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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混合制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应该看这种混合到底能不能真正让混合制下的企业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相继落地。但对于混合所有制的各种辩论还在持续升温。其中尤以股权问题最受关注。国企管理者担心，国企不能控股，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民营老板则认为，如果自己的企业不能控股，就没了话语权。这成了混合制改革过程中的一大困扰，也造成了混合制实质层面的落地难。
面对《国企》记者提出的这一话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才让表示，《决定》对此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他认为：“市场化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只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事情，都可以去尝试。对于中国钢研这样的科技央企而言，股权比例并不重要。各种所有制资本应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之，一切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企业经营得更好，能发展得更好。”
改革再出发
《国企》：从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中被推向市场至今，中国钢研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市场化道路。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钢研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改革历程？
才让：说老实话，最初中国钢研从事业单位转换成企业非常艰难，几十年形成的工作模式很难一夜切换。中国钢研就是做科研的，她的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就是一门心思想着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就想发表文章，获取专利，报奖评级，最后要当教授、做院士。钢铁研究总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任务都是由原来的国家部委协调分配的。所以，以前根本就没有要扩张的想法，没有为钱发过愁。但是变成企业后，一切都要改变。不发展企业就没有前景，不赚钱企业就难以生存。
1985年，国家对中国钢研断奶断粮，减拨中国钢研的事业经费，要一帮不懂市场的知识分子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一下子我们就变成盲人摸象了。这对我们冲击非常大，当时管这叫“逼良为娼”。1985年改革开始到2009年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国钢研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例如，在管理模式上，当时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党政联席会，就是院长、书记等班子成员在一起议事。会议不定期，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党政联席会就是党委参与管理，行政负责指挥，并没有严格完整的议事规则。今天的中国钢研建立了自己的董事会。董事会议事是有规则的，严格按照董事会发表独立意见，各个董事拥有独立的一票。会议有严格的时间界限，该开的就必须开。董事会提出要求和方向，执行则有公司管理层。管理层有总经理办公会制度，也有议案的提出、事情的决定等一套程序。
把大事和小情分开以后，中国钢研做到大事不糊涂、方向不出错、战略有部署。同时，生产经营中需要及时解决的事情，迅即应对，快速解决。
中国钢研从一家传统的科研机构，逐渐转变为目前能够在市场海洋中自由游泳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可以说，正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国家市场、社会市场、企业需求，以及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中国钢研改革自身，走向市场。
《国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大背景下，作为科技型央企的中国钢研将如何重新定位？
才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的提法、新的举措、新的概念，其中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中国钢研是百分之百国有，多少年来是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并发挥作用的，所以这个提法本身对我们就有较大刺激。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指出，企业要真正作为市场的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的资源调配手段，企业就要像企业。企业是为股东谋利的，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为老百姓提供产品的，或者为特定对象包括国家提供专业服务。
企业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它不光是赚钱的机器，养活员工，吸纳就业，还有很多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国务院国资委历任主任，包括李荣融和王勇以及新上任的张毅等领导，一再强调央企的特殊属性、国家使命和政治使命。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要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提供产品，都是要善待员工，和员工一起成长。
因为历史的原因，国企和民企发展的路径不同，成长的背景不同，一些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承担上也各有各的特点。国有企业有很强大的资源背景，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要求较高。民营企业的体制比较新，机制比较灵活，市场化意识强，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于一般企业，特点也很明显。
中国钢研对改革定位的态度积极务实，也很开放。我认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增强市场化、规范化的程度，要向真正独立自主的竞争主体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并不是说一定要机械混合，国有企业必须有民营资本才能发展，或者民营企业必须有国有企业背景才能生存。大家都要借助各自的优势，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让中国企业能够加入世界俱乐部，能够自如地在国际舞台上应对竞争和挑战。
国企要能够自由游泳
《国企》：您指出国企市场化是混合制的方向。那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市场化？
