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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家地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客家人的教育观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具有鲜明的客家特点,由此决定了客家教育长期兴旺发达的社会原因,及其辉煌的社会效果。客家教育的发展实践,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教育 教育史 客家史
Studies on the Hakkas Education
Ye Shaoling
Abstract:Hakkaology is a subject studying the Hakkas——the common Chinese people who speak in Hakka dialect.The Hakkas have a long tradition that promotes school education in their society.The characteristic aspect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Hakkas society is a good model for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Keywords:Learning Education history Hakkaology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8-0010-03
1.前言
客家是中华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以操客家方言为其主要特征。客家先民是中原汉人,由于历史上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客家先民背井离乡,从中原始居地南迁,在闽粤赣边区定居下来,并继承和发展了中古时期中原汉民族优秀文化习俗,同化当地土著居民,形成了客家群体。后来客家人进一步扩散,现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台湾、海南、香港10个省区200多个县市,零散分布在国内包括除西藏外全部省区,在国外则分布在85个国家和地区[1]。
从文献上正式出现“客家”名称的唐代以来,客家英才辈出,著名英杰如唐代郭子仪,宋代文天祥,明代爱国将领袁崇焕,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都是客家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志士中,同样有众多客家人,朱德、邓小平、叶挺、叶剑英、宋庆龄、何香凝、康克清、张鼎丞、胡耀邦等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在文化方面,如唐代张九龄,宋代文豪欧阳修,理学家朱熹、杨时,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清末诗人黄遵宪,以及当代名人郭沫若和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院士等,无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灿烂光辉[2]。在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中,客家人依然是时代的骄子,建树不凡,功勋卓著。当代亚太地区出现的经济奇迹,客家人在其中的作用为世人首肯。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和现总理李显龙、以及香港大企业家李嘉诚、李泽楷父子都是福建客家人李火德的后代。泰国原总理他信(中文名为丘达新)祖籍广东梅州市,也是客家人。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中,客家人对祖国、对人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
历代客家英才辈出,与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直接相关,是重视教育的传统风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客家地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2.客家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自宋代有记载以来,客家人聚居的广东梅县的学馆(乡学、私塾)遍布城乡每一角落[3]。明清时期,闽、粤、赣客家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也是令人瞩目的。梅州(地区)大埔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已有书院4所,社学8所。在清代,梅州7县有书院、学宫、义学、社学共62所。近代废科举、兴新学以后,书院、社学等改办为中、小学堂,至清宣统三年(1911),梅州有小学堂803所,中学堂9所,女子学堂2所。1949年全市有小学2464所,在校学生18.8849万人;中学75所,在校学生21126万人。至1965年,全市有小学3464所(另有1625个教学点),学生50.2743万人;中学102所,学生4.8173万人。据1987年统计,全市有大专院校3所,在校学生2861人;中等师范和进修学校10所,学生2710人;普通中学242所,学生18.5540万人;小学2318所,学生53.377l万人[4]。目前梅州地区大中小学共有2613所,其中大学3所,中学320所,小学2290所,师生总数达105万,其中在校生93万,占当地总人口的21.99%[5]。
客家人居住较多的闽西地区教育也比较发达。明清期间,龙岩地区先后办有书院239所。至1948年,闽西有中等师范、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共计982所。根据龙岩地区志记述,1987年全区各类学校5760所,在校学生59.4万人。全区按人口平均,高考上线率居全省前列[6]。
3.客家教育的特点分析
历史上,客家英才辈出,与客家人普遍重视教育直接相关。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文化教育元素显现,客家教育比较突出的特点有:
3.1 读书传家,深入人心。
