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7月5日，胡适回国抵达上海，7月29日回到北平，9月20日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回国，在知识分子中、在中共方面引起一些反响。胡绳于1946年8月发表《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为欢迎胡适先生回国而作》。文章认为，胡适是一个“有贡献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是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①文中虽然也指出了不能认可的胡适的若干观点，但文章的态度是尊敬的，主要表达的是对胡适的期待和希望。但后来随着胡适日益和国民党“混在一起”，中共和胡适逐渐走向对立。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胡适在演讲中提出，他的梦想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一个“成样子的学校”。为此，他提倡独立创造的学术研究，要求学生做一个能独立研究、有独立思想的人。胡适就为什么要求学生“独立”而不是“自由”做了专门解释。他认为，自由是对外面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和压迫，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学生们大抵已经获得并做到了。但对于“独立”则恰恰没有做到，还有许多误解和迷惘。“独立”是自己的事，无论外面的思想环境如何纷纷扬扬，自己的思想不能独立，意识不能独立，仍旧是奴隶，走上社会后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自我。他借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希望北大学生“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②
　　胡适在1948年3月给陈之藩的信中，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专门做了解释，认为“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它是“医治武断病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③
　　胡适的这个谈话登报发表后，立刻遭到中共及左翼文化人士的批评。胡绳于1947年1月15日发表文章《“理未易明”么》，认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其实是句假话，“实在是不愿承认人民大众所已经认清的理，所已经判明的善”。文章要求“国民大会”及其制定的宪法应予取消和不承认，认为这是“最善不过的了”；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是爱国，是善；美国对华政策具有帝国主义本质，挽留美军在华就是卖国媚外，就是恶。“假如对着这样是非显著善恶昭彰的事，还要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那就简直不知是何心肝了。”文章指出，只有不站在人民大众的进步立场上的人，才不可能“明善”、“察理”。
　　郭沫若也著文批驳胡适，“当其我们探求物象的关系时，我们要有无数的证据然后才能归纳得出一个规律。但当其这个规律一被揭发，我们依据它便可以解决不少的未知的问题。”“在前一个阶段，你要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那是你的审慎；但在这后一阶段而你貌为谦虚抹杀科学的预言性，乃至常识的预言性，那是你的阴险。”“人民是主人，他必然有大翻身的一天，也必然有大合流的一天。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在我们看来是‘善甚易明，理甚易察’的。”④他把胡适讥为“双料赵高”，“赵高指鹿为马，但不曾指马为鹿。在他的意识中马固然还是马。今之巧于颠倒黑白者，不仅说鹿可能是马，而且说马可能不是马。这就是所谓‘善未易明而理未易察’的真谛。”⑤
　　
　　“梦”与非梦
　　
　　1947年11月12日，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的题目为《谈谈做梦》。他并不是从心理及生理方面谈做梦，而是主张青年人要有梦想。胡适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是很讲究技巧的，正如他所讲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样，并不具体明确地针对哪一个现实问题，至少表面上尽是远离政治现实，而教给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他教的是一种宏观的模式和框架，或者说是世界观、人生观，而不是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正是胡适作为学者的高明和作为人的精明之处。他鼓励青年人要有梦想，为梦想而奋斗，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当时矛盾尖锐、不可调和的时局中，青年人应怀有什么样的梦想。中共《华商报》发文指出，胡适除了做过文言改白话的梦，还做过“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梦、“好人政府”的梦、“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只有五大毒”的梦等。文言改白话的梦确实应该“传谕嘉奖”的，它成功的原因就是“为中国人民解除了几千年文字魔术的束缚，即使胡适不肯主观上为中国人民着想，而中国人民是感谢他的”。胡适正是“踏着中国人民心血结成的彩虹似的桥梁，进入了大学的宫墙，坐上文化的第一把交椅”。但以后的胡适“不再记得中国人民了”，他与反动统治势力的关系则越来越近。文章责问胡适：“你要把中国青年带到哪里去?”⑥认为青年人可以有梦想，但要分清是非，分清方向，一如胡适本人，他现在的梦想不值得青年人学习。默涵则发文讥讽“梦想”是胡适发明的一种“新药”，目的是麻醉人们，以求天下太平。
　　默涵在《胡适与胡蜂》中更明确地指出，梦想有两种：一种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追求进步的梦想，一种是引诱人们离开斗争的反动梦想。胡适所提倡的正是后一种，“是要青年们安于周遭的现实，陶醉于空茫茫的幻梦，渐渐地使他们忘记了思想、忘记了行动，以致被奴被杀而不自觉”。胡适就像胡蜂一样，“在给青年们注射毒液，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麻痹起来”，“让统治者吃起来毫不费力，而又能喝到新鲜的血。”“当然，胡适也可以从刀口上舔到一点剩余的血滴。”⑦认为胡适因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而“沾沾自喜”，就像“一切婚礼中的新娘，一切丧礼中的死尸”一样受到反动势力的赞美和吹捧。⑧
　　
　　“苦撑待变”与“骂”
　　
　　1948年年初，胡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行宪国大”期间，与南京各大学校长座谈时，“对中国出路问题，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主张‘苦撑待变’，即等待美国以更大的力量援助蒋介石的反共内战”。 ⑨
