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裘德
　　文：[英] 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
　　献给迈克尔、伊娃和路易斯——
　　以及所有曾是江湖骗子的演员们
　　法国电影艺术馆位于巴黎第十六区，坐落于特罗卡代罗高台和阿尔贝-德-曼恩大街之间。它所在的墨索里尼的纪念碑夏约宫（注：作者之所以这么说，可能因为夏约宫曾在纳粹势力上升时期的1937年充作世界博览会的展馆。）对于首次到此瞻仰的影迷来说实在是印象深刻，他们会因能在这个给予电影这门别处只能忝陪末座的艺术以如此优待的国家居留而欣喜若狂。当然，在经过进一步观察后他们又会大失所望，因为发现电影馆占据的不过是整幢大厦的一小翼，而且要通过一个一眼望去根本看不见、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地下室入口进入。
　　到这个入口可以走两条路线，可以走广场，这块高地堪称情人、吉他歌手、滚轴溜冰手、卖纪念品的黑人和由英国或葡萄牙保姆陪伴的穿格子呢外衣的小姑娘的乐园；也可以走一条曲径通幽的花园小径，跟阿尔贝-德-曼恩大街平行，透过挂着灯饰的灌木还可以一瞥艾菲尔铁塔这座锻铁制造的富士山的雄姿。不管走哪条路线，最后总要走一段下降的楼梯来到电影馆的大厅，大厅迫人的简陋气氛终因作为永久展品摆放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实用镜”、投影遮暗器、幻灯机以及其他电影史上天真而又迷人的纪念实物而被冲淡。
　　过去，影迷们经常每天晚上要三次涌入那个花园，分别是六点半、八点半和十点半。
　　不过，那些真正的狂热分子，所谓的电影馆里的耗子（注：原为法文。下文将原为法文者用楷体排出以示区别，不再一一注出。），一般六点半那一场就到，很少在午夜之前离开，因为不愿跟那些只不过把夏约宫当作晚上不太费钱的一次消遣的普通观众搀和。对影迷来说，在电影馆里第一排入座的那一帮属于一个秘密的社团、一个密谋集团、一个共济会。第一排是耗子们当仁不让的地盘，决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名字都似乎已经刻在了他们的座位上，就像过去那些好莱坞导演的名字就经常印在他们坐的折叠帆布椅背后。当福特（注：指约翰·福特（John Ford, 1895—1973），好莱坞最负盛名的西部片导演。）或卡普拉先生（注：指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 1897—1991），意大利裔好莱坞著名导演，以1930年代执导的一系列带有温和讽刺意味的情节喜剧片最为著名，其中包括《一夜风流》（1934）、《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1939）以及《美好的生活》（1946）等经典影片。）微笑着朝着摄影师转过晒黑了的脸时，被镜头前的某个人的肩膀和上臂故意地稍稍遮蔽了一下。
　　除了紧裹在自己的影子斗篷里的吸血蝙蝠之外，这些耗子、这些狂热分子、这些夜晚的居民还能是别的什么？
　　他们选择坐得这么靠近银幕，是因为他们一定要是第一个接受到影片影象的人，因为这些影象不得不冲破每一排座位的障碍，经过一排排观众的阻隔，从一个传递到另一个，从一双眼睛传递到另一双眼睛，直到受到污染，成为二手货，缩减到只有邮票那么大，被最后一排一对对忙着做爱的情侣们完全忽略，它们这才终于返回它们的源泉，放映师的那个小隔间。
　　除此之外，那块幕布还是个货真价实的银幕。它放映全世界的影片。
　　“你看过金的片子吗？”
　　春天，随着一蔟簇番红花和紫罗兰就像魔术师手里的纸花一样凭空喷薄绽放，已经来到了电影馆花园里的夜晚。
　　六点二十分。三个少年从夏约宫地铁站的出口走出来，折向与阿尔贝-德-曼恩大街平行的小路。问题是三个人中最高的那个少年提出的。他瘦削而又健美，行动却有些弓腰驼背，看起来跟他的体格颇不协调。透过他旧货店里淘来的衣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斧凿一样的踝骨和纤细的鲨鱼翅一般的肩胛。而且他那身衣服：打着补丁的灯心绒夹克，皱巴巴的牛仔裤松垮垮地只遮到膝盖，外加一双皮凉鞋，穿着的风度堪称绝妙，随意而又风雅得就像司汤达在某处曾赞赏过的一位正从马车上款款下来的女士。他叫泰奥。今年十七岁。
　　他妹妹伊莎贝尔比他晚生了一个半小时。她戴了顶钟型女帽，围了条白色狐皮长围巾，每过大约五分钟，她就会随便把围巾往肩后一甩，漫不经心地像是对待职业拳击手的毛巾。
　　但她可不是那种没脑子的、认为这样的饰物代表了一种时尚宣言的小妞，她跟她们的距离之远，就像两个肩并肩跑着的运动员，其实其中一位已经领先了另一位整整一圈。从她童年开始，她就从没穿过新衣服。更准确地说，她从小就醉心于拿她祖母的衣裙装扮自己而且根本就没长大过。当然，她已经长到能撑起这些衣裙的身量了，这些衣服也就真的成了她自己的了。
　　那些没脑子的小姐们盯着她看，搞不懂她是怎么做到的。秘密就是：她不是照着镜子打扮的。伊莎贝尔会傲慢地说，“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是粗俗之举。镜子是用来看别人的。”
　　泰奥那个问题问的不是他妹妹，而是走在她身边的那个少年。马修虽然十八岁了，在三人之中算是最大的，外表却最嫩。他体格修长柔弱，还从没刮过胡子。他身着崭新的蓝色牛仔裤、紧身套头衫和白色帆布鞋，走起路来感觉就像踮着脚尖，其实并没有。他的指甲都被他啃秃了，而且他还有个强迫症一样的习惯，喜欢曲起食指蹭自己的鼻尖。
　　曾经有个法翁（注：faun，罗马神话中的农牧神，半人半羊形，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潘”（pan）。）来到一个山顶的水池旁饮水，但它为了确证周围没有异己之物在旁窥伺不断地转来转去，结果一口水都没喝上，最后竟干渴而死。马修就有点像那个农牧神。即使躺下来休息，他的目光都会警觉地四处窥视。
　　马修是个美国人，原是意大利移民，来自圣地亚哥。之前从未离开过家，来法国是为了学习法语。他在巴黎感觉就像个来自外星球的异形一样笨拙尴尬。他跟泰奥和伊莎贝尔的友谊是在电影馆白色的银幕前建立和成熟起来的，他把它当作一种他不配获得的特权看待，而且深恐他的两位朋友最终也会得出跟他相同的结论。
　　他也害怕他并没有正确地领会他们缔结的友谊条款的附属细则。他忘了，真正的友谊是一种根本没有附属细则的契约。
　　一个孤独的人最渴望的就是友谊，正如一个备受压抑的人想的只是肉欲。如果一位守护天使许马修一个愿望，他会要求一台机器，还没发明出来的一种机器，可以让它的主人在任何时刻马上探知他的每一位朋友都在哪里，都在干吗，跟谁在一起。他属于那种深夜里徘徊在爱人的窗下，竭力想破解掠过软百叶窗帘的每一道阴影的人。
　　来巴黎前，他在圣地亚哥最好的朋友是位前橄榄球员，一位英俊少年，标志的容颜被断了鼻骨的鼻子所破坏。这位最好的朋友曾邀他到他父母家过夜。他的房间是一派赤裸裸的混乱。床上乱丢着脏T恤和内裤。一张鲍伯·迪伦的海报和一面在学院获得的比赛锦旗钉在墙上。一堆棋类游戏堆在一个角落里。他从一个五斗橱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巨大的浅黄色信封，然后把里面的收藏摊开在地毯上——都是从时尚和体育杂志上剪下来的质地细腻的大照片，都是年轻男性，大部分是侧面像，而且全是各种程度的裸体。马修给弄糊涂了，他觉得他的朋友是在向他表白，而且正期望他也做出同样的表白。于是他接受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男性的美也会唤起他的欲望，那些有着星星般乳头的裸体男孩。
　　他那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这一不请自来的暴露却颇为反感。他父母作为他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一套塑胶的外科手术样品。马修感觉非常色情的是一组鼻子的样品。他的心疯狂地跳动着，半夜三更偷偷溜回了自己家。
　　他下定决心绝不再在类似的圈套中上钩。幸运的是，他发现他一度意外踏入的这个柜门（注：“柜子”（closet）隐指不愿公开的同性恋倾向。公开这一倾向叫“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本是个旋转门。因为不愿泄露自己的秘密，他那位朋友对他那次的轻举妄动一直守口如瓶。
　　马修开始手淫——一天一次，有时是两次。为了达到高潮，他会想象裸体少年的形象。然后，就在他马上要射的临界点，他才强迫自己把脑海中的男孩替换成女孩。这种突然的逆转在他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一个一定要读某个童话给他听的孩子，他孤独的性高潮决不允许既定游戏规则的丝毫改变，如果他不幸省去了高潮临界点的角色转换，他预期的高潮竟会可耻地半途而废。
　　火跟火是不同的：有烧毁一切的火也有给人温暖的火，有把森林烧焦的火也有抚慰一只家猫入睡的火。自恋也是一样。曾像是世界奇迹一样新奇的东西不久会变得像旧拖鞋一样家常。马修和他自己逐渐无法使彼此兴奋莫名了。
　　为了复苏他的欲望，他在曾使他兴奋不已的“丑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系统。正如一个称职的小天主教徒，他每星期都去奥什大街的英国教堂忏悔。
　　忏悔是他的恶习。心甘情愿地承认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堕落罪不可赦比实际去实践它们更让他兴奋难奈。忏悔室里的黑暗几乎每次都能让他勃起。他自觉必须一一列举的他曾经“自摸”的次数所带来的甜美的尴尬就相当于必要的摩擦刺激。
　　因为就连承认谋杀都比承认手淫更容易。神父肯定会认真、尊敬地听一个谋杀犯忏悔。他会使那个忏悔日大获成功。
　　马修爱泰奥和伊莎贝尔吗？事实上，他爱上的是他们俩所共同拥有的某些特质，他们身上某些共通的东西，即使是双胞胎，他们也并非一模一样，某些东西会突然在其中一位的脸上显现，然后才是另一位，取决于某种表情、特定的光影或是头抬起的角度。
　　当然，他从没跟他们中任何一位提起奥什大街。他死都不会承认他去做忏悔的事。
　　“你看过金的片子吗？”
　　“看过，我想是看过。”
　　“嗯？”
　　“我不记得有任何特别的地方。跟博扎奇的没什么两样。”
　　泰奥所说的“金的片子”是指《七重天》，1930年代由一位叫亨利·金的好莱坞导演拍的情节剧。同一个故事此前曾由另一位导演弗兰克·博扎奇拍过，不过他们要去看的是金的版本。三月份电影艺术馆在做他的作品的回顾展。
　　但他们干吗要去看一部按马修的说法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影片呢？其实，如果他们错过了它也就不过跟一位看了一期平淡无奇的报纸因而退订的读者没什么差别。他们跑到那儿去不是做评判的。在那九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那块银幕会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类似大使馆的代表意义，而他们乐于把自己当作那块领土的朋友或是客人看待。
　　他们仨一边沿着通向电影馆的小路信步走着，一边三句不离本行地聊着：聊电影。
　　耗子们之间的交谈是无以名状的。他们动辄就把一部还过得去的影片赞为美妙绝伦，比这样一部影片再好一点的就是杰作，就连马修，对他而言英语中的这些词汇通常都是只留给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用的，他也忍不住屈从于影迷的这种诱惑。但这些词从他嘴里发出的时候却总有些似是而非的感觉。他不能决定是不是该给这些词汇加上一个意含嘲讽的引号，正如某个不习惯外出用餐的人对刀叉的摆放总是心有犹疑。他没搞明白，这些词汇的含义，就像金钱的汇率一样一直是变动不居的，美妙绝伦和杰作云云早就成了被估价过高的货币了。
　　只有那些要把这些概念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人才会敏感于这样的细微差别。泰奥和伊莎贝尔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马修听来，他们就这么把这些最高级的形容词像打羽毛球一样轻松地抛来掷去，这一行为本身倒真有点美妙绝伦的意思。
　　他一边赞叹，一边担心自己已被远远地落在后面，恐怕跟他们的情感洋溢相比他平淡的热情会显得像是一种微弱称赞掩盖之下的咒骂。所以他倾向于不断地附和他们。成了个应声虫的角色。
　　如果说伊莎贝尔对他这种态度感到惬意的话，她也并没有丝毫的表示。
　　事实上，他们走到电影馆门口的时候他正忙着赞同她刚发表的一个意见。
　　“我的小马修，”伊莎贝尔回头厉声道，“当两个人都同意时，就意味着其中一个是多余的。”
　　他脸色一暗，但他知道他还是不得不同意她的看法。他就像个宁愿赢家失球而不愿输家得分的球员。
　　“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无助地回答，“但你当然是对的。”
　　她紧盯着他。“哦上帝，你真是无可救药。”
　　“别再消遣他了，”泰奥骂她道。“你看不出他痛恨这一套吗？”
　　“瞎说。他喜欢得很。他酷爱受罚，不，应该说他是个懂得享受惩罚的鉴赏家。”
　　马修回头瞥了一眼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的这位可怕的少女。
　　“你瞧不起我，我知道，”他说
　　“恰恰相反，”她答道，“我觉得你好得一塌糊涂。我们俩都这么想。你确实是我们认识的最好的人。不是吗，泰奥？”
　　“别听她的，马修，”泰奥说。“她是个婊子。她会把她周围所有的空气都一股脑吸进去。”
　　他们已经走到了电影馆的花园。
　　乍看上去，眼前的情景跟日复一日在同一时间不断重现的情景毫无二致。但也就仅止于乍看上去。确实有所不同。耗子们并没有在大谈本行。
　　泰奥很警觉，担心地三步并作两步跨到电影馆大门口。大门上了锁。一条粗铁链之下是一把挂锁，呈半圆形，令他想起苏联的那些宣传影片中脑满肠肥的资本家悬挂的炫耀财富的表链。门的中间位置歪歪斜斜地挂着一块纸板。手写着两个字：关闭。
　　他一步两级台阶地冲下楼梯，透过铁栅眯起眼睛向里窥视。大厅里一片昏暗。票房紧闭。地板没有清扫，到处乱丢着票根。投影遮暗器、幻灯机，外加它们那些纸海鸥、裸体的运动员以及被判不断地跳过一个小金属环的马戏团女骑手们都静静地、不受干扰地端坐着。
　　泰奥观看的方式想必跟牛顿看到苹果，或是便士落地的那一刻相差无几。就算一位瘾君子竟然主动拒绝毒品也不会令他脸上的神情更为惊骇了。
　　“你好。”
　　泰奥猛地转过身来。
　　是雅克，耗子中最狂热的分子之一。他就像一条丧家的灵（犬是），具有一种惶惶然的神情。配上他那件长长的布满污迹的麂皮外套、鼓鼓囊囊的背包、肮脏的靴子还有他那瘾君子般的苍白面孔和一头可怕的蓬乱头发，他看起来活像个把乌鸦都吓跑了的稻草人。
　　“你好，雅克。”
　　“你看，泰奥，你能不能……”
　　泰奥知道雅克又想向他要几法郎，就截断了他的话。
　　这都是老一套了。但雅克却不是个寻常的乞丐。他恳求的理由总是一成不变的“帮我偿付剪辑我的影片的费用。”谁都没见识过他那部影片，不过，凭借这么多年来他从影迷朋友们那儿搜括来的钱，更奇怪的事儿也早该发生，电影杰作也早该成型了。
　　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越来越难讨到赞助了。知道他经常翻检特罗卡代罗广场的垃圾箱之后，有个耗子就从皮卡（注：Pigalle，巴黎著名的红灯区。）买了本色情杂志，挑选其中最淫荡的几幅照片，在模特张开的外阴处乱涂了一幅漫画，漫画里用精细的字体写着：日安，雅克。在赶六点半那一场电影的途中，这位耗子把它放在一个他肯定雅克半夜散场后会来掏摸的地方。
　　自从那次事件之后——计划当然毫无意外地得到实现——雅克就从第一排退出了，现在跟他以前的朋友们也不过偶尔才搭讪几句。泰奥意识到自己成了唯一他还继续讨钱的主儿，不过对这个在他较好的状态下结识的可怜虫，他仍然保有一种友情。
　　伊莎贝尔却全当没他这个人。她宣称他很不干净，气味可怕。
　　“如果狗屎也能行骗（注：原文是文字游戏。“shit”（屎）的动词用法有一意就是“行骗”。），”她对泰奥说过，“那气味就跟你的朋友雅克一般无二。”
　　雅克有个爆炸性新闻。朗格卢瓦已经被解职了。亨利·朗格卢瓦，电影艺术馆的创建人和馆长，科克托（注：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兼擅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曾戏称其为“保卫着我们的财宝的巨龙”的朗格卢瓦，已经被戴高乐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注：André Malraux（1901—1976）亦是法国重量级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等，1958—1968年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解职了。
　　“你什么意思，他被解职了？”
　　“我就知道这些，”雅克答道，仍在试图找个话头开口借钱。“他已经走人了——电影馆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暂时关闭。不过我说，泰奥……”
　　“马尔罗干吗要这么做？这没道理。”
　　“哦，老一套了。混乱、颠倒、妄自尊大。”
　　泰奥对此早就有所耳闻。据说朗格卢瓦把一卷卷的电影胶片存放在他的浴缸里，据说他把独一无二的经典片存放不当；不过同时还有，在大战期间，他像别人抢救伞兵一样抢救电影拷贝。
　　他是位堪称古怪的馆长。他保卫财宝的方式是把它们展示出来。他喜欢放映电影。他认为把它们通过放映机放出来对它们只有好处。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那些认为放映会有损一部影片的胶片的档案管理员——他们可不会说微笑会对面孔造成伤害。
　　然而千真万确的是，放映，就像微笑一样，的确能造成皱折。朗格卢瓦的敌人们谴责他在浪掷国家的珍贵遗产。电影，他们说，不能再存放在浴缸里了。
　　从不读报的泰奥现在急着想买一份看。详情，他需要详情。他机械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硬币，看都没看就往雅克的手心里一塞。考虑到他刚刚获悉的消息，这几乎可以认为是为一个线人负信息费。
　　伊莎贝尔却丝毫未因这一突发事件感到震惊。
　　“我不信，”她带着一种神视者的自信宣称。“肯定搞错了。朗格卢瓦正因为一些小问题受到批评。电影馆明天就会重新开放。也许今晚晚些时候。”
　　她的态度就像个听到一声枪响却告诉自己那只是汽车发动机逆火的人。
　　“听着，伊莎，”泰奥道。“把那只可怕的死狐狸从你耳朵边挪开，哪怕就听这么一次。我告诉你的是雅克跟我说的。”
　　“雅克知道什么？”
　　“他是听维克多·史诗片说的”——维克多·史诗片是另一位耗子，之所以得此诨号是因为他酷爱廉价的意大利史诗片，那类肌肉发达的马西斯特和赫拉克勒斯在精美的长袍下故意隆起下流的二头肌的片子——“而史诗片是听一位检票员说的。”
　　“等着瞧吧，”伊莎贝尔道，边说边用食指轻扣着鼻子的侧翼。
　　影迷们此时也都散开，到特罗卡代罗高台边的一家咖啡馆喝薄荷汽水。花园里的阳光已经暗淡下来，与此同时，再没有一丝微风来扰乱其弥散的柔和光彩。包裹在半明半暗中的艾非尔铁塔那透明的锥形圆顶又时断时续地被来自塞纳河左岸一束更加集中的光线所照亮，活像个突出在塔顶的陀螺仪——灌木丛开始陷入阴影，生出蝙蝠一般的翅翼。
　　电影馆的入口处有一对年轻人，皮肤晒得出奇地黑，穿戴着相似的粗呢外套和毛织苏格兰便帽，扭股糖一样坐在一条凳子上。就像一对嘴唇粘在一起的联体婴儿。他们丝毫不顾忌那个由世俗传统所驱动的外部世界，不断转换着他们的脖颈、肩膀和胳膊的角度，就像杂技演员在做接翻三个筋斗的表演。他们的做爱是如此原始和不知羞耻，换成一位人类学家甚至会将其误解为某种部落仪式——两个晒得黑黑的野蛮人的交配舞蹈。
　　马修哆嗦了一下。他们那容光焕发的肤色令他觉得自己苍白得可耻。
　　“那我们现在该干吗？”
　　他们将先在特罗卡代罗高台上把他们为夜场电影准备的三明治吃掉。
　　有人在广场到塞纳河岸之间的缓坡上等距离地摆放了一排可口可乐的瓶子，滚轴溜冰高手们就在其间以惊人的速度穿插滑行，身体弓得像把胡桃夹子，在最后一刻才来一个漂亮的旋转急停，此时脑袋都已经探到塞纳河里了。有一位身材瘦长的擦皮鞋黑人少年，他自己黑亮的肤色就是他本行的最佳广告，身着蓝色紧身背心和截短了的工装短裤，此时把鞋盒放到一边，穿上一双滚轴冰鞋开始庄重华美地转圈滑行，他身体笔挺，手臂平举在他优美的身体两侧，身姿宛如一个黑皮肤耶稣的受难像。丝般光滑的毛发从十字交叉的腋下茁生出来。
　　他们找到一个俯瞰这一景色的有荫蔽的所在坐了下来，晃荡着两条腿吃他们的三明治。
　　伊莎贝尔开始喋喋不休。特拉普派的修士宣誓缄口苦修，她则宣誓饶舌。她解释、评论着铺展在她脚下的这一景色。她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她傲慢地盯着一位橄榄色肌肤、眼睛宛如棕色大理石、略微有些髭须的少女，评论道，“你看，不论你觉得她如何，我认为她不会适合任何人的口味，我只是无法设想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会不把至少一个那样类型的样本包括在内。难道不是吗？”
