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加拿大不久，通过中介公司我很快住进了一间单身公寓。房间不大，但很干净，与另外一套小公寓紧挨在一起。房东是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之前这间公寓也住过几位留学生，她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于是老太太主动为我抹去了房租的零头。临走时，她将钥匙交给我，并一再嘱咐：有事尽管找社区服务站。
　　送走唠叨而热情的老太太，我开始布置房间。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终于可以在舒适的被窝里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什么声音吵醒。一听，是隔壁公寓传来的广播声。我以为过八点了，迷迷糊糊地看看闹钟，刚好六点！天，谁这么早就起来收听广播了！我捂住被子，想多睡一会儿，但耳边就像有只蚊子在嗡嗡作响，再也睡不着。
　　下午，我购物回来，看见一对老夫妇走进我住处的隔壁屋子。他们用钥匙开的门，而不是敲门——他们看上去不下60岁了，但仍然单独生活在一边。我走在后面，本想上前问问早上广播的事，但考虑到我刚来就给别人找麻烦，不利于团结邻居，何况他们是一对老人。转念再一想，或许今天早上的事纯属偶然。
　　没想到我这个推测并不成立，接下来连续几天，每天早上六点一到，隔壁的广播声准时传来，简直成了准点的“闹钟”。我有些受不了，毕竟白天我还要上课。我好几次都准备敲隔壁的门，提醒他们能不能晚一点收听广播，或者将声音关小一点。但我最终都打消了这个念头，想想自己初来乍到，硬生生地让别人改掉向来的习惯，情面上似乎有些过不去。无奈之下，我想到了房东老太的嘱咐：有事尽管找社区服务站。对呀，何不匿名给社区服务站写封投诉信呢，让他们出面来处理这件事就顺理成章多了。
　　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我将投诉信塞进社区服务站的意见箱后，压根儿没起作用，每天早上六点“闹钟”依旧准时响起。接着，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投诉信。而且，信中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情况依旧。难道他们的意见箱一个月才查看一次？还是只是摆设，从来不查看？正待我准备找人打听一下时，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找到我，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你是不是投诉过隔壁的老夫妇？”我像是被人戳穿了一件秘密似的，有些尴尬地做了一个“怎么了”的表情，对方拿出三张折叠起来的纸，“是这样的，四天前我们收到一封投诉隔壁老夫妇的信，说他们早上六点大声收听广播，但投诉人没有留下姓名，因此我们不便处理。随后我们又连续收到两封投诉他们的匿名信。我们猜想，写这些投诉信的人很可能是老夫妇的邻居，你离他们最近，如果这些投诉信是你写的，麻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以便我们及时将情况反映给老夫妇。”我很不解，问题不明摆着吗？如需证实其真伪，只需抽个早上六点准时来取证就可以了，甚至只需当面问一下就行，何必非要投诉人的签字呢？“没有签名的投诉信为什么就不能处理呢？”对方比我更惊讶，大概看到我是外国人面孔，还是作出了解释：“没有签名，就意味着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谁都可以随便投诉。那样的话，不就有可能造成诽谤吗？再说，投诉人留下姓名，我们也好联系到他本人，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处理问题很有帮助。”为了保障睡眠，我只好不情愿地承认这些投诉信都是我写的，并在其中一封上补上了自己的签名。
　　果然，第二天早上，六点准时响起的“闹钟”消失了。办事效率之高，让人赞叹。但这样一来，我又担心起来，如果隔壁的老夫妇知道是我投诉他们的，以后会不会对我“敬而远之”呢？
　　很快，我的疑虑就被隔壁老太太的到访打消了。这天晚上从学校刚回到公寓，敲门声响了。打开门，只见隔壁老太太充满笑意地站在门口，礼貌地问道：“我可以进来跟你说说话吗？”进屋后，老太太告诉我，她老伴有些耳背，但喜欢听广播，尤其是每天早上六点的一档新闻节目。为了不影响邻居，以前他一直使用助听器，但多少有些不便。大概一个多月前，他们见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的前任租户退租了，便没有使用助听器，而是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虽然我住进来几天了，但差不多白天都呆在学校，因此他们并不知道隔壁又住进了人。讲述中，老太太一再道歉。其实，也不是多大一回事，但老太太的自责和开明，反而让我有些过意不去，并有些感动。末了，她再次表示歉意，并真诚地告诉我：“以后若有什么打扰你的地方，请告诉一声，不然我们就被蒙在鼓里了呢！”
　　原来实名制投诉不仅可以提高处理问题的效率，而且还有利于问题双方开诚布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为中间方的社区服务站，对社区每一位成员都极为尊重，他们决不允许谁随便怀疑谁。
　　没过多久，我经历了另外一件事。在我选修的“英国文学史”班级里，几乎全班学生对任课老师都不满意，每到下课个个都怨声载道。一些学生索性无视老师的存在，开始自学。我也觉得老师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成问题，而且他还不屑于学生在下面的小声“抗议”。我就跟其他同学说，我们不要总是在下面议论，这样无济于事，不如去找校方投诉。有趣的是，当我走出教室门口，还有五六个同学跟着，当我走到办公室门口说要见系主任时，我发现自己已成为“孤家寡人”了。
　　系主任是一位风度优雅的中年白人女性，她很认真地听了我的陈述，并做了笔记。我强调说，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我反映的是同学们共同的意见。系主任立刻纠正道：“现在是‘你’在跟我讲话，而不是别人。你只需要说‘你’的意见，而不要说别人的。”她将“你”字说得很重，然后微笑着说，“很高兴有机会分享你的意见。我想，可以约个时间让你和这位任课老师当面谈谈。”我赶紧解释说：“我并不想老师知道是我来投诉他的。”系主任明确地指出，她不可以跟被投诉者这样说：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向我投诉你怎么怎么样。“我必须说出投诉者的具体名字，被投诉者有权知道是谁的意见。”
　　和系主任的谈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动，这种要求实名制投诉的做法，使得投诉者一定要有事实有根据，对自己讲的话负责，尽量避免了造成“冤假错案”。后来，我又多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而我在国内形成的匿名投诉的习惯在这儿显然行不通。
　　在国内的时候，我，以及身边人，在背地里往往一大堆意见和牢骚，讲别人的不是更是兴致勃勃，但一到该讲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退缩，一旦问题要公开化就都集体沉默。现在我有些明白了，除了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陋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习惯了不负责任地议论、评判他人。
　　
　　编辑喻兮
　　E-mail：yuxiyx@yahoo.com.cn
　　（插图：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