客家地区长期文风兴盛,与客家人来自华夏文明昌盛的中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关。不少著述都强调客家先民原是中原“衣冠世家”、“书香门第”,是中原仕宦望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儒家思想,世代相承。不少著述还强调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和客家地区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的地理环境,使读书求学成为客家人的最好出路。在客家农宅厅堂内,常见一副楹联:“耕可养身读可养心无恙定多安泰,饥能壮志寒能壮气志气不凡必有大成。”深刻反映了客家农民以耕读为本的理念。“山瘠栽松柏,家贫好读书”,则形象地刻画出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情形。所以,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支持孩子读书,尤其是男孩。在旧时,即使是贫困家庭也如此,常常有卖田地供子女读书的事例。
3.2 宗族教育,立学氛围。
现代教育兴起前,客家是通过宗族教育来传承文化的。历史上客家人聚族而居,为了家族的兴旺与发达,大力创办宗族学堂。客家各宗族都很重视兴学育才,把办好本族子弟教育视为本族兴旺发达的大业。宗族祠堂大都用来办学堂、学校。各宗族“公田”收取的租金,很大一部分用于培育本族子弟,包括办学校,聘请教师,奖励学业优秀的子弟和资助家境贫困的学子等。在客家宗族社会中,宗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同家族中士绅学子数量的众寡、功名的高低紧密相关。各家族为振家声、扬族望,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培养族中子弟,以期考科入选、金榜题名。所以为了达到此目的,各宗族都制定了很多奖励办法。如明文规定了考取“秀才”、“举人”、“状元”等之后的不同奖励金额。又如,凡中举人以上者,可在祖屋前竖立“楣杆”,大门上悬挂“文魁”、“进士”等匾额,借以显赫门第、光宗耀祖。因此,客家人把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当作全族的大事来办。
3.3 讲求武道,善文能武。
频繁迁徙,也锤炼了客家人的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尚武自卫、重视谋略、勇敢机警的尚武精神[7]。客家人对武道很重视,平时勤于习武,以求自卫。因此,建武术馆、办武术班,培养武术人才,渐成风尚。在这种尚武的氛围中,不少人以行武为荣,纷纷上讲武堂、进军校、从军。在历代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战争中出现了不少战功显赫的名将。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主要将领和大部分太平军士兵都是客家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在一些客家人领导下进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客家人的贡献也是众人皆知的,江西井冈山是客家地区,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客家地区,中央红军战士大部分是客家人,朱德、叶剑英、叶挺等一批客家人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5]。在现代史上,江西兴国这个客家县出了81名将军如萧华上将等,被称为“将军县” [8]。而广东梅县既是“文化之乡”,又是“将军之乡”[7]。政协梅县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梅县将帅录》一、二卷共收有229位,其中叶剑英元帅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8]。除梅县和兴国外,其他地方同样出了不少客家名将,如朱德元帅(四川客家人,祖籍广东曲江县)、杨成武上将(福建长汀县客家人)等[9]。这些事实说明,学以致用,报效国家是客家教育的活灵魂,反映了客家教育活学活用,不读死板书的良好追求。
3.4 捐资助学,积累发展。
广东梅州市华侨热心捐资兴学,由来已久。远在清末的1893年,印尼华侨丘燮亭,就曾回乡兴建一所“时习轩”(私塾性质的学堂),以解决本村青少年求学问题,后又捐白银7000多元在本村建起永捷高等小学。1905~1907年,又先后捐资15000银元在丙村兴建“三堡学堂”(现丙村中学)。1913年,梅县私立东山中学成立之初,丘燮亭再捐大洋近万元资助兴建东山中学校舍。这是梅州华侨捐资办学的先声。此后,各县华侨陆续捐款为家乡兴办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记载,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梅县80%的中小学都是华侨捐资兴建或资助维持,全市上千所小学,比较好的校舍、楼堂、庭院等建筑,大多数是华侨捐建的。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建国前,其校舍及教学设备,几乎全部由华侨丘燮亭、叶维轩、叶子彬、陈镜秋、陈南康、刘家琪、刘宜应等人捐建和购置。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侨捐资办学的主要特点是创办华侨中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梅州市广大华侨、港澳台同胞在家乡捐资办学的热忱空前高涨,捐资人数、捐资金额和受惠学校之多,为梅州历史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93年,全市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教育者为10477人次,捐资金额折合人民币4.1388亿元,受资学校1490所,占全市学校总数的57%。1981年~1993年12年间,梅州市教育投入为 20.4814亿元,其中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4.1388亿元,占20.1%;1981年至1993年12年间全市新建校舍3023090平方米,其中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建的面积935080平方米,占30%[10]。据《梅州教育志》载:1988年全市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建校金额,比政府拨给的基建投资多6.5倍[4]。
最热心祖国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应为曾宪梓和田家炳。根据有关资料,曾宪梓对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捐资达到人民币六亿多元,而田家炳的捐资根据前几年的资料为人民币一亿多元[11]。
4.客家教育的成果和社会效果
