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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正式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是随新中国诞生而成立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新中国诞生前一年，即1948年，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建立了院士制度，北平研究院建立了类似院士制度的会员制度。主要以这两个学术研究机构为基础建立的中科院，并未承袭它们的院士制度和会员制度，而是于1950年建立了专门委员制度。1953年，在专门委员集体作用基本未得到发挥和全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科院计划仿照苏联科学院的体制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1954年初，学部的筹建工作拉开帷幕。作为筹建工作的重要一环，学部委员的选聘工作几经周折，学部委员名单经过多次增删，于1955年5月31日学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方获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
1955年6月1至10日，学部成立大会召开期间，一些科学家对学部委员名单提出意见，认为不乏漏选者。9月，中科院决定“准备于适当时机”增聘学部委员。1956年1月21日，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中科院党组便决定将增聘学部委员纳入是年工作。增聘工作于5月正式展开，次年5月结束。相较于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聘，这次增聘的人选标准和人选产生方式都有所改进；但仍未摆脱行政干预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档案资料和相关原始文献，本文考察1955年和1957年这两批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展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鲜为人知的内幕。
1955年选聘：几经增删 协商产生
1955年这批学部委员的选聘工作开始前，中科院已决定成立四个学部，即社会科学部（1955年5月15日后称哲学社会科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这批学部委员的人选标准，起初分为学术和政治两方面。1954年5月7日，钱三强主持召开中科院学术秘书处处务会议，讨论了各方面初拟的人选标准。根据初拟的人选标准，自然科学领域的人选标准有三条：（一）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成就或贡献；（二）对所在学科或在学术上能起推动作用；（三）忠于人民事业。前两条属于学术标准，后一条属于政治标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选标准在政治方面要求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问题”，并要求“适当照顾到各方面代表人物”；但开会讨论时，与会者均认为应有“忠于人民事业”这条标准。①
5月11日，中科院召开学部座谈会。关于人选标准，各组均提出以学术成就、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和忠于人民事业3条。5月28日，钱三强又主持召开学术秘书处处务会议，讨论学部委员的选聘问题，认为社会科学部应个别考虑。这是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选的标准不易掌握，人选的产生方式应与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同。
从档案资料看，自然科学领域的初步人选是在527位专家推荐的人选基础上经过调整推定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初步人选，是先由中科院党组就历史学和考古学、经济学、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提出初步名单，再与中宣部科学处研究，然后向北京部分专家征求意见推定的。被征求意见的专家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季羡林和狄超白等。在确定人选时，院党组对是否列入陈寅恪犹豫不决。因为陈寅恪是研究隋唐五代史和历史学的权威，不选上会引起争议，但他一再申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后经毛泽东批示“要选上”，院党组才决定列入。 ②
1954年11月底，中科院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学部委员的推选经过和学部委员名单的报告》。这份名单凡177人，其中社会科学部44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33人，生物学地学部65人，技术科学部35人。此后，中科院征求了一些高校、业务部门、省市党委或宣传部等的意见，根据部分意见，增删了这份名单。不久，又提出一份增至220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对社会科学部委员单独增列了“政治、法律、教育”一项，人选有周鲠生、胡锡奎、黄松龄、张志让、杨秀峰、蒋南翔和钱端升。后来该方面被整体删除，除黄松龄被列入“经济”项外，其余6人均落选。其中，周鲠生、钱端升均为水平颇高的法学家，皆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不过，两者均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在当时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下，落选不足为奇。
