 ：大国外交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MYY42）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