在客家社会里,由于全社会重视教育,教育普及。教育的成果也是辉煌的。在科举时代,成果主要体现在各种考试登科第的情况。赣南客家地区在宋朝中进士者就有293人,在宋明两朝,有名有姓的进士就有622名。历代登科人数以梅州为例,秀才16479人(其中廪贡5241人),举人1645人(其中文举1490人、武举155人),进士234人(其中文进士221人、武进士13人、翰林33人)。据《登科录》,清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广东全省考上进士者11人,梅县一县就占了5名[12]。福建龙岩地区的登科人数也是众多的,举人有1106人(其中文举730人,武举376人),进士174人(其中文进士145人、武进士29人)[6]。
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客家地区的教育依然处在先进行列。梅州市的高考分数及录取率,一直处于全省前列,1977年~2006年有近20万人考上大学,其中2002年~2006年五年共输送9.7万多名大学生,相当于1977年~2001年25年的总和。仅梅县东山中学一校,这几年每年就输送约1500名大学生[13]。
从民国时期至1985年,梅县籍客家人在国内外任大学正副校长、院长者,据不完全统计有34人[2]。至1986年,据不完全统计梅州市籍正教授级高级知识分子约有500人[4]。最近,梅州市新建了一个院士广场(公园),以碑文的形式介绍了20多位梅州市籍客家院士的简历和业绩,他们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公示了他们在科技事业上对祖国对人类作出的贡献。除了梅州市出了20多位客家院士外,其他地区也出了一批客家院士,如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卢嘉锡,分别是四川客家人和福建客家人。
5.对客家教育的思考
客家教育的发展实践,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当今国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达到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境界,当以知识为荣、教育为本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才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客家地区,还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教育兴族的社会氛围和气候。提倡“科教兴国”作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已经多年了,不可否认,在一些非客家籍地区,“科教兴国”至今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形式上,而客家人的教育兴族、兴学育才、树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已经被全族老少齐抓共管落实了几百年,这样的社会氛围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是与教育环境密不可分的。每个时代的教育与环境都是相辅相成,互为牵制的。学校教育是素质教育实施的小气候,而社会教育则是素质教育实施的大气候。众所周知,无论一个小气候多么的完美,只要他不是与世隔绝,那么最终他都要随着社会这个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实施素质教育应改善社会环境这一大气候。但是,社会教育的成效往往根深蒂固,要顺利实施素质教育,社会环境的改善应首当其冲。此外,我认为客家教育发展的实践再一次说明了教育积累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没有积累的教育是无源之水,产生不了辉煌成果。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即教育发展应同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协调一致,提高发展质量,促进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我们以约占世界不足1%的教育总经费培养着约占世界25%的学生,是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但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又实际上存在着教育资源的惊人浪费。这种低投入、低效益的状况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应把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布局迅速提到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规模效益。同时,坚决杜绝由于决策失误而造成学校盲目“上马”、“下马”现象;坚决制止教育部门国有资产的流失,禁止利用学校土地经营房地产开发和靠出租校舍来创收。要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资源意识,使教育资源真正成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客家社会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风气和所形成的教育规模,深刻地体现在耕读为本,诗礼传家;齐抓共管,教育兴族;崇文尚武,学以致用;致富不忘教育,历代积累有硕果等客家教育发展的实践上。通过阐明客家教育发展的这些特点,借鉴客家教育的发展过程,我认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教育部门自己的事情,是教育小气候和社会大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以上事例充分揭示了民族兴旺,教育为本的真理。
参考文献
[1] 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会资料,1994:1
[2] 黄顺炘等.客家风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1~29
[3] 罗英祥.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J].梅州文史,1996,(4):41~52
[4] 梅州教育志编纂组.梅州教育志(M).广东:广东科技出版社,1989
[5] 郭呈祥等.客家人文(M).广东: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92~93