至1955年3月中旬，据中宣部指示与各学部筹备委员会会议及联席会议的多次讨论，中科院将学部委员人选增至249人。增加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选包括马衡、邓拓、杨向奎、张奚若、钱俊瑞、王亚南、马特、马叙伦、茅盾等。后经各学部筹备委员会、院党组讨论，中科院于4月7日院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一份238人的学部委员名单。该名单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删除了马衡、邓拓、杨向奎、张奚若、马特。
195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份238人的名单和中科院党组一并提交的关于成立学部问题的报告。至5月9日，中科院再次审查和修改了学部委员名单，并进一步明确了人选标准：“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才能担任。”但考虑到中国科学基础仍很薄弱，科学家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科学发展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还较为复杂等情况，中科院又提出七条具体原则：
（一） 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不应列为学部委员；（二） 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跡为科学界所不满者，不宜列为学部委员；（三） 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不宜列为学部委员；（四） 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仍应列为学部委员；（五） 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亦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乏，必须适当照顾者，仍应列为学部委员；（六） 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虽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亦应列为学部委员；（七） 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亦应列为学部委员。③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依据前三条原则，中科院删除了魏建功、冀朝鼎、陈康白（据第三条）。依据后第四至七条原则，仍保留王力（据第四条）；陶孟和、马寅初、金岳霖、冯友兰（据第六条）；张稼夫、刘大年、李亚农（据第七条）为学部委员。名单经过这次审查和修改，减至224人。
1955年5月9日，中科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了对学部委员名单的审查和修改情况并上报修改后的名单。5月12日，中宣部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审议科学院党组的汇报，并讨论和修改上报的名单。通过这次会议，这份224人名单又有变动。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原已删除的魏建功被重新列入，并增加了冯至。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次会议批准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名单，由周恩来总理6月3日签发国务院命令，同意公布。最终公布的名单凡233人，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
整个选聘过程表明，这批学部委员的人选标准兼顾学术水平、政治情况、工作需要、学科平衡、“旧的科学传统”等方面。如张稼夫、刘大年、李亚农等专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因工作需要入选的。这使最初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考虑的人选标准在具体选聘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学者在选聘过程中大都落选。公开宣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陈寅恪，由于毛泽东的指示而入选是个例外。在人选产生方式上，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领域人选的产生方式相对规范，但亦无严格的遴选程序。
1957年增聘：自主操办 增补从严
1956年至1957年6月“反右”前，尚处于震荡期的新中国出现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环境，知识分子迎来了“小阳春”。作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火车头”， 中科院不仅要进行科学研究，还要担负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重任。这就需要尽快从院内外遴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充实到学部，加强学术领导力量。1957年这批学部委员的增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1956年1月21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中科院党组即决定将增聘学部委员纳入当年工作，并于5月10日正式启动。这次增聘起初制订了两条新的人选标准：（一）“学术条件——学术水平较高，在科学工作上有重要成就，在本门学科的科学家中有较高的声望者”；（二）“政治条件——只要政治上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判刑管制分子，其学术水平确定够条件者，均可列为考虑名单以内”。这淡化了政治标准，“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科学家不再被排除在外。但中科院院务会议讨论后仍决定按1955年选聘学部委员时规定的学术成就、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和忠于人民事业3条标准增聘。可见，院务会议不仅看重人选的学术组织能力，对政治标准也十分慎重。