才让：国有企业在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国企与过去的国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品。这些年来，尤其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中央企业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数量上从196家缩减到了今天的113家，同时进行了考核、管理、运营、风险管控、干部制度等重大的改革调整，国有企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06年以后，逐渐推行董事会试点，对国有企业的决策和运营体系带来了新的生机。过去都是领导说了算，按红头文件办。现在国有企业建立了新的管理构架，有了自己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办公会规则，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逐渐接轨。
如果国企在市场上能够自由游泳，能够不断在发展中体现价值，我觉得就是市场化的表现。非市场化的行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国企》：这一轮国企改革，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国企在走向深度市场化？
才让：这个观点我同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让国有企业兼收并蓄、自我改造，真正地走向市场，变成市场竞争的主体，更能市场化地配置资源。通过这种调整和配置，国有企业固有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能够得到改善、调整和提升。换言之，就是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使用效率更高。这就是改善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具体实践。
不跨界会被圈死
《国企》：您此前曾说过“传统领域不跨界会被圈死”，这个跨界是指什么？
才让：我很同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要么跨界发展，要么等着被打劫。跨界有三层意思。首先，跨界不是让一个搞科研的改行去卖醋、办餐厅、办洗澡堂，而是要让他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接受新技术，接受新商业模式。我们常讲有过时的产品，但不会有过时的行业。比如第一产业，农业过时不过时？绝对不过时。但是工作路径、生产方式要做出重大调整，否则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
中国钢研的确有技术优势，在许多传统领域里属于权威。但是，事物在不断发生变化，技术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比如3D打印，它就是一种以数字模型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材料，通过快速扫描、逐层熔焊（打印）的方式来构造产品的技术。中国钢研如果仅仅满足于传统的粉末冶金加工方式，就会被淘汰。因此，要不断调整、更新，要去关注新技术、新领域。
其次，有些相关的交叉学科，发展速度很快，必须关注甚至介入。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定位在传统金属材料狭隘的范围内，就做不出新花样来。必须和其他材料、其他方向相结合，探讨交叉学科。比如金属材料在很多领域可以有替代品，如碳纤维、金属陶瓷和其他复合材料，不关注就不行。因此，纯粹的金属材料要向复合材料、多功能材料转变。这也叫跨界。
最后是商业模式的跨界转化，过去中国钢研是坐堂的知名“郎中”，坐在家里替人“把脉下方”。全国的冶金企业和相关行业，大到“上天入地”，小到衣食住行，需要的特殊金属材料都来找我们。不需要走出去找市场，去问企业需要什么。那是在资讯相对隔离封闭的状态下，现在这个世界是完全信息化、透明化，有价值资讯的传递和获取方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钢研必须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整合，与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结成利益综合体，探索新的合作与商业模式，这样才能既有利于中国钢研的发展，又有利于民族工业的进步。
混合制比例不设底线
《国企》：这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上世纪90年代初被质疑为国企私有化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从私有化中借鉴什么？
才让：当年的这个情况，县、市级国企可能存在，省级和国家级的并不多见。上一轮改革在当时对中小企业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也不全是私有化，是转制、改制。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管理者收购、职工持股等方式，由于没有建立起改制规范，存在个别国企将改制的资产低价出售的现象。
过去的国有企业负担比较重，下岗、分流压力很大，通过转制解决一批主辅分离，比如把企业的学校、医院都分离出去，这个改革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不过，在本轮国企改革中，国家和政府早就有所布置和防范。今年初，国务委员王勇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混合所有制中员工持股一定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国企市场化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方向，但在改革过程中，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员工持股，一定要按规范行事。首先要合理合法，其次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再次要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最后要能够解放生产力。
《国企》：混合制改革过程中，国企有没有设置股权底线？比如国企和民企混合，由谁来控股？中国钢研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没有一个控股比例？
才让：这要因事而异。总体没有底线。从个例来说，如果某些领域主要依靠民企的资源那就交给民企。但是有些关键领域，必须控制在手就只能国企控股。因此股权底线不是没有，而是要看是什么业务、什么产品来具体分析。
如果产品与技术是国企的强项，民企入股只是作为财务投资人，那国企就得控股。但如果说资源、市场都在合作的民营企业一方，其生产组织能力还非常强，那控股权就给民企。要个案处理、实事求是，没有说多少股比就行，多少股比就不行。
发展混合制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应该看这种混合到底能不能真正让混合制下的企业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级的一流企业。因此也就没必要设定一个股权比例标准，谁在混合制企业中能够真正带领企业发展，就让谁去控股。
当然，对中国钢研集团国有控股占多少比例，那不是我说了算。这要看国家把我们划在哪一类，采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如果中国钢研划在充分竞争类，那照样可以国务院国资委占51%股权或者50%以下的股权，都有可能。如果划到特殊功能类，划到工业类，那基本就是国有控股了。中国钢研下属的公司还是从实际出发，不去设限。我们作用明显，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企业发展，就我们控股经营。如果民营企业能经营得更好，能发展得更好，那中国钢研可以技术和资金入股，不僵化追求控股权。
