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父亲到了晚年的时候,记忆逐渐开始衰退,这对于一个有着许多坎坷经历的老人来说,不知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总缠着父亲讲他作为一个士兵时候的故事。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有着百团大战和淮海战役经历的父亲无疑是我那时心目中的英雄,而其貌不扬的父亲对我来说也确是有一些传奇色彩的。
父亲三岁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而失去母亲的原因也很特别,是我的爷爷也就是父亲的父亲不知什么缘由把我奶奶卖了。这么说,我的爷爷很早以前就干过贩卖人口的勾当,而且卖的是自己的老婆。作为江湖游医的爷爷又不能好好地照顾父亲,于是父亲从七岁起便以给人放羊为生。我曾在电影《黄土地》中看过那个黄土高原上灰头土脸的放羊娃,我就总觉得那是父亲孩提时代的形象。直到父亲成了我的父亲的时候,仍有一手绝技,把食指勾成一个圈然后放在嘴里,一吹就是一声响亮的口哨。我小时候很喜欢听那种口哨声,那长长的口哨声辽阔厚实,在小小的房间里嗡嗡地响,后来知道,那是父亲当放羊娃时的绝技。
父亲从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放羊娃变成一个八路军战士的原因非常偶然,也非常简单,简单得我过去都不愿向人说起,但他参军的时机非常好,时机让父亲成为一个八路军战士。
1938年的初春,17岁的父亲不知贪玩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把主人的羊弄丢了几只,于是那天夜里他没敢回到羊主人那里去,而是循着枪炮声找到了队伍。
父亲并没有顺利地当上八路军战士,因为发育不良的父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父亲跟着部队走了好多天,才终于被接纳下来。父亲穿上了一套过膝的灰色军装走出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他的出走肯定让那个羊主人懊恼了很久,但却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我在西安上大学时去过陕北一次,见过黄土高原上的那些土生土长的老汉,皱纹里有着永远洗不净的黄土,木纳的神情与身后的黄土地浑然一体。当时我想,如果父亲没有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次意外出走,肯定就是这个样子了。
二
父亲入伍后一个多月,部队里流行了一场恐怖的伤寒病,很快父亲也被感染上了,然而这次生病却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情和亲情。当时部队生存的环境很艰苦,父亲被放在担架上随着部队不停地转移。一个月后,父亲幸运地活了下来,病魔的折磨让他瘦得不像样子,但面颊上却出现了粗硬的线条,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地父亲从精神上和体格上都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了。
因为发育不良的身体,父亲一直被当作孩子看,于是几经调整他做了司令部的小通讯员,他背着过膝的长枪,来往于各下属部队和司令部之间,很快他就把年轻的身体溶解在那个复杂的年代和那些充满危机的山道中。
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已经是一个老兵了,他像往常一样到下属部队去执行任务,这天的天气很好,父亲有弹性的脚步不断抖落路边树叶上晶莹的露珠,黄土高原上初秋的早晨已经有些寒意,父亲紧了紧腰上崭新的皮带,那是部队刚刚缴获的战利品,父亲很爱惜它。山道在岩石突兀的地方突然中断,走近后是一个急弯。
就在父亲刚刚转过急弯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就直了,距他一百米左右的山道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他顺势就滚下左边的山坡。日本人这时也发现了一个小八路滚下山坡,急急地朝山下就是一阵乱枪,啪啪的响声久久地在山谷中回荡着,但所有的子弹都没有伤着父亲。父亲在杂树的掩护下躲过了鬼子的视线,滚下山坡后七弯八绕地跑上了对面的山梁。他透过树叶看见几个鬼子正探头探脑地试图下山寻找他,一面膏药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三
