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兼融的主流经济学家
　　韩康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课题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咨询专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在许多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经济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和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多次参与有关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代表作有《 21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挑战》等。曾获孙冶芳经济学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其传略已被辑入《当代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中华学者名人词典》等。曾被港、台学界评为大陆最有影响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他师从我国研究《资本论》的著名大家王珏先生，苦读、精研《资本论》多年，后又系统攻读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史。在读博期间已开始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协调起来，作为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理论分析工具。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韩康教授提出应“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有人称之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影响市场活动的力量非常强大。这种状况的发生，一方面具有历史发展合理性，但同时也孕育了国家过度垄断影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风险。他认为，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趋势和最终结果目前尚不明确，需要深入研究。这种分析独树一帜，引起广泛反响。
　　韩康教授在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多领域研究也很有独到之处。1993年他最早将中国体制改革战略分为两个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为：总体筹划、试点探索、分层递进，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转变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布局。1994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哪里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中国既要高速发展，又不能丢掉共同富裕。1998年首次提出“政府有序退出市场”的问题，指出政府应当考虑如何把自己的主体职能从大量参与微观资源配置活动中解放出来，逐步地转变到承担秩序职责方面来。2004年他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发展以民生为本，提高政府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2005年他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维，即建立“发展赶超、高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三重性内容的发展战略构架。针对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城镇化问题，韩康教授在2013年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城乡矛盾内化。这些深入冷静的思考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公共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他是国内较早呼吁中国应重视公共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亲自发起成立了公共经济研究会（全国一级学会），并担任会长。2012年，韩康教授带领公共经济研究会的研究人员，提出“大多数人幸福”的概念及其发展指标体系，并以这个基本认识和评价体系对国内的城市发展进行考察评价。
　　对话
　　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某些大学没有容身之地，并不奇怪
　　人民论坛记者：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有两套语言系统，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学有渐趋边缘化的趋势，对此您怎么看？
　　韩康：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虽然因为叙理艰深而并未被大多数人真正理解，但由于它的学术结论是非常革命性的，所以成为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高理论声望。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的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界登堂入室，成为国家主流经济学，《资本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第一权威教科书。这个时候，谁要不下功夫研读《资本论》，谁要不在研究《资本论》方面拿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想在国内经济学界站住脚是绝无可能的。改革开放后，情况大变。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被轰轰烈烈引进，马克思的经济学风光不再，从神坛地位上倒了下来。现在，虽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但在实际学术活动中，马克思的东西已经很难占据主要地位了。就经济学来讲，占第一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早已在经济学科里没有容身之地，只是公共政治学的一门选修课程。
　　我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从发展的视角看，也并非是不可理解之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发展的领先国家。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渊源，并没有离开西方历史文化与思想体系传承的大背景，同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体系的传承毫无关系，完全是两张皮。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同其他西方学说进入中国的情况一样（例如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经常会发生同一有趣的现象：比如先是有许多人尊崇备至、全盘接受、拿来就用，后来发现国情有异，用起来效果并不如意，于是有人便走向反面，举起否定的旗帜，再后来，通过不断深化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又有许多人开始重新研究、重新评价……，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
　　人民论坛记者：那您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和区别呢？缘何西方经济学更受青睐？
　　韩康：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对象，从客体方面看并无不同，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但考察视角和分析方法则差异很大。从探索经济规律的意义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探索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运行的规律，马克思的经济学则是探索这种运行背后的制度性问题的规律。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遇到最大量、最常见的经济现象，都主要涉及社会经济运行和市场活动方面的问题，例如价格怎样决定？成本如何降低？效率怎么提高？收入如何增长？财富怎么扩大？等等。很显然，这些问题都不能直接从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中找到答案，而需要另一套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论解说体系来加以回答。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活动的当事者——无论是个体生产者、企业家还是政府，在遇到疑难需要理论解释时，可以比较方便地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找到参考指南，而很难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找到答案。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马克思的经济学真的并没有过时
　　人民论坛记者：那这是不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就过时了呢？
　　韩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运行和马克思分析的制度矛盾，是有内生性联系的。这种联系平时十分隐蔽，一般人很难辨识，只有在出现重大矛盾，发生经济震荡甚至经济危机时，才会显露出来。最近一次的典型案例就是2008年第三季度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至少发现马克思的两个经济原理并没有过时，一是对资本自然本性贪婪的深刻揭示，二是对资本最大化增殖机制并不会自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平衡的分析。这次是华尔街的行为——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给马克思作了最好的注脚。更深入的问题则是，现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就能够有效解决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吗？大多数西方学者已经做了回答，很难。这从一方面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可能已经超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运行的范围，涉及到马克思讲的制度性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搬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分析来加以解释，就不能再令人信服了。在这个时候重新向马克思请教，应该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突然一时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洛阳纸贵。
　　上述现象给人一种启示，也许马克思的经济学真的并没有过时，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运用这种学说。如果你用它来分析、解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现象和一般规律，恐怕不是最合理、最聪明的选择；但如果你用它来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遇到的深刻制度性问题，那就可能找到了一种极其犀利而深刻的分析工具。如果再进一步，有人能够大胆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也大胆超越一切教条主义的偏见，真正站在科学的支点上，既能熟练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来分析和解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能自如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来分析和解释市场经济活动背后的制度性问题，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就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经济学者了。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