哲学社会科学部自1956年11月开始酝酿学部委员初步人选。11月22日，该学部致函全体委员，“提请考虑应否增补学部委员并请提出应予增补的名单”。至12月底，有16位学部委员及武汉分院推荐了分布于11个学科的37位人选（括号中为推荐人姓名或推荐单位）：
历史学：嵇文甫（范文澜、翦伯赞）、周一良（丁声树、夏鼐）、唐长孺（陈垣、武汉分院）、顾颉刚（李亚农）、李剑农（武汉分院）；
国际关系：王铁崖（夏鼐）、孟用潜（千家驹）、刘思慕（千家驹、冯至）、金仲华（陈望道）、梅汝璈（冯至）、乔冠华（邓拓）；
语言学：方光焘（丁声树）、陆志韦（罗常培）、岑麒祥（黎锦熙）、傅懋勣（魏建功）、唐兰（魏建功）；
文学：游国恩（冯至）、钱钟书（冯至）、李尔重（武汉分院）；
教育学：廖世承（夏鼐）、陈鹤琴（夏鼐）、曹孚（陈望道）、董渭川（魏建功）；
法学：钱端升（邓拓、马寅初、冯至）、张志让（千家驹）、周鲠生（邓拓）；
经济学：吴景超（千家驹）、孙晓邨（千家驹）；
民族学：费孝通（夏鼐、魏建功）、吴定良（陈望道）、夏康农（冯至）；
艺术学：蔡仪（陈望道）；
哲学：马一浮（冯友兰）、熊十力（冯友兰）、吕澂（冯友兰）、李凡夫（武汉分院）；
考古学：陈梦家（李俨）。
从人选的学术背景推断，16位委员大都是从学术标准推荐的。因为除“老革命”孟用潜、李凡夫等少数几位外，大都是有学术成就的专家。这次推荐了国际关系、教育学、法学、民族学等专业的人选，包括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钱端升、周鲠生、吴定良等。而这些专业在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聘中被考虑过，但最终被整体删除，以致无人入选学部委员。
对人选的取舍，哲学社会科学部采取与所属研究所负责人共同逐个研究的方法，并于1957年1月7日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此次增补学部委员时，应增加法学、民族学、教育学和国际关系四学科的学部委员，在已有的学科中，应适当增补一些优秀的科学家。”最终酝酿产生初步人选20人：（历史学）嵇文甫；（国际关系）乔冠华、梅汝璈、张奚若；（语言学）方光焘、陆志韦；（文学）冯雪峰、陆侃如；（教育学）廖世承、孟宪承、林砺儒、成仿吾；（法学）钱端升、张志让、周鲠生；（经济学）冀朝鼎、孙晓邨；（民族学）刘春、费孝通、夏康农。其中12人在最初被推荐人名单上，张奚若、冯雪峰、陆侃如、孟宪承、林砺儒、成仿吾、冀朝鼎、刘春8人为会议增加者。除这20人外，会议认为可考虑将顾颉刚作为历史学方面的人选。顾是史学界“古史辨派”的创始人，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但1955年落选学部委员。
由于各学部酝酿初步人选时，提出的人数较多，中科院党组感到“各学部间、各学科间平衡工作有很大困难”。后经党内外几次讨论，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聂荣臻请示后，提出如下增聘原则：
增补从严；宁缺毋滥；补漏不求全；主要从学术水平考虑，不要着重从照顾学科、地区、部门考虑。……对人选掌握，要根据征求意见结果，大多数认可的考虑补，一部分人赞同、一部分人有不同意见的放到下次再考虑。④ 1957年1月29日，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主持召开学部主任联席会议，讨论学部委员增聘和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事宜，强调了增聘原则，并指出人选从三方面考虑：一是1955年应选聘而因思想关系未入选的科学家；二是1955年学部成立后返国的科学家；三是“新生力量”，即近几年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另外要求增聘人数不宜多，总数为20人至30人。于是，各学部又根据主任联席会议精神，再酝酿初步人选名单。
哲学社会科学部采用与在北京的学部委员磋商，通信征求京外委员意见的方法。据《竺可桢日记》，至1957年4月1日，该学部拟订了一个10人名单，包括周鲠生、欧阳予倩、钱端升、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它较1957年1月7日酝酿产生的20人初选名单变动较大。其中，欧阳予倩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刘导生为该学部副主任；他们与张劲夫、裴丽生均为党内专家或干部，均不在原20人名单之列。
1957年4月22日，中科院召开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各学部拟增聘人选名单。会议同意各学部所提人选，并决定将名单一并呈报国务院批准。据《竺可桢日记》，各学部所提人选共34人，哲学社会科学部为欧阳予倩、周鲠生、钱端升、陆志韦、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等12人。至此，该学部的人选又增加2人。
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是党员行政干部，学术水平不高，入选无疑有悖增聘原则。当时院党组清楚科学家对他们“虽然是表示赞成，估计还有不少人是有意见的”。4月22日院务常务会议之后，经过研究和权衡，院党组决定把张、裴、刘从人选名单中删除。不过，对法学、民族学、教育学和艺术学等方面的人选，院党组根据征求意见的结果，主张暂不增聘，认为“这几门学科，目前不增补问题尚少，增补了，科学界对增补名单意见不一，问题可能更多”。这样，该学部委员名单变动很大，至5月3日仅剩3人：嵇文甫、吕澂、陆志韦。这3人中，嵇文甫和陆志韦在该学部20位初步人选之列；吕澂最初由冯友兰推荐，但1957年1月7日该学部议定时被删除，此次又被增列。