[6] 龙岩地区志编纂组.龙岩地区志(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7] 丘立才.“文化之乡”梅县亦是“将军之乡”(J).客家研究辑刊,1996,(1):179~192
[8] 丘立才.叶剑英诗歌中的客家情(J).东中校刊,2008,(28):31~32
[9] 胡希张等.客家风华(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57
[10] 朱伟杰.梅州市华侨港澳人士兴学简史(J).梅州文史,2000,(14):79~89
[11] 刘淼水.田家炳对教育事业的贡献(J).梅州文史.2000,(14):73~78
[12] 胡希张等.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165~172
[13] 曾令存.“开放”与客家文化[J].客家研究辑刊,1993,(1):26~32
关键词:教育 教育史 客家史
Studies on the Hakkas Education
Ye Shaoling
Abstract:Hakkaology is a subject studying the Hakkas——the common Chinese people who speak in Hakka dialect.The Hakkas have a long tradition that promotes school education in their society.The characteristic aspect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Hakkas society is a good model for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Keywords:Learning Education history Hakkaology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8-0010-03
1.前言
客家是中华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以操客家方言为其主要特征。客家先民是中原汉人,由于历史上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客家先民背井离乡,从中原始居地南迁,在闽粤赣边区定居下来,并继承和发展了中古时期中原汉民族优秀文化习俗,同化当地土著居民,形成了客家群体。后来客家人进一步扩散,现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台湾、海南、香港10个省区200多个县市,零散分布在国内包括除西藏外全部省区,在国外则分布在85个国家和地区[1]。
从文献上正式出现“客家”名称的唐代以来,客家英才辈出,著名英杰如唐代郭子仪,宋代文天祥,明代爱国将领袁崇焕,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都是客家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志士中,同样有众多客家人,朱德、邓小平、叶挺、叶剑英、宋庆龄、何香凝、康克清、张鼎丞、胡耀邦等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在文化方面,如唐代张九龄,宋代文豪欧阳修,理学家朱熹、杨时,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清末诗人黄遵宪,以及当代名人郭沫若和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院士等,无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灿烂光辉[2]。在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中,客家人依然是时代的骄子,建树不凡,功勋卓著。当代亚太地区出现的经济奇迹,客家人在其中的作用为世人首肯。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和现总理李显龙、以及香港大企业家李嘉诚、李泽楷父子都是福建客家人李火德的后代。泰国原总理他信(中文名为丘达新)祖籍广东梅州市,也是客家人。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中,客家人对祖国、对人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
历代客家英才辈出,与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直接相关,是重视教育的传统风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客家地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2.客家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自宋代有记载以来,客家人聚居的广东梅县的学馆(乡学、私塾)遍布城乡每一角落[3]。明清时期,闽、粤、赣客家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也是令人瞩目的。梅州(地区)大埔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已有书院4所,社学8所。在清代,梅州7县有书院、学宫、义学、社学共62所。近代废科举、兴新学以后,书院、社学等改办为中、小学堂,至清宣统三年(1911),梅州有小学堂803所,中学堂9所,女子学堂2所。1949年全市有小学2464所,在校学生18.8849万人;中学75所,在校学生21126万人。至1965年,全市有小学3464所(另有1625个教学点),学生50.2743万人;中学102所,学生4.8173万人。据1987年统计,全市有大专院校3所,在校学生2861人;中等师范和进修学校10所,学生2710人;普通中学242所,学生18.5540万人;小学2318所,学生53.377l万人[4]。目前梅州地区大中小学共有2613所,其中大学3所,中学320所,小学2290所,师生总数达105万,其中在校生93万,占当地总人口的21.99%[5]。
客家人居住较多的闽西地区教育也比较发达。明清期间,龙岩地区先后办有书院239所。至1948年,闽西有中等师范、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共计982所。根据龙岩地区志记述,1987年全区各类学校5760所,在校学生59.4万人。全区按人口平均,高考上线率居全省前列[6]。
3.客家教育的特点分析
历史上,客家英才辈出,与客家人普遍重视教育直接相关。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文化教育元素显现,客家教育比较突出的特点有:
3.1 读书传家,深入人心。