新一轮国企改革，对于技术优势明显的中国钢研而言还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钢研可以借此东风，施展合纵连横，充分发挥技术对产业的影响力、对资本的带动力、对资源的整合力。我相信，以市场化为转型方向的中国钢研在本轮国企改革中将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相继落地。但对于混合所有制的各种辩论还在持续升温。其中尤以股权问题最受关注。国企管理者担心，国企不能控股，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民营老板则认为，如果自己的企业不能控股，就没了话语权。这成了混合制改革过程中的一大困扰，也造成了混合制实质层面的落地难。
面对《国企》记者提出的这一话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才让表示，《决定》对此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他认为：“市场化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只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事情，都可以去尝试。对于中国钢研这样的科技央企而言，股权比例并不重要。各种所有制资本应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之，一切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企业经营得更好，能发展得更好。”
改革再出发
《国企》：从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中被推向市场至今，中国钢研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市场化道路。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钢研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改革历程？
才让：说老实话，最初中国钢研从事业单位转换成企业非常艰难，几十年形成的工作模式很难一夜切换。中国钢研就是做科研的，她的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就是一门心思想着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就想发表文章，获取专利，报奖评级，最后要当教授、做院士。钢铁研究总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任务都是由原来的国家部委协调分配的。所以，以前根本就没有要扩张的想法，没有为钱发过愁。但是变成企业后，一切都要改变。不发展企业就没有前景，不赚钱企业就难以生存。
1985年，国家对中国钢研断奶断粮，减拨中国钢研的事业经费，要一帮不懂市场的知识分子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一下子我们就变成盲人摸象了。这对我们冲击非常大，当时管这叫“逼良为娼”。1985年改革开始到2009年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国钢研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例如，在管理模式上，当时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党政联席会，就是院长、书记等班子成员在一起议事。会议不定期，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党政联席会就是党委参与管理，行政负责指挥，并没有严格完整的议事规则。今天的中国钢研建立了自己的董事会。董事会议事是有规则的，严格按照董事会发表独立意见，各个董事拥有独立的一票。会议有严格的时间界限，该开的就必须开。董事会提出要求和方向，执行则有公司管理层。管理层有总经理办公会制度，也有议案的提出、事情的决定等一套程序。
把大事和小情分开以后，中国钢研做到大事不糊涂、方向不出错、战略有部署。同时，生产经营中需要及时解决的事情，迅即应对，快速解决。
中国钢研从一家传统的科研机构，逐渐转变为目前能够在市场海洋中自由游泳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可以说，正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国家市场、社会市场、企业需求，以及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中国钢研改革自身，走向市场。
《国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大背景下，作为科技型央企的中国钢研将如何重新定位？
才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的提法、新的举措、新的概念，其中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中国钢研是百分之百国有，多少年来是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并发挥作用的，所以这个提法本身对我们就有较大刺激。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指出，企业要真正作为市场的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的资源调配手段，企业就要像企业。企业是为股东谋利的，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为老百姓提供产品的，或者为特定对象包括国家提供专业服务。
企业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它不光是赚钱的机器，养活员工，吸纳就业，还有很多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国务院国资委历任主任，包括李荣融和王勇以及新上任的张毅等领导，一再强调央企的特殊属性、国家使命和政治使命。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要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提供产品，都是要善待员工，和员工一起成长。
因为历史的原因，国企和民企发展的路径不同，成长的背景不同，一些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承担上也各有各的特点。国有企业有很强大的资源背景，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要求较高。民营企业的体制比较新，机制比较灵活，市场化意识强，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于一般企业，特点也很明显。
中国钢研对改革定位的态度积极务实，也很开放。我认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增强市场化、规范化的程度，要向真正独立自主的竞争主体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并不是说一定要机械混合，国有企业必须有民营资本才能发展，或者民营企业必须有国有企业背景才能生存。大家都要借助各自的优势，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让中国企业能够加入世界俱乐部，能够自如地在国际舞台上应对竞争和挑战。
国企要能够自由游泳
《国企》：您指出国企市场化是混合制的方向。那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市场化？