　　或者，对一个像正在做白日梦的戴眼睛的金发青年，透明的镜框正好中和了一下他略有点过于锐利的目光，“我敢说我会赋予他一对更好看的颧骨”——意思是，如果我是上帝的话——“不过，说真格的，整体效果不坏嘛，应该说相当不错。”
　　再或者，对正走近喷泉的那令人惊讶的一对——患白化病而且显然是目盲的两兄弟，同样也是双胞胎，三十来岁，衣着打扮一式一样，白色的手杖也同时伸出敲打着地面：左、右、左、右，操练得像卫兵一样整齐漂亮——“喔！我得说，这我可是开了眼了！”
　　开始下起雨来。伊莎贝尔号称无法忍受“触摸到我的天气”，坚持他们应该乘地铁，虽然两个男孩更愿意沿着塞纳河的各个码头漫步闲逛。
　　马修在奥德翁广场的地铁站跟他的两位朋友分手，独自一人走回他在拉丁区某旅馆的房间，旅馆周边是牛仔服装店和只靠放映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注：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先驱，代表作有“人类感情三部曲”《奇遇》、《夜》、《蚀》等。）就门庭兴旺的小型艺术影院，还有只要一两个法郎就卖给你一串烤羊肉串外加一块黏糊糊的蜜糖或是柠檬馅料糕饼的突尼斯熟食店。旅馆的院子里充斥着一部新现实主义意大利影片的音响：舞曲音乐、一个婴儿的哭泣以及一台走音的钢琴上弹出的《献给爱丽丝》。
　　睡眠也是一种情绪，跟大多数情绪一样，它也端赖现场的环境气氛：有灯罩的灯光、低垂的窗帘还有耐心和安静。它还有赖于睡眠者的轻信，有赖于他乐于相信如果他在出去之前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那么不过几分钟他就会进入一种自我诱导的恍惚状态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睡眠才会同意释放出朦胧的睡意和奇形怪状的梦境。
　　马修才不理会睡眠的这些玄妙的诱导。不过那天夜里，他倒是梦境连连。他的梦被一个记忆所困扰，那是此前他在伦敦去往国立美术馆的记忆。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特拉法尔加广场（注：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处著名广场。）的一个安全岛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美国人？德国人？还是瑞典人？）正站在对面美术馆门前的人行道上等着过马路，那个男孩的身体无与伦比地美妙。马修眼含热泪，那种只有美的极端展现才会激发的热泪，就像一个试管里不相容的液体，永远不会跟稍稍浅薄的情感搞混。他对降临到他心头的情感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直到那个男孩开始穿越马路时，马修才注意到他的腿有残疾。因为一种神经性的病变，他走起路来就像个滑稽剧里的小丑，举步时膝盖突兀地猛伸出来。
　　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泪水突然迷糊了马修的双眼，因为对这个令人消魂的怪物的怜悯而激发。他想走上前去，紧紧抱住他的臂膀，吻他的前额，命令他挺直身体走路。随之，马修自己会隐身于群众之中，一大群因这个奇迹而目瞪口呆的人，他们都会因之而跪下来祈祷。换句话说，他具有一种基督情结，一种依然存在的尚未归类的精神类型。
　　记忆到此结束。现在是梦境了。
　　在梦中马修冲上前去保护那个男孩抗议嘲弄的路人。他大叫，但他的心是在正确的位置！——却只激起那些路人的尖叫，不，他的心在错误的地方！他的心在错误的地方！然后，他看到那个男孩站在纳尔逊像柱（注：Nelson's Column，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中心。为纪念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而树立。）上，挥舞着电影馆里的那块银幕，就仿佛在挥动一面巨大的黄色检疫旗（注：quarantine flag，插在船上代表字母Q的黄色信号旗，单旗表示船上未发生疾病，请求入港，双旗则表示船上发生疾病，正进行隔离检疫。）。马修开始攀爬那个摇摇晃晃的像柱。一群暴民在距离他很远的地面向他投掷石块，指挥者竟是泰奥和伊莎贝尔，他们的脸因狂怒而扭曲。他终于爬到了柱顶。他眼见着那个男孩迅速地变成纳尔逊、拿破仑，最后又变回他自己。银幕上则出现了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商标：积雪的峰顶闪耀着冠冕般的几颗明星。然后是一声枪响，引得马修和那个男孩在狂喜中一起朝天国的方向攀登，派拉蒙峰顶的明星辉映着他们，他们俨然就是苏巴朗（注：Francisco de Zurbarán（1598—1664），西班牙巴罗克画家，尤以宗教题材画作驰名，作品有《拿撒勒的圣家族》等。）画中的圣母和圣子。
　　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原来是电话。马修瞄了一眼床头桌上的闹钟。他才睡了不超过七分钟。电话是泰奥打来的，特意告诉他在奥德翁广场分手后他记得买了份《世界报》。
　　朗格卢瓦事件占满了整个头版。
　　这三个少年因为把心思全部都倾注在了电影馆的银幕上，所以对银幕后面正在发生的一切全然无知。政变一直以来就在计划当中，准备搞突然袭击。当晚的闭馆只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因为曾将他们的影片拷贝赠予朗格卢瓦的全世界的电影制作者往文化部拍了几十份电报，要求他离职，否则将不会再授权放映他们的影片。
　　从这套长篇大论中马修只意识到一个事实，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电影艺术馆已经关门大吉，他是在电影馆而且只是在电影馆才能跟泰奥和伊莎贝尔碰头的，因此，他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电话机的听筒投在墙上的影子看起来就像是抵在脑门上的一把左轮手枪。
　　“也就是说明天我见不到你们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是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照去夏约宫？”
　　“不，我的意思是……”
　　马修总是惯于随波逐流。他乐于让它们把他托起来，就像它们在电影馆看过的某一部荒唐而又动人的影片结局：埃迪特·皮亚芙（注：Edith Piaf（1915—1963），原名Edith Giovanna Gassion，法国女歌唱家、演员。）在蒙马特尔的索道车上被托举到天空，与此同时，“剧终”的字样宛如隧道末端的强光突现在银幕的前景。在选择看什么电影、吃什么馆子或做什么决定时，他总是把决定权让与他人。现在，他们作朋友以来第一次，他要向泰奥提个建议了。
　　“我们不能下午碰头吗？也许一起喝点什么？”
　　电话就是个锁孔。耳朵通过它窥探声音。泰奥显然从来没想过要在电影馆之外的什么地方跟马修碰面，此时意识到马修的话语中微微有点忧伤。
　　“哦……”他有点疑虑地说。“那我就得翘课了。不过——好吧。我三点到朗姆酒店。你知道地方吧？”
　　他讲话的口气就像个只知道发号施令、从没费心想到别人会不会服从的人，他们让人等，别人就得乖乖等着。
　　“朗姆酒店？圣日尔曼大街上的那家？”
　　“三点到那儿。再见。”
　　电话挂上了。马修一把把被子拉下巴上，闭上了眼睛。他跟泰奥和伊莎贝尔的友谊简直就是走钢丝表演。这一次他终于安全抵达了对面。
　　外面，他可以听到一辆警车拉着警笛一路鬼叫着沿街而去。
　　等待。马修在等待。他坐在朗姆酒店附属的暗褐色露台的柳条椅上已经从十点等到了三点，慢慢地呷一杯香甜热酒。现在是三点一刻。至少他对面大街上的一只钟显示的时间如是。马修的手腕纤细瘦弱、腕骨突出，他从来不戴手表：表紧箍在他的血管上会让他觉得不安，感觉就像个医生一直在为他把脉。所以他不得不依靠街上的钟表来确定时间。而且他总是坚信他看到的第一只钟的时间是准的，哪怕后来看到的每只钟显示的时间都跟它不同，也仍然不会动摇他的坚信。
　　等待。对于一个等待的人来说，认为所有运动都不可能完成的芝诺悖论（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门徒、埃利亚人芝诺提出的论题，意在表明任何一种反对巴门尼德的一元论论断都会导致矛盾和荒谬。）与其说是个悖论，不如说是一种实在的经验。马修就正在经历这样的悖论。泰奥要离开他父母位于奥德翁路上的公寓，走过到朗姆酒店的这段很短的距离（他告诉自己），他首先得先到达圣日尔曼大街。但在到达这条大街之前，他又不得不穿过奥德翁的十字路口，在到达奥德翁路口前，他还得沿奥德翁路走上那么一段，而在此之前，还要跨过人行道的路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直到得出结论：泰奥一定还呆若木鸡地站在他卧室的门口，夹克衫只套上了一个袖子。
　　在等待的过程中，马修看到一群年轻的美国人闲逛过去。身体被沉重的帆布背包压得都有点弯了。从他们披的披肩、穿的宽松长袍、戴的有色老奶奶眼镜、携的吉他、佩的皮革水壶以及拽着的手足无措的孩子看来，他们是知道该聚集到圣日尔曼和圣米歇尔大街的交叉口的。那是他们的保留地。他们在那儿狂热地大吸大麻烟，拿烟卷当和平烟斗一样转圈子传递。而且因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在别的街区出现，你禁不住要相信他们包租的飞机是直接降落在圣米歇尔广场，然后打车来到喷泉和兜售黑市用品的阿拉伯小贩之间的某个位置的——那些小贩一个口袋里装着印度大麻，另一个口袋里可以掏出打折的地铁车票。
　　已经三点二十了。中国人有句谚语：让人家等就是给人家时间数你的错。但马修的作风却是数自己的错。所以，最后他觉得泰奥未能按时赴约与其说是泰奥的错，不如说责任在他。伊莎贝尔，没说的——她把他压制得服服帖帖的。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反应迟钝，想说的话总是落后半拍。但泰奥的优越地位却并不使他自感渺小。
　　事实上也不尽然。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当他跟泰奥平等地闲聊，沉浸在影迷式的兴奋胡扯中时，如果没有伊莎贝尔在场他会觉得更能纵情些。但甚至在那种情况下，缺席的伊莎贝尔，虽然像个几乎看不见的鬼影一般，仍然会若即若离地控制了她哥哥，正如那些合成照片的感觉一样：两个侧影组合到一起产生了第三张面孔，看起来全然是张陌生人的脸。
　　马修爱的就是这个陌生人。但他的爱令他变得卑微。他发现自己竟然会像某些乡村闹剧中的羞涩的求爱者一样结结巴巴。最简单的话语都变得像绕口令一般。
　　他仍然在等。昨天傍晚放下电话时的洋洋自得已然灰飞烟灭。他感觉再次踏上了钢丝；钢丝又拉在了一个新的深渊上方。已经快三点二十五了。
　　朗姆酒店门外的人行道上立着一位街头音乐家，一位年轻的摩洛哥小提琴手。他正在演奏《风流寡妇》中的“薇丽亚之歌”，拉得还算不错。马修开始研究起他来。他发现，每次碰到旋律中的结束乐句时，那位小提琴手总会在最后一刻以一次琴弓的急拉重现这一乐句，琴弓碰上小提琴的样子活像乡村集市上悬挂的一束柔软的草芙蓉。
　　他演奏的时候虽然面带微笑，但却使人一想到他就感到一种忧伤。他随身携带着忧伤的细菌，情形就像个传染病菌的携带者，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传染给了别人，自己倒并无大碍。
　　但这却是马修最不情愿被感染的时候。他把自己看成是他憎恶的那类影片的男主角，一个敏感伤情的畸零人沿着路灯刚刚点亮的辉煌的大街踽踽独行，周围都是兴奋、熙攘的人流，全都朝跟他相反的方向奔去。影片的背景音乐无一例外都是街头艺人的演奏，无一例外也都是真正的街头艺人，都是由导演本人到处撒网，从城市的大街、广场、公园和地铁过道里搜罗来的。而且其主题调子——就像“薇丽亚之歌”——将接力赛般从一个乐器换到另一个乐器，由一位接头艺人换到另一位，从弗洛尔咖啡馆门前疯疯癫癫的驼背丑老太婆——笑起来嘴巴咧得跟她的六角手风琴一样宽阔多皱——一直到以蒙日广场为家的盲犹太竖琴师，一路追踪着他穿越整个巴黎。
　　泰奥终于大驾开到的时候已经三点半了，沿着大街不慌不忙地溜达过来。他不是一个人，无聊的伊莎贝尔也决定一道前来。她身着一件战前的夏奈尔“小外套”，袖口和纽扣装饰得繁复华丽，但由她穿来实在太紧，至少小了两个号。泰奥还是照旧一身灯心绒夹克、灯心绒裤子和凉鞋的装扮。马修挺开心地看到，这兄妹俩的衣着做派在那帮中产阶级的老年贵妇中颇引起了一场骚动，她们整天裹着爱马仕丝巾，琢磨着数不胜数的因为配药产生的恐怖故事，朗姆酒店的常客就是由这些贵夫人和埋头阅读《世界报》或《新观察家》的沉默寡言的不合群的怪人组成的。
　　泰奥跟伊莎贝尔都没费心为迟到了半个小时道歉，因为他们压根没想他因苦等他们不来而已然离去的可能性。泰奥忙着浏览菜单，伊莎贝尔则捡起马修丢在桌上的一本书翻了翻。
　　“你在读意大利文的塞林格？酷毙了。”
　　“人家告诉我，读你已经熟记在心的书的译本是学习一门语言的好办法。”
　　“真有趣。”
　　实际上伊莎贝尔压根没觉得这有什么趣。她刚发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现在正乐此不疲呢。从现在开始，原来“美妙绝伦”的一切——不论是一部影片、一件值钱的外套还是一架印度产的乌木屏风——都成了“酷毙了”。就像那些《读者文摘》“提高你的语言表现力”栏目的信徒一样，他们觉得健谈与否的声誉端赖在一天内找到了多少使用诸如“过剩”、“不幸”和“精粹”此类词汇的机会，他们像别人随便指名道姓一样不知节制地抛洒诸如此类的形容词。伊莎贝尔一旦迷上了某种有趣的表达方式就绝不肯让它轻易溜走。
　　那也许是句“名人名言”。譬如拿破仑的“只要不是圣经里的话大家都愿意相信”，虽然她本人并非基督徒，而且绝非基督徒，她还是乐于随时引用，不管场合是否合适。
　　或者就是把某个异想天开的昵称赋予某个物体，而且自此以后永远这样称呼。她抽的香烟是淡紫色的，俄国货，看起来就像一支口红，她将其重新命名为“拉斯普京”（注：俄国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疾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因行为淫荡和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如果有个烟蒂在踩了几次之后还在冒烟，她就会仿佛灵机一动似的痴笑着说，“它就是不想死！它是个拉斯普京！”
　　泰奥和马修决定他们仍然照常在六点乘地铁去特罗卡代罗广场，就当一切正常。虽然希望渺茫，仍然不排除有一切恢复正常的可能。他们希望出其不意地撞上好运。
　　这个午后阴郁寒冷。
　　“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马修道。
　　“没什么可看的，”泰奥答道。他郁闷地把保护他的冰淇淋免受想象中的阳光照射的粉红色纸阳伞挪开，来来回回、开开关关地把玩着那个小小的网状伞面，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份圈圈点点的《演出指南》，扔给马修。“自己看看吧。”
　　这是泰奥的习惯，他在星期四早上，这份杂志上市之后，就在他已经看过的电影前面都打上星号。马修发现，杂志的每一页上都几乎是不间断的一串星号。
　　“不管怎么说，”泰奥继续道，“我们不得不去看一场四点的电影了，不过再去电影馆就得迟到了。”
　　伊莎贝尔充满嘲笑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你们简直是疯子。”
　　泰奥涨红了脸。
　　“你骂什么？”
　　“你们难道没意识到自己有多荒谬？你们俩都一样。电影馆关了。关门了。今天晚上去夏约宫等于浪费时间，你们俩明明知道的。别这么孱头了，还是买张报纸看看，省下地铁票的钱吧。”
　　“首先，”她哥哥答道，“买张报纸要比买张地铁票还贵。其次，是你本人诅咒发誓说朗格卢瓦不用等到今天就会官复原职。第三，据我所知没人邀请你跟我们同去，正如一开始就没人邀请你跟我一起出来一样。”
　　在泰奥这么怒气冲冲地一一列举他这一意外得之的循环论证时，他对伊莎贝尔的火气也就平息下来，他不做声了，又开始烦躁地把玩起冰淇淋上的小纸伞来。
　　她却不依不饶。
　　“哦，是我自己上赶着来的。就为了看你那张发现电影馆关闭时的嘴脸呢。昨晚那一幕多了不起。你那副尊容就像马上要哭鼻子了。他没让你觉得反感吗，马修？跟他一起被人看到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见过这么可怜兮兮的人吗？我得很抱歉地承认，家兄正是跟那些人一样那么惹人爱怜。就跟史诗片，跟雅克一路货色。他是个天生的失败者。”
　　马修丝毫不敢插嘴。再没有比这样的场合更让他自觉是个完全的外人的了。他的沉默就像一个身穿睡衣裤的小孩一个人站在黑夜的中央，静静地听着父母在他们卧室里无法挽回地相互诟骂的动静。
　　泰奥在伊莎贝尔这番激烈的抨击中间一言未发。他猛拽着冰淇淋遮阳伞的伞骨，最后小伞的伞面被拽得翻了个个儿，就像狂风把雨伞吹成喇叭花一样。
　　“你到底什么意思？”他终于问道。“你不认为我们该去电影馆？”
　　“我们当然要去电影馆，”伊莎贝尔道。“我从来没反对过到那儿去。我吃不消的是眼见着你们俩跟你们那帮狐朋狗友一样只知道流着口水巴望着官方如何如何。”
　　“那你有什么建议？”
　　“我有什么建议？”她模仿彼得·洛尔（注：Peter Lorre（1904—1964），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他在惊险影片中塑造了一个圆脸、口齿不清、声音柔和的著名阴险形象。）的声音道。这可是她的拿手戏，她身体前倾，声音压低到几不可闻的耳语，像极了那些主谋犯就要揭开他将把世界搞个底朝天的计划时画面照例淡出的电影场景。
　　伊莎贝尔的建议是这样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电影馆，泰奥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会在他那本从青年吉贝尔书店买的活页文件夹里开列他喜欢的电影的详细名单，等文件夹全部写满之后，他会按严格的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好。在其中一本文件夹里，他会列出所有时代的电影中他最喜欢的百部影片；在另一本中，他又会列出每年的百部最佳。他从十岁就开始这么干，不过，有一部影片他永远忠心耿耿，那就是戈达尔（注：Jean-Luc Godard（1930—），法国50年代末和60年代“新浪潮”的重要导演。）的《法外之徒》。其中有个场景是三个主角飞奔过卢浮宫的展厅和走廊，想打破窥视卢浮宫珍宝展品的最快速度——九分四十五秒。伊莎贝尔的建议就是：该轮到他们去实现这个壮举了。
　　这个主意令泰奥欣喜若狂。这将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一种对关闭电影馆的抗议行动。如果电影不能在那儿的银幕上放映，那好，好得很，他们将把它们搬演到大街上去。搬到卢浮宫里去。他跟伊莎贝尔就像两个正策划一次恶作剧的孩子般格格大笑，他们从咖啡桌上铺的纸桌布上撕下一角，兴致高涨地计划着最佳路线。
　　马修出于谨慎的反对意见只是徒然。他担心的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异类，如果在这种尴尬的场合被抓获就会有些麻烦。他眼看着自己被极不名誉地遣送回圣地亚哥，他的学习不得不放弃，他的未来大受影响。对他而言，电影的美就在于它将阴险的力量局限在迷人的白色矩形银幕中。他的态度就像个参观游乐场的看客，很开心也很被动，其实暗地里很害怕自己硬被兴致更高的同伴给推上过山车。
　　但泰奥和伊莎贝尔已经建立起了反对他的联合战线。正如无论以何种方式联合而成的一对联盟，他们俩形成了一只双头鹰，刚才还要相互把对方的眼睛啄出来，现在又开始多情地用鸟喙爱抚起对方来了。两人联合对付一个——或者不如说，两人联合对付这个世界——他们根本不理会他的反对。
　　“你们难道不明白？”马修道。“如果我们被抓，我会被驱逐出境的。”
　　“别担心，小男人，”伊莎贝尔道，“我们不会被抓的。”
　　“你怎么知道？”
　　伊莎贝尔有个万能答案。
　　“在《法外之徒》中他们没被抓，所以，如果我们打破了他们的纪录，我们也不会被抓。顺理成章。”
　　“听我说，伊莎贝尔，这个主意很有趣，我真心希望——”
　　“马修，”伊莎贝尔直盯着他的眼睛道，“这是次考验。你是想通过呢还是想放弃？”而且，在他还没开口之前她又加了一句，“当心点。你的回答可是关系重大，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它。”
　　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上有一位表演吞剑的艺人在花神咖啡馆门前献艺。广场对面，有一个年轻的吉普赛人在等着上场，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小丑装，高高地踩在高跷上，斜靠着教堂的围栏。他们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把高跷盘起来，就像盘起两腿一样轻省。