1957年5月20日，中科院第二次学部大会预备会开幕。议决学部委员最终人选是这次学部大会的一项主要任务。会前，中科院副秘书长郁文赴杭州向副院长李四光汇报工作时，李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增聘提出了意见。李认为：该学部包括的学科多，范围广，工作困难多，“只摆三个特殊人物”做学部委员仍值得考虑。旧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虽无马列主义观点，但有丰富的史料，对他们最好能予以考虑。如果增聘少了，不但影响工作，还会影响政治团结。若已不能改变，宣布名单时，也应适当说明，好留有余地，以免陷于被动。⑤这表明李并不赞成将有成就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排除在学部之外。但该意见没有对增聘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5月22日，各学部在预备会最后一天对本学部正式初步人选进行了议决。哲学社会科学部的3位正式初步人选，经过议决均最终入选。5月29日，中科院第12次院务常务会议按照各学部议决结果，通过增聘学部委员名单。
与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聘相比，这次增聘有明显的改进。首先，它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水平，淡化了政治考虑，没有入选专职的党员领导干部。其次，它基本由中科院自主操办，最终人选亦由中科院自主决定，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所受外部负面干预相对较少。第三，自然科学领域人选的产生方式还较为郑重。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学部酝酿初步人选、生物学部议决最终人选时，均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的办法。
但这次增聘也未免行政干预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增聘中，中科院院党组虽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学部比较放手，但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干预较多。后者最初推荐的人选，经党组删除只剩3人。法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人选钱端升、周鲠生和吴定良均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学术成就较高，属于“旧社会科学界的人”。他们最终落选应该主要由意识形态影响所致。因为解放前的法学、民族学和经济等社会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实际上被“冻结”，这些学科的“旧知识分子”并不为新政权所承认。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中科院学术秘书处一九五四年处务会议纪要、工作计划、一至二十九次》，中国科学院档案：1954－2－22。
②张稼夫：《庚申忆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
③《中科院关于推选学部委员经过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1955－1－5。
④《关于召开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和增补学部委员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1957—2—20。
⑤《郁文同志赴杭向李副院长汇报工作情况及李副院长的意见》，中国科学院档案：1957—1—19。
1955年6月1至10日，学部成立大会召开期间，一些科学家对学部委员名单提出意见，认为不乏漏选者。9月，中科院决定“准备于适当时机”增聘学部委员。1956年1月21日，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中科院党组便决定将增聘学部委员纳入是年工作。增聘工作于5月正式展开，次年5月结束。相较于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聘，这次增聘的人选标准和人选产生方式都有所改进；但仍未摆脱行政干预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档案资料和相关原始文献，本文考察1955年和1957年这两批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展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鲜为人知的内幕。
1955年选聘：几经增删 协商产生
1955年这批学部委员的选聘工作开始前，中科院已决定成立四个学部，即社会科学部（1955年5月15日后称哲学社会科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这批学部委员的人选标准，起初分为学术和政治两方面。1954年5月7日，钱三强主持召开中科院学术秘书处处务会议，讨论了各方面初拟的人选标准。根据初拟的人选标准，自然科学领域的人选标准有三条：（一）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成就或贡献；（二）对所在学科或在学术上能起推动作用；（三）忠于人民事业。前两条属于学术标准，后一条属于政治标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选标准在政治方面要求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问题”，并要求“适当照顾到各方面代表人物”；但开会讨论时，与会者均认为应有“忠于人民事业”这条标准。①
5月11日，中科院召开学部座谈会。关于人选标准，各组均提出以学术成就、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和忠于人民事业3条。5月28日，钱三强又主持召开学术秘书处处务会议，讨论学部委员的选聘问题，认为社会科学部应个别考虑。这是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选的标准不易掌握，人选的产生方式应与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同。