客家地区长期文风兴盛,与客家人来自华夏文明昌盛的中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关。不少著述都强调客家先民原是中原“衣冠世家”、“书香门第”,是中原仕宦望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儒家思想,世代相承。不少著述还强调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和客家地区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的地理环境,使读书求学成为客家人的最好出路。在客家农宅厅堂内,常见一副楹联:“耕可养身读可养心无恙定多安泰,饥能壮志寒能壮气志气不凡必有大成。”深刻反映了客家农民以耕读为本的理念。“山瘠栽松柏,家贫好读书”,则形象地刻画出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情形。所以,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支持孩子读书,尤其是男孩。在旧时,即使是贫困家庭也如此,常常有卖田地供子女读书的事例。
3.2 宗族教育,立学氛围。
现代教育兴起前,客家是通过宗族教育来传承文化的。历史上客家人聚族而居,为了家族的兴旺与发达,大力创办宗族学堂。客家各宗族都很重视兴学育才,把办好本族子弟教育视为本族兴旺发达的大业。宗族祠堂大都用来办学堂、学校。各宗族“公田”收取的租金,很大一部分用于培育本族子弟,包括办学校,聘请教师,奖励学业优秀的子弟和资助家境贫困的学子等。在客家宗族社会中,宗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同家族中士绅学子数量的众寡、功名的高低紧密相关。各家族为振家声、扬族望,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培养族中子弟,以期考科入选、金榜题名。所以为了达到此目的,各宗族都制定了很多奖励办法。如明文规定了考取“秀才”、“举人”、“状元”等之后的不同奖励金额。又如,凡中举人以上者,可在祖屋前竖立“楣杆”,大门上悬挂“文魁”、“进士”等匾额,借以显赫门第、光宗耀祖。因此,客家人把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当作全族的大事来办。
3.3 讲求武道,善文能武。
频繁迁徙,也锤炼了客家人的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尚武自卫、重视谋略、勇敢机警的尚武精神[7]。客家人对武道很重视,平时勤于习武,以求自卫。因此,建武术馆、办武术班,培养武术人才,渐成风尚。在这种尚武的氛围中,不少人以行武为荣,纷纷上讲武堂、进军校、从军。在历代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战争中出现了不少战功显赫的名将。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主要将领和大部分太平军士兵都是客家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在一些客家人领导下进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客家人的贡献也是众人皆知的,江西井冈山是客家地区,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客家地区,中央红军战士大部分是客家人,朱德、叶剑英、叶挺等一批客家人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5]。在现代史上,江西兴国这个客家县出了81名将军如萧华上将等,被称为“将军县” [8]。而广东梅县既是“文化之乡”,又是“将军之乡”[7]。政协梅县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梅县将帅录》一、二卷共收有229位,其中叶剑英元帅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8]。除梅县和兴国外,其他地方同样出了不少客家名将,如朱德元帅(四川客家人,祖籍广东曲江县)、杨成武上将(福建长汀县客家人)等[9]。这些事实说明,学以致用,报效国家是客家教育的活灵魂,反映了客家教育活学活用,不读死板书的良好追求。
3.4 捐资助学,积累发展。
广东梅州市华侨热心捐资兴学,由来已久。远在清末的1893年,印尼华侨丘燮亭,就曾回乡兴建一所“时习轩”(私塾性质的学堂),以解决本村青少年求学问题,后又捐白银7000多元在本村建起永捷高等小学。1905~1907年,又先后捐资15000银元在丙村兴建“三堡学堂”(现丙村中学)。1913年,梅县私立东山中学成立之初,丘燮亭再捐大洋近万元资助兴建东山中学校舍。这是梅州华侨捐资办学的先声。此后,各县华侨陆续捐款为家乡兴办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记载,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梅县80%的中小学都是华侨捐资兴建或资助维持,全市上千所小学,比较好的校舍、楼堂、庭院等建筑,大多数是华侨捐建的。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建国前,其校舍及教学设备,几乎全部由华侨丘燮亭、叶维轩、叶子彬、陈镜秋、陈南康、刘家琪、刘宜应等人捐建和购置。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侨捐资办学的主要特点是创办华侨中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梅州市广大华侨、港澳台同胞在家乡捐资办学的热忱空前高涨,捐资人数、捐资金额和受惠学校之多,为梅州历史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93年,全市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教育者为10477人次,捐资金额折合人民币4.1388亿元,受资学校1490所,占全市学校总数的57%。1981年~1993年12年间,梅州市教育投入为 20.4814亿元,其中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4.1388亿元,占20.1%;1981年至1993年12年间全市新建校舍3023090平方米,其中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建的面积935080平方米,占30%[10]。据《梅州教育志》载:1988年全市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建校金额,比政府拨给的基建投资多6.5倍[4]。