　　现在再提什么抗议就未免太丧气了，马修只得乖乖地跟在他的两位朋友后面来到波拿巴路，又拐上美术馆路。当他们走上伏尔泰堤道时，右侧是德加的芭蕾舞女雕像，穿着锈迹斑斑的金属芭蕾舞裙；他们左侧，正对着她的就是伏尔泰本人的雕像，眯着石头的眼睛望着他们的进军。
　　两颗心轻盈得像软木塞，一颗却重得好似铅锤，他们仨沿着塞纳河岸前进，从卡鲁塞尔桥来到对岸。他们漫步过桥的时候，一艘游览观光船正从他们脚下滑过，上下甲板都灯饰辉煌，看上去就像一艘远洋客轮的缩微模型，从一侧消失，然后又神奇地在另一侧完整地重现。
　　远处，就在卢浮宫花园对称的云杉林外侧，是一尊骑马的雕像，那就是圣女贞德，她的锁子甲在阳光下耀眼生辉。马修却发现自己正在想象她被烧焦的残骸散发出一种焰火燃尽后的辛辣气味，刺激着他的鼻孔。
　　突然，泰奥和伊莎贝尔招呼都不打就开始疾奔。他们在为计划中的大事热身。
　　他们稍有些气喘地到达了卢浮宫。
　　“跑！”泰奥大叫。
　　跑过一个个拐角时他们为了急转弯都像查理·卓别林一样一条腿翘起来老高！他们使打着瞌睡的保安猛地喘息着惊醒！他们把正跟着导游的一群群游客冲散！一件件艺术史上的杰作从眼前飞逝而过！独自一人或是跟圣婴在一起的童贞马利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圣安东尼和圣哲罗姆！裹在金叶里的弗拉·安吉利科活像酒心巧克力！卤莽无礼的塌鼻子小爱神就像枕头一样圆滚滚地浮现在云端上而且像在熄灯后的男生宿舍里一样相互之间大打出手！蒙娜·丽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米罗的维纳斯！她的手臂就像是在他们疾驰而过时碰断的。伊莎贝尔跑在泰奥前面，马修起跑时慢了一拍，现在也稳步赶上！伦伯朗的自画像！艾尔·格里柯的修士！《梅杜萨之筏》！然后就是笔直的走廊了，现在他们仨已经齐头并进，几乎同时到达用点彩法描绘的大碗岛上那些在褶边阳伞下休憩的马人般样形状的女士面前，难分胜负！
　　他们不止一次相互碰撞，不止一次立脚不稳，不止一次正撞到保安的怀里。有人老是出事故，他们却是屡创奇迹。结果他们打破了纪录，提前了十五秒！
　　他们三个肩并肩地跑出卢浮宫，一直跑到把卢浮花园抛在后头、来到了码头上才停，然后各自抱着双肩、弯下腰去，呼哧呼哧地大喘气。
　　一路鼓舞着伊莎贝尔的极度兴奋使她两眼熠熠生辉。她紧紧抱住马修的脖子。
　　“哦，马修，我的小马修，你真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然后她在他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泰奥原本怀疑马修会临阵退缩，会在最后一刻木呆呆地站在起跑线上被人逮个正着。他很高兴马修通过了这次考验，没在伊莎贝尔面前现眼，于是向他伸出了友爱之手。
　　谁料马修竟先发制人。也许是因为他仍然沉醉在赛跑在他体内释放出来的任性无常的动物性活力中，也许是因为他感到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不容错过，他踮起脚尖，冲动地吻了泰奥。
　　泰奥猛地一缩。看样子他就要涨红了脸，说几句难听的话了，但被伊莎贝尔打断了。她开始低声地喃喃自语：“我们中的一位……我们中的一位……”
　　她哥哥立刻明白了出典。他微笑着加入了叠句的朗诵。“我们中的一位！我们中的一位！”
　　听到他们朗诵的人，又有谁会忘记托德·布朗宁的影片《畸形人》中在侏儒汉斯和肉感的空中飞人皇后克娄巴特拉的婚宴上，那些侏儒、白痴、长着胡子的女士和扭动着的缺胳膊少腿的畸形人所共同喊出的凶险的战斗口号？
　　地平线上，艾菲尔铁塔上的灯塔已经像月亮一样准时亮了起来，召唤着他们入港。一片片咸肉一般的暗云罩着天空。伊莎贝尔仍然为她在艺术史上创纪录的九分三十秒而激动不已，若有所思地高声道：“当自然模仿艺术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选最坏的模仿？总是阿皮尼（注：Henri Harpignies（1819—1916）是法国风景画家、版画家。他的风景画素描结构准确，画面处理雄浑开阔，充满银灰色调。）的日落，从来都不是莫奈的。”
　　电影艺术馆等着他们的却是个很不愉快的意外。他们无法通过阿尔贝-德-曼恩大街进入花园。在落光了叶子的道旁树下泊着准军事警察部队CRS（注：“共和国保安警察”（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的缩写。）的臃肿的花岗岩般暗灰色警车。身着紧身皮上装的警察在人行道上闲逛，漫不经心地抚摩着他们的防暴手枪。警车的窗户都加了铁栏，看起来像一个碉堡的地下室一样气闷，透过窗户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边肩膀偶尔地抽动一下，里面的人应该是在打牌。
　　一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泰奥和伊莎贝尔飞奔过特罗卡代罗广场，想登上高台。马修紧随其后。他觉得卢浮历险的兴奋正随着时间的一分分流逝而逐渐在他体内耗尽。
　　高台上每一寸空间都占满了人。示威者已经爬到喷泉上，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事态的发展，同时疯狂地利用喷泉猛喷他们下面的人。另外一些人胳膊挎在一起，身体来回摆动，纷乱地叫着“昨天”。不时都会看到某个著名人物的面孔。那不是让娜·莫罗（注：Jeanne Moreau（1928—），法国著名女演员，因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新浪潮影片中多才多艺的表演而闻名。代表作品有《情人们》（1958）、《如歌的行板》（1960）、《朱尔和吉姆》（1961）等。）吗？戴着墨镜的肯定是凯瑟琳·德纳夫（注：Catherine Deneuve（1943—），法国著名女演员，60代末成为法国影坛头号女主角及国际影坛一流影星之一。）吧？还有，那边那个肩上扛着便携摄象机的不正是让-吕克·戈达尔吗？
　　站在高台最高胸墙上俯瞰着人群的是演员让-皮埃尔·莱奥（注：Jean-Pierre Léaud（1944—），法国著名演员，以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法国新浪潮的一些主要影片，尤其是特吕弗的影片中扮演主角而闻名。），他正嘶哑地高声朗读一本复印的小册子，下面的示威者也正在分发那本小册子。
　　那本小册子名为《电影艺术馆的孩子们》，它是这样结束的：“文化的敌人已经再次征服了这一自由的堡垒。千万不要让自己受到愚弄。自由是一种权利，它不是靠施舍，而是靠斗争得来的。所有热爱电影的人——无论是法国还是世界其他的地方的——都跟你们站在一起，跟亨利·朗格卢瓦站在一起！”
　　朗格卢瓦的名字就是一个信号。示威者已经冲进了花园，正潮水般涌向电影馆。与此同时，随着数声尖利的哨音，CRP们举着警棍，金属防护盾遮在面前，从警车上纷纷跳下来，奔过阿尔贝-德-曼恩大街，还没来得及出手的牌被抛在了身后。
　　人群被迫立刻后退，大家纷纷混乱地爬上高台，打前锋的倒在后来者的身上，在狂怒和混乱中，他们的双腿像牌桌一样瘫软倒地，直到大家都半是示威半是奔跑地退回特罗卡代罗广场，并开始沿威尔逊总统大街分散开来。
　　但在那条大街跟迪耶纳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还有一排防护盾构成的屏障，从一边的人行道一直延伸到另一边，足足有三层，坚不可摧，示威最终只得结束，广场重新恢复原样。
　　就像是害怕狩猎的号角、罗列的香槟、骏马的狐步与快步舞以及骑手那猩红的晚装，把狩猎跟猎人舞会混为了一谈的孩子，我们的三位主人公也分不清电影与一场直接关系电影未来的激战的差别。他们很高兴站在外围，冲着那些演员和明星欢呼致意。他们无意参加进去。他们只想做个旁观者，无辜的旁观者。
　　但这部电影却拖得过长了。于是他们在结局之前就退了场。当那些在战斗中受伤的人员在侥幸没有挂彩的人的搀扶下走下地铁的台阶时，他们已经远远离开了，处在远景中，沿着左岸徜徉，成了地平线上三个几乎无法分辨的黑点。
　　在奥德翁广场，他们发现他们习以为常的道别仪式竟变得有点尴尬而伤情。因为那天下午去夏约宫纯是临时起意，他们都忘了要事先准备三明治。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实在已经饥肠辘辘。
　　“你晚饭怎么解决？”泰奥随口问了马修一句。“你住的房间里有煤气炉吗？”
　　马修想了想他那间局促的L形旅馆房间，黄色的壁纸斑驳剥落，一块衬着轻质木框的长方形的玻璃斜靠在一面墙上权充他的镜子。
　　“没，没有，没有任何灶具。”
　　“那你去哪儿吃饭？”
　　这个问题吓了马修一跳。不过他不想提醒泰奥跟伊莎贝尔，近来他实际上一直是跟他们一起度过每个夜晚的。他没意识到，他们乘末班地铁回到家后还会惯常把冰箱一扫而空。对他们而言他跟他们一起吃掉的三明治和煮老了的鸡蛋不过是前半夜的加餐。
　　“哦，我住的那个地方总归有一份古斯古斯（注：couscous，北非一种用麦粉团加作料做的食物。）的。要不然就买点烤羊肉串偷偷带回房间。除非，”他试探性地加了一句，“除非我们一起去某个餐馆吃。”
　　泰奥转向伊莎贝尔。
　　“想去吗？”
　　伊莎贝尔噘嘴扮了个表示厌恶的怪相。“不。伊莎贝尔不想去他那个地方的某个肮脏的餐馆吃什么肮脏的古斯古斯。”
　　马修也该明白他交的好运就要到头了。
　　“我该走了，”他正了正肩膀，准备第一个道别。
　　泰奥望着他，带点嘲弄，又很温和。
　　“你干吗不跟我们一道呢？”
　　“什么意思？”
　　“跟我们一道回家吃饭。他不该如此吗，伊莎？”
　　马修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伊莎贝尔的脸一眼，以确定是否有哪怕最轻微的表示愠怒的阴影掠过。
　　她对他微笑着。“是呀，来吧，马修。也该是你见见我们家里人的时候了。”
　　据马修所知，她兴之所至转的话里的言外之意是不必深究的。但，就像所有因未得到回报的爱而备受煎熬的情人一般，他已经不再苛求了。话已经说出了口。对此他仍是感激的。因为他夜里做的白日梦，他每天对他夜复一夜的行为的事后检讨，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我很愿意，”他说，然后又略带点轻佻的口吻加了句，“我还以为你们永远都不会邀请我去呢。”
　　他不再需要任何敦促者了。他字字当真。
　　泰奥和伊莎贝尔住在奥德翁路一套二楼的公寓里，进门要通过一道从里院升起的狭窄的旋转楼梯，左岸有成千个一式一样的院子。如果从房间的数量上算起，这套公寓应该很巨大，但从任何有利的角度来看却都不显大，因为每个房间都很低矮狭小，无处不在的书架使它们显得更加局促。
　　泰奥和伊莎贝尔的父亲是个衣饰华丽的化石，一尊身着丝绸晨衣的贾柯梅蒂（注：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是瑞士雕刻家和画家，受立体主义雕刻和非洲、大洋州艺术的影响，作品以人物细如豆茎的骨架式风格著称。）的雕像，他生活在一片虚空的边缘，但却像住在瑞士湖畔的一幢别墅里一样舒服。作为一位诗人，他是个著名的完美主义者。书写诗句时，他就像个砍倒一棵大树却只为了造一根火柴梗的伐木工。为了造第二根火柴梗，他会再砍倒一棵树。我们所谓的火柴梗就是他写出来的单字。别的作家是因为他们才华横溢的妙句得到赞赏，他则由于这样的单字备受推崇。
　　他诗集每页的字数是如此之少，他的一卷诗集又是如此之薄，以至于阅读针对他作品的每篇评论花的时间几乎都要长于读他的作品本身。而且，正如所有超越于论战之上、不愿从云雾缭绕的象牙塔上屈尊下来的诗人一样，他特别在乎人家对他的批评。他在地址簿里把新仇旧账记得清清楚楚，厚度不亚于他的某部手稿。
　　泰奥和伊莎贝尔的母亲是个英国人，比她丈夫年轻得多，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她的人生角色——在诗人的生活中服侍那个乖戾的病人：他的灵感。她永远随叫随到，源源不绝地为其奉上永不枯竭的安慰剂——一杯杯的印度淡茶、含混的鼓励的话语以及最重要的：沉默。有一次，当泰奥四仰八叉躺在自己卧室的地毯上听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时，她不知有多少次把耳朵贴在门上请求他把音量调小些，以免他父亲受到打搅，结果那著名的渐强音自始至终都保持在极弱音的高度。她自己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伊莎贝尔走进起居室，发现她父亲正坐在装饰华美的壁炉前的一把扶手椅上。她开玩笑地捻着他后脖颈上的头发。
　　“爸爸，是我们。我们今晚要在家吃饭。”
　　“电影艺术馆怎么了？”他咕噜了一声，仍埋头做他先前的工作：用一把青铜裁纸刀裁开一本书的书页。
　　“关了。”她把裁纸刀从他手里夺过去。“你没看到我们有客人吗？这是马修。”
　　诗人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费劲地把晨衣的两裾在身前并拢，凝视着来客。他曾在美国中西部一所二流大学里做过一学期令他难忘的驻校作家，并非不惯于年轻美国人的拜访，但他们一般都是正在准备有关他作品论文的研究生。当他跟马修握手的时候，他的眼睛看起来似乎仍在自顾思考他肌肉松弛的面孔的其他部分。他的眼睑看起来就个玩偶的一般。
　　“我们邀请马修共进晚餐，”伊莎贝尔继续道，“他住在一个没有煤气炉的肮脏旅馆里。”
　　诗人眨了一下眼睛。他不知道“煤气炉”是什么玩意儿，还以为那一定是某种美国式的烤肉架。
　　“既然如此，我建议你提醒一下你母亲。晚餐肯定不够五个人吃的。”
　　马修赶紧插话进来。
　　“哦，请千万别，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给您添麻烦。”
　　“胡说，我年轻的朋友。我们决不能让你再回到那个没有‘煤气炉’的旅馆。请坐。抽根烟，”他从晨衣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递给了马修。
　　“他不吸烟，”伊莎贝尔道。
　　她父亲利落地把香烟撤回，又放回到了口袋里。
　　“当然了，你肯定不吸烟，”他对马修道。“太年轻了，以我所见。住在旅馆也嫌年纪太小，不是吗？”他端详着他的脸。“你有多大？十五？十六岁？”
　　马修尴尬地答道，“十八。”
　　诗人又眨了下眼睛。他望着马修，怀疑的神情显而易见。明显他认为他在撒谎。接下来的一刻有些尴尬，好在他妻子及时赶到。泰奥已经告诉了她，于是她一定要把本来为两人准备的晚餐重新整合为五人的份，还要装出没有任何问题的样子。
　　晚餐的过程很是可怜。诗人立刻投入一场波德莱尔引用维克多·雨果所谓的“他称之为谈话的独白”。不论他面对的是谁，是记者，研究生，是个同行的文人，还是个他的孩子结识的美国年轻人，他都三句话不离他的本行。
　　“嗨，我年轻的马修？你知道，一位作家的生活除了伪装一无所有。就是你们美国所谓的‘假装’。我写诗吗，呃？根本不写。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我假装写诗。我假装写出一卷诗。诗人——真正的诗人，难道不是吗？——就是一个假装写诗，假装写出一本诗集的人——直到那一刻，那奇迹般的一刻，他突然发现一首新诗已经在他面前成型，一本新的诗集已经在他面前成型。呃？正是处于这个原因，我永远不理解那类九点钟在书桌前坐下五点钟离开的作家——莫里亚克那类。什么？我们也是一种职业？废话！或者它可以跟……你要理解，只能跟……医生的职业相提并论。你跟得上我的意思吗，我年轻的美国朋友？即诗人，正如医生，必须预期会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受到召唤。这就是，灵感。正如一个婴儿，他不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它从不为诗人着想——绝不会。但当它确实来到的时候……到那时，你知道……那是……”——讲到此处，他的语气表现出与一个创造者诚惶诚恐地面对创造之神秘的精神痛苦相适合的谦卑感——“那真是……真是多么壮丽。我们其实就是僧侣，我亲爱的马修，头谦卑地低垂着进入文学界的僧侣，仿佛接受了信仰的命令。就这么简单。对诗人来说，主题，唯一可能的主题就是艺术本身——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我告诉你，不可能再有别的主题——这样的一个诗人就是一个把一生献给对上帝的崇拜的僧侣，对他而言，后世就是他的天堂。你”——他强调着这个‘你’字——“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他灵魂的不朽。因为，除了他这个创造者的灵魂之外，什么还能称得上是他的全部作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如此嗤笑那些学院里假装不朽的可悲的酒囊饭袋的愚行。不朽者，哈！莫洛亚、阿夏尔、德吕翁、热纳瓦，乌合之众！简直是个墓园，马修，难道不是吗？他们都是死人，是死人，而非不朽，作为作家是死人，作为人是木乃伊，躺在他们的安乐椅上就像那些乘坐轮椅的老怪物。多么滑稽可笑！呃？而且，你知道，你知道，我也是刚刚想到，就是这一瞬我灵光一闪，即真正的不朽，拉辛、蒙田，我知道什么，（注：蒙田在其《随笔集》中提出的著名断言。）还有兰波的不朽之于法兰西学院的不朽正如天堂之于——之于梵蒂冈。呃？就是这么回事，法兰西学院就是法国文学的梵蒂冈。是的，是的，我现在看清楚了，学院和梵蒂冈。学院的绿袍不是正可以匹敌主教的红衣？呃？呃？你难道不同意？哈，哈，哈！你几乎能……还有……还有……那些星期四，你已经听说过他们的星期四，呃，那些他们用来打磨那著名的大词典的光荣的荒谬星期四了吧？何等的荒谬！你会问，那是本法语词典吗？根本不是。是拉丁语，我可怜的年轻朋友，是拉丁语。梵蒂冈的语言。他们正在把我们崇高的语言译成拉丁语，呃？您在听我讲话吗？”
　　马修正右手握拳，紧紧攥着一个蓝色的打火机，是那种在香烟店里花比一包香烟略贵点的钱买到的一次性火机，而且实际上应该是伊莎贝尔的。他一直在抚弄这个火机，把玩个不止，把它在桌布格子状的图案上纵横左右地摆来摆去。现在，在伴随诗人的结束语，针对他而发的话带来的沉默中，他突然惊诧地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注目的对象。
　　马修因为恐慌而战栗不已，又因为这种恐慌缺少任何焦点，更导致它在他的神经系统中灾难性地刻上了里式高震级的刻度，他抬头望着他的主人。
　　“年轻人，您必须得原谅我，”诗人道，安详地抚弄着面前的餐巾。“我想象是在跟您讲话。我想象您是在听我讲话，然而……”
　　“我是在听，”被逮个正着的马修答道。“只不过……”
　　“什么？”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您似乎被这个再平凡不过的打火机给迷住了，我得说，像这样的玩意儿——诚然，颜色想必不同——肯定早在您的知识范围之内了吧，即使像您这么年轻。”
　　他捡起那个火机，粗率地看了看，然后又扔回到桌上，就像用两个手指轻弹一个烟蒂一般。
　　“也许您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顿悟？”
　　“爸爸……”伊莎贝尔开口道。
　　“住嘴。马修？”
　　“好吧，先生，”马修紧张地开口道，“我刚才……”
　　“怎样？”
　　“没错，我是在玩伊莎贝尔的火机——就像您刚才那样。呃，我把它放在桌子的这个地方——格子花纹的桌布上——而它刚好对角地穿越这些方格。我这才注意道它正好跟方格的对角线长度完全吻合。看。”
　　为了说明，他不禁演示了一遍。
　　“然后我又沿着方格的外边纵向摆放，我注意到它刚好盖到这个方格跟另外的方格相交的交点。看，也正好吻合。”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上面印着蓝色杨柳图案的餐盘。“拿一下这个盘子。我确信……没错，我是对的”——大家都引颈细看——“这个火机的长度跟这儿这个小宝塔的高度相等，而它的宽度……它的宽度……看，宽度相当于通向宝塔的五级台阶。”
　　他紧盯着他们所有人，充满期待、满面通红。
　　“这并非第一次我观察这种……哦，和谐。这就像是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跟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得不分有那同样几种屈指可数的有限的量度。就仿佛每一物体，每样东西的长度要么跟另一物体相等，要么等于其一半或两倍。仿佛全世界——甚至全宇宙——都存在一种形状和大小的整一。”
　　马修难为情地将打火机放回到桌上。
　　“这就是刚才造成我走神的原因，先生。如果因此打断了您的思路我深感抱歉。”
　　壁炉架上座钟的滴答声似乎在模仿时间的每一次心跳。诗人皱起了眉头。他探询地望了马修好一会儿，不过眼神已经不再那么不友好了。他清了清喉咙，转向坐在他左边的泰奥，泰奥正在用一只脚往后颠他坐的椅子。
　　“你有一位很是有趣的朋友，泰奥。我想，比你意识到的要更加有趣。你应该抓住时机更深入地了解了解他。”
　　他又转向马修。
　　“我年轻的朋友，你的观察令我深感有趣。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现代社会。表面看来都是一片混乱。然而，如果站得够高，站在上帝的立场说来，一切都有联系，一切皆是和谐。”
　　他朝泰奥和伊莎贝尔挥了挥布满褐黄斑的手。
