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主要功能是实现权利和价值的转移，与之相关的诈骗犯罪已受到司法实践的关注，亟需探讨刑法应对、构建治理体系。区块链智能合约所涉诈骗罪表现为三种类型：邀请不特定人实施诈骗、开展虚假数字货币交易、骗取钱包私钥。虽然智能合约发挥着类似于合同的功能，但以此为依托的诈骗行为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性质。用于“搬砖套利”的数字货币，具备与法定货币双向兑换的性能，且属于能够被用于金融投资、非现金交易的金融工具，由交易者独立占有并使用，应当被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性利益。由于智能合约不能自主认识和控制执行过程，触发机制由程序编写者预设，因此不具备主体性的法律责任，可将行为人类比为间接正犯，当其将智能合约编写完毕，其中的内容能够随时得到执行，且已经开始向被害人介绍智能合约的使用步骤时，应当以此认定诈骗罪的实行着手。在涉及财产性利益的新型支付方式中，被害人能够在无处分意识的情况下作出非自愿的财产处分，因此应当将利用智能合约骗取钱包私钥的情形定性为诈骗而非盗窃，且欺骗的对象不包括电子钱包服务提供者，不以建立独占性支配关系作为占有转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