我小的时侯,我爱问父亲:你杀过日本鬼子没有?你有没有受过伤?在我的心目中没有杀过日本鬼子和受过伤的人不能算真正的八路军战士,可是父亲总是不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父亲给我叙述的往事中我特别留意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一九四二年在日军的一次疯狂的扫荡期间,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转移避开日本人的锋芒。部队因前方的情况不明而停止前进,指挥员先后派出几个侦察员到前方探明情况,但在预计的时间没有等回派出去的侦察员。侦察员的神秘失踪,让指挥员明白,前面的路充满了杀机。于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作好了与鬼子厮杀的准备,他们在忐忑中悄无声息地踏上了前进的路。阳光懒懒地照着黄色的土地,路边的树枝轻轻地摇曳着,如果不是先前不祥的征兆,这应该是一个祥和的早晨。
日军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呀、呀”地嚎着,父亲和他的战友“杀、杀”地吼着。阳光突然变暗了,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父亲一路喊叫着、厮杀着,衣服被撕破了,身上的某几个地方还溅着血点。然而父亲冲出来了,冲出战场的父亲身上还挂着一个受伤的战友,当他终于找到部队指定的集合地点的时候,他一下就瘫倒在地上,然而他不能坐得太久,他得起来找野菜,因为炊事班的大锅等着煮晚饭呢。
后来父亲回忆说,那天的夕阳特别地红,红得像要滴血,头顶还不时传来乌鸦的叫声,但是他们没有多余的子弹来打那不祥的黑鸟。
四
很多人都说父亲要是有文化,那官就当大了,但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我行我素地在一家国有运输企业工作时,冲冲撞撞,得罪了不少领导,于是他被“发配”到一个小站上当站长。
父亲在小站上时正是文革初期,那时人们盯着权力的眼睛都在出血,他于是又被他几个少得可怜的下属打倒了。父亲一开始在湍流激荡的旋涡里很茫然,他搜肠刮肚始终想不出来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于是很努力地在自己身上找缺点,很虔诚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以有限的能力不断地反思自己,折磨自己。短短的一两个星期,父亲就疲惫不堪眼球充血,脸上凌乱地长着胡渣子。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许多战友和老上级都被打倒被批判的时候,他反而平静下来了,而且还在小站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把大家都不屑去做的许多杂务都承担起来,从此以后父亲津津有味地干起了扫地、抹桌子、烧开水等杂活。
那时学校也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我已无学可上,我最常做的事是帮父亲写检查,或是和父亲一道给一个小小的锅炉加水添煤,为小站的职工及过往的旅客提供开水。
父亲有写不完的检查,我的手写得又红又肿,但这对我不是最困难的事,那时正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有许多不会写的字,每遇到不会写的字时,我不敢去请教那几个横眉竖目的造反派,唯一的办法是拿着纸条当街一站,见人便问要写的字,然后再把讨回来的字工整地写在检查上。那段时光对我来说凄冷而又漫长。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勤杂工,父亲认真而执着地做着那些繁杂琐碎的工作,从我读小学做到高中毕业,做到我成人。
在父亲被“劳动改造”的期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让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一天下午,当父亲像往常一样给锅炉加满开水跳下炉台时,本县的县革会主任和几个随从,突然地就出现在父亲身边,县革会主任脸上荡着前所未有的笑容问候父亲:老常,还好吧?话音未落,一个随从已眼疾手快地给父亲点燃了香烟。父亲被从天而降的温暖呛昏了头,大声地咳着嗽,把主任柔软的声音压得一句也听不见,于是主任不得不清清嗓子再柔软的问候一遍。
原来是父亲曾经拼刺刀救出的那位战友做了省里的大官,他到父亲所在的那个县视察时可能是因为怕受牵连,或是因为地位太高不愿屈尊到小站看一个打杂的,于是就派了当地的父母官来问候父亲。父亲听明白了事由后,头也不回就进了煤房,把个主任和一班随从晾在外边。
那时我才发现,父亲其实是很有性格的,他作为一个老兵,不时地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溅出火花来。
五
父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商量要给他做一次寿,经过我们兄妹三人的耐心说服,他终于同意了。