　　“我的孩子们认为——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如此，不是吗？——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我该如何为其命名？——这种他们生活其中的反叛不驯的状态对于权力的力量来说是种真正和严重的威胁。他们认为他们的罢工、示威和静坐——‘静坐’是你们的说法，不是吗？——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不单能激怒社会，最终还能改变社会。他们未能理解的是我们的社会实际上需要这些表面看来似乎正与其敌对的分裂性的因素。它需要它们正如一个垄断者需要一个竞争者——以掩盖他就是个垄断者的事实。这些示威者以及示威者反对的对象事实上只不过是其中的连锁因素——你那小小的类推如此迷人地向我们阐明的那种超然的和谐。”
　　有一会儿谁都没有做声。然后泰奥嘲弄地哼了一声。
　　“你不同意？”诗人道。“真想不到。”
　　泰奥慢慢地转过身面对他父亲。
　　“你说的什么话？如果朗格卢瓦被解职，我们什么都不应该做？如果侨民被驱逐，如果学生被痛打，我们什么都不应该做？我们根本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抬起胳膊打着手势——“因为，从上面，从上面的某个地方，从太空的某个位置看来，每样东西都是另一样东西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我们正在反对的对象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不管怎样，最后的结果终归是一样的。”
　　“我所讲的是需要有点清醒的洞察力才能免于盲目出错。”
　　“所以众人皆醉你独醒？在法国，在意大利、德国、美国——”
　　“听我说，泰奥，”他父亲疲惫地说。“在你能改变这个世界之前，你必须先理解你本人就是它的一部分。你无法置身事外，往里看。”
　　“你才是那个想置身事外的人！拒绝在反对越南战争的请愿上签字的是你！”
　　“诗人不会签请愿书。他们只写诗。”
　　“一份请愿就是一首诗！”
　　“没错，泰奥，而且一首诗也就是一份请愿。谢谢你，不过我不跟你抬杠了。我不需要你提醒我的职责所在。”
　　“没错！”泰奥语气激烈地道。“你是写了一行行的诗。但现在你却否决了它们代表的所有意义。”
　　诗人凝视了他儿子一会儿，摇了摇头。然后他转向所有人。
　　“几点了？”他问。
　　马修因为从来都不戴表，所以对时间的感觉就像盲人对声音和气味的感觉一样敏感，他斗胆道，“十点二十五？”
　　实际上是十点二十二分。
　　“亲爱的，”诗人无精打采地向他妻子叹了口气，“我们该引退了。我还有信要回……信件，不是吗，”他早年的热情回光返照了一下，“没回的信件对我而言就像没付的账单。你们三个继续聊吧，随便聊多久。你干吗不邀请马修就在这儿过夜呢？”他对泰奥道。“那个旅馆听起来让人厌恶。”
　　然后他站起身来，后面跟着他永远在微笑的配偶，以如此僵硬的步态步出了餐厅，即使在他背后发现一个上发条的栓你都不会感到意外的。
　　从上面，从太空的某个位置看来，格子花纹的桌布最像一个棋盘。命运正在部署其兵卒，加固其防线，计划其进攻的路线。但是这样的交战可以在黑白方格上按规则进行。这是一种既可以在沙漠也可以在海洋上进行的游戏。桌布的图样只不过是对那些鉴赏家开的一个个人玩笑。
　　伊莎贝尔点了根烟，冲马修喷了一口，只说个字，“哦！”
　　“这什么意思？”
　　“嗨，嗨，小男人。之前你为什么没用你这些哲学思考震过我们呢？你给了爸爸极深的印象。”
　　“爸爸只是一派胡言，”泰奥道，郁闷地剔着牙。
　　“我喜欢他。他们俩我都喜欢，”马修道“我觉得他们都是真正的好人。”
　　伊莎贝尔跟往常一样，自有一套理论。“别人的父母总是比自己的好，”她说，把烟灰弹到手掌心里。“不过，出于某种原因，”她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我们自己的父母却一直比别人的好。”
　　马修凝视着她。
　　“你知道，以前我倒从来没想到过。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
　　“你真甜蜜，”伊莎贝尔道，附带的微笑半路上变成了呵欠，“我要去睡了。晚安。”
　　她趿拉着懒汉鞋绕过餐桌，先吻了泰奥，然后毫无犹疑地吻了马修。
　　“顺便问一声，”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问，“你留下过夜吗？”
　　“只要你们要我留下。”
　　“太好了。”
　　泰奥引马修去了自己的房间。床由它乱着。一架立式钢琴占了一个屋角。书架上塞满了电影史、导演的专著以及好莱坞明星们找人捉刀的自传。墙上钉满演员的照片：马龙·白兰度面带豹子般酷酷的冷漠神情斜倚在一辆巨大的摩托车上；玛丽莲·梦露叉开两腿站在纽约大街上一个地铁排风格栅处，她白色的裙裾被风吹起，绕着她的大腿就像巨大的兰花花瓣；玛琳·黛德丽(注：Marlene Dietrich（1901—1992），美籍德国女演员，1930年因主演《蓝天使》一片一举成名。)那无暇的肤色雪白细腻得都无法跟照片的底色区分开来。门边的一个长沙发上堆着一摞《电影手册》（注：Cahiers du Cinéma，1950年由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1918-1958）创办的电影杂志。它对法国电影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法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电影期刊。）泰奥的床头上则是一幅椭圆形的小幅肖像，因为由专业配框师装配了画框，自然比墙上的其他照片超然一等。那是吉恩·蒂里尼在《绝代佳人》中的剧照。
　　尽管马修一直都迫不及待地想来到这个他心念系之的房间，但等到果真面对之时，他却蓦然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朦胧的确信，即他不但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而且还在此经历过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不得不定神追索这一幻觉的来源。眼前凌乱的床铺、成堆的《电影手册》、墙上的照片和这幅椭圆形的肖像，不经意间竟转化成了圣地亚哥他那位密友的房间里凌乱的床铺、成堆的棋类游戏、大学运动会的锦标以及摊开在地毯上那些美丽的人体。
　　时间已然过了午夜。泰奥显然是想跟他抵足畅谈电影。他一直想懒懒地躺在床上跟他的影迷朋友一直神侃到深夜，也许还吸吸大麻烟。
　　但马修却希望一个人待着，自由地重放一遍——用慢动作——这一天经历的事件。所以他对马修的询问只是敷衍。他过于明显地打了个呵欠——他还是个刚刚出道的演员——相信他的朋友能领会他的意图。
　　泰奥终于很不情愿地放弃了，领他去了客房，这间客房跟“主房”的风格真是迥然不同，首先就是装饰风格典雅而肃穆，房间是镶木地板，三把直背椅子，一张狭窄的帆布床，床头，就在泰奥的卧室挂着那张劳拉肖像的位置，是一幅镶框的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的复制品。但一张丽塔·海华丝（注：Rita Hayworth（1918—1987），美国20世纪40—50年代电影红星，被称为“伟大的美国爱神”。）的快照用透明胶贴在了那位裸着双乳的肉感的自由化身的脸部。
　　马修在只剩他一人之后懒洋洋地脱下衣服，开始通过头脑中的放映机播放属于他自己的未经剪辑的新闻短片。很多的细节已经突现出来，就像一个剪辑师将一帧帧单独的画面从胶片上剪下来拿到灯光下细看——卢浮宫内华托的《丑角吉尔》（注：J. A. Watteau，法国十八世纪著名洛可可画派画家，《丑角吉尔》是其代表作。），宫外他们交换的吻，以及特罗卡代罗高台上战斗中的枪击与弹壳。他狂暴地试图把这些断片从他眼前挥去。他不满意于一系列的高光场景。一切都得按正确的顺序、以正常的速度展现出来。
　　他荒谬至极地在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面前划起了十字，他只穿着内裤，爬上床去，默诵了一段恭顺的祷词。在昏暗中，他隐约听到房间那头如轻言款语般幕布拉动的窸窣声。他闭上了眼睛。他看到大幕已经拉开。电影开始了。
　　夜很深了，正片前的新闻短片早已放完，他醒了。他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然后他想了起来。再然后，他沮丧地意识到他之所以醒来是因为他要去厕所而泰奥忘了指给他厕所所在的位置。
　　他匆忙把衣服套上，来到了走廊。但他已经丧失了方向感。他可没本事摸清这个在他看来宛如多个蜂房组成的蜂箱一般的公寓的地貌。一道走廊到头，呈直角又接上另一道走廊。左手边有扇门半开着。他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往里窥视。一个浴缸、一个盥洗台、毛巾架。他开了灯，走进去，把门锁上。
　　但不幸的是，这间浴室原来只是一间浴室，并非厕所。不过在一家寒酸简陋的左岸小旅馆生活的几个月已经使马修几乎本能地走向了盥洗台。他把冷水龙头打开，踮起脚尖，往脸盆里撒尿。
　　回到走廊，他想原路返回。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已经石化。正前方的门口透出一线微光。他踮起脚尖无声无息地朝它走去。最后扫了走廊一眼，他打开了那扇房门。
　　那是泰奥的房间，不是他的。一盏粉色的床头灯亮着，暗淡的灯光照在床上。他看到了什么？是泰奥和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俨然巴尔蒂斯画中的少女（注：Balthus（1908—2001），以肖像画、静物画等闻名的法国画家，以表现荒寂风景中的孤独人性及寂寞的妙龄少女著称。）。摊手摊脚地睡在床上，一半盖着被单，上身露在外面，整个身体蜷着，一副极为慵懒的姿态，头发凌乱地靠在枕头上，有一缕长发一直掠过嘴唇，她穿着一套简单的白色内衣裤，看起来不过十四岁的样子。
　　泰奥裸体躺在她旁边。他也睡着了，一条腿盖着被单，另一条腿露在外面，像个身穿杂色裤子的哈利昆（注：Harlequin，意大利、英国等喜剧或哑剧中光头、戴面具、身穿杂色衣服、手持木剑的小丑。），左腿暗色，右腿亮色。他仰面躺着，脚踝空悬在床脚之外，胳膊朝后，头枕着掌心，像郊游时四仰八叉地躺在野地里。他的腋窝处明显可见两团涡形的阴影，那第三团，在男性身体上形成一个倒三角的顶点的那一处被被单遮住了，下面的一条大腿却暴露无遗。
　　使他们形成一种惊人景观的是其中一个的肢体看起来也同样属于对方。
　　马修一动不动地在门口站了好长、好长时间，令他震惊不已的并非眼前的两个人活像车祸现场纠缠在一起的人体，而是他们俨然雌雄同体的不解之迷。
　　最后，他轻轻地关上门，蹑手蹑脚地走了。
　　在经过一个焦躁难安的夜晚后，他一睁眼就看到伊莎贝尔四肢着地地蜷伏在他的被单上，就像要准备突然袭击一样，紧紧地盯着他的脸。她肩上披了件旧式羊毛晨衣，深褐色，袖口和衣领上是一圈圈的织绣，繁复得就像轻歌剧中轻骑兵的军服。只有衣裾下粉白的一闪才表示出她晨衣下面仍然穿着前夜那身简单的白色内衣。
　　马修一点也不知道她蜷缩在他面前到底有多长时间了。她也根本就没给他留出提出疑问的时间，因为她马上抬起食指压在他的嘴唇上，用一种催眠师的语气轻声道，“我建议你，不要做声。”
　　伊莎贝尔舌头突出，手很坚定，半像女学生半像外科医生地把指尖直伸入他左眼柔软的眼角里面，慢慢把睡眠积聚在眼角的眼眵挖出来。她对着指尖上的眼眵仔细检查过之后才把它弹掉，然后又从右眼中清理出同样一块黄色的小颗粒。如果说这两个小痂壳在她指尖上看来极为微细的话，马修却感觉像从他的眼里抠出来一对骰子一般。
　　等这一手术终于完成之后，她优雅地往后一滑，在他床上一变而成跪姿。
　　“早上好！”
　　马修把身体往枕头上挪了挪。他注意仍然用被单盖住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只穿着内裤。
　　“刚才这是干吗？”
　　“喔哦，我的小马修，”她答道，“我是把睡眠从你眼睛里驱走。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你知道的。泰奥每天早上都要我这么做，不过我也不会放过帮第二次忙的机会。”
　　“想做这种事？多奇怪啊。”
　　“你这么想？”伊莎贝尔道，滑下地去。“你不觉得舒服？”
　　“我应该觉得舒服吗？”
　　“那是自然，”她答道。然后她拍拍手，“起来，起来，起来！房间已经醒来，等着先生的消遣呢。”
　　她舞动着晨衣的衣裾，在房间里闲荡，随手捡起一样样东西放在双手上掂量掂量，仿佛重新发见了某个长久未曾拜访过的童年时玩耍的旧地。
　　马修一动都没动。他藏在被单下面出神地望着她。
　　终于，她向他转过头来。
　　“你在等什么？”
　　“伊莎贝尔，拜托，我没穿衣服。”
　　她冲他微微一笑，抬了抬眉毛，仿佛在说“那又怎样？”，然后继续在房间里滑行，从帆布床轻快地滑到那几把直背椅子，从椅子滑到比德迈式（注：Biedermeier，19世纪早期及中期德国流行的一种家具式样。）的五斗橱，再从五斗橱到德拉克洛瓦的《自由》，要么轻轻地用指尖为每一样东西掸掸灰尘，要么用手掌充满爱意地抚摩一阵。
　　突然，在这一特别节目的高潮，她向马修发问。
　　“哪部影片，谁演的？”
　　他毫无犹疑地脱口而出，“《瑞典女王》，嘉宝。她恋恋不舍地向她跟约翰·吉尔伯特做过爱的房间道别的场景。”
　　“在将来，在我的记忆中，”伊莎贝尔以低哑的嗓音道，模仿那位瑞典女演员的口音，“我将经常在这个房间居留。”
　　她从晨衣的衣裾底下高踢一脚，露出赤裸的长腿，然后打开卧室的门，又向他叫道，“浴室在走廊尽头，左手第一间。我们拥有自己专用的一翼，你知道。如果你一分钟之后还不出现，我们就来捉你。”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马修一醒来就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适，又因为伊莎贝尔的入侵，他还没来得及想想清楚。现在他追溯到了其根源。她刚刚说起过她跟泰奥“拥有他们自己专用的一翼”。她说的是这个公寓的一翼吗？那就是哥哥跟妹妹可以肆无忌惮地睡在一起的原因吗？这次罗密欧跟朱丽叶时运不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两个家族而是因为成了兄妹？不过，难道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伊莎贝尔想在他哥哥的怀抱中寻求点安慰，以此派遣孤寂或失眠吗？难道不可能是他，马修，误读了她喜欢采用的身体语言每一种方式？她的双手，她的双脚，她这些可爱的身体末端，相互联系到一起，就像天文图表上一个灿烂的星群，一个由赤裸的乳白色四肢构成的星群。
　　就在前夜他误打误撞进去的那个浴室，他找到了泰奥和伊莎贝尔。他们都只穿着内衣。泰奥在用电动剃须刀剃须，而伊莎贝尔则坐在浴缸边上修剪脚趾甲。
　　对于马修而言，清洁是仅次于敬神的要务，这情形就好比一个紧邻教堂的游泳池。马修在浴室里嗅到一种类似他熟悉的游泳池中弥散的暧昧的香味，正跟他的这种小爱好一样无伤大雅。
　　小时侯他是那么喜欢公共泳池，结果他虽然体质孱弱，却意外地成为一个游泳健将。
　　其实，真正吸引他的并非泳池本身，虽然他喜欢观看泳池中那些年轻强健的潜水者，就像那些可爱的女像柱或喷泉雕像，鱼雷般极为优雅地一头扎入水中，然后突然像无数把剪刀一般狂暴地将水面剪成一条一缕。而令他那几乎还没怎么得到发展的感受力大为兴奋的其实更多的是发生在后台的那些场景。在那里，他惊喜交集地发现了一种由肥皂、精液和汗水混合而成的“鸡尾酒”，那些柔韧的年轻身体，美的百万富翁、裸体的花花公子、魅力的金牌得主，泰然自若、充满自信，在那些肮脏的更衣室里来回逛荡，就像人体模特一样展示他们的身体，摆出一副人体模特的造型，摆出一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或布歇（注：F. Boucher（1703—1770），法国洛可可风格代表画家，作品色调精细柔美，技巧熟练，多作牧歌、神话题材的装饰性绘画。）的莫菲小姐的姿态，面对他们那玫瑰色的两瓣屁股，真忍不住响亮地抽上一巴掌。而且还能经常瞥见某个少年那喀索斯交叉着两腿，随便搭在裆部的毛巾欲盖弥彰，正在忘情地公然自慰，那种姿势以及扭曲的面部使人联想起正处于切腹高潮的日本武士。
　　“嘿，”泰奥把电动剃须刀往马修的手里一塞。“用这个。”
　　马修一度不知该如何反应为好；正是这一瞬的犹疑使他丧失了掩饰的时机。与此同时，泰奥仔细打量着他的容貌——教养良好的妈妈的乖孩子的典型容貌——像昨晚他父亲那么专心地打量。
　　“你不用剃须刀的，对吧？”
　　伊莎贝尔从浴缸上一跃而起，凑到马修面前。
　　“让我看看！”
　　两个人都穿着白色内衣、白色内裤，一个的裆部隆起，另一个胸部隆起——再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他兴奋，更能让他中心战栗，同时也更能让他警惕的了。
　　他向后退去，却只能被困在关闭的门前，门上挂着一件晨衣和一件浴袍。
　　当伊莎贝尔伸出一只手抚摩他的面颊时，他把她推到一臂之外。
　　“别这样。别碰我。”
　　兄妹二人撤退了。他们本以为马修会温顺地服从他们的戏谑和逗弄的。他们本以为马修已经有了免疫力，正如他们自己已经完全习惯于相互间的疯狂逗弄。然而，他们震惊地发现，他们这么近距离面对的竟是马修那双如此巨大、如此受伤的眼睛，那双眼睛似乎吞没了他的脸，吞没了这个狭小的浴室，直撞到墙壁和天花板，门楣和檐口，简直就像马格里特（R.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画家，其超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从意想不到的或令人难以置信的角度来描述普通事物。）笔下超大的苹果。
　　“没错。我是不刮脸，”他生气道。“那又怎么样？”
　　“没什么，”伊莎贝尔喃喃道，深感懊悔地笑笑。
　　“我父亲就是这样，”他继续道。“他一直到二十岁上才开始刮脸。这也没什么反常的。”
　　“当然了。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对美国人来说不太常见，不是吗？”伊莎贝尔道。“更像个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
　　“墨西哥无毛种。”
　　“什么是墨西哥无毛种？”
　　“是一种狗，”伊莎贝尔道。“有趣的是他并非全身无毛。人哪儿有毛它也哪儿有（墨西哥无毛狗（Mexican Hairlesss）是血统不明的一种小种狗的统称，见于墨西哥，全身除尾尖及头部外光秃。）。问题是，你有吗？”
　　“什么意思？”
　　“你……这儿有毛吗？”
　　她丝毫不觉尴尬地指了指她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
　　爱虽盲目却不耳聋。
　　马修觉得他的下嘴唇在颤抖。有那么一刻他觉得下唇肿胀成了一小块毫无感觉的红莓果冻。他嘴里还有牙膏和水，但他猛地离开了浴室。
　　在朝客房走去的时候，他能听到泰奥跟伊莎贝尔爆发了一场争吵，然后是门“砰”的一关。泰奥仍穿着内衣，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气喘吁吁地追上前来。
　　“别太当真了，”他道，伸出胳膊揽住马修的肩膀。“这种事情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太晚了。我要走了。”
　　“走？你还没吃早饭呢。”
　　“我从来不吃早饭。”
　　“但我们正要邀请你住过来呢。”
　　“你说什么？”
　　“我们父母明天就要去特鲁维尔（注：Trouville，法国西北部一城镇，位于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诺曼底海滨一带、勒阿弗尔以南。是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要住一个月。我们本来以为你可能会高兴把你的东西搬来同住。你不必一定在那个旅馆住吧？你没预先付费吧？”
　　“没……”
　　“好了，那就留下来吧。如果你不留下伊莎会很失望的。我们昨晚仔细讨论过了。”
　　这应该是口误。因为昨晚是伊莎贝尔首先离开的，在今天之前她跟泰奥是不可能交流过的。但马修的心思已经开始转到这个问题积极的一面，不会去计较这些小节了。
　　他已经获准进入一个秘密的世界，一个他一直被排斥在外的世界，一颗距离通常的太阳系十万八千里的行星，诚实的市民跟中世纪的天文学家一样，倾向于将太阳系跟整个宇宙混同起来。那是个仅仅二十四小时前他还一无所知的世界。其间的居民只有在他们偶一兴起，就像哈里发和天使一样乔装隐性来到凡间闲逛时，他才有缘得见。
　　这个环绕奥德翁广场转动的行星，已经展现出了其间纠缠在一起的大腿，凌乱不整的床铺，温暖、潮湿、窗户雾蒙蒙的兄妹共用的浴室，充满他喜欢的暧昧香味，还有什么样的秘密仍然深藏其间，等着他去一一探询呢？
　　住到这个公寓里，不论多短的时间，都将是个错误：这一点他当然清楚。而不住过来也对不到哪儿去。重点是宁取正确的错误，不犯错误的错误。
　　当伊莎贝尔走上前来，在他前额上印上一个纯洁的兄妹式的吻并为她的无礼语气真诚地正式道歉时，马修答应了下来。他们当天就要去旅馆把他的东西搬过来。
