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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结果。只有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能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借鉴和运用儒家学说。
所谓“自我觉醒”，就是对本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有清醒认知，对民族文化现实发展特点有正确体认，对中华文化历史发展趋势有深刻认识。深刻理解“自我觉醒”理念，必须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文化自觉不是“文化回归”。“文化回归”是指文化范式和文化样态在时间序列上逆向流动的过程和结果。对于“文化回归”引发的心理不适应症，孔子开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药方;董仲舒开出了“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的药方;王阳明开出了“心外无物”的药方;等等。当然，“克己复礼为仁”提出的是恢复周代的礼仪并不是回归周代的制度;“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强调的是要增强现存社会的制度自信;“心外无物”不仅是为了身心的愉悦和健康，更是为了国家的平安和吉祥;等等。由此可知，在儒家看来，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回归”，而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境遇下的人对自有文化怀有的自知之明。
文化自觉不是“文化中心主义”。在儒家看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人类和其他存在都是有“灵性”的存在，人类的行为不仅会改变自身也会改变自然界。儒家认为，“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本质是“德性之争”。典型的例子便是“夷夏之辨”。针对孔子提出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表示：“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由此可知，“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之争的本质是文化自觉理念的争论。而新时代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正是敢于担当、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文化自信的表现。
文化自觉不是“文化移植”。“文化移植”是指不同的文化范式、文化理念、文化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本土化”转换的过程和结果。一般来说，“文化移植”受移植国和被移植国文化嵌入机制、文化融合思维、文化变迁意识、文化冲突诉求等的制约。总体上看，儒家遵循“哲学移植”的基本思路，即儒家传统中的互相尊重的学说、以和为贵的哲理、平等主义的教育思想等都可以移植到其他文化体系中，而且还会两不相碍、共生共荣。当然，儒家强调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可移植性”，这并不说明制度层面和信仰层面上也具有可移植性。在儒家看来，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文化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工具，其只是一种自信教育的力量。
身处喧嚣世界中的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思考自身的不足和短处，这正是文化自觉缺失的典型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践行文化自觉必须养成“自我反省”的良好习惯。
对“根”的寻找是“自我反省”的第一环节。儒家强调的“民为邦本”是说民众的力量、人民的幸福、百姓的生活始终是文化进步的根本，离开了对民众力量的敬畏、离开了对大众幸福的深切关注、离开了人民对国家的精神支持，文化自觉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甚至走向反面。“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联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现实会发现，只有以民为本才能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为民服务才能实现高度的文化自信。
对“真”的批判是“自我反省”的第二环节。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历史虚构主义，要追求“文化之真”。在儒家看来，“真”就是“舍生取义”的“义”，就是“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道”，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儒家文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其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和暂时性，指出批判精神是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了对“真”的批判，就没有了对“假”的认知和警惕;没有了对“真”的怀疑，就失去了对事物的甄别能力。唯有不断“诤真”“疑真”“辩真”，才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对“容”的追求是“自我反省”的最终归宿。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正面临新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正以其宽广包容的情怀接纳、融入世界。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基于“自我反省”的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中国印象形成的关键。儒家认为，包容性理念是文化自覺思想的集中体现，失去了“和”的内核，所有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真”都会化为乌有。因此可以说，体现包容万物精神的文化自觉理念是“自我反省”的最终归宿。
“自我建构”是社会心理学术语，是指不同文化境遇下的人们诠释和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儒家特别强调“自我建构”的文化内涵，指出“自我建构”是“文化转化”和“文化苦旅”
文化自觉这种“自我建构”不是“文化转型”而是“文化转化”。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从自我存在出发诠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根据自我知识存量和理性认识来改造世界;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从他我存在出发诠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根据人际关系知识和社会交往理念来改造世界。在儒家看来，无论是“个人主义的自我建构”还是“集体主义的自我建构”，其强调的都是“文化转化”问题，即文化自觉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中国现代文明是中西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结果，而不是单一文化自我变迁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文化自觉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化”，不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型”;文化自觉是从西方文化到中华文化的“转化”，不是从西方文化到中华文化的“转型”。
文化自觉这种“自我建构”不是“文化同质化”而是“文化异质化”。“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样性的延续。”也就是说，建立在“自我建构”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特异性的消失而是文化异质化的凸显。中华文化和域外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东文化和远东文化、宗教文化和非宗教文化等，在本质上都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正彰显着“文化异质性”，延续着人类文明。
文化自觉这种“自我建构”不是“文化解构”而是“文化苦旅”。受制于文化多样化和文明差异化的影响，人们很难在“文化解构”的话语体系下实现高度的“自我建构”，因而文化自觉不是“文化解构”而是“文化苦旅”。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文化自觉是一种身心的磨练过程，而不是身心的欢愉体验过程。只有充分认识自有文化和所接触到的多元文化的内涵，才能明确自身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地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良好环境。当然，这一过程绝非是简单的文化堆积，也不是机械的文化组合，而是极为艰难的“文化苦旅”。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JZD01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②程志华、许敬辉：《儒家哲学的移植、创造观念及未来扩展：南乐山的儒家哲学思想》，《河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文化自觉是一种“自我觉醒”