那天父亲和他的几个老战友围坐在一起,在生日蜡烛面前,父亲很兴奋,六十多年前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活着过八十岁的生日,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父亲在他的几个饱经沧桑的战友面前,痛痛快快地豪放了一把,他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还和几个老战友一起唱起了八路军军歌。看得出来,那天的父亲很幸福。
当晚,父亲拿出一个严实的盒子,我们都好奇地围着他看,只见盒子里有一个红绸子包裹着的小包裹,父亲很小心地打开一层又一层。我们都瞪大了眼睛,不知父亲要让我们看什么宝贝。当红绸布完全打开后,我们才看见,红绸布很认真包裹着的原来是几枚很陈旧的纪念章。我很小心地一枚枚拿起来看,上面赫然刻写着建国前一场场彪炳史册的战役,虽然那些纪念章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已经变得乌黑晦暗,但那些字迹依然清晰,清晰中透着一种威严和震撼。我突然地有些惊恐,那些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大战役,现在居然就静静地浓缩在这几片材质很差的铸铁上,它们背后的那些血雨腥风和硝烟弥漫都被岁月荡涤得干干净净。它们就像我的老父亲,身上的光彩都被岁月吞噬了。
后人享受的是历史在阵痛之后留下的果实,但绝不会背起历史的包袱。只有经历过历史,见证过历史的人才会对历史的点点滴滴耿耿于怀。
父亲让我保存这些纪念章,我小心地接过它们,我决意要认真地珍藏,因为,那是父亲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六
父亲是在90岁的时候去世的。父亲在接近生命终点的一段日子里,平常而简约,一点也不像一个有着那么多复杂经历的老兵,倒像是像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干巴老头。父亲经常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广场溜达,身后形影不离地跟着一只小狗,那只小狗是父亲晚年最亲密的伙伴。父亲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对生老病死的态度非常坦然,然而他却对那只小狗的冷暖饥饱非常在意。父亲曾经强壮过(不是强大)现在却以老弱的身躯爱抚一个弱小的生命,父亲是不是以此来弥补早年对生命的不经意?
我知道父亲的晚年是孤独的,作为儿女的我们对他所有的孝顺和照顾却不能满足他内心最深处的需求与渴盼。战友的相继去世使父亲很难找到共同缅怀一个时代的知音和一种生命状态的见证者。父亲的孤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找不到安生立命精神依据的大孤独。
离家不远的那个广场上有很多的人,但父亲却寂寥地或坐或站,任由几根白发在黄昏中颤颤地让微风吹动着,他不再是一个一举枪就能命中百步开外目标的战士,岁月让他日渐衰老,举步维艰,但他却拒绝任何人(包括他的儿女)的同情和怜悯。一次,我回家看望父亲,楼梯上看见父亲牵着小狗正艰难地上楼,我连忙过去搀扶他,却被他很坚决地推开了。
父亲生病前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让我和弟弟带着他好好看看他生活着的这个城市。我和弟弟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一大早弟弟和我一道,用车载着父亲沿着城市的主要干道绕了一圈,在车上我们感到了父亲明显的虚弱和疲惫,然而他的眼睛里依然流露着兴奋和惊奇。是的,随着父亲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我永远都会庆幸我和弟弟那天的决断和迅速,父亲在和我们逛过城市的第二天就病倒了。医生看过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病得很重。只是几天的时间里父亲就不能正常地起卧和进食了。
父亲走了——在一个静静地夜里,没有遗憾,没有抱怨,让所有的爱恨情仇,所有的荣辱得失都归于沉寂。
但是,父亲还是有牵挂的。