才让：国有企业在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国企与过去的国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品。这些年来，尤其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中央企业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数量上从196家缩减到了今天的113家，同时进行了考核、管理、运营、风险管控、干部制度等重大的改革调整，国有企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06年以后，逐渐推行董事会试点，对国有企业的决策和运营体系带来了新的生机。过去都是领导说了算，按红头文件办。现在国有企业建立了新的管理构架，有了自己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办公会规则，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逐渐接轨。
如果国企在市场上能够自由游泳，能够不断在发展中体现价值，我觉得就是市场化的表现。非市场化的行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国企》：这一轮国企改革，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国企在走向深度市场化？
才让：这个观点我同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让国有企业兼收并蓄、自我改造，真正地走向市场，变成市场竞争的主体，更能市场化地配置资源。通过这种调整和配置，国有企业固有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能够得到改善、调整和提升。换言之，就是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使用效率更高。这就是改善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具体实践。
不跨界会被圈死
《国企》：您此前曾说过“传统领域不跨界会被圈死”，这个跨界是指什么？
才让：我很同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要么跨界发展，要么等着被打劫。跨界有三层意思。首先，跨界不是让一个搞科研的改行去卖醋、办餐厅、办洗澡堂，而是要让他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接受新技术，接受新商业模式。我们常讲有过时的产品，但不会有过时的行业。比如第一产业，农业过时不过时？绝对不过时。但是工作路径、生产方式要做出重大调整，否则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
中国钢研的确有技术优势，在许多传统领域里属于权威。但是，事物在不断发生变化，技术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比如3D打印，它就是一种以数字模型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材料，通过快速扫描、逐层熔焊（打印）的方式来构造产品的技术。中国钢研如果仅仅满足于传统的粉末冶金加工方式，就会被淘汰。因此，要不断调整、更新，要去关注新技术、新领域。
其次，有些相关的交叉学科，发展速度很快，必须关注甚至介入。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定位在传统金属材料狭隘的范围内，就做不出新花样来。必须和其他材料、其他方向相结合，探讨交叉学科。比如金属材料在很多领域可以有替代品，如碳纤维、金属陶瓷和其他复合材料，不关注就不行。因此，纯粹的金属材料要向复合材料、多功能材料转变。这也叫跨界。
最后是商业模式的跨界转化，过去中国钢研是坐堂的知名“郎中”，坐在家里替人“把脉下方”。全国的冶金企业和相关行业，大到“上天入地”，小到衣食住行，需要的特殊金属材料都来找我们。不需要走出去找市场，去问企业需要什么。那是在资讯相对隔离封闭的状态下，现在这个世界是完全信息化、透明化，有价值资讯的传递和获取方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钢研必须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整合，与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结成利益综合体，探索新的合作与商业模式，这样才能既有利于中国钢研的发展，又有利于民族工业的进步。
混合制比例不设底线
《国企》：这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上世纪90年代初被质疑为国企私有化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从私有化中借鉴什么？
才让：当年的这个情况，县、市级国企可能存在，省级和国家级的并不多见。上一轮改革在当时对中小企业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也不全是私有化，是转制、改制。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管理者收购、职工持股等方式，由于没有建立起改制规范，存在个别国企将改制的资产低价出售的现象。
过去的国有企业负担比较重，下岗、分流压力很大，通过转制解决一批主辅分离，比如把企业的学校、医院都分离出去，这个改革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不过，在本轮国企改革中，国家和政府早就有所布置和防范。今年初，国务委员王勇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混合所有制中员工持股一定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国企市场化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方向，但在改革过程中，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员工持股，一定要按规范行事。首先要合理合法，其次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再次要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最后要能够解放生产力。
《国企》：混合制改革过程中，国企有没有设置股权底线？比如国企和民企混合，由谁来控股？中国钢研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没有一个控股比例？
才让：这要因事而异。总体没有底线。从个例来说，如果某些领域主要依靠民企的资源那就交给民企。但是有些关键领域，必须控制在手就只能国企控股。因此股权底线不是没有，而是要看是什么业务、什么产品来具体分析。
如果产品与技术是国企的强项，民企入股只是作为财务投资人，那国企就得控股。但如果说资源、市场都在合作的民营企业一方，其生产组织能力还非常强，那控股权就给民企。要个案处理、实事求是，没有说多少股比就行，多少股比就不行。
发展混合制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应该看这种混合到底能不能真正让混合制下的企业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级的一流企业。因此也就没必要设定一个股权比例标准，谁在混合制企业中能够真正带领企业发展，就让谁去控股。
当然，对中国钢研集团国有控股占多少比例，那不是我说了算。这要看国家把我们划在哪一类，采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如果中国钢研划在充分竞争类，那照样可以国务院国资委占51%股权或者50%以下的股权，都有可能。如果划到特殊功能类，划到工业类，那基本就是国有控股了。中国钢研下属的公司还是从实际出发，不去设限。我们作用明显，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企业发展，就我们控股经营。如果民营企业能经营得更好，能发展得更好，那中国钢研可以技术和资金入股，不僵化追求控股权。
新一轮国企改革，对于技术优势明显的中国钢研而言还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钢研可以借此东风，施展合纵连横，充分发挥技术对产业的影响力、对资本的带动力、对资源的整合力。我相信，以市场化为转型方向的中国钢研在本轮国企改革中将会有更精彩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