从档案资料看，自然科学领域的初步人选是在527位专家推荐的人选基础上经过调整推定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初步人选，是先由中科院党组就历史学和考古学、经济学、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提出初步名单，再与中宣部科学处研究，然后向北京部分专家征求意见推定的。被征求意见的专家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季羡林和狄超白等。在确定人选时，院党组对是否列入陈寅恪犹豫不决。因为陈寅恪是研究隋唐五代史和历史学的权威，不选上会引起争议，但他一再申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后经毛泽东批示“要选上”，院党组才决定列入。 ②
1954年11月底，中科院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学部委员的推选经过和学部委员名单的报告》。这份名单凡177人，其中社会科学部44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33人，生物学地学部65人，技术科学部35人。此后，中科院征求了一些高校、业务部门、省市党委或宣传部等的意见，根据部分意见，增删了这份名单。不久，又提出一份增至220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对社会科学部委员单独增列了“政治、法律、教育”一项，人选有周鲠生、胡锡奎、黄松龄、张志让、杨秀峰、蒋南翔和钱端升。后来该方面被整体删除，除黄松龄被列入“经济”项外，其余6人均落选。其中，周鲠生、钱端升均为水平颇高的法学家，皆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不过，两者均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在当时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下，落选不足为奇。
至1955年3月中旬，据中宣部指示与各学部筹备委员会会议及联席会议的多次讨论，中科院将学部委员人选增至249人。增加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选包括马衡、邓拓、杨向奎、张奚若、钱俊瑞、王亚南、马特、马叙伦、茅盾等。后经各学部筹备委员会、院党组讨论，中科院于4月7日院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一份238人的学部委员名单。该名单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删除了马衡、邓拓、杨向奎、张奚若、马特。
195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份238人的名单和中科院党组一并提交的关于成立学部问题的报告。至5月9日，中科院再次审查和修改了学部委员名单，并进一步明确了人选标准：“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才能担任。”但考虑到中国科学基础仍很薄弱，科学家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科学发展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还较为复杂等情况，中科院又提出七条具体原则：
（一） 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不应列为学部委员；（二） 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跡为科学界所不满者，不宜列为学部委员；（三） 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不宜列为学部委员；（四） 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仍应列为学部委员；（五） 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亦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乏，必须适当照顾者，仍应列为学部委员；（六） 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虽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亦应列为学部委员；（七） 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亦应列为学部委员。③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依据前三条原则，中科院删除了魏建功、冀朝鼎、陈康白（据第三条）。依据后第四至七条原则，仍保留王力（据第四条）；陶孟和、马寅初、金岳霖、冯友兰（据第六条）；张稼夫、刘大年、李亚农（据第七条）为学部委员。名单经过这次审查和修改，减至224人。
1955年5月9日，中科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了对学部委员名单的审查和修改情况并上报修改后的名单。5月12日，中宣部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审议科学院党组的汇报，并讨论和修改上报的名单。通过这次会议，这份224人名单又有变动。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原已删除的魏建功被重新列入，并增加了冯至。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次会议批准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名单，由周恩来总理6月3日签发国务院命令，同意公布。最终公布的名单凡233人，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