那天晚上是弟弟陪护父亲,大约在夜里12时左右的时候,父亲突然神秘地向弟弟招手,他告诉弟弟:就在刚才,部队上有很多同志来看他,还给他带来了纪念品。弟弟惊恐地四下张望,屋子里除了他和父亲没有任何人,他知道父亲是出现幻觉了,心里暗暗感叹父亲和军队割舍不断的情缘。他告诉父亲,部队上的同志已经送走了,纪念品也收好了,他让父亲好好睡觉。父亲像一个听话的大男孩,点点头闭上眼睛睡了。谁知父亲这一睡,就永远地睡过去了,凌晨2时的时候,弟弟再一次进屋看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心跳,父亲他永远离开了这个已经不属于他的时代。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父亲原单位的领导用饱满的感情历数了父亲的生平事迹,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父亲曾经是一个勇敢的士兵:父亲在两次大战役中立过大功一次,中功一次。然而这样的荣耀父亲却从来没有在我们兄妹面前提及,也许这种荣誉在父亲心里从来没有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听父亲讲得更多的是他的一个很好的班长是如何地对他好,又是如何在一次战役中牺牲的,他的一个同乡是如何在一次战役中被流弹击中倒在他怀里的……父亲在提及这些往事时总有抑制不住伤感。父亲的情感并不像我原来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和粗糙。
七
父亲这一生作为放羊娃生活了十年,作为士兵生活了十八年,作为国家干部又生活了二十六年,然后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人,过着抱孙子养老的晚年生活。相比较而言父亲作为士兵的时间并不是最长,但是当兵的经历却造就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单纯但却不简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应该说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父亲能够活下来是一个奇迹。战争留给父亲一个重要的纪念是他手臂上一条约三公分左右的疤痕,但是受伤的原因却让我们吃了一惊,父亲告诉我那是在一次大战役时,他的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碎以后,飞起的人骨插在上面留下的。父亲的疤痕成了他对战友和对历史永久性的追忆坐标。
我曾经这样想,父亲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为着那些曾经鲜活过又突然消失的生命,父亲的存在和他所有的行为都有替那些生命还愿的意味。我想当父亲和他那些战友在另一个世界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坦然的。
【作者简介】常江龙:男,现在大理市政协工作。
责任编辑 张乃光
父亲到了晚年的时候,记忆逐渐开始衰退,这对于一个有着许多坎坷经历的老人来说,不知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总缠着父亲讲他作为一个士兵时候的故事。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有着百团大战和淮海战役经历的父亲无疑是我那时心目中的英雄,而其貌不扬的父亲对我来说也确是有一些传奇色彩的。
父亲三岁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而失去母亲的原因也很特别,是我的爷爷也就是父亲的父亲不知什么缘由把我奶奶卖了。这么说,我的爷爷很早以前就干过贩卖人口的勾当,而且卖的是自己的老婆。作为江湖游医的爷爷又不能好好地照顾父亲,于是父亲从七岁起便以给人放羊为生。我曾在电影《黄土地》中看过那个黄土高原上灰头土脸的放羊娃,我就总觉得那是父亲孩提时代的形象。直到父亲成了我的父亲的时候,仍有一手绝技,把食指勾成一个圈然后放在嘴里,一吹就是一声响亮的口哨。我小时候很喜欢听那种口哨声,那长长的口哨声辽阔厚实,在小小的房间里嗡嗡地响,后来知道,那是父亲当放羊娃时的绝技。
父亲从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放羊娃变成一个八路军战士的原因非常偶然,也非常简单,简单得我过去都不愿向人说起,但他参军的时机非常好,时机让父亲成为一个八路军战士。
1938年的初春,17岁的父亲不知贪玩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把主人的羊弄丢了几只,于是那天夜里他没敢回到羊主人那里去,而是循着枪炮声找到了队伍。
父亲并没有顺利地当上八路军战士,因为发育不良的父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父亲跟着部队走了好多天,才终于被接纳下来。父亲穿上了一套过膝的灰色军装走出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他的出走肯定让那个羊主人懊恼了很久,但却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我在西安上大学时去过陕北一次,见过黄土高原上的那些土生土长的老汉,皱纹里有着永远洗不净的黄土,木纳的神情与身后的黄土地浑然一体。当时我想,如果父亲没有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次意外出走,肯定就是这个样子了。