　　据知，这套公寓确实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其中一翼就是专属年轻人的。他们称其为：孩子专区。等马修走到厨房，三个人紧挨着坐在餐桌前把涂了黄油的面包片泡到咖啡碗里时，他意识到他们的卧室距离这个家庭的中心是何等的遥远。
　　因为马修自小身体太弱，从来就没去过夏令营，从来没有在自家之外用早餐的经历，所以他一门心思想把这头一天早晨的记忆珍藏起来，保持其原汁原味，丝毫没有经过投影，就像保存一张照片的底片。但因为他的每一动作都带上了一种毫无道理的隆重感，他的决定也就只好终止。就像瑞典女王一样，他觉得他并非第一次使用眼前的咖啡碗、调羹、糖筛，而是最后一次。
　　因为整天下雨，三个朋友都待在家里。诗人因为早就撤退回去专心看护他的灵感，也就顾不得再关心马修的福祉了。他妻子为了特鲁维尔之行外出购物去了。
　　两个男孩全天都像懒猫一样泡在泰奥的卧室里，侃着电影，设计出无数问题来测试相互间对影片的记忆，翻检泰奥的照片簿。
　　伊莎贝尔却不耐烦他们这些孩子气的消遣。她在读一本凯诺（注：R. Queneau（1903—1976），法国作家，20世纪20年代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其作品带有黑色幽默倾向，主要有诗体小说《橡树与狗》、小说《扎奇坐地铁》等。）的小说，她把书页翻得飞快，仿佛每页的页脚都有某个令人兴奋的逆转，其结果只有在下一页开头才能揭晓。时不时地，她伸展一下瘦削的四肢，挪到地毯上的一个小唱机旁边，放上一张唱片，每一次都是那首她酷爱的夏尔·特雷内（注：Charles Trenet（1913—2001），法国伟大的chanson歌手，以放松、亲切的风度和流畅、明亮的男中音著称。）的《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放得次数太多，都有一种沙沙声了。
　　夜晚，风儿敲着我的屋门
　　在熄灭的炉火前
　　跟我诉说逝去的爱情。
　　夜晚，秋日的歌
　　在颤抖的屋前
　　我想着那远去的岁月。
　　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
　　还剩下什么呀，美好的岁月？
　　只有一张照片，
　　青春的旧照片。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那些青春岁月，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凋谢的幸福，零落的头发，
　　失去的吻，逝去的梦，
　　还剩下什么呀，所有的一切？
　　告诉我。
　　小小的村庄，古老的钟楼，
　　荒僻的风景，
　　还有那云中
　　我珍爱的过往。
　　当伊莎贝尔再次过去放那首歌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九或是第十次了——她哥哥怒视着她道：
　　“如果我再听到那张唱片，我发誓会把它一劈为二。”
　　伊莎贝尔吃惊地把眼睛瞪得滚圆。
　　“你喜欢夏尔·特雷内的。”
　　“不对。我只是习惯了。”
　　“你听听，马修。泰奥看了八遍《绝代佳人》——八遍，你能想象吗？而他竟然命令我停止播放一张小唱片。哼，我才不听呢。”
　　她假作一副满不在乎的镇定态度，又把唱针放了下来。
　　经过一番照例的嘶嘶的噪声，那张唱片算是清了清喉咙，特雷内的声音又唱了起来。
　　夜晚，风儿敲着我的屋门
　　在熄灭的炉火前
　　跟我诉说逝去的爱情。
　　泰奥在他那修长的懒散肢体内注入生气，站了起来，而伊莎贝尔立刻在唱机前站稳位置准备自卫。一场械斗似乎在所难免了。然后：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那些青春岁月，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唱针卡住了。
　　这非但没平息泰奥的怒火，反而等于火上浇油。伊莎贝尔像一般的女生那样乱挥着拳头，拼命想把泰奥赶走。
　　“住手，给我助手！等等！马修，告诉我。这是什么电影？”
　　“什么？”
　　伊莎贝尔仍在拼命抵挡泰奥。
　　“说出一部电影——住手，我跟你说！——说出一部有唱针卡住的电影。说不出来就要受罚。”
　　“唱针在一张唱片上卡住了？”
　　“快，快，要不然就认罚！”
　　马修搜肠括肚了一番终于大声叫道，“《礼帽》”
　　“《礼帽》？”
　　“记得吗？福里德·阿斯泰尔正在金格·罗杰斯套间顶上的旅馆房间里跳踢踏舞，唱片卡住了（注：Top Hat，1930年代Fred Astaire和Ginger Rogers合作的最讨喜、最有生命力的黑白音乐片。）？”
　　伊莎贝尔回想了一会儿，想回忆起那一场景的确切影象。
　　“他说得没错，你知道，”泰奥道。
　　“真妙呀，我的小马修！”伊莎贝尔叫道。
　　“但，伊莎贝尔，本来要怎么受罚的？”
　　“啊，”她说，“那可够你受的。”
　　游戏就这样开场了。
　　对伊莎贝尔说来，一切事物都得有个名号，即使那样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名号，她把这种游戏命名为家庭电影。具体操作如下：他们尽可自由行事，单独也好，一块儿也好，读读书，在壁炉前玩玩双陆，把《演出指南》上开列的明星归到相应的影片中——这往往是最乏味的娱乐了——等到其中一位突然被某种理想的回忆所激发，于是停下手里的事，用自己的表演再现那个电影场景，要求另外两位回答出“什么影片？”或是“什么场景？”再么“列举一位如何如何的角色”。
　　比如当天下午，泰奥正在为他积累了多年的剪报归档，泰奥把一个玻璃镇纸——那种倒转之后就会在里面产生一场迷你暴风雪的镇纸——压在剪纸上面。突然，他的肩膀猛的一扫，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无心，把它碰到了地毯上。但他还没来得及抛出问题，马修跟伊莎贝尔一起大叫，“《公民凯恩》！”
　　这个当然一目了然。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也相应地越来越难。在另一天早晨，在厨房里，我们听到马修跟泰奥之间如下的对话。
　　“泰奥，我想——”
　　“马修，你能不能——”
　　暂一踌躇，然后：
　　“那就去——”
　　“对不起。那到底——”
　　又一阵犹豫。
　　“我只是想——”
　　“我是说——”
　　然后马修来了个突袭。
　　“说出一部影片的名字！”
　　“什么？”
　　“快点，泰奥。列举一部影片，一部就行，其中两个人一直想同时开口讲话。”
　　随后就是一片众说纷纭：“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还有“时间到！受罚！”等等——直到泰奥要么说出答案，要么受罚。
　　一开始，所谓的受罚都是付点罚款。一法郎，两法郎，五十生丁，端赖受罚者的经济来源以及胜者的心血来潮而定。不过他们很快就觉得有点腻味了，一是这点罚金实在微不足道，而且事实上，随着他们那点微薄的资金渐渐集中到了一起，这办法也就差不多毫无意义了。这可不行，作为一种考验，如果过程充满痛苦和挑战，结果也会把这种孩子气的胡闹的无害游戏一变而为圣礼和仪式般庄重，所以，惩罚的方式一定得花样翻新，得很有意味才行。
　　让我们回到第一天的下午。泰奥跟马修在五点一起离开公寓。泰奥的轻便摩托用一条链子加一把挂锁锁在公寓走廊的楼梯脚。他们计划马修坐在后坐上，泰奥把他带到旅馆门口放下就径自回家，由马修自己收拾好东西，然后自己叫辆出租车返回公寓。不过泰奥存了个私心，没敢跟伊莎贝尔说起，他想回去时拐到电影艺术馆去看看，没准已经重新开放了呢。他怕他妹妹的尖嘴利舌，要马修立誓即使严刑拷打也绝不泄露。
　　然而一个要你严守秘密的人几乎总会在你之前就把它泄露出来。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应验得如此之快，在马修重新回到孩子专区之前，伊莎贝尔已经获悉了即使严刑拷打也未必能从马修自己嘴里泄露出来的秘密。需要说一下，电影馆的栅栏上仍然挂着关闭的告示。
　　马修也有自己的小秘密。那天是星期二，他通常要去做告解的日子。也正因此，等泰奥匆匆离开后，他也从旅馆出发，走相反的方向乘地铁去奥什大街。
　　英国教堂里，正对着忏悔室的一个壁龛里立着一尊石膏的圣母像，手里捧着一个象征这个世界的圆球，像个篮球，下面是在雕刻出来的层层宽袍的褶皱。她苍白的头侧向一方。她头上的光环由一圈星星组成，活像转动着的电风扇。她抛光、散光的眼睛睁着，但看起来像是闭着，仿佛那起坏学生用铅笔涂抹了她眼睑的表面。
　　马修在她面前跪下，为了某样被认为不应该祈祷的东西做了祈祷，如果祈祷成真，他又要被迫忏悔，懊恼不及了。
　　他徒劳地强制自己不要讲出，即使是无声地讲出他那亵渎神灵的请求。唉！肉体的麻烦不在于其软弱，正因为其强大。
　　事实上，童贞马利亚听到了他的祈祷。虽然她上了色的眼睛里没有流出泪水，马修倒是热泪盈眶了——这本身就算得上是种奇迹。
　　沿着过道往回走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正从忏悔室里出来。他犹豫了一会儿，进了忏悔室。
　　“保佑我，神父，”他含糊地说，“因为我犯了罪。”
　　教士说话带爱尔兰口音，他的声音疲惫而又响亮。
　　“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告解了？”
　　“您不明白，神父，”马修道，急于尽快了事。“我刚刚犯了罪。就在您的教堂里。”
　　“呃？”昏昏欲睡的教士道，猛地从迟钝的麻木中惊醒。
　　回到旅馆，马修把他的东西装进一个皮质手提箱里。然后结账，让接待员打铃叫辆出租车。
　　当他的出租车在奥德翁路口附近的一个红灯前停下时，一辆消防车狂啸着从旁边开过，警笛哀号，巨大的橡胶水管盘得像发辫一般，身着红衣的消防员像启斯东笑剧（注：Keystone，1914—1920年初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成默片的著名笑剧，剧中经常出现一队愚蠢无能的警察。）里的警察那样紧抱住珍贵的生命不放。这一情景禁不住使他想起他的圣地亚哥的卧室，他父母的房子，他们邻居的房子，都是千篇一律的带洒水装置的草坪以及敞开的车库门前停着的黄白色客货两用车。消防车有某种亲切的东西，竟会让人忽发思乡之情。
　　他又朝远处望去。灯已经转绿，出租车开动了。
　　那天晚上马修跟泰奥和伊莎贝尔在蒙帕尔纳斯区彼安沃纽广场的一家海鲜啤酒店里一起用餐。马修做东，作为他们邀请他同住的答谢。他们要了一巨盘牡蛎、贻贝、小龙虾、峨螺、虾、蟹和龙虾，全都摆在一层厚厚的碎冰上。棰、钳、螯并用，一顿大嚼，剩下的盘子就像经过一番考古挖掘一般一片狼藉。
　　他们回到公寓时午夜刚过几分钟。诗人和他妻子已经就寝。他们计划天一亮就出发前往特鲁维尔。
　　诗人往往在刚开始或临近完成一本书的时候逃亡到他位于诺曼底海岸的度夏别墅。虽然早先在孩子们还小时他妻子留在巴黎，不过现在却要求她陪侍左右，在他的缪斯那喜怒无常的守护天使乐于降临到空白稿纸上的所谓灵感时间之前或之后以防有不时之需。
　　至于孩子们，他坚持一定要信任他们。他们都是成熟、聪颖的生物。而且，他还有个姐姐，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处女可以帮忙照管，确保一切正常。
　　而且，事实也将屡次证明他是对的。他和妻子回家后会发现全家井然有序，他们的孩子在专心地做作业，翻译维吉尔或钻研某种牵涉到管道、盥洗池和滴水的龙头的数学难题。
　　他绝猜不到，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此时公寓及其居民正在经历的变形。每次跟他们父母分离就等于任由这两个年轻人自行其是。他们的自行其是范围既广，内容又奇妙，至少从青春期开始，泰奥跟伊莎贝尔都会尽情享受由此赋予他们的肉体和精神自由。赌徒如果被剥夺了扑克牌和骰子，就会赌汽车牌号，赌雨滴滑下一块窗玻璃的速度，赌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他们所需要的无非是一种共同的、无条件提供的共谋，然后才论到个人的不同。
　　当冒险进入那个广大的世界时，他们会像两辆汽车在夜间的公路上相遇那样打亮近灯。其后，一旦通往广大世界的那扇门在他们身后关闭，这同样的近灯就会显得过于刺亮，会耀花人的肉眼。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算不得新鲜了，如果说他们这次的寻欢作乐显得格外刺激的话，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马修身上至少为他们那个乱伦的摇篮找到了一个孩子。
　　开始的几天平静无事。每天早上，他们在厨房里吃冷玉米片粥当早餐，因为碗从来不洗，干了的玉米片在碗边上都结了一层硬壳，他们从来都视而不见。然后伊莎贝尔跟泰奥一块搭乘他的轻便摩托去他们的公立中学上课，马修则乘地铁去市郊他自己的学校。每天晚上，他们回来后，把外套、夹克和围巾往走廊的地上一扔，就退缩到孩子专区投身于他们越来越上瘾的家庭电影时间，他们已经开始为个人记分了。
　　这些天对马修来说真是乐不思蜀，有时候，他在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地铁只乘到当费尔-罗歇罗站。然后从那儿步履惬意轻松地步行走到公寓，因为又要跟他热爱的导师兼冤家一起共度又一个良宵而心痒难耐。
　　但这样的情形终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这简直就像是吸毒。像是老千设计诱你上钩，先让未来的瘾君子赢上几把尝尝甜头，然后再施杀手。泰奥跟伊莎贝尔天生就是瘾君子，耽溺于对电影的热望，而且相互之间就是唯一能提供给对方的鸦片剂。而马修——如果他没离开圣地亚哥的话，毫无疑问将会顺顺当当地跟他某个童年时的甜心结婚，搞点纯洁的调情，所有的都是耐心、感激和小诡计——现在则已经义无返顾地一头扎进了他们那不稳定的命运中。
　　因此，家庭电影的第一阶段，其史前时期只持续了相当短的时间，伊莎贝尔早已经耐不住性子，急于打破这种自发状态，她决定来个大变革。
　　一天下午，她身着白色罩衫，戴一顶临时凑合的头巾式女帽和一副白框深色墨镜，看起来俨然某位三十年代的女明星在她乡间别墅露台上放松时被抓拍的照片，她往泰奥的卧室里看了看，他和马修正相互高声朗读过期的《电影手册》。她闪烁的眼光掠过到处乱堆的书籍、杂志、内衣、吃一半剩一半的三明治以及花生壳。她顾自微微一笑，取出一支香烟，在烟盒上笃笃笃地断断续续地用力磕着烟头。然后，夸张地喷出一口烟，咬牙切齿地从牙缝嘴角里吐出一句话，就像吐一块泡泡糖，“一堆垃圾！”
　　泰奥眼睛都没从杂志上抬一下，机械地回道，“《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中的丽兹·泰勒。”
　　伊莎贝尔因为大获全胜高兴得眉飞色舞。
　　“错！”
　　“没错！”
　　“错了！”
　　“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开场——”
　　他突然意识到他的错误，说了一半就断了。
　　“哦，我知道了。她在模仿某个人，对吧？蓓蒂·戴维斯？”
　　“在哪部影片里啊，亲爱的哥哥？”
　　“上帝，我应该知道的。是我看过的片子吗？”
　　“我们一起看的。”
　　“真的？”
　　他拼命回想。
　　“给点线索。”
　　“当然不行。”
　　“大度点嘛。导演的名字。”
　　“不。”
　　“就导演的名字。”
　　“不。”
　　“片名的字数。”
　　“我说过了，不。”
　　“片名的字数？这要求过分吗？”他开始甜言蜜语。“拜托，伊莎，拜托了。”
　　“不。”
　　“片名的起首字母。”
　　“上帝，你真可怜，”伊莎贝尔讥笑道。“他不是个可怜虫吗，马修？你不觉得他是个可怜虫吗？”
　　“马修！”泰奥叫道。“我打赌你知道！”
　　但伊莎贝尔马上制止。难道斯芬克斯给过俄底浦斯什么线索吗？
　　泰奥无奈，只得承认失败。
　　“《森林之外》，”伊莎贝尔道。“金·维多导演。1949年。”然后：“受罚。”
　　“好吧。要多少？”
　　“这次不要钱，”她答道，仍在模仿蓓蒂·戴维斯。“这次我想要以货代款。”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以货代款？”
　　伊莎贝尔将她那副电影明星的墨镜顺着鼻梁往下压了压。
　　“我要你现在再做一遍我看你做过的那件事，当着我们的面”——她把眼睛摘下来，朝吉恩·蒂里尼那幅椭圆形的肖像挥了挥——“当着她的面。”
　　这一挑战——马修虽不明所指，却依然清楚地感觉到一下子给房间增加了一种奇怪的新的暗影——造成了一种极端的沉默，极端到无法容纳所有外界、尘世声响的程度。特雷内的歌声枉然地想插进来。
　　夜晚，秋日的歌
　　在颤抖的屋前。
　　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
　　还剩下什么呀，美好的岁月？
　　只有一张照片，
　　青春的旧照片。
　　 先瞥了一眼马修，泰奥又转向他妹妹，他的嘴唇因为愠怒都扭曲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哦，你知道的，我的乖乖，”伊莎贝尔继续轻快地道。“只不过，瞧，你不知道我知道而已。那些你从学校回来就把门闩上然后你床上的弹簧就开始咯吱咯吱响的下午——天哪！你竟然认为我笨到猜不出你在搞什么吗？而且，你的床就正对着钥匙孔。”
　　凋谢的幸福，零落的头发，
　　失去的吻，逝去的梦，
　　还剩下什么呀，所有的一切？
　　告诉我。
　　小小的村庄，古老的钟楼……
　　“受罚，”伊莎贝尔镇静地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干。”
　　“你不干？”
　　“换了你也不会干。”
　　伊莎贝尔咧嘴一笑。抬头看了看那幅肖像，道，“吉恩·蒂里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真他妈是个婊子。婊子兼虐待狂。”
　　“不，我是个萨德主义者。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她打了呵欠道。“你是打算认罚呢，还是打算临阵脱逃？”
　　泰奥轮流看了他们一圈——伊莎贝尔、马修、吉恩·蒂里尼。
　　“很好，伊莎。游戏必须继续。”
　　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某部机智的客厅喜剧中内幕正要揭开时收到一封带有致命后果电报的男主角。
　　马修从未发现自己像这一瞬这样接近于憎恨伊莎贝尔。他恨她强迫泰奥——他的朋友履行一个具有羞辱性的契约，虽然对其真正的本性他仍然不甚了了，但已经唤起了他对在荒凉的树林里扎起的帐篷里受到那些恶意的童子军凌辱的难堪记忆。
　　然而，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卑鄙念头，我们自己的肮脏的伪装竟然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倒往往是最无慈悲之心的，而且在这种令他窒息的恐惧中，在这种不但包括了泰奥的，还将决定他自己在这个小岛、这个行星、这所奥德翁广场的二楼公寓中未来命运的恐惧中，还伴随着一种几乎无法抑止的强烈兴奋。
　　泰奥站起身来，脱掉运动衫。然后解开衬衣的扣子，一把扯到肩胛骨之上。他的胸很光滑，只有一缕黑线从肚脐发源，像一道高山溪流没入裤带以下。他解开皮带，灯心绒牛仔裤一直褪到脚面。然后他弯下腰，把裤子扯了下来。
　　这时，伊莎贝尔用双手拍打着眼睛尖叫道，“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
　　马修被搞得莫名其妙。难道她改主意了？她认识到因为泰奥大胆应战，实际上已经胜过了她？
　　看来够戗。因为，她像透过百叶窗一样从交叉的手指缝往外窥视，而且浑身哆嗦。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定要先脱袜子再脱裤子！看看你这副尊容，你这个白痴，你现在还穿着海军蓝袜子呢。在你裸体时这让你看起来多么不完整，多么可怕。马上脱掉。”
　　泰奥恨恨地瞪了他妹妹一眼，把袜子扯了下来。略一踌躇，他开始脱白色的内裤，与其说是脱，不如说是一路卷过他的生殖器，就像一位女士在穿尼龙丝袜前先把它卷起来，然后再伸进脚去，并一路沿着大腿用手掌抚平。然后在脚踝部位干脆一扯，把内裤扔在了脚边，他双膝并拢，微微颤抖着，就像个身上没中箭的塞巴斯蒂安。
　　现在，他已经蜕掉了那层丑陋的蝶蛹，这一转变真是令人震惊，就好比菲兹（注：Fez，摩洛哥中北部一城市，位于卡萨布兰卡东北部。该城最古老的部分建于9世纪，在14世纪中期影响颇大。）或丹吉尔（注：Tangier，摩洛哥北部一城市，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西端。该城建于古罗马时代，后来被许多强国控制过。）那些衣衫褴褛的街头顽童，到了海滩上就一变而为辉煌华丽的裸体。
　　他站在那儿凝视了他的阴茎一会儿。已经有些硬了。他的睾丸看起来就像两颗葫芦一样沉重。
　　他面对那幅椭圆形的肖像在床上跪下来。他的双眼似乎被那位女演员回敬众人的那一冷漠面具迷住了，他开始揉捏自己。伴随着床上弹簧的节奏，回响在房间里就像一辆载着他越来越近地抵达目的地的特快列车的活塞在抽送，他手的动作也越来越快，本能地重新经历着其熟悉的搏动。仿佛是他青紫色的阴茎在支配着他手的动作而不是相反，仿佛他无法把手从阴茎上挪开即使他希望如此，如此下去，有那么骇人的一刻，他的手指似乎紧紧粘在了像煎锅的手柄一样滚烫的阴茎上。当高潮到来的时候，他的阴茎喷射出来的精液，闪着光的精液，在马修看来，闪着一种微弱的珍珠般的光芒，在空中滑翔了那么一刻，并在滑翔中突然定格，仿佛一簇喷泉突遭急冻，在那一瞬间，衬着那已经变成冰柱的闪闪发光的小小尖端，它仿佛变成了一个极高、极纯净、银铃般的音符。