整个选聘过程表明，这批学部委员的人选标准兼顾学术水平、政治情况、工作需要、学科平衡、“旧的科学传统”等方面。如张稼夫、刘大年、李亚农等专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因工作需要入选的。这使最初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考虑的人选标准在具体选聘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学者在选聘过程中大都落选。公开宣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陈寅恪，由于毛泽东的指示而入选是个例外。在人选产生方式上，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领域人选的产生方式相对规范，但亦无严格的遴选程序。
1957年增聘：自主操办 增补从严
1956年至1957年6月“反右”前，尚处于震荡期的新中国出现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环境，知识分子迎来了“小阳春”。作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火车头”， 中科院不仅要进行科学研究，还要担负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重任。这就需要尽快从院内外遴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充实到学部，加强学术领导力量。1957年这批学部委员的增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1956年1月21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中科院党组即决定将增聘学部委员纳入当年工作，并于5月10日正式启动。这次增聘起初制订了两条新的人选标准：（一）“学术条件——学术水平较高，在科学工作上有重要成就，在本门学科的科学家中有较高的声望者”；（二）“政治条件——只要政治上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判刑管制分子，其学术水平确定够条件者，均可列为考虑名单以内”。这淡化了政治标准，“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科学家不再被排除在外。但中科院院务会议讨论后仍决定按1955年选聘学部委员时规定的学术成就、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和忠于人民事业3条标准增聘。可见，院务会议不仅看重人选的学术组织能力，对政治标准也十分慎重。
哲学社会科学部自1956年11月开始酝酿学部委员初步人选。11月22日，该学部致函全体委员，“提请考虑应否增补学部委员并请提出应予增补的名单”。至12月底，有16位学部委员及武汉分院推荐了分布于11个学科的37位人选（括号中为推荐人姓名或推荐单位）：
历史学：嵇文甫（范文澜、翦伯赞）、周一良（丁声树、夏鼐）、唐长孺（陈垣、武汉分院）、顾颉刚（李亚农）、李剑农（武汉分院）；
国际关系：王铁崖（夏鼐）、孟用潜（千家驹）、刘思慕（千家驹、冯至）、金仲华（陈望道）、梅汝璈（冯至）、乔冠华（邓拓）；
语言学：方光焘（丁声树）、陆志韦（罗常培）、岑麒祥（黎锦熙）、傅懋勣（魏建功）、唐兰（魏建功）；
文学：游国恩（冯至）、钱钟书（冯至）、李尔重（武汉分院）；
教育学：廖世承（夏鼐）、陈鹤琴（夏鼐）、曹孚（陈望道）、董渭川（魏建功）；
法学：钱端升（邓拓、马寅初、冯至）、张志让（千家驹）、周鲠生（邓拓）；
经济学：吴景超（千家驹）、孙晓邨（千家驹）；
民族学：费孝通（夏鼐、魏建功）、吴定良（陈望道）、夏康农（冯至）；
艺术学：蔡仪（陈望道）；
哲学：马一浮（冯友兰）、熊十力（冯友兰）、吕澂（冯友兰）、李凡夫（武汉分院）；
考古学：陈梦家（李俨）。
从人选的学术背景推断，16位委员大都是从学术标准推荐的。因为除“老革命”孟用潜、李凡夫等少数几位外，大都是有学术成就的专家。这次推荐了国际关系、教育学、法学、民族学等专业的人选，包括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钱端升、周鲠生、吴定良等。而这些专业在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聘中被考虑过，但最终被整体删除，以致无人入选学部委员。
对人选的取舍，哲学社会科学部采取与所属研究所负责人共同逐个研究的方法，并于1957年1月7日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此次增补学部委员时，应增加法学、民族学、教育学和国际关系四学科的学部委员，在已有的学科中，应适当增补一些优秀的科学家。”最终酝酿产生初步人选20人：（历史学）嵇文甫；（国际关系）乔冠华、梅汝璈、张奚若；（语言学）方光焘、陆志韦；（文学）冯雪峰、陆侃如；（教育学）廖世承、孟宪承、林砺儒、成仿吾；（法学）钱端升、张志让、周鲠生；（经济学）冀朝鼎、孙晓邨；（民族学）刘春、费孝通、夏康农。其中12人在最初被推荐人名单上，张奚若、冯雪峰、陆侃如、孟宪承、林砺儒、成仿吾、冀朝鼎、刘春8人为会议增加者。除这20人外，会议认为可考虑将顾颉刚作为历史学方面的人选。顾是史学界“古史辨派”的创始人，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但1955年落选学部委员。
由于各学部酝酿初步人选时，提出的人数较多，中科院党组感到“各学部间、各学科间平衡工作有很大困难”。后经党内外几次讨论，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聂荣臻请示后，提出如下增聘原则：
增补从严；宁缺毋滥；补漏不求全；主要从学术水平考虑，不要着重从照顾学科、地区、部门考虑。……对人选掌握，要根据征求意见结果，大多数认可的考虑补，一部分人赞同、一部分人有不同意见的放到下次再考虑。④ 1957年1月29日，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主持召开学部主任联席会议，讨论学部委员增聘和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事宜，强调了增聘原则，并指出人选从三方面考虑：一是1955年应选聘而因思想关系未入选的科学家；二是1955年学部成立后返国的科学家；三是“新生力量”，即近几年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另外要求增聘人数不宜多，总数为20人至30人。于是，各学部又根据主任联席会议精神，再酝酿初步人选名单。