二
父亲入伍后一个多月,部队里流行了一场恐怖的伤寒病,很快父亲也被感染上了,然而这次生病却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情和亲情。当时部队生存的环境很艰苦,父亲被放在担架上随着部队不停地转移。一个月后,父亲幸运地活了下来,病魔的折磨让他瘦得不像样子,但面颊上却出现了粗硬的线条,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地父亲从精神上和体格上都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了。
因为发育不良的身体,父亲一直被当作孩子看,于是几经调整他做了司令部的小通讯员,他背着过膝的长枪,来往于各下属部队和司令部之间,很快他就把年轻的身体溶解在那个复杂的年代和那些充满危机的山道中。
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已经是一个老兵了,他像往常一样到下属部队去执行任务,这天的天气很好,父亲有弹性的脚步不断抖落路边树叶上晶莹的露珠,黄土高原上初秋的早晨已经有些寒意,父亲紧了紧腰上崭新的皮带,那是部队刚刚缴获的战利品,父亲很爱惜它。山道在岩石突兀的地方突然中断,走近后是一个急弯。
就在父亲刚刚转过急弯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就直了,距他一百米左右的山道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他顺势就滚下左边的山坡。日本人这时也发现了一个小八路滚下山坡,急急地朝山下就是一阵乱枪,啪啪的响声久久地在山谷中回荡着,但所有的子弹都没有伤着父亲。父亲在杂树的掩护下躲过了鬼子的视线,滚下山坡后七弯八绕地跑上了对面的山梁。他透过树叶看见几个鬼子正探头探脑地试图下山寻找他,一面膏药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三
我小的时侯,我爱问父亲:你杀过日本鬼子没有?你有没有受过伤?在我的心目中没有杀过日本鬼子和受过伤的人不能算真正的八路军战士,可是父亲总是不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父亲给我叙述的往事中我特别留意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一九四二年在日军的一次疯狂的扫荡期间,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转移避开日本人的锋芒。部队因前方的情况不明而停止前进,指挥员先后派出几个侦察员到前方探明情况,但在预计的时间没有等回派出去的侦察员。侦察员的神秘失踪,让指挥员明白,前面的路充满了杀机。于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作好了与鬼子厮杀的准备,他们在忐忑中悄无声息地踏上了前进的路。阳光懒懒地照着黄色的土地,路边的树枝轻轻地摇曳着,如果不是先前不祥的征兆,这应该是一个祥和的早晨。
日军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呀、呀”地嚎着,父亲和他的战友“杀、杀”地吼着。阳光突然变暗了,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父亲一路喊叫着、厮杀着,衣服被撕破了,身上的某几个地方还溅着血点。然而父亲冲出来了,冲出战场的父亲身上还挂着一个受伤的战友,当他终于找到部队指定的集合地点的时候,他一下就瘫倒在地上,然而他不能坐得太久,他得起来找野菜,因为炊事班的大锅等着煮晚饭呢。
后来父亲回忆说,那天的夕阳特别地红,红得像要滴血,头顶还不时传来乌鸦的叫声,但是他们没有多余的子弹来打那不祥的黑鸟。
四
很多人都说父亲要是有文化,那官就当大了,但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我行我素地在一家国有运输企业工作时,冲冲撞撞,得罪了不少领导,于是他被“发配”到一个小站上当站长。
父亲在小站上时正是文革初期,那时人们盯着权力的眼睛都在出血,他于是又被他几个少得可怜的下属打倒了。父亲一开始在湍流激荡的旋涡里很茫然,他搜肠刮肚始终想不出来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于是很努力地在自己身上找缺点,很虔诚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以有限的能力不断地反思自己,折磨自己。短短的一两个星期,父亲就疲惫不堪眼球充血,脸上凌乱地长着胡渣子。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许多战友和老上级都被打倒被批判的时候,他反而平静下来了,而且还在小站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把大家都不屑去做的许多杂务都承担起来,从此以后父亲津津有味地干起了扫地、抹桌子、烧开水等杂活。