　　然后，一切都猛地变得潮呼呼、黏糊糊的，成了大腿上纠结的几根毛发，以及淡淡的甜兮兮的鱼腥味。
　　泰奥仰躺在床上，喘息着，向一侧斜靠，手搭在脊椎边，姿势像个大烟鬼。在他裆部的鸟窝里，母鸟又平静地孵在两个鸟蛋上。
　　伊莎贝尔真是个目光敏锐的窥淫狂。她也喜欢窥伺别的窥淫狂。在泰奥手淫的过程中，她藏在墨镜后面的眼睛紧张地来回忙活着，从她哥哥转到马修再转回来。现在，表演已经结束，这双眼睛也变得难以窥破了。只能辨别出深色镜片后面睫毛的偶一扇动，仿佛夜色中的飞蛾。
　　至于马修，虽然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他的身体却不会撒谎，再明显不过地显露出他所经历的情感。他两颊烧得像火，他的双手抖个不停，他的裆部在大腿间鼓得像是握紧的拳头。他真不知道他怎么还能面对泰奥。
　　但最意想不到的是，自打这次赌注提升之后，接下来的却是个休战期，而且一连持续了整整两天。不论原因何在，是因为他们仨不论说的还是做的都碰巧没有暗合到某部经典影片中的某一场景呢，还是，更可能的，因为他们都同样感到面对现在的局面有些进退维谷，反正“什么影片？”或“说出一部某某影片”的叫喊暂时不再响彻整个公寓了。
　　马修知道问题当然还没完，也不可能完。可以肯定的是，泰奥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以后的行事仿佛一切正常，仿佛没有发生任何可能撼动他们的既定政策的事情。但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对于马修而言，某些情况已经改变了，永远地改变了，他那两位朋友不可思议的平静态度更令他惶惶不安。
　　阴云在天花板上掠过。在这种警惕外加期待的全新气氛中，孩子专区来回摇晃，像是悬在一个笼子中。不过，在同样的时间，马修仍会像在第一夜和第二夜那样，踮着脚尖溜出自己的卧室，沿着走廊来到泰奥的房门前。在预定的时间，就像故意一样，那扇门总是留着一条缝，床头灯也总是亮着。他会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兄妹俩雌雄同体的奇景，他们的四肢交缠在一起，一条腿露在被单上面，另一条在被单下面隐约可见，就像一只天鹅以及它在湖面上映出的倒影。
　　在泰奥以货代款受罚之后的第三天下午，游戏重新开始。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待在孩子专区，泰奥站在窗前，做梦似的跟在一道掠过窗户的长长的垂直阴影后面移动。
　　突然，当那道阴影跟窗格的横条形成一个X形时，他紧抓住胸口倒在了地毯上。
　　“啊——！”他大叫。“他们抓住我了！”
　　他翻滚着，撕扯着衣服。
　　“痛啊！苦啊！哦耶稣，我完了！”
　　伊莎贝尔终于从她的小说上抬起头来。
　　“因为什么这么痛苦？”她问道，但出于游戏规则的缘故，并无多少好奇。
　　泰奥马上坐起来，咧嘴一笑。
　　“什么影片？”
　　两天以来伊莎贝尔一直在等他反攻倒算。不过这个问题仍然让她一头雾水。她只能迟钝地要他重复一遍。
　　“请说出一部影片，其中一个十字标出了一次谋杀的地点。”
　　“你是当真的？”
　　“为什么不？”
　　“一定有很多这样的影片。”
　　“既然如此，说出一部来想必不难。还有你，马修。”
　　马修脸白了。终于来了。
　　“我？”
　　“并没有规定说我不能一次挑战你们俩。”
　　“但，泰奥，我跟上次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出一部影片，”泰奥回答。“要么就受罚。”
　　法国有句谚语说，报复是一道最好冷吃的菜。但很明显，泰奥更喜欢滚烫着享用。法国人也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马修虽搜肠括肚但终究一脑袋糨糊。如果他想侥幸逃脱泰奥挑战的后果，这后果他想都不敢细想，他只需报出一个影片即可。伊莎贝尔实际上没说错。肯定存在几十部一个十字标出一次谋杀现场的影片；即使没有几十部，也该有十几部，六七部，三四部；这样的影片至少应该有三四部。
　　但因为他实在害怕他在这个可恶的公寓里将遭受的惩罚，他都没法集中精力细想。即使泰奥只是要他报出随便一部影片的名字，他都可能交白卷的。
　　这时，伊莎贝尔已经重新镇定下来。面对这个问题，她无力回答。她也不像那天泰奥那样恳求给点线索或提示。毕竟将这一游戏导上一条新路的就是她本人，而且她深知他哥哥包括她自己，都不会天真到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还会重新回到曾经令他们满意的那种孩子气的赌注上去。
　　“时间到，”泰奥终于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气道。
　　“什么影片？”伊莎贝尔问。这只是一种形式了，不过仍然应该给予尊重。
　　“什么影片？《疤面人》。霍华德·霍克斯。1932。”
　　“怎么罚？”
　　“好吧，”泰奥坐直身体宣布道。“我可不是个虐待狂，伊莎，你知道的。我连萨德主义者都不是。我只想看到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无一例外。所以，我希望你跟马修，我两位最亲爱的伙伴，当着我的面做爱。”
　　伊莎贝尔合上她的小说，不过毕竟还没从容到在她被打断的地方夹上张书签。
　　“如你所愿吧。”
　　“不过不是在这儿。我可没有睡在别人恶心的精液上的爱好。不是有意冒犯你，马修。”
　　马修已经动弹不得，而伊莎贝尔却继续问些到底期望她如何操作的简单、实际的问题。
　　“那在哪儿？”
　　“在客卧。当着德拉克洛瓦的面。谁知道呢，”泰奥面带微笑地说，“一件复制品没准能导出另一桩呢。”
　　“我在这儿宽衣你不介意吧？”
　　“悉听尊便。”
　　她把手里的香烟在铜质烟缸里碾灭，然后走到唱机前面再次开始放特雷内的唱片。既然那首歌已经成为这个游戏的主题歌，如果受罚过程中没有了它的伴奏就不可想象了。
　　她从容不迫地宽衣解带，就像是要上床睡觉。她既不招摇地直盯着泰奥和马修，也不故作端庄地回避他们的目光。她唯一有所保留的表现就是整个过程都戴着墨镜，直到最后才除去，仿佛直到最后才把眼睛全部亮出来。
　　这个故意穿她祖母的外衣，但又穿得如天堂鸟那不可思议的羽毛一般令人信服的女孩，现在似乎失去了实体，似乎从她从自己的躯体中脱离开了，眼前剩下来的躯体是如此冷静漠然，仿佛一幅她拿出来拍卖的她自己的人体画。
　　这一躯体如此优美、纤细，每一皱褶、每一凹陷和坑洼都诱惑着你忍不住去抚摩去探索——那两个小肩窝，臀和膝，腹部那隐蔽的凹陷，以及那两条于深藏在耻骨那神话森林中的神奇之井边交汇的小径。
　　她站在自己的那堆衣服上，等着马修脱衣。
　　对他而言，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他害怕了这么久的一刻，他就要被硬逼着爬上过山车。
　　他同时指向泰奥和伊莎贝尔的欲望徒然地在跟他记忆中一下子炸开了的深水炸弹争斗：在学校尖叫着被男生拽到操场后面的厕所，睾丸上被抹上鞋油，阴毛被剃光。想到他在这两位朋友的眼里会是多么可笑，他意识到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逃。
　　他斜向前朝门口冲去。但此前一直像个土耳其后宫的侍妾般懒散的泰奥却一个箭步挡在他面前。马修被逼无奈，只得退回来。
　　紧张的状态被打破了。泰奥跟伊莎贝尔放松下来。他们格格笑着朝他逼近。
　　“来吧，来吧，我的小马修，”伊莎贝尔柔声道，“你可真不够潇洒，你知道吧。跟我做爱有这么可恨吗？”
　　“我看到你们了！”马修叫道。“我看到你们了，你们俩在一起！”
　　泰奥被惊得后退一步。
　　“你在说什么？”
　　“一起在床上！”
　　“啊噢，”泰奥道，“原来我们的客人一直在窥探我们。这可不太友好啊。尤其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好客。”
　　“你有什么好怕的？”伊莎贝尔对马修道。“你难道没有股沟？我一直都在琢磨，像你这么温柔这么纯洁这么干净的男生屁股上可能都不长沟，就那么一轮满月般滑溜溜、粉嘟嘟，婴儿般柔嫩的一团肉。是不是真的，马修？你不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不，不，不，求求你，伊莎贝尔，求你了。”
　　他们向他猛扑过去。泰奥比他高比他壮，不久就把他按在了地毯上。他们把他的轻便运动鞋、袜子、UCLA（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之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运动衫扯下来。一阵狂怒中他挣扎着要脱出他们的控制。泪水涌满了双眼。在无望的挣扎中，他的手擦到了伊莎贝尔的乳房。然而，他们像剥一棵朝鲜蓟一样耐心，像要把他剐成一千块那么有条不紊地执行他们刽子手的业务，剥光他那光滑无毛、稍有点凹陷的胸膛，他那挂着一层雪白绒毛的胳膊以及他晒得黑黑的细瘦的大腿。
　　事已至此，马修也就不再反抗。伊莎贝尔骑跨在他的大腿上，他的胳膊被泰奥压在地板上，他躺在那儿哭得像个孩子，一把鼻涕一把泪。除了一条浅蓝色的三角内裤之外，他已经身无长物，这条内裤也被伊莎贝尔一把拽到脚底，揉成一团扔在一边。
　　他们先是因为他裆部的白皙而一惊。相对于他的胳膊，他的大腿，他永远呈古铜色的胸部——美国的青少年把阳光视若每天一杯牛奶般简单、日常的滋养来源——他的腹部简直让他们想起墙上曾挂过画的位置留下的一块白迹。
　　他的阴毛是深色的，柔滑而且并不卷曲，像是东方人。他的睾丸像两颗醋栗。他的阴茎割过包皮，看起来很小，比正常的还要小，而且又粗又圆，简直像是第三个睾丸。可爱到一见之下你就会想温柔地像爱抚一只正在不断悸动的小麻雀一般将它握在手心里。
　　伊莎贝尔正是这么做的。马修还没来得及最后一次呼救，她就开始用手为他的阴茎塑型，她的手像制陶工人的手一样富有经验，捏弄着它，塑造着它，为它上釉，磨平它的褶皱。
　　马修此前从未感受过他人抚摩他性器官的滋味，那感觉就像是他刚刚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四肢之外的第五肢。他屏住呼吸。他体内某种又硬又紧的东西，一种长久以来已经把他的灵魂活活钉死在他体内的东西，至少已经被释放出来。
　　泰奥松开他的手臂，它们本能地搂住了伊莎贝尔赤裸的肩膀。她放松身体去就他的身体，去挤压他那现在像帝政时期的沙发扶手那样可笑地弯曲起来的阴茎，这又使他猛地长吸了一口气。
　　他们的嘴唇越靠越近，然后是他们的性器。
　　仍然有障碍有待克服。他们都是处子之身，伊莎贝尔是因为除了跟她哥哥之外从没跟别人做过爱，马修是因为除了跟他自己之外从没做过爱。不过，最终，两个人的嘴唇和性器同时紧扣在了一起，就像纽扣终于扣到了扣孔里。
　　而此时在屋外，在卧室的窗户下面，可以听到——如果有谁倾听的话——令人费解的急走的脚步声以及警笛的嘶鸣。马修与伊莎贝尔则正献身于笨拙然而可爱的性爱。在泰奥的注视下，一切都立刻因有了这种自我意识而显得笨拙，他们付了罚金。
　　那天夜里，再没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孩子专区的走廊。如果真有人这么干了，如果泰奥的卧室仍然留着一条缝，如果窗头灯仍然亮着，他将会看到：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睡在一起，像头三背兽。
　　不过，尽管他们睡在一起的那第一个夜晚无疑构成了公寓中“势力平衡”的一个转折点，它却并未使家庭电影寿终正寝。相反，它为这个游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现在玩起来就像一个船舶失事的水手在沙子上连井字棋，就像一个罪犯用影子和面包屑摆出残局来研究那样带有强迫性，那样单调重复。除此之外，他们并不知道，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棋手，全都不过是小卒子，被这个棋局真正的棋手从一个方格移到另一个方格，他赫然耸立在棋盘之上，就像巴黎上空的幽灵，若隐若现。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雨一直下个不停，他们仨差不多一直被困在室内。
　　起先，泰奥还继续进行他惯常的十六区之行，绕夏约宫一周，连他的轻便摩托都不用下来，然后带点法棍面包或一盒牛奶回家，他自称是取来的。但没过多久连这样的外出也逐步淘汰了。那辆轻便摩托静静地锁在潮湿的走廊里生锈。
　　钟停摆了，再也没人费心去上发条。床一直就那么凌乱着，杯盘就让它脏着，窗帘永远低垂。渐渐的，每个钟点，然后是每一天，再然后是每个月，都丧失了意义。周末来了又去了，谁都没注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在普通、正派的市民极有规律的生活中是社会日历这副牌中熠熠生辉的王牌，但对于他们而言，渐渐地跟工作日那些灰头土脸的小牌无甚分别了，到了最后，时间流逝的唯一标志只剩下去附近那个豪华超市了。
　　这些突袭——确实是掠夺性的突袭——让马修觉得宛如当初从卢浮宫跑过一样惊心动魄。当他往手推车里放日常食品时，他的两位同伴就眼疾手快地往口袋和外套的衬里里面塞龙虾、块菌、鱼子酱、芒果、鹅肝、桃子等等，有一次，泰奥竟然将一巨瓶香槟塞进了他那松垮垮的灯心绒牛仔裤前面的空隙里。超市的出口在马修眼里变得跟机场的海关大厅一样令他神经紧张了。
　　与此同时，诗人留给他的孩子们的那张支票却仍然摆在壁炉架上，根本没有兑现。
　　流放在这个距圣稣尔比斯教堂和奥德翁剧院仅两百码之遥的孤岛上，这三个年轻人的举止行为跟船舶失事后的水手一般无二。一旦过了最初疯狂地扫视地平线寻找文明标记那一阶段之后——对他们它们是去侦察夏约宫以及甚至屈尊去上几次课，他们就开始安心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放眼过去注定只能看到的漫长的勾留。
　　碰到从超市偷来的美味佳肴消耗光了的时候，他们就把仍然能从冰箱里搜括来的无论什么能吃的东西烧熟吃掉。这些煎出来的古怪物什，不分青红皂白地混合着酸甜诸味，混合着冷、热、鱼、肉，伊莎贝尔将它们从她的煎锅里一股脑端上台面。如果有哪位先生因为温吞吞的酒味乳酪配透心凉的花椰菜和洋李干构成的蜜饯或者怎么都搞不清成色的芥末味蹩脚杂烩炖菜而“花容”失色，她就会兴高采烈地宣布，“尽情吃吧，就当你是在某个天涯海角的异邦品尝他们的特色菜吧。”
　　将整个世界成功地挡在门外的是伊莎贝尔。模仿她妈妈的笔迹给她和泰奥学校的校长写信宣称他们俩因患病毒性肝炎而需强制卧床的是她；出面会见受其父母所托在其外出期间前来照顾他们福利的那位姑母的拜访的也是她。
　　他们的姑母，这位只把其陪护之责当作讨厌的应尽义务来塞责的杰出女士，在约二十年前曾因为用一把小提琴去换一家夜总会而令诗人一家大为惊骇——也就是说，她把继承自祖父，一位波兰收藏名家的一把斯特拉迪瓦里（注：A. Stradivari（约1644—1737），意大利造琴名家，制作过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吉他等，其小提琴制造法成为后世楷模。）制造的名琴卖掉，为的是购买蓝色黑人，香榭丽舍大街外侧一家夜总会的一半股份。发票、卫生部的规章和歇斯底里的年轻人的喧闹、口角已经使她焦头烂额，因此她很高兴从她侄女口中得知她跟她哥哥一直都吃得很好、在学校里表现很好而且每天十一点前就上床睡觉。
　　渐渐地，马修被获准接近了他这两位朋友的某些隐私。譬如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是从一本旧《巴黎竞赛》画刊上撕下来的，被伊莎贝尔秘藏在一本翻烂了的小说里，那是纪德的一本小说，书名就叫《伊莎贝尔》，照片上的人物是肯尼迪家族的某位公子，侧面像，十四岁，刚刚在潘普洛纳（注：Pamplona，西班牙北部城市。海明威曾在《太阳照样升起》中记载过当地圣弗尔明节上一年一度的奔牛大赛。）被公牛抵伤了脖子，他拥有——按她的说法是血统之类使然——“世界上最英俊的脸”。
　　“我们隐瞒了我们的血统，”她道，“虽然应该显摆显摆。血统是一种很美的东西，美得就像宝石。”
　　泰奥则让他细看一页他从他父亲的书桌里偷出来的手稿，他很当真地希望哪一天可以拿它换笔钱使。手稿上诗人手写的二百来个单词中只有七个幸存下来，未被涂掉。它们虽只是七个单词不假，却也正是这七个单词构成了诗人一首名诗的基石，这首名诗是诗人最经常被编入各种选集的著名诗篇中的一首。
　　伊莎贝尔给马修看过一小瓶安眠药，这是她在几个月里假装失眠储存下的。这是为她最后的自杀准备的，如果需要自杀的话。
　　“那是我的回程车票，”她道。“有的人天生属于自杀型，有的天生就不是。前者也并不都自我了断，后者有时也会自杀。我属于第一类，你是第二类。”
　　“我绝不会自杀，”马修实话实说。“我相信，我真的信，如果你自杀了就会下地狱。”
　　马修也背叛了他的终极秘密，奥什大街。
　　“是因为你已经身陷地狱了你才会自杀，”伊莎贝尔道。
　　“这话很机智，”马修答道，“但耶稣更明智。那我们这么说吧：我绝不会自杀，因为我爱你。”
　　“话虽这么说，但你不可能永远爱我的。”
　　“我会爱你到永远。”
　　“我深表怀疑。如果爱跟永远不压韵（注：法文中的“amour”（爱）和“toujours”（永远）正好压韵。），也许我们永远都想不到把爱跟永远相提并论。”
　　马修跟伊莎贝尔经常会说起乱伦，说起兄妹的肉体之爱。
　　有一天他问她，泰奥跟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泰奥跟我？我们就是，”她坦率地回答，“一见钟情。”
　　“如果你们父母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这绝对不能发生。”
　　“是呀，我知道。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呢？”
　　“这绝对不能发生。”
　　“但只是让我们假设一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如你们父母真的发现了。你们该怎么办？”
　　伊莎贝尔细想了一会儿。
　　“这绝对、绝对不能发生。”
　　马修沉吟了片刻才又开口道：
　　“我想，当一位母亲和父亲睡在一起时，你也可以将其称为一种乱伦。”
　　伊莎贝尔哈哈大笑。
　　“马修，亲爱的，你也无法例外！”
　　有天晚上，马修第一次对他的朋友讲起了他的家庭、他的过去、他来奥德翁路之前的生活。
　　“那是两年前，”他说，“我爸爸从越南回来。他失去了右臂。我们开车去机场接他的时候，都多少打点起精神，你知道，对他没了右臂会是什么样子惴惴不安。我们都站在那儿，等着他从飞机上下来。然后，突然他就出现了，全身戎装，纽扣映着阳光闪闪发亮。他看起来不错，看起来棒得很。他那条空袖子塞在口袋里，这样做的后果只使他平添了一分随意。所以当他走上飞机跑道的时候，我们都走上前去迎接他。我妈妈吻了他，拥抱他的时候哭了起来，有点悲喜交集的意思。然后我两个姐姐也拥抱了他。再就轮到我了。”
　　他沉吟了片刻。
　　“我当时十六岁了。有好多年没拥抱过我爸了。我们之间其实从没真正有过那种父子间的交往。我猜我这方面是因为他在服役，在越南。他那方面，我想他认为我是同性恋。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站在那儿，我们俩，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是指行为上的。我只是不知道如何拥抱他。而且并非因为他失去了一条手臂。不管怎样我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不过我能看得出来这也正是他的想法。我看得出来这对他伤害有多大，使他感觉多么耻辱。”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泰奥问。
　　“我们握了握手。他首先伸出左手，我就也用左手跟他握了握。然后他就转过头去跟别人说话去了。就这样。可是也真够怪的。因为直到我父亲失去了手臂，我才真正开始爱他。他在努力用一只手洗脸、读报或是系鞋带时，看起来是如此脆弱无依。就仿佛失掉了一条手臂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我没有抓住机会。我本来有机会但我把它浪费了。”
　　电影艺术馆已经被淡忘了。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电影艺术馆，有血有肉的电影艺术馆。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一旦心血来潮就开玩游戏了。白天，他们读书、打牌或是相互爱抚，只有到了晚上幕布才会升起，夜复一夜，在六点半、八点半和十点半准时升起，星期天则改为日场。除了例行去厨房之外，整幢公寓似乎只剩下一个孩子专区，而且已经变成了一个回声室（注：echo chamber，四面用回声壁封闭的房间，用于广播和录音时制造出回声或近似回声的声音效果。），全世界影迷都熟知的那些个习语像烟圈一样满室飘荡。
　　茜红色! 茜红色!
　　你知道怎么吹口哨的，是吧？
　　我能走，卡尔维罗，我能走！
　　是美女杀了野兽。
　　您娶了个荡妇。
　　马塞罗！马塞罗！
　　凭借不止一人之功，我的名字才改为小上海。
　　我在广岛一无所见。
　　奇怪？我，我说过奇怪吗？多么奇怪。
　　我什么也不能干！我什么也不能干！（注：此句原为德语。）
　　围捕一般嫌疑犯。
　　唷嗬！鲍威尔先生！
　　算了，人无完人。
　　可怜的加斯帕尔!
