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发生在医院的悲剧：2007年11月21日下午，22岁的孕妇李丽云因难产，被其丈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尽管医院同意为她免费手术，但其丈夫不仅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甚至还写下了“拒绝剖腹产手术生孩子，后果自负”的字样。在制度面前，医院只得放弃手术。3小时后，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
　　悲剧再次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有关该事件报道和讨论的文章备受关注。大多数人认为，是丈夫的愚昧无知让妻子丧命；反思之后，也有更多的人向院方提出了质问：冰冷的制度和鲜活的人命，孰轻孰重？“不签字不手术”的规定是不是该改改了？
　　11月28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了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卫生局表示，朝阳医院没有强行手术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并无过失。的确，正如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法律顾问胡文中所言，在这起事件中，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治疗权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医院无权强迫患者和患者家属接受治疗。院方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不违法。但面对两条生命的陨落，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无不动容，并提出了各自看法。
　　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本富指出，制定法律法规的终极目的是让生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为了固守这些而牺牲人的生命权，那么它们也就失去意义了。任何权力和法律都不能凌驾于生命权之上。遗憾的是，对于生命权，我们不但漠视，甚至淡忘。”李本富告诉记者，之前也有过类似事情，有的病人大出血，而医生为了严守“不得现场采血”的制度，只能跑到很远的血站去取。回来时，病人已经没救了。“在不涉及生命的前提下，当然要遵守法律法规；但既然病人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不能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呢？确实该反思一下‘不签字不手术’的硬性规定了。”李本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完全可以请示相关的司法部门，要求法律做出适度调整。
　　“单就一方面调整是不够的。”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吴俊告诉记者，如果调整，应是包括卫生机制、鉴定机制、司法机制在内的整体配套机制的变动。“有人提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有专家组做出评估。可是评估之后的手术中，如果孕妇还是死亡了呢，这个责任谁负？这是一个连动的机制，需要综合的政策、法律保障。”
　　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则更进一步认为，造成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医患之间不信任。“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在诚信缺失的情况下，自然会发生患者不肯签字的事情。想要改变这一现状，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大的医疗体制改革。”
　　问责也好，反思也罢，让我们看看国外医院在类似的紧急情况下会如何应对。
　　
　　美国
　　
　　尽管美国此前没有发生过“手术拒签”这样的事件，但记者在询问了美国的几位医生、律师朋友后得知，一般来说，除非得到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签字，否则医院不可能为患者进行手术。而在密歇根州博蒙特医院的手术前须知上明确规定，手术的决定权主要在病人和家属手里，但同时保留在紧急情况下由医院做出手术决定的权利。前提则是在危及患者生命，但患者没有决定能力，家属又不在场的情况下。
　　显然，这样做首先考虑的是人权。当患者有决定能力的时候，自然要由他自己决定。但在特殊情况下，生命权才是最重要的。然而，采访中，几位医学和法律专家一致表示，如果类似中国这种因家属不同意手术而导致死亡的情况发生在美国，医生同样不存在任何法律责任。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根据《关于患者权利的世界医师协会里斯本宣言》，如果患者的代理人做出违反患者最佳利益的决定，医生有义务向相关的法律机构挑战这项决定。在危急时刻，则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最高原则去实施医疗行为。
　　不久前，澳大利亚就曾有过这样的例子。马里恩是名先天智障女童。14岁时，尽管她的生理发育进入了青春期，但智力仍然停留在幼儿阶段，对性、怀孕等成年女性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毫无了解。出于对女儿的担心，马里恩的父母在咨询医生后，向澳大利亚北领地高等法院提出申请，为马里恩切除子宫和卵巢。法院最终同意了申请。
　　这说明，马里恩的父母所做的决定一定要在符合马里恩最佳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被批准。否则，法庭就会指定新的代理人。这就是说，患者的代理人为其所做的医疗决定并不一定有效，还要由医生、法官等专业人士来确定它是否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
　　
　　日本
　　
　　日本有着严格的医疗制度，必须有病人或其亲属签名方可手术。至今还没发生过因拒签导致医疗纠纷的事件。
　　此次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日本网站上也有人议论。网民们认为，由于日本医患彼此信任，因此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即便真的出现类似事件，院方首先会试图说服亲属，但无论如何，都会等亲属签字后再做手术。如果医生擅自手术，则会被判“伤害罪”。
　　网民们普遍认为，出现这样的悲剧，是由于中国农村一些老百姓缺乏医疗常识。他们表示，相关机构应该尽快为中国老百姓普及知识。
　　(据《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