　　此外，胡适在开会期间还提出过口号“和比战难”。事实上这两个口号都是胡适在抗战期间针对日本侵略者而提出的。星转斗移，他又把这两个口号用在了中共的身上。
　　1948年2月27日，《华商报》发表社评指出，胡适大谈其“和比战难”，目的是“要说蒋朝‘戡乱’易，他是举双手双脚全心全力支持蒋朝‘戡乱’的”。“他对日寇主张和平，对美帝竭力求援，对人民却是积极支持‘戡乱’，胡适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很明白吗?”认为胡适自由主义者的真面貌早已揭开，“身在朝，心也在朝，不过是个蒋记破风筝的烂尾巴。说具体点，是杜鲁门马歇尔蒋介石的走卒”，是“蒋朝忠臣，美帝走狗”。⑩
　　5月23日新华社社论《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把胡适作为“反动面貌尚未完全暴露的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美蒋反动派之所以看重他、吹捧他，就是想利用他来采取隐蔽政策，“蒙蔽群众，用新的姿态来保存反动派统治的实质”。{11}
　　《华商报》在1948年4、5月份批评胡适的文章并不多，有读者不解，去信询问不“骂”的原因。
　　《华商报》对所谓的“骂”的必要性做了解释。“社会上只要有可骂之事，或可骂之人，就会有人起而骂之。骂者与被骂者之间，只有黑白之分，是非之辩。有助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拥护之、讴歌之。有损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摈斥之，阻骂之。这是一种斗争形式，一种争取光明的武器。以‘骂’来驱除旧社会的丑恶残余，是人人具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然而，另有居心的人，却把这样有是非有道理的严正评斥，有意曲解为泼妇骂街的‘骂’。”而“胡适、曹聚仁之流，现在正是满身浓臭，到处散布毒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事所必然”。不能因为顾惜他们的“文章”、“学问”，而“忽视他们对新中国的毒害”，“落水狗是非打不可的”。{12}
　　
　　坚定的支持者和“帮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慌里慌张地坐飞机离开北平。《华商报》做打油诗讽刺胡适南飞：“过河卒子重飞去，只拼‘向前’不‘拼命’；‘过河卒’变‘回头卒’，河边千载冷清清!”{13}
　　1948年12月17日，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筹备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胡适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唯有“希望北大能够完全渡过这一难关”。{14}说话间情绪激动，一时“泪如雨下”。12月19日，《华商报》发一文《解“泪如雨下”》，指出：“总还记得胡博士怎样让特务捕杀北大学生，学生遭特务枪杀时他并未痛心，制造‘好汉做事好汉当’，要学生自己送上特别法庭去的‘帮’特务之‘闲’的理论，足见，其哭也非因想到6000多学生将死而悲，实因感到6000多学生将活而悲。换句话说，即感到不能为蒋家尽忠而泪下，此诚变幻表情之范例也。”{15}
　　由于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劝诱，胡适第六次出国，去美国做没有头衔的“大使”。1949年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当有美国人问起他对国内局势的态度时，他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16}他对美国对华“白皮书”极为不满，“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其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他对中共领导建立的新生政权深恶痛绝：“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一个政权在联合国取得中国的席位。”{17}
　　1949年5月7日，胡适在纽约告诉美国记者：“物质的援助是需要的，但我不相信物质的援助可与美国道义上的支持等量齐观。美国应担保与我们站在一起——这才是伟大的。国民党最大的弱点是由于人心的不振。”他认为，“南京的失陷是由于‘美国不再管中国事’这一传说所致”。他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至少有5万人是受过美国的教育的。他们自然而然地与美国接近，美国一有表示，他们就有所反应。”{18}
　　就在胡适仍为国民党最后的挣扎“做面子”、拉赞助的时候，中共方面在1949年1月20日已明确把胡适定性为“罪大恶极的帮凶”。{19}到了1949年1月28日，中共方面有言论正式主张把胡适列入战犯名单，一些学生和教授认为胡适是“战争鼓动者”。{20}
　　
　　注释：
　　①蒲韧：《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中国建设》(上海)第2期，1946年8月。转载《胡绳全书》第一卷第一辑，313～320页。
　　②{14}胡明：《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炎黄春秋》，2000(1)。
　　③《胡适致陈之藩》，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352页。
　　④郭沫若：《春天的信号》，《沫若文集》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457～458页。
　　⑤郭沫若：《路边谈话》(1946.12.31)，《沫若文集》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421页。
　　⑥巴人：《胡适的梦》，《华商报》，1947年11月19日。
　　⑦默涵：《胡适与胡蜂》，《华商报》，1948年1月20日。
　　⑧默涵：《新郎与死尸》，《华商报》，1948年1月8日。
　　⑨耿云志：《胡适年谱：1891～196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366页。
　　{10}社评：《马前卒胡适》，《华商报》，1948年2月27日。
　　{11}新华社社论：《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东北日报》，1948年5月25日。
　　{12}褚文：《从“殊欠公平”说起》，《华商报》，1948年12月14日。
　　{13}叶木：《回头卒子》，《华商报》，1948年12月18日。
　　{15}一已：《解“泪如雨下”》，《华商报》，1948年12月19日。
　　{16}{17}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2092～2093页、2098页。
　　{18}《胡适在美谈论美援》，《大公报》(重庆)，1919年5月8日。
　　{19}《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241页。
　　{20}《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拥护中共和平条件》，《东北日报》，1949年1月28日。
　　(作者单位：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