哲学社会科学部采用与在北京的学部委员磋商，通信征求京外委员意见的方法。据《竺可桢日记》，至1957年4月1日，该学部拟订了一个10人名单，包括周鲠生、欧阳予倩、钱端升、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它较1957年1月7日酝酿产生的20人初选名单变动较大。其中，欧阳予倩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刘导生为该学部副主任；他们与张劲夫、裴丽生均为党内专家或干部，均不在原20人名单之列。
1957年4月22日，中科院召开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各学部拟增聘人选名单。会议同意各学部所提人选，并决定将名单一并呈报国务院批准。据《竺可桢日记》，各学部所提人选共34人，哲学社会科学部为欧阳予倩、周鲠生、钱端升、陆志韦、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等12人。至此，该学部的人选又增加2人。
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是党员行政干部，学术水平不高，入选无疑有悖增聘原则。当时院党组清楚科学家对他们“虽然是表示赞成，估计还有不少人是有意见的”。4月22日院务常务会议之后，经过研究和权衡，院党组决定把张、裴、刘从人选名单中删除。不过，对法学、民族学、教育学和艺术学等方面的人选，院党组根据征求意见的结果，主张暂不增聘，认为“这几门学科，目前不增补问题尚少，增补了，科学界对增补名单意见不一，问题可能更多”。这样，该学部委员名单变动很大，至5月3日仅剩3人：嵇文甫、吕澂、陆志韦。这3人中，嵇文甫和陆志韦在该学部20位初步人选之列；吕澂最初由冯友兰推荐，但1957年1月7日该学部议定时被删除，此次又被增列。
1957年5月20日，中科院第二次学部大会预备会开幕。议决学部委员最终人选是这次学部大会的一项主要任务。会前，中科院副秘书长郁文赴杭州向副院长李四光汇报工作时，李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增聘提出了意见。李认为：该学部包括的学科多，范围广，工作困难多，“只摆三个特殊人物”做学部委员仍值得考虑。旧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虽无马列主义观点，但有丰富的史料，对他们最好能予以考虑。如果增聘少了，不但影响工作，还会影响政治团结。若已不能改变，宣布名单时，也应适当说明，好留有余地，以免陷于被动。⑤这表明李并不赞成将有成就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排除在学部之外。但该意见没有对增聘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5月22日，各学部在预备会最后一天对本学部正式初步人选进行了议决。哲学社会科学部的3位正式初步人选，经过议决均最终入选。5月29日，中科院第12次院务常务会议按照各学部议决结果，通过增聘学部委员名单。
与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聘相比，这次增聘有明显的改进。首先，它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水平，淡化了政治考虑，没有入选专职的党员领导干部。其次，它基本由中科院自主操办，最终人选亦由中科院自主决定，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所受外部负面干预相对较少。第三，自然科学领域人选的产生方式还较为郑重。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学部酝酿初步人选、生物学部议决最终人选时，均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的办法。
但这次增聘也未免行政干预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增聘中，中科院院党组虽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学部比较放手，但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干预较多。后者最初推荐的人选，经党组删除只剩3人。法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人选钱端升、周鲠生和吴定良均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学术成就较高，属于“旧社会科学界的人”。他们最终落选应该主要由意识形态影响所致。因为解放前的法学、民族学和经济等社会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实际上被“冻结”，这些学科的“旧知识分子”并不为新政权所承认。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中科院学术秘书处一九五四年处务会议纪要、工作计划、一至二十九次》，中国科学院档案：1954－2－22。
②张稼夫：《庚申忆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
③《中科院关于推选学部委员经过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1955－1－5。
④《关于召开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和增补学部委员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1957—2—20。
⑤《郁文同志赴杭向李副院长汇报工作情况及李副院长的意见》，中国科学院档案：195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