那时学校也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我已无学可上,我最常做的事是帮父亲写检查,或是和父亲一道给一个小小的锅炉加水添煤,为小站的职工及过往的旅客提供开水。
父亲有写不完的检查,我的手写得又红又肿,但这对我不是最困难的事,那时正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有许多不会写的字,每遇到不会写的字时,我不敢去请教那几个横眉竖目的造反派,唯一的办法是拿着纸条当街一站,见人便问要写的字,然后再把讨回来的字工整地写在检查上。那段时光对我来说凄冷而又漫长。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勤杂工,父亲认真而执着地做着那些繁杂琐碎的工作,从我读小学做到高中毕业,做到我成人。
在父亲被“劳动改造”的期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让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一天下午,当父亲像往常一样给锅炉加满开水跳下炉台时,本县的县革会主任和几个随从,突然地就出现在父亲身边,县革会主任脸上荡着前所未有的笑容问候父亲:老常,还好吧?话音未落,一个随从已眼疾手快地给父亲点燃了香烟。父亲被从天而降的温暖呛昏了头,大声地咳着嗽,把主任柔软的声音压得一句也听不见,于是主任不得不清清嗓子再柔软的问候一遍。
原来是父亲曾经拼刺刀救出的那位战友做了省里的大官,他到父亲所在的那个县视察时可能是因为怕受牵连,或是因为地位太高不愿屈尊到小站看一个打杂的,于是就派了当地的父母官来问候父亲。父亲听明白了事由后,头也不回就进了煤房,把个主任和一班随从晾在外边。
那时我才发现,父亲其实是很有性格的,他作为一个老兵,不时地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溅出火花来。
五
父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商量要给他做一次寿,经过我们兄妹三人的耐心说服,他终于同意了。
那天父亲和他的几个老战友围坐在一起,在生日蜡烛面前,父亲很兴奋,六十多年前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活着过八十岁的生日,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父亲在他的几个饱经沧桑的战友面前,痛痛快快地豪放了一把,他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还和几个老战友一起唱起了八路军军歌。看得出来,那天的父亲很幸福。
当晚,父亲拿出一个严实的盒子,我们都好奇地围着他看,只见盒子里有一个红绸子包裹着的小包裹,父亲很小心地打开一层又一层。我们都瞪大了眼睛,不知父亲要让我们看什么宝贝。当红绸布完全打开后,我们才看见,红绸布很认真包裹着的原来是几枚很陈旧的纪念章。我很小心地一枚枚拿起来看,上面赫然刻写着建国前一场场彪炳史册的战役,虽然那些纪念章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已经变得乌黑晦暗,但那些字迹依然清晰,清晰中透着一种威严和震撼。我突然地有些惊恐,那些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大战役,现在居然就静静地浓缩在这几片材质很差的铸铁上,它们背后的那些血雨腥风和硝烟弥漫都被岁月荡涤得干干净净。它们就像我的老父亲,身上的光彩都被岁月吞噬了。
后人享受的是历史在阵痛之后留下的果实,但绝不会背起历史的包袱。只有经历过历史,见证过历史的人才会对历史的点点滴滴耿耿于怀。
父亲让我保存这些纪念章,我小心地接过它们,我决意要认真地珍藏,因为,那是父亲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六
父亲是在90岁的时候去世的。父亲在接近生命终点的一段日子里,平常而简约,一点也不像一个有着那么多复杂经历的老兵,倒像是像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干巴老头。父亲经常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广场溜达,身后形影不离地跟着一只小狗,那只小狗是父亲晚年最亲密的伙伴。父亲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对生老病死的态度非常坦然,然而他却对那只小狗的冷暖饥饱非常在意。父亲曾经强壮过(不是强大)现在却以老弱的身躯爱抚一个弱小的生命,父亲是不是以此来弥补早年对生命的不经意?