　　戏剧在哪里结束？生活自何处开始？
　　戏装是临时拼凑的，表演经过了排练，场景如果不能立马奏效就从节目中去掉。
　　马修在客卧里翻箱倒柜，从衣橱里出土了一件古旧的外衣，诗人在巴黎被占期间的某个可怕的冬天曾一直套上身上，想不到换洗。上面虫蚀的皮毛看起来就像用一千个菲律宾侍童的阴毛织就的。
　　他把它披在肩上。然后，再利用一只泰奥用来装《电影手册》的纸板箱完成了他的戏装，在纸箱的一面乱图了一组类人猿的图象，又为眼睛挖了两个洞，他就在卧室门口以猿猴的扮相辉煌登场。
　　“什么影片？”
　　泰奥和伊莎贝尔吱哇乱叫，“《金刚》！《怪兽哥斯拉》！《莫格街幽灵》！”
　　马修摇了摇他的猿头。他的两条胳膊在屁股旁边不停摆动，背弓起来，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唱机前面，伴随着夏尔·特雷内的歌声，他开始在皮毛的外皮和纸板的面具之下跳起淫荡的西米舞（注：shimmy，一种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舞蹈，特点是身体快速的摆动。）。然后他取下面具。他的脸涂成红色，睫毛旁涂了厚厚一层眼影，头发上撒满面粉。他慢慢地脱掉外套，里面是他全裸的身体。他全裸着继续跳舞。
　　直到这时泰奥才恍然大悟。“《金发维纳斯》中的玛琳·黛德丽。”
　　于是，仅仅在几秒种之后，就轮到伊莎贝尔问“什么影片？”了。
　　两个男孩被问了个愣神，他们茫然地看着她，又对视一番，还是摇了摇头。
　　“《歌剧院之一夜》（注：A Night at the Opera，20世纪30年代名震一时的喜剧组合马克斯（Marx）三兄弟主演、1935年发行的经典轻喜剧音乐—爱情片。）。"
　　见他们俩还懵懵懂懂，她就指着马修割了包皮的阴茎。
　　“看！格劳乔的雪茄--奇科的帽子--哈坡（注：Groucho、Chico和Harpo是马克斯三兄弟的名字。）的头发！"
　　他们笑得满地打滚。
　　又一次，泰奥意外地在公寓的储藏室里找到一条马鞭，原藏在一副网球拍和一整套《塞居尔伯爵夫人》（注：Comtesse de Segur，法国作家Louis Pergaud（1882—1915）的代表作。）底下的。泰奥只在裸体上披一条床单，把浴室的窗户锁上，把热水开到最大，弄得里面像个土耳其浴室一样湿热，然后把鞭子齐肩高拖在脑后，就像费里尼的《八部半》中的马斯特罗亚尼，而伊莎贝尔和马修则在几乎对面不见人的水蒸汽中，跳出跳进于浴缸滚烫的热水中，竭力避免被鞭子抽到脚踝、胳膊肘和屁股蛋。
　　随着布景师迅速转换的步伐，我们梦想中的布景随之无声地得到重置，一个场景会紧跟着演化为另一场景。几乎漫溢的浴缸会变成德米尔影片中的克娄巴特拉。需要的驴奶可以用一两瓶牛奶替代，马修在往浴缸里倒牛奶的同时，伊莎贝尔叉开两条大腿，直叉到像开到最大程度的剪刀的两刃，用裆部去接那牛奶，就像是吉百利巧克力的广告，两道乳白色的液体由此交汇。
　　浴室不再是卧室的前厅，不再是游戏中某位临时逃犯的避风港，现在成了他们戏剧活动的又一舞台。浴缸够大，足以同时容纳他们仨，倘若马修坐在中间，分处两边的泰奥和伊莎贝尔就都能伸出他们不相上下的长腿环住他的腰，如果把腿伸直，其中一位被水泡白了大脚趾正好能够到另一位的腋窝。当泰奥把一顶淡黄色斯泰森毡帽（注：Stetson，美国西部牛仔戴的的一种阔边高顶毡帽，原由美国制冒商John Stetson（1830—1906）设计。）硬拽到耳朵上缘——帽子是他小时候得的，原来戴着太大，现在又实在太小了——还没等他问这是哪部片子里的什么人，伊莎贝尔和马修就一起大叫起来。
　　“《有人奔着来》中的迪恩·马丁（注：Some Came Running是1958年出品的美国片，描写一个中西部小镇中的一个爱情故事。Dean Martin饰演男主角。）！"
　　“《轻蔑》中的米切尔·皮科利（注：Le Mépris是让-吕克·戈达尔反映电影拍摄过程的一部影片，Michel Piccoli是主演之一。1963年发行。！）"
　　他们都没错。
　　两个男孩创造的一出巴斯比·伯克利式（注：Busby Berkeley（1895—1976），好莱坞著名编舞家、歌舞片导演，他的编舞以壮观场面取胜，不太重视故事情节。）的作品成就了游戏的杰作。
　　泰奥一直以来就酷爱歌舞片中的华美意象：爆炸的金星、旋转的睡莲以及装饰华美、饰有花环的车轮，这位编舞界的宗教大法官托尔克马达（注：T.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任职期间以火刑处死异端分子约两千人。）毫不怜惜地令车轮碾过鲜花丛中，碾死无数稀有的美丽蝴蝶。这件作品，他宣布，将会成为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大作，一阙真真正正的勇敢的乐章。
　　他们根本不担心可能会意外撞见他们的亲密行为的某位不速之客会做何等样想，只顾为他们的荒唐行为兴奋不已了。泰奥跟马修从起居室的壁炉上取了一面镀金的镜子，又从主浴室搞到另外一面，把他们相对竖立在泰奥卧室的两面墙上。
　　这次伊莎贝尔却被排除在准备工作之外。不过等排练完毕、一切具备之后，他们为她准备好一把直背椅子请她安坐欣赏，就像一位母亲出席她的孩子即兴举行的一场音乐会。
　　这部影片包括两场戏。
　　在第一场戏中，泰奥和马修以迪克·鲍威尔和卢比·凯勒（注：Dick Powell和Ruby Keeler是好莱坞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两位歌舞片明星。）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泰奥身着一套褪色的军校生的军装和尖顶帽，足足小了好几号，马修则穿一身黄色塔夫绸裙装，戴一顶钟形帽，这些行头原都是两兄妹的祖父母的。他们肩并肩站好，泰奥在右，马修居左，开始表演双人脱衣舞。泰奥首先动手，他解开马修裙装的丝带，然后一步跨到他身后，马上又在他左边现身，这样马修就顺势解开泰奥的皮带，之后他也快步绕泰奥一周，不过这次是在他前面绕——如此类推，从饰物脱到正式的衣服，从衣服脱到内衣，动作如此迅速灵巧，在伊莎贝尔看来仿佛舞台上有整整一排唱诗班男孩和女孩相互之间往来穿梭，每人都为下面一人脱去一件衣物，直到全体男孩女孩被脱得全裸为止。
　　这时，他们进入“瀑布边”的场景。他们平摊在地板上，叉开大腿，两人的脚尖刚刚触到，两人的身体完全映在镜中，一边唱着《瀑布边》这首歌，也不管歌词忘了多少，他们开始相互手淫。他们的阴茎越来越硬，越来越直，看起来简直就像他们的脚尖一样要碰到一起了。最后，当歌唱到叠句之时，伴随着小假音的颤抖，他们一秒不差地同时射精，他们的精液迸射到对方的性器上，在那天翻地覆的一刻，现实的比例也逆变为超现实，他们俩都觉得他们全裸躺在地上的身体已经一变而为一个巨大的阴茎，上面的血管勃勃跳动，笔直竖立着，就像一个绛紫肤色的小矮人在不断地从他紧闭、无唇的嘴里喷出一口口的精液。
　　伊莎贝尔疯狂地鼓掌，大叫，“再来一次！”，这一要求那两个表演者可是谁都无力满足了。
　　日子就这样流逝过去，快乐而又永远欲壑难填，在所有的欢笑和蒸汽中，伴随着特雷内的唱片、已经停摆的时钟、低垂的窗帘，在调情和戏弄中，在整个公寓都浸在其中的游泳池般潮湿发霉的媚惑造就的停滞般气氛中流逝，由夜晚分成两半，就像一部影片被一条黑线分成两半。
　　伊莎贝尔模仿她母亲的笔迹，以她母亲的名义给他们学校的校长写了第二封信，遗憾地预期她和她哥哥的康复期看来不可避免地要延长，而且她跟泰奥还轮流给身在特鲁维尔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得知诗人得了一种严重的流感，可能就是得自他自己那种病恹恹的灵感。返回巴黎的日期将不得不推迟。
　　马修也编织了个谎言之网。他给焦急的母亲和父亲写了几封信。因为这些信不像以前的有那么多新东西可汇报，他就高兴地宣称他已经不必再住在旅馆，而是搬到了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的家里，非常走运的是这位作家的孩子不但跟他年龄相仿而且还志趣相投。
　　这一意外的转变令他父母欣喜不已，庆幸他们那个极端羞涩封闭的儿子终于打破了自己的硬壳，而且结识了正确的朋友。
　　搁在壁炉架上的那张支票早已淹没在书籍、杂志和连环漫画的海洋里，然后就被彻底忘记了。马修的银行账户也已经透支，就等着下个月从圣地亚哥寄来的支票相抵。突袭那个超市因此不再是为了奢侈而成了必须。然而不幸的是，商店的保安已经开始提防这三个人的现身；尽管他们以转移目标和设置陷阱进行反攻，有一次故意喧闹地经过商场，只拿那些他们准备付钱的东西，试图引起保安方面的干涉，期望一番毫无结果的搜查来证明他们被冤枉的清白无辜。不过要不了多久，我们也就被迫承认：大嚼龙虾和鱼子酱的繁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厨房的水槽已经成了脏盘子的墓地。衬衫、套头衫和牛仔裤上布满各色污迹。数天前就被认为无可救药而厌恶地丢弃了的内裤再一次从地毯上捡起来，从沙发和扶手椅底下拽出来，再拣出稍微顺眼一点的继续穿。还有，因为泰奥已经破损的床单不断拱起来而且总是夹到他们赤脚的脚趾缝里，他们中非得有一位一大早爬起来把床单塞回到床垫下面，他们终于决定移师到伊莎贝尔的房间安营扎寨。
　　此前这地方之所以是他们的禁地，纯是出于尊重伊莎贝尔对整洁、秩序等布尔乔亚理想的向往。就像有些疯狂的家庭主妇硬要把自家的客厅打磨、擦洗得能照出人影，以至于谁都不敢跨入一步，她坚持她的卧室谁都不得擅入，“万一有客人来访”还可以有个接待的地方。除此之外，一旦他们之间大动干戈，她还可以随时冲出泰奥的房间来到自己的小天地，一边狠狠地大咬一个苹果，仿佛咬的是她哥哥的大腿，一边沉浸到她耽溺的恐怖凶杀小说中去。
　　不幸可能就隐伏于我们未能准确地把握正当的幸福中。
　　马修不但爱伊莎贝尔，而且对她心怀感激，因为是她将他自己解放出来，是她允许他自由地伸展他的翅翼，此前他一直深感受困于自我又无力自拔，他的灵魂被禁锢在他的肉体之内不得伸展而逐渐枯萎，就像他的阴茎被禁锢在裤子里。
　　伊莎贝尔也爱马修，不过她跟他做爱的乐趣首先在于她藉此可以明确感受到她带给马修的快乐。她一直对做爱过程中马修的表现惊奇不已：他竟会激动到脑袋不由自主地后仰，他的瞳孔会扩大会在眼眶里滴溜溜乱转，他那皱缩、淡黄褐色、如小鸟般温柔的阴茎会突然暴涨、铁硬并会狂暴地喷射出白色的精液——对此他们谈论的态度就像谈一棵室内植物一样直截了当。
　　他们俩都爱泰奥。不过，自从马修入侵之后——他进入他们兄妹生活的方式就像电影演到一半方才入场的观众——泰奥眼看着他的地位逐渐加强，成为优势。起先，他也就像只宠物，一只驯顺的小獚，朝他们摇尾乞怜，只把他当作一样暂时把伊莎贝尔和他本人从他们亲密到窒息程度的关系中转移一会儿视线的好玩的玩意儿。而现在，随着入侵者优势地位的确立，泰奥不禁开始觉得，不管对错，他自己逐渐变成了他妹妹的情人而不再是她的联体同胞，于是他也将不得不面临作为情人的诸多焦虑困扰，双胞胎却对此曾是绝对免疫的：嫉妒和怨恨的巨痛，一个个备受煎熬、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反复琢磨着只言片语的微言大义。曾把他们兄妹俩紧紧捆在一起的那个结已经松开，把马修也捆了进来。
　　如果说他跟伊莎贝尔真像他们曾一度异想天开地想象的那种天生注定的情人，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是特里斯丹和绮瑟，那他们现在算什么？错配了的一对；或者，特里斯丹和朱丽叶。
　　现在轮到泰奥夜复一夜蹑手蹑脚地从浴室返回，就像马修曾经的那样，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前——警觉的目光和拖把般凌乱的头发使他看起来像个刚被扯掉假发的易装癖——盯着那两个赤裸、脚缠的身体，紧挨着他们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和他自己的头在满是褶痕的床单和枕头上留下的清晰可见的印痕，仿佛他看到的是他自己有形的缺席，他自己的鬼魂。
　　他单方面尝到的想要复仇的滋味，一种他跟妹妹自从开始会爬就相互之间强行索取的幼稚类型，已经把马修跟伊莎贝尔联结到一起；结果也像是一种迟钝又不胜其扰的牙痛一样使他动不动就嫉妒，一种此前他一无所知的情感。不过，这也并不代表他真的不快乐：这类阵痛毕竟仍然太过微弱也太过零星；只是感觉自己得到的幸福总不如自己可以任选的那般完满。
　　他嫉妒的对象就是马修吗？不如说他惟恐失去的是他自己一度对他妹妹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的独占。有时候他发现自己很是怀恋他们联手打破的那种禁忌的纯洁。那种纯洁这次轮到被第三者的献媚求宠给再打破一次了，无论他多么喜欢马修，这总使他有种隐隐的憎恶感。而且，他们的越轨行为之中有一种特质令他不禁想起那些南美的异性癖夜晚在布洛涅森林的巡游，想起森林周遭那些高尚路段的人行道上像停车位一样均匀散布的应招女，想起那些中年经理们在设有迷你酒吧和双向镜面的豪华酒店房间里组织的纵酒淫乐。
　　马修虽然继续对他坦诚相待，似乎对泰奥也毫无帮助。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地两个全爱，他对泰奥和他妹妹的爱已经越发强烈。我爱你。这三个字马修说来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从来不会厌烦于不断地重复这三个字。
　　泰奥将对他而发的我爱你视作他应得的权利，认为理所当然。不过如果是对伊莎贝尔而发，在他听来就难免一种咬啮般的愤怒。在这一点上他其实比他意识到的更像马修，因为他潜意识里期望的无非是他可以有无数个情人，但对他的每个情人而言他却是唯一的。
　　尽管越来越少见，他们的意识仍然会偶尔有一阵清醒，他们仨中的某一位会突然想到总清算的时刻正在迫近，那个外面的世界，那个已经纵容了他们这么久的世界，那个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了那么久的世界最后终归要跟他们算总账的。不过，说来也奇了（说实话，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一时刻似乎在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没有电话从诺曼底打来宣布他们的父母即将返回，连他们那位蓝色黑人夜总会的姑妈也再没来烦过他们。
　　实际上，电话压根就再也不响了。有一次，泰奥拿起电话来想先发制人打给特鲁维尔的别墅，但却意外地发现电话一片死寂，连拨号音都没有。
　　他的困惑没持续多久，只够他转了下脑筋考虑是否把这事告诉伊莎贝尔和马修。然后，他就认定电话之所以被掐断显然是因为父母不在话费一直没交的缘故，于是也就懒得再想了。
　　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
　　还剩下什么呀，美好的岁月？
　　只有一张旧照片
　　青春的旧照片。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那些青春岁月，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正如一个精神紧张的孩子总是发不好一个多音词，那张因为过度使用而磨损的唱片也总是在同样顽固的位置卡住唱针。听它简直成了一桩折磨人的事务。然而，在换了几张特雷内别的唱片或其他流行的经典名曲，如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和萧邦的《悲伤》试听之后，他们都共同感到一种要重返最初的游戏歌曲的强烈冲动。于是最后，那一度曾刺激他们神经的不断的反复句段如今已快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
　　他们把暖气开到最大，现在就光着身体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过还不至于一丝不挂。每人都凭喜欢挂了一丝半丝：泰奥在肩上披一幅白色床单，就像古罗马市民的宽松长袍；伊莎贝尔戴一副她祖母的齐肘长的乌黑的晚装手套，在黑地里看来她就像没了手臂，像米罗的维纳斯；而马修则束一条边疆地区的羊皮腰带，低低地、松松地绕在腰间。他们就这副模样在孩子专区里懒洋洋地闲荡，一天摆出无数华美的造型。
　　他们谁都觉得再没必要把他们的游戏——如果他们的行为还仍然能仅仅认为是游戏——作为家庭电影或者不管什么名号了，因为它已经完全彻底地织入了他们存在的肌理；它虽然完全由电影典故演化而来，但最近的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个桎梏，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须了。现在他们最不餍足的成了开玩笑的又掐又拧，是嘻嘻哈哈的易装游戏，是相互抚摩性器，是色情的青春胡闹。已经玩过了的旧玩意儿就马上淘汰，最后只剩下赤裸裸的性欲，那个皮、肉、身体的老巢，就像失去双亲的小狐狸，他们只能钻进洞中。
　　但饥饿已经以可怕的偏头痛方式开始突袭他们的太阳穴。他们完全没有物质来源，又拒绝考虑外出求助亲戚或朋友（又能找哪种朋友？），只能轮流在裸体上套一件肮脏而又经纬毕现的套头衫或穿上条满是污渍的牛仔裤，偷偷摸摸跑到楼下的院子里去扒拉靠墙立着的一排垃圾筒。
　　他们从垃圾筒里拣出来的这点吃食量虽少得可怜，便秘的功能倒是立竿见影。在经过又叫又喘，还伴以其他更具喜剧性的音响效果之后，他们最后只能排出一点又硬又其臭无比的小球，而且颜色就像是橄榄球，引得伊莎贝尔在浴室门后头愤怒地尖叫她“不久就只能通过剖腹产手术来大便了”。
　　有天下午，伊莎贝尔跑到餐具室去翻箱倒柜地想找点可吃的东西，看看玻璃包装纸里还有没有剩下点法棍面包屑或是一块发霉的瑞士巧克力，结果竟发掘出一宗她和哥哥早就忘了的巨大财富。在食橱顶上居然端坐着三盒猫食罐头，那原是为最近去世的暹罗猫购置的。
　　泰奥找了把罐头起子，打开了猫罐头。然后，他们仨就直接赤手抓起湿乎乎、外缘呈胶冻状的猫食肉，狼吞虎咽地几口就吞掉了。
　　唉，但是猫食对他们消化器官的作用却正跟他们从院子里的垃圾筒劫掠来的鸡零狗碎完全相反。他们的脸变得煞白，胃里七上八下地翻腾着气泡。他们仨用手掌紧捂着就要火山喷发的嘴巴，同时向厕所猛冲而去。
　　伊莎贝尔不愧是三个人里最有头脑的，她突然调转方向朝她父母的浴室冲去，那是在孩子专区范围之外的，而且立马关门上锁，以防所有寄宿生都冲进来。
　　泰奥跟马修争先恐后地一路沿走廊往泰奥卧室隔壁的浴室奔去。
　　在浴室门口有一场混战，他们俩都挣扎着先冲进去占马桶。虽然屁股首先挨上马桶的是马修，但却立马被泰奥硬推了下去。他被推了个趔趄，脚下一滑，失去了平衡，像个泄了气的气球滚过漆布地面，他的肠子就像转轮焰火一样翻滚燃烧起来。当着安全坐上宝座的泰奥的面，他的肉体分解为一股股波涛汹涌、不可抑制的泥浆、精液、呕吐物、蛋黄、软焦糖和银光闪闪的鼻涕的洪流。
　　一会儿之后，等伊莎贝尔进入他们这个厕所的时候，他还四仰八叉地摊在他的自己排泄出来的那一大滩样态各异的流体之上，像是个盲人撞翻了自己盛早餐的食盘。
　　她温柔地把她扶起来，用海绵为他擦身，把整个一大块海绵塞进他隆起的股沟，从肛门一路沿着他敏感的股沟擦拭干净。他半推半就地由她彻底把他弄干净——剃掉了他的阴毛，不但剃光了阴茎周围的，还把大腿内侧的那一线窄窄的细线也剃了个干净。盯着镜中的自己，马修不禁勃然兴起。他开始抚摩镜中自己的映像。他吻遍了那个映像，但它却除了他的嘴唇拒绝吻他身体的任何部分。这些亲吻淡淡的痕迹在镜子潮湿的表面停留了片刻，然后像柴郡猫（注：Cheshire Cat，典出英国儿童作家卡罗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常常咧嘴而笑。）的嗤笑一般渐渐地了无痕迹。
　　突然，泰奥一跃而起，把马修紧紧压在他的映像上。马修眼神狂野，鼻子歪向一边，牙齿磕碰着镜面，左颊被压平，紧靠在两个右颊边，他开始呼哧呼哧地喘息，喘得如此绝望，就仿佛他的映像在对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
　　很明显，泰奥是要鸡奸他。
　　在此之前，这两个男孩胡闹归胡闹，但一直默守着适度的规则，什么时候、到哪一步停，到什么程度算太过了都一清二楚。从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动手动脚、调笑胡闹一直局限在轻微的羞辱以及仪式性、开玩笑性质的自轻自贱范围之内，但如今这种潜规则却无可挽回地彻底打破了。眼下，泰奥一心想强奸马修，想得情不可耐、欲火焚身，尽管他明知这会弄痛他、羞辱他。他们已经公开屏弃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
　　伊莎贝尔对他们这种奇怪的性交兴奋不已，但她一声没吭，不错眼地看着她哥哥直竖的阴茎生生顶入马修两片屁股之间那道狭窄的、有毛发护卫的通道，而面对镜中耻辱的映像，马修只得睁一眼闭一眼，他的面孔不断扭曲，成为一副副怪象，是他又不真是他，不同于他又并非真的不同。随着一声痛苦与快乐参半的呻吟，他无条件投降了，终于认了他的整个一生派给他扮演的角色，牺牲的天使的角色，肉体孱弱性格温顺，被动接受爱抚和痛打，被拥抱被唾弃，激起对他有好感的人的感情，激起要保护他的欲望，同时也激起要虐待他的冲动，那最先就引诱他们误入歧途的正是他们的纯真无知。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那些青春岁月，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这个家庭已经找到了自从大人离家开始它就一直在寻找的身份定位。他们——泰奥和伊莎贝尔——的本分就是作为手淫者肆行淫乱，在他们头脑中，不论他们想怎么干，愿意跟谁干，多么经常地干都尽可随意，这种淫乱势必导向更加极端的性幻想。唯一的不同在于，马修已经成为这些幻想的投射对象。不过，他虽然备受折磨、屈从于他们可能想象出的一切侮辱，他仍然是他那两位虐待者爱的对象。在施加侮辱之后，他们马上会热泪盈眶地拥抱他，一个劲地吻他，吻得他几乎都要窒息，用最谦卑、最真诚的道歉恳求他的宽恕。
　　正是在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交替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再次体验到他在奥什大街曾体验过的那种既是提升又是受辱的情感。
　　与此同时，那个外面的广阔世界，那个他们刻意回避其间普通、正直的市民也被他们刻意回避的世界，那个一到公寓紧闭的大门前就会止步不前仿佛不敢再越雷池一步的世界，那个世界，对于每个愿意观看和倾听的人来说，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行进。否则，又如何解释电话的沉寂，解释那如鼓点般回响在卧室窗下人行道上又突然归于沉寂的脚步声，在这个城市中此起彼伏的救护车、消防车以及警车的尖叫，在夜间交替穿梭，还有此起彼伏的像是爆炸、像是炸弹在玻璃窗下引爆的声响，虽然只能模糊地听到？
　　这些喧闹，经过了削弱和麻醉，就好像用手捂住耳朵听到的声音，那些脚步、警笛、爆炸，那碎裂的玻璃，那整个俨然世界末日的喧嚣，只不过给他们游戏的最后阶段提供了一种伴奏，手牵着手，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即将堕入——或者不如说，升到——地狱中去。
　　……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无尽的回忆……
　　整个公寓静止、沉寂，密封得像棺材一样紧。空气都发臭了。没有一道光线能穿透卧室的窗帘。伊莎贝尔纵向躺在床上，她的头悬空中，头发轻拂到地毯，她的脚看起来像是因透视而缩短了的被绞死的人的脚。泰奥蜷着身子靠在她身上，一缕长发遮没了他的眼睛。马修盘腿坐在地板上，头垂在胸前，他的脸上和胸上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涂满了十字、月牙以及圈形和曲线，是用大便涂的。
　　他们的造型已经不复花押字般相互纠缠的优雅，而成了可怖的、灰绿色的“梅杜萨之筏”的定格。
　　什么都再也无法令他们驻留，像他们这样的旅客已渡过了一道跟别的河流一样受到污染的忘川。
　　要么是死了，要么只是睡了，他们不会被任何粗鲁的、来自外部的警报惊醒，也丝毫不会理会任何的警笛、爆炸、哭喊、嚎叫、欢呼、保龄球道上的撞击、爆掉的轮胎、口哨和歌声，尽管所有这些都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就像在梦中，就像置身一个雪堆里，就像正在体验可卡因造成的雪崩，乏味而又冗长的永恒已经为奥德翁广场附近这所公寓里所有的住客盖好了被子。
　　然而，突然，就像小飞侠彼得·潘一般，街道通过窗户飞进了室内。
　　一块小铺路石，从底下猛飞上来，径直朝床上飞来。它给床上撒下一片碎玻璃。它打到了唱机上。它击碎了特雷内的那张唱片。
　　他们没死。
　　冷冷的、雾蒙蒙的太阳透过窗上那个星形裂口照了进来。声、光和空气改变了这个房间，噪音震耳欲聋，阳光要刺瞎眼睛，空气会致人醉。