最热心祖国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应为曾宪梓和田家炳。根据有关资料,曾宪梓对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捐资达到人民币六亿多元,而田家炳的捐资根据前几年的资料为人民币一亿多元[11]。
4.客家教育的成果和社会效果
在客家社会里,由于全社会重视教育,教育普及。教育的成果也是辉煌的。在科举时代,成果主要体现在各种考试登科第的情况。赣南客家地区在宋朝中进士者就有293人,在宋明两朝,有名有姓的进士就有622名。历代登科人数以梅州为例,秀才16479人(其中廪贡5241人),举人1645人(其中文举1490人、武举155人),进士234人(其中文进士221人、武进士13人、翰林33人)。据《登科录》,清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广东全省考上进士者11人,梅县一县就占了5名[12]。福建龙岩地区的登科人数也是众多的,举人有1106人(其中文举730人,武举376人),进士174人(其中文进士145人、武进士29人)[6]。
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客家地区的教育依然处在先进行列。梅州市的高考分数及录取率,一直处于全省前列,1977年~2006年有近20万人考上大学,其中2002年~2006年五年共输送9.7万多名大学生,相当于1977年~2001年25年的总和。仅梅县东山中学一校,这几年每年就输送约1500名大学生[13]。
从民国时期至1985年,梅县籍客家人在国内外任大学正副校长、院长者,据不完全统计有34人[2]。至1986年,据不完全统计梅州市籍正教授级高级知识分子约有500人[4]。最近,梅州市新建了一个院士广场(公园),以碑文的形式介绍了20多位梅州市籍客家院士的简历和业绩,他们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公示了他们在科技事业上对祖国对人类作出的贡献。除了梅州市出了20多位客家院士外,其他地区也出了一批客家院士,如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卢嘉锡,分别是四川客家人和福建客家人。
5.对客家教育的思考
客家教育的发展实践,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当今国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达到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境界,当以知识为荣、教育为本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才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客家地区,还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教育兴族的社会氛围和气候。提倡“科教兴国”作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已经多年了,不可否认,在一些非客家籍地区,“科教兴国”至今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形式上,而客家人的教育兴族、兴学育才、树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已经被全族老少齐抓共管落实了几百年,这样的社会氛围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是与教育环境密不可分的。每个时代的教育与环境都是相辅相成,互为牵制的。学校教育是素质教育实施的小气候,而社会教育则是素质教育实施的大气候。众所周知,无论一个小气候多么的完美,只要他不是与世隔绝,那么最终他都要随着社会这个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实施素质教育应改善社会环境这一大气候。但是,社会教育的成效往往根深蒂固,要顺利实施素质教育,社会环境的改善应首当其冲。此外,我认为客家教育发展的实践再一次说明了教育积累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没有积累的教育是无源之水,产生不了辉煌成果。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即教育发展应同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协调一致,提高发展质量,促进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我们以约占世界不足1%的教育总经费培养着约占世界25%的学生,是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但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又实际上存在着教育资源的惊人浪费。这种低投入、低效益的状况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应把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布局迅速提到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规模效益。同时,坚决杜绝由于决策失误而造成学校盲目“上马”、“下马”现象;坚决制止教育部门国有资产的流失,禁止利用学校土地经营房地产开发和靠出租校舍来创收。要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资源意识,使教育资源真正成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客家社会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风气和所形成的教育规模,深刻地体现在耕读为本,诗礼传家;齐抓共管,教育兴族;崇文尚武,学以致用;致富不忘教育,历代积累有硕果等客家教育发展的实践上。通过阐明客家教育发展的这些特点,借鉴客家教育的发展过程,我认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教育部门自己的事情,是教育小气候和社会大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以上事例充分揭示了民族兴旺,教育为本的真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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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令存.“开放”与客家文化[J].客家研究辑刊,1993,(1):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