我知道父亲的晚年是孤独的,作为儿女的我们对他所有的孝顺和照顾却不能满足他内心最深处的需求与渴盼。战友的相继去世使父亲很难找到共同缅怀一个时代的知音和一种生命状态的见证者。父亲的孤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找不到安生立命精神依据的大孤独。
离家不远的那个广场上有很多的人,但父亲却寂寥地或坐或站,任由几根白发在黄昏中颤颤地让微风吹动着,他不再是一个一举枪就能命中百步开外目标的战士,岁月让他日渐衰老,举步维艰,但他却拒绝任何人(包括他的儿女)的同情和怜悯。一次,我回家看望父亲,楼梯上看见父亲牵着小狗正艰难地上楼,我连忙过去搀扶他,却被他很坚决地推开了。
父亲生病前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让我和弟弟带着他好好看看他生活着的这个城市。我和弟弟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一大早弟弟和我一道,用车载着父亲沿着城市的主要干道绕了一圈,在车上我们感到了父亲明显的虚弱和疲惫,然而他的眼睛里依然流露着兴奋和惊奇。是的,随着父亲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我永远都会庆幸我和弟弟那天的决断和迅速,父亲在和我们逛过城市的第二天就病倒了。医生看过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病得很重。只是几天的时间里父亲就不能正常地起卧和进食了。
父亲走了——在一个静静地夜里,没有遗憾,没有抱怨,让所有的爱恨情仇,所有的荣辱得失都归于沉寂。
但是,父亲还是有牵挂的。
那天晚上是弟弟陪护父亲,大约在夜里12时左右的时候,父亲突然神秘地向弟弟招手,他告诉弟弟:就在刚才,部队上有很多同志来看他,还给他带来了纪念品。弟弟惊恐地四下张望,屋子里除了他和父亲没有任何人,他知道父亲是出现幻觉了,心里暗暗感叹父亲和军队割舍不断的情缘。他告诉父亲,部队上的同志已经送走了,纪念品也收好了,他让父亲好好睡觉。父亲像一个听话的大男孩,点点头闭上眼睛睡了。谁知父亲这一睡,就永远地睡过去了,凌晨2时的时候,弟弟再一次进屋看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心跳,父亲他永远离开了这个已经不属于他的时代。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父亲原单位的领导用饱满的感情历数了父亲的生平事迹,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父亲曾经是一个勇敢的士兵:父亲在两次大战役中立过大功一次,中功一次。然而这样的荣耀父亲却从来没有在我们兄妹面前提及,也许这种荣誉在父亲心里从来没有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听父亲讲得更多的是他的一个很好的班长是如何地对他好,又是如何在一次战役中牺牲的,他的一个同乡是如何在一次战役中被流弹击中倒在他怀里的……父亲在提及这些往事时总有抑制不住伤感。父亲的情感并不像我原来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和粗糙。
七
父亲这一生作为放羊娃生活了十年,作为士兵生活了十八年,作为国家干部又生活了二十六年,然后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人,过着抱孙子养老的晚年生活。相比较而言父亲作为士兵的时间并不是最长,但是当兵的经历却造就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单纯但却不简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应该说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父亲能够活下来是一个奇迹。战争留给父亲一个重要的纪念是他手臂上一条约三公分左右的疤痕,但是受伤的原因却让我们吃了一惊,父亲告诉我那是在一次大战役时,他的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碎以后,飞起的人骨插在上面留下的。父亲的疤痕成了他对战友和对历史永久性的追忆坐标。
我曾经这样想,父亲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为着那些曾经鲜活过又突然消失的生命,父亲的存在和他所有的行为都有替那些生命还愿的意味。我想当父亲和他那些战友在另一个世界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坦然的。
【作者简介】常江龙:男,现在大理市政协工作。
责任编辑 张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