所谓“自我觉醒”，就是对本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有清醒认知，对民族文化现实发展特点有正确体认，对中华文化历史发展趋势有深刻认识。深刻理解“自我觉醒”理念，必须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文化自觉不是“文化回归”。“文化回归”是指文化范式和文化样态在时间序列上逆向流动的过程和结果。对于“文化回归”引发的心理不适应症，孔子开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药方;董仲舒开出了“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的药方;王阳明开出了“心外无物”的药方;等等。当然，“克己复礼为仁”提出的是恢复周代的礼仪并不是回归周代的制度;“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强调的是要增强现存社会的制度自信;“心外无物”不仅是为了身心的愉悦和健康，更是为了国家的平安和吉祥;等等。由此可知，在儒家看来，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回归”，而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境遇下的人对自有文化怀有的自知之明。
文化自觉不是“文化中心主义”。在儒家看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人类和其他存在都是有“灵性”的存在，人类的行为不仅会改变自身也会改变自然界。儒家认为，“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本质是“德性之争”。典型的例子便是“夷夏之辨”。针对孔子提出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表示：“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由此可知，“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之争的本质是文化自觉理念的争论。而新时代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正是敢于担当、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文化自信的表现。
文化自觉不是“文化移植”。“文化移植”是指不同的文化范式、文化理念、文化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本土化”转换的过程和结果。一般来说，“文化移植”受移植国和被移植国文化嵌入机制、文化融合思维、文化变迁意识、文化冲突诉求等的制约。总体上看，儒家遵循“哲学移植”的基本思路，即儒家传统中的互相尊重的学说、以和为贵的哲理、平等主义的教育思想等都可以移植到其他文化体系中，而且还会两不相碍、共生共荣。当然，儒家强调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可移植性”，这并不说明制度层面和信仰层面上也具有可移植性。在儒家看来，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文化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工具，其只是一种自信教育的力量。
文化自觉是一种“自我反省”
身处喧嚣世界中的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思考自身的不足和短处，这正是文化自觉缺失的典型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践行文化自觉必须养成“自我反省”的良好习惯。
对“根”的寻找是“自我反省”的第一环节。儒家强调的“民为邦本”是说民众的力量、人民的幸福、百姓的生活始终是文化进步的根本，离开了对民众力量的敬畏、离开了对大众幸福的深切关注、离开了人民对国家的精神支持，文化自觉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甚至走向反面。“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联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现实会发现，只有以民为本才能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为民服务才能实现高度的文化自信。
对“真”的批判是“自我反省”的第二环节。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历史虚构主义，要追求“文化之真”。在儒家看来，“真”就是“舍生取义”的“义”，就是“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道”，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儒家文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其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和暂时性，指出批判精神是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了对“真”的批判，就没有了对“假”的认知和警惕;没有了对“真”的怀疑，就失去了对事物的甄别能力。唯有不断“诤真”“疑真”“辩真”，才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对“容”的追求是“自我反省”的最终归宿。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正面临新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正以其宽广包容的情怀接纳、融入世界。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基于“自我反省”的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中国印象形成的关键。儒家认为，包容性理念是文化自覺思想的集中体现，失去了“和”的内核，所有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真”都会化为乌有。因此可以说，体现包容万物精神的文化自觉理念是“自我反省”的最终归宿。
文化自觉是一种“自我建构”
“自我建构”是社会心理学术语，是指不同文化境遇下的人们诠释和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儒家特别强调“自我建构”的文化内涵，指出“自我建构”是“文化转化”和“文化苦旅”
文化自觉这种“自我建构”不是“文化转型”而是“文化转化”。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从自我存在出发诠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根据自我知识存量和理性认识来改造世界;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从他我存在出发诠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根据人际关系知识和社会交往理念来改造世界。在儒家看来，无论是“个人主义的自我建构”还是“集体主义的自我建构”，其强调的都是“文化转化”问题，即文化自觉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中国现代文明是中西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结果，而不是单一文化自我变迁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文化自觉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化”，不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型”;文化自觉是从西方文化到中华文化的“转化”，不是从西方文化到中华文化的“转型”。
文化自觉这种“自我建构”不是“文化同质化”而是“文化异质化”。“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样性的延续。”也就是说，建立在“自我建构”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特异性的消失而是文化异质化的凸显。中华文化和域外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东文化和远东文化、宗教文化和非宗教文化等，在本质上都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正彰显着“文化异质性”，延续着人类文明。
文化自觉这种“自我建构”不是“文化解构”而是“文化苦旅”。受制于文化多样化和文明差异化的影响，人们很难在“文化解构”的话语体系下实现高度的“自我建构”，因而文化自觉不是“文化解构”而是“文化苦旅”。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文化自觉是一种身心的磨练过程，而不是身心的欢愉体验过程。只有充分认识自有文化和所接触到的多元文化的内涵，才能明确自身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地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良好环境。当然，这一过程绝非是简单的文化堆积，也不是机械的文化组合，而是极为艰难的“文化苦旅”。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JZD01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②程志华、许敬辉：《儒家哲学的移植、创造观念及未来扩展：南乐山的儒家哲学思想》，《河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