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一重点，对2016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出现重大转变，即由需求管理为主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并且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开始由短期框架下的被动“救市” “维稳”，转向中长期视角下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更加注重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它代表着以五大任务和五大政策支柱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框架初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初见端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回顾过去30多年我国改革发展的历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以接近1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其增长动力主要源自五个方面：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和结构变化所释放的巨大人口红利，家庭教育的较高支出所带来的快速人力资本积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投资率所带来的快速实物资本积累，后发优势所带来的快速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所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这些方面，无一不和提高供给效率、激发增长活力息息相关。
　　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开始变得日益复杂，且面临许多新特征、新情况和新趋势，中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速中长期下行的明显态势。这一轮经济下行的性质与原因，周期性调整是直接原因，结构性因素则是根本原因。从产业结构来看，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从要素结构来看，要素供给效率在不断下降。此外，体制性改革进展缓慢、创新能力滞后所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资源环境约束的持续增强，也都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总之，促使经济增速不断回调是上述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结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因此，在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对需求端调控的过于倚重、对三驾马车短期分析框架的过于倚重，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经济减速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难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诸多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在近期反复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梳理当前突出困境的基础上，转换经济治理思路，打破需求管理路径依赖，着力从供给侧发力，进一步破除供给约束、释放增长潜力，探寻增长新动能。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要思路
　　针对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过高、融资成本过高，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较多，宏观税负较高，金融风险累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人口红利减弱等等。中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这其中核心和关键是去产能。高库存、高杠杆，包括高成本，均与工业领域庞大的产能得不到顺畅消化、大量资源被无效占用、“僵尸企业”迟迟不能退出有关，这几大问题交织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的顽疾。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可以说，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最大的毒瘤一日不除，“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这一目标就一日难以实现，中国经济也难以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从中长期供给侧角度考虑，去产能需强调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在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的同时，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为确保完成这五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五大政策兼顾需求端和供给侧，是未来我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要推手。
　　宏观政策强调稳。政策取向应着眼于有效对冲宏观下行风险，真正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合理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两大政策中，财税政策将充当主角，未来应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采取更大力度、更加全面的减税，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发挥在优化供给、提高效率方面的独特功效。
　　产业政策强调准。重点是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微观政策强调活。激发微观经济活力，需要继续推动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强力落实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认真清理并切实减轻企业目前承担的各类不必要的非税负担，继续落实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各类事项，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
　　改革政策强调实。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释放供给侧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刺激生产、改善供给的目的，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改革措施政策化、常态化是做实各项改革的重要手段。
　　社会政策强调托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来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普通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改善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领域问题，毫无疑问是“十三五”期间亟须补齐的“短板”。补齐这些“短板”，将有利于稳定劳动者的预期，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项风险提供更加厚实的安全垫、更加密实的防护网。
　　抓住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释放三大红利是关键。
　　第一，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四大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对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以及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质量和效益，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能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重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
　　全面推进金融改革，需要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解决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释放创新红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
　　实践证明，我国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三，释放人口新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既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
　　面对当前低生育率的弊端和潜在危害，亟须释放劳动力的双重红利，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趋势。一是继续调整生育政策，从限制人口数量转向鼓励生育与提升人口素质并重，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扭转持续低生育率局面，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三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
　　三大红利能否释放，各项供给侧改革的部署能否具体落到实处，最终将取决于我们能否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相容机制，有效调动好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之能彻底抛弃懒政庸政、等待观望、拖延应付、找借口、不作为、假改革等种种消极态度和投机思想，让各级干部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