　　他们睁开了眼睛。以类似宇航员在密封仓中的步态，他们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他们以慢动作朝窗户进军，他们受到它的吸引，仿佛就要被吸到外面的太空中去，一只脚浮在地板之上时，另一只脚就会无声地落下。泰奥滑倒了。伊莎贝尔撞上了他。马修碰到了帝国风格的台灯。灯泡毫无声息地炸了。
　　他们到了窗边。泰奥把窗帘拉开，把窗打开，朝下面的街上细看。但见，遍布这条狭窄、蜿蜒的大街的是：
　　左边，通往奥德翁广场的地方，在一片碎石、铺路石和砍断的树枝中，一个钢盔闪亮的CRS警官方阵正在缓慢、谨慎地进军，就像是古罗马的兵团。真皮长筒靴踩得脚下的碎石吱嘎作响。他们戴着黑手套的手里握着警棍和防暴枪，他们金属的防护盾联结的形式就像那个由十六个方格组成但只有十五个方块可以移动的儿童益智游戏。在整理队列时，其中一位因为移动留下的空隙立刻就会由另一位填补，而金属防护盾的联结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街道当中，有一辆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小汽车安心惬意地仰躺着，活像个等着换尿布的婴儿。有棱纹的、华夫饼花样的铸铁栏杆像一套钢件组合玩具一般被从人行道边硬拔出来，就地摊在人行道上。
　　右边，一直漫溢到人行道上的是一股涌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人流，胳膊挎在一起，拳头举到空中，由一位青春期的“热情之花”（注： Pasionaria，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Dolores Ibárruri，1895—1989）的笔名。）她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充满激情的演说家，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创造了共和国的战斗口号“不准他们得逞！”，一位穿粗呢外套的圣女贞德，高举着一面巨大的红旗，迎风招展。
　　这些年轻人一边进军一边歌唱，毫不扭捏地迎合着大众口味——意即，迎合那些跑到阳台上的一家之主以及那些吃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加入到队伍中去的人的口味，结果给人感觉似乎是街道本身在大声歌唱。它在唱的就是那首实际上最优美、最动人、最流行的歌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面对眼前的奇景，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的惊讶程度简直不亚于萨拉·伯恩哈特（注：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以音色优美、台词、声乐技巧及感情变化丰富著称。），据说有一次她的马车夫载她从她的私人旅馆去法兰西喜剧院时取了一条不太熟悉的路，当经过玛德琳教堂时，她叫道，“一家希腊教堂跑到巴黎市中心到底干吗来了？”
　　就算是他们都听到过传闻，听到过嘈杂的市声，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作为游戏伴奏的特雷内唱片的补充，但对他们而言，这伴奏也就不过跟一部影片的配乐一样自然，至于出处何在，谁都不会想到去深究。令他们大为惊异的是，他们此刻才突然发现，这种半听半不听，几乎出自下意识的回响竟然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部影片的配乐，对于这个影片他们只是看客，差不多根本没有参与进去。
　　泰奥第一个醒过神来。“我要下去，”他道。
　　他从阳台上转过身来要去浴室用冷水洗洗脸。马修和伊莎贝尔跟在后头。这一刻谁都沉默不语。他们迅速、满怀期待地走向他们的浴室。马修背过身去，把脸上和胸前那些神秘的符号抹去。大便干了之后就像泥巴干了后一样硬，雪片般落到盥洗池里。这时，他的圣地亚哥教养才重新抬头，于是他跨入浴缸，打开淋浴开关全身洗了个遍。另外两位都没费这个心。
　　他们把仍然乱堆在走廊漆布地毯上的衣服拢到一起，拣出内衣、衬衫、牛仔裤、袜子和鞋子穿上，仍然一言不发地跑下楼梯，来到街上。
　　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雨。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巴黎正被挂起来晾晾干。人行道、房子的立面、CRS身上的雨衣都因为潮湿而闪着光。被翻了个个儿的汽车是辆红色雪铁龙，车门已经被硬拽下来当锁子甲用了。挡风玻璃已经粉碎，行李箱瘪了进去。高唱《国际歌》进军的年轻示威者已经在车后面蹲下来，身着蓝色牛仔裤、红色领巾和两三层套头衫。
　　咖啡馆已经关门闭户，桌椅已经乱七八糟地堆了起来。咖啡馆的常客手里端着窖藏啤酒或是咖啡的杯子，透过平板玻璃窗往外看。有些人甚至仍然在平静地读报，读着就发生在外面街上，距他们咫尺之遥的地方发生的骚乱，就像那些虽置身音乐会现场却仍然拿着手电参看乐谱的乐迷。
　　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个右颊有道疤的北非年轻人一边笑得露出赤缝过宽的牙齿，一边在来回地猛拽弹子机。另有一个法国人，俯在吧台上跟酒保闲谈，那位酒保手池洗碗巾，正优雅地转动手腕清洗并擦干一个个空酒杯。他身后的咖啡壶则发出盖过任何爆炸物的噪音。
　　在这一刻中发生的各种活动感觉上仿佛有无限长，就像是在拍摄一个战争场景之前，演员、工作人员、摄像师和临时演员都在等着导演的一声断喝：开机！
　　虽然如此，喧闹声仍然令人心惊。除了叫喊、口哨和高音喇叭之外，还有那辆雪铁龙的电喇叭发出的一声悲嚎：它被硬楔进一块扇形的铁栅栏。而在所有这一切喧哗与骚动之上，仍然能辨别出一种细弱游丝、几不可闻然而坚韧高拔的静寂的张力，那种悬置、充满预期的静寂，是预告危险的特技飞行的一阵马戏团的鼓点敲过之后的那种跃跃欲试的静寂。
　　在这暂时止息的一刻，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似乎是通过立体镜一般将所有的细节尽收眼底：戴着骷髅头防毒面具的CRS，随处乱扔的铺路石、挤满了人的咖啡馆，从那辆雪铁龙破碎的挡风玻璃下面冒出来的烟，阳台上的市民，透过栏杆的空隙看到的一个孩子的头，向四处散开的示威者以及那位穿粗呢外套的“热情之花”高高擎在手里的红旗。还有涂写的标语。因为墙只有嘴巴，没有耳朵。
　　墙可以说话
　　路面下是海滩
　　禁止即禁止
　　把我们的愿望当作现实吧
　　社会是一株食人花
　　学生们，工人们，起来战斗
　　快跑，同志，旧世界就在你身后
　　自由表达
　　想象万岁（注：标语均为法文。）
　　然后就是导演的一声断喝：开机！
　　CRS开始前进。他们的警棍在空中就像在水下一样柔韧。罗马军团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了个人。他们或是单个或是成双，防毒面具使他们看起来就像异类的火星人，他们向前进发，每个人速度各异，倾斜盾牌抵挡从雪铁龙那边扔过来的石块、树枝、挡泥板和水弹（注：一种当作武器投掷用的充了水的纸袋。）。
　　起先，示威者大体上还能坚守阵地。有些蛮勇之士举起拳头表示要战斗到底。他们试图重整《国际歌》的合唱，但歌声逐渐被散乱的喊叫和讥笑所取代。然后，当手边那点武器弹药耗光之后，他们就只得抓到什么算什么，脚下绊到开裂的、不规则铺就的路面，重重地跌倒在地，伤了膝盖和脚踝。
　　CRS开始投掷催泪弹，弹筒先是砰地一声落在地上，然后有那么一刻什么反应都没有，在大家莫名其妙之际，但见从弹筒中升起一股股细细的橙色气体，呈椎形盘旋上升。这些气旋逐渐膨胀到巨灵般的体积，罩在示威者和CRS头上，就像是阿拉丁的油灯里释放出来的神仆那无法控制的能量。
　　阳台上的市民迅速撤退，马上紧闭百叶窗和窗户。像参加战斗前把面罩铿地关闭的游侠骑士，示威者一个接一个纷纷用薄绸手绢掩住口鼻。然后他们就开始四散奔逃，秩序井然的军队随后追击。
　　一个年轻的黑人被两个CRS堵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前。他闭着眼睛，手指防护性地紧紧遮住他卷曲的短发，在两个警察有条不紊的殴打之下倒在人行道上。从拥挤的咖啡馆里面望出来，只能看到警棍的起落，像钟摆一样有规律。那些最靠近窗户的顾客紧贴在玻璃上，鼻子都压扁了，千方百计想看到警棍打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终究还是徒劳。
　　稍远处，有位身着胶布雨衣的年轻女士，很上镜，很有嘉宝风韵，红褐色的长发遮在一顶胶布软帽下面，被警察追着跑过街道。她跑到一楼一扇打开的窗前，跑过了窗户后又扭头跑了回来。窗边的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起先惊恐地呆望着，然后积极协助那位女士，她匆忙跳过窗台进入他们的公寓。虽然他们马上关闭了她身后的窗户，一位警察的警棍还是毫不留情地打破玻璃硬捅了进去。
　　现在，因为催泪弹的缘故，大家都泪如泉涌，那些示威者四面奔逃，朝前两步，又朝左或朝右一步，像象棋中“马”的走法（注：knight，通常做成马头的形状，一次可以水平移动两格、垂直方向一格或垂直移动两格、水平移动一格。），偷闲突然转过身去捡起一块石头朝后猛掷，一边取笑着，嘲骂着，猛地转向，打滑，跌倒，将伤者抬下火线。与此同时，就像身披斗篷、头戴冠冕的“象”一般呈对角方向横扫棋盘，CRS们无情地驱赶着他们，沿着拥挤的街道，一直朝向奥德翁广场方向追赶。
　　马修跟泰奥和伊莎贝尔已经被人群冲散，他在街角撞到一个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年轻人身上，他肤色深深的英俊面庞上有一道道血痕，像极了伊莎贝尔收藏的肯尼迪家族的那位公子。他被吓破了胆。在他裆部有一块三角形的污迹，并沿着左腿的裤线一路向下延伸。
　　面对这个风暴中的弃儿，马修被深深地触动了，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形象突然展现在他们面前，那个在国家美术馆门前过马路的让他销魂的怪物。而此时，他被这个年轻人的高贵深深打动，他那血痕纵横的脸、他紧闭的眼睛、他的绸巾以及他沾污的牛仔裤的高贵。
　　当时泰奥的电话过早地把他从梦中惊醒。然而这一次不再是梦了。他将实现那一奇迹。他要使死者回生。
　　他在那个年轻人身旁跪下，年轻人因为自己失禁而备感羞耻，笨拙地试图用柔弱的手遮住裆部那块污迹。但马修更加实际、更有效率。他把那个年轻人的手从裆部挪开，搭到自己肩膀上，支撑他坐起来靠着墙。
　　“听得见我说话吗？”马修在他耳边低声道。
　　那个年轻人一言未发。
　　马修抬高嗓门。“你能走吗？”他问。“如果你努力一下肯定可以，你可以靠着我。我用肩膀支撑着你。”
　　但他们才站起来，年轻人的腿就直溜下去，再一次跌倒在人行道上。
　　“都交给我。你能行。很好，非常好。”
　　马修终于费尽力气扶他直立起来，让年轻人的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脖子，脚拖拉在后面，他开始把他脱出CRS的射程。
　　但没走几步，他就被一个三十大几的胡子男给拦住了。那人穿的黑色皮夹克、米色棉质休闲裤、开领运动衬衫和无框黑色墨镜摆明了他就是个穿便衣的警察。脸上还长满粉刺，看上去山羊胡底下的脸刮得很不干净。
　　他脖子还挂了架相机。他一直在拍那些“头目”的脸。
　　他用肩膀把马修猛地往旁边一撞，那个年轻人一下子又滑回到他倒卧的墙角，简直就像卡通片里一个被压路机压扁的人物。
　　“你他妈的要干吗？”便衣警察朝马修啐了口唾沫。
　　“我？我想——”
　　“如果你不想瞎搀和，不想进局子，那就马上滚蛋！滚！”
　　“但是，先生，你自己也看到了，他伤得很重。他需要治疗。”
　　警察一把薅住马修的衣领子。
　　“哇哦，哇哦。你不是法国人，没错吧？那种口音怎么说来着？”他嘀咕着，紧紧卡住马修的脖子。“德国人？英国人？英国的？”他说，着重发出形容词格，让对方更容易听懂。
　　“我是美国人。”
　　“美国人？哇哦，祝贺你，我的朋友，我的杨基朋友。”他抬脚用皮鞋的金属尖头踢了一下马修的脚踝。“你自讨没趣，要被驱逐了。驱——逐——了。明白吗，小家伙？”
　　马修在他的控制中不断扭动挣扎。警察那焦褐色的手指让他直起鸡皮疙瘩。他呼出的口气中带有高卢牌香烟的味道。
　　正在此时，泰奥神奇地现身在他们面前。手里握着块板砖。还没等警察先生回过神来，泰奥那块板砖就猛拍他脸上。就这一下他就给放倒在地。他呻吟一声，赶快去捂鼻子，两个鼻孔马上血如泉涌，黑眼镜从一个耳朵上耷拉下来，像是松下来的半拉旗子。
　　泰奥拉起马修抬腿就跑。
　　“他怎么办？”马修牵挂的是那个年轻人，现在还躺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我们难道不该——”
　　“你白痴啊？”
　　焦急的伊莎贝尔这时也过来了，他们紧跟着示威的人群，像一阵急流投奔大海一般被驱赶到奥德翁路口。
　　十字路口满目创痍。小汽车都翻倒，公共汽车被点着，咖啡馆被砸毁，餐馆被抢劫，被落在后头的伤者一瘸一拐地沿着便道费劲地挪动——这一切在在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刚刚目睹的遭遇战跟十字路口的这场战斗比起来只不过是一场小冲突而已。
　　在奥德翁广场中央，一道街垒已经筑就。为了建它，圣日尔曼大街两旁已经长了几个世纪的法桐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砍伐殆尽。战斗已经结束，胜也罢败也罢，这个街垒却仍然横跨在大街上，再无人把守，除了当篝火点燃再也一无用处。
　　有位老人，头戴一顶藏蓝色贝雷帽，一只眼睛上蒙着眼罩，躲在丹东剧场的入口处。他脚下是像雪一样咯吱做响的碎玻璃，他努力在试图理解眼前的一切。泪水从他那只好眼里滚落。他大叫，并不是对着特定的某个人，“恶棍！无赖！这些树就是巴黎历史的一部分啊。被毁的是历史啊！”他还没能理解，历史其实同时也被创造着；这一历史，准确地说，就是通过砍倒大树造就的，就像要煎蛋就先要把蛋打破一样。
　　地铁入口旁边是一根莫里斯像柱，柱顶上蹲着一位身着浅绿色风衣、大腹便便的年轻人，情形宛如帝国大厦顶上的金刚（注：电影《金刚》中的经典场景。）。他一直在试图站直身子，在前后左右摇摇晃晃了多次之后，他终于保持住了平衡。当他终于可以得意地俯瞰底下这一片创痍时，恐怕真会看到他像那只大猩猩一样胜利地拍打自己的胸脯呢。
　　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凭着直觉沿着路口南面的人行道疾奔下去，一路经过丹东剧场，经过地铁口，经过莫里斯像柱，来到拉辛路。拉辛路上的医科学校还开着门。院子里挤满了前来避难的示威者，情形好比大使馆里挤作一堆的难民。墙上贴满了宣布各种委员会、会议和集合的油印海报；还有各种宣言、最后通牒的海报，以及蜡纸印刷的恶毒攻击内务部长马塞兰、警察局长格里莫以及戴高乐的讽刺文章。
　　三个朋友眼见里面着实热闹，就走了进去。
　　里面的气氛真是任性胡为、异想天开到了极点。那些不过十几岁的医科学生戴着外科医生的口罩抵挡催泪弹的毒气，在走廊里游来荡去。不知道哪个小无赖在转门到手术室的上方钉上了一副头骨和交叉的腿骨——并非什么旗帜，是真的头骨和腿骨。在地下室，在校停尸房里，五六具冻得硬邦邦的裸体尸体被放在闪着幽光的担架车上示众。
　　在那个冰冷的白色房间里，这些死亡的雕像，这些死亡的残缺而又灰尘满面的石膏模型，就这么暴露在肆意淫秽的品头论足和光天化日之下，看起来更像是死亡本身。他们全身上下都遍布着死亡，就像一个垂死的病人身上遍布着癌细胞。恐怕连耶稣基督都无法使他们复生了。
　　就在这些尸体旁边正展开一场讨论。如果学校被包围，是不是该把这些尸体运到院子里，从大门顶上扔出去砸那些CRS？
　　熙德（注：The Cid（约1043—1099），西班牙军人，Diaz de Bivar的称号，抗击摩尔人的英雄，被国王阿方索六世所逐，征服并入主巴伦西亚（1094），其业绩被加工渲染，写成多种文学作品，如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确实早就有过光辉的示范，他的尸体被绑在他的马鞍上，率领着西班牙军队与摩尔人奋战。但问题是没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没人敢拍板该怎么做。这些力破旧传统的年轻斗士面对死人就此止步了。
　　一小时后，有消息称CRS已经调头沿大街朝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方向而去，那些当天不当值的学生，即姓名没有在学校中央走廊的布告板张贴的占领期间值勤人员名单上出现的学生，都偷偷溜到街上回家去也。
　　因为怕受到奚落，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也一声招呼没打就开溜了。
　　奥德翁路口因为没有了行人和交通，使它看起来像个巨大的、通风良好的电影布景。在每个方向，沿着它的每条支路：孔代路、古喜剧院路、奥特弗伊路，有三三两两的示威者，有还在流血的，也有侥幸没有受伤的，从这个大戏曾经上演而如今已被废弃的舞台上溜过去。最后，还出现一位身披宽大斗篷的年轻男孩，他时不时地来个急停，以一个戴假发的非洲黑人恶作剧的脚尖立地旋转舞姿捡起一块逃亡的同志落在阴沟里的血迹斑斑的红色绸巾。
　　当天下午，他们意外地发现，圣米歇尔广场竟然幸免于难。不过，也只有喷泉周围的一家啤酒店还开门迎客。他们本来打算穿过圣米歇尔桥到西岱岛，然后经再南边一点的一座桥重新穿越塞纳河，但正当他们走过那家啤酒店的时候，店里有个人在窗户上直敲。
　　“泰奥！泰奥！”
　　是夏尔。他比泰奥大一岁，原是泰奥的同班同学，后来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读经济，因此失去了联系。甚至在学校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就是个保守党和资本主义者。他读《华尔街日报》，为此他不得不向一个困惑不解的报刊经售商专门订购，当他不过是要“去银行”时，他会轻快地标榜“去见我的银行家”。不过，在一个愤世嫉俗的世界里他却并非一个愤世嫉俗者。泰奥很是欣赏他那种古板的属于旧世界的骑士风度、他上下挥动的手臂以及能晃动他纳肩宽背厚的高大身材的不出声的大笑。
　　他们走了进去。
　　就夏尔一个人端着杯窖藏啤酒站在窗前。他简直判若两人。身上不再是早已成了他的标志的像是在出于戏仿目的才穿上的严肃的黑色西装，他穿了一件紧身皮夹克，带肮脏的镶毛领子，一条斑斑点点的牛仔裤和一件太过花哨的格子呢衬衫。更出奇的是他的脑袋，周边的头发全部剃光，只在头顶结了个中国式的发髻。
　　“简直不敢相信！是泰奥！一向可好？”
　　泰奥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夏尔？是你吗？”
　　“你什么意思，是我吗？当然是我。你不认识我了？”
　　“你，我认识。”泰奥指着他头上的发髻。“它，我不认识。”
　　夏尔拧了拧它。
　　“不喜欢？你不认为很称我吗？”
　　“我不明白。”
　　“你什么不明白？”
　　“你，”泰奥无助地道。“一直那么时尚，那么衣冠楚楚。双排扣西装、圆点图案的领带、《华尔街日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夏尔倒是在打量泰奥。
　　“你自己也变化好大，你知道。你身上发臭，比如说。”他指着泰奥的衣服。“这堆抹布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活像是从左拉小说里走出来的某个人物。”
　　“说来话长了，”泰奥沉吟片刻后才道。
　　紧接着的是更长时间的沉吟，夏尔这才开怀一笑，答道，“我又何尝不是。”
　　然后他吻了吻伊莎贝尔，跟马修握了握手，因为他不是影迷，跟马修还是初次见面，接着道，“我请大家喝一杯如何？”
　　他们却想要吃的。
　　“吃的？哦，我恐怕，”夏尔一边说，一边瞥了一眼吧台。“总归有点短缺。不过我看看能搞到点什么。”
　　他们不明白他说的短缺到底什么意思。不过已经有太多他们不明白的东西了。
　　几分钟后，他拿着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回来时，泰奥又问起了他。
　　“那发髻，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直在蒙古。”
　　夏尔明显是想享受一下他的回答造成的影响。他如愿以偿。
　　“蒙古！”
　　“我跟一个游牧部落一起在戈壁沙漠待了七个礼拜。”
　　“但你的学业呢？综合工科学校呢？”
　　“哦，我的学业……”
　　他茫然地盯着前方，仿佛那些学业属于他一生中某个阴暗的已经死去的时期，早就一去不返了。
　　“四周看看吧，泰奥。历史、知识、想象——它们已经搬演到了大街上。它们正在发生着。它们不再是精英的私人财产了。”
　　“我倒不知道，”伊莎贝尔道，“《华尔街日报》一直发行到戈壁滩。”
　　“我不读法西斯的垃圾。”
　　泰奥和伊莎贝尔被这个改头换面的家伙闹懵了。
　　“你到底怎么了？”泰奥大叫。
　　他盯着那些战斗中的幸存者，现在他们正在喝啤酒和可乐，就像是两节课之间的稍事休息。“大家到底都怎么了？为什么四处都有那些街垒，那些CRS的警车？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在基督的份上！”
　　“你是认真问我这个问题？你真的不知道？”
　　夏尔细查着泰奥的表情，只道他是在取笑。
　　“真的！我是真不知道。”
　　“那你一直在哪儿待着呢？”
　　“我不在……”
　　“不在？那你又是怎么回来的？”
　　“回来？”
　　“你是怎么重新进入这个国家的？”
　　泰奥没有回答。夏尔的眉毛扬得像两个浓重的音调符号，望着泰奥茫然的眼神。
　　“我开始怀疑一直待在戈壁的是你老兄了。”
　　终于，夏尔认识到，出于某种他无法理解的原因，他的这几位朋友对已然撼动巴黎十大全体师生、然后是整个巴黎、然后是“六角形的四个角”（新闻广播员乐于这么说）的这场剧变一无所知。他开始跟他们讲述这场已经被称为“五月事件”的传奇。
　　于是，他们这才得知他们自己的亨利·朗格卢瓦被逐于电影艺术馆如何成了五月事件的导火索；他的被逐如何至少是使早就已经郁积的反抗精神找到了突破口，点燃了一盏像奥林匹克的火炬一样手手相传的灯火。
　　“这可不单单是在大学，不单单是巴黎！”夏尔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冲动的激情。“整个法国都在罢工。电话瘫痪，银行关门，不再有邮局，实际上也没有汽油了。是真真正正的总罢工，学生和工人联合了起来，组成反抗共同敌人的共同阵线。一个新社会就要诞生了，泰奥，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大资产阶级和小布尔乔亚，没有大法西斯分子和小法西斯分子的世界。一个再也不需要旧世界那些陈腐的老旧大师的世界！不再有达芬奇！不再有莫扎特！不再有莎士比亚！”
　　他喘了口气。
　　“不再有西区科克！”
　　“千万别！”泰奥大叫。
　　他又喘了一口气。
　　“你等着瞧吧，老朋友，”夏尔温柔地喃喃道。“等着瞧吧。”
　　巴黎成了个狂欢节。米歇尔·福柯在莫贝尔-缪塔里蒂阶梯教室领衔主讲，萨特在巴黎大学，让-路易·巴罗（注：Jean-Louis Barrault（1910—1994），法国演员、导演兼制作人，以扮演哈姆雷特和影片《天堂的孩子》中的角色而闻名。）和玛德莱娜·勒诺（注：Madeleine Renaud（1903—1994），法国演员，以娴熟的表演出色地表现出探索性戏剧的深刻内涵。）联袂在奥德翁剧院演出。购票的观众排成长龙，好的座位要加价购买，往往只剩下站票。
　　六楼、七楼的老太太把一盆盆水往CRS的头上倒，然后以跟她们的年龄和身份不符的速度和热情关上窗户、拉上窗帘。焦躁的母亲们一直跟着示威者的队伍，一旦发现了自己十几岁的孩子就揪住耳朵往家里拽，才不去管孩子们大叫他们的示威是合法的抗议。这些青少年还算不得最年轻的斗士：因为孔多塞公立中学开除了一个学生，巴黎的中学生已经决定要举行他们自己的罢课。他们放下钢笔和木头铅笔盒，跟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并肩沿着左岸的街道游行示威。“接下来还要怎么样？”《费加罗报》一位愤怒的头头怒吼道，“我们还期望看到读小学的小孩也站起来反抗吗？”
　　夏尔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德国年轻人。
　　这位科恩-本迪特绰号红色丹尼。他是他住的那条街道的代表。他向街道的居民演讲，自命为街道的代言人。他就像俄耳甫斯能迷惑野兽一般迷倒了整条街道的居民。哪怕赴汤蹈火，那条街道也会跟着他。
　　原来的街道总是一到住户的家门前就胆怯地止步不前。现在，同样的这些住户在邀请它进门。街道走进了各户的家门，当作自己的家。那一天终将会到来，夏尔说，终有一天，议会大厦将被巴黎所有的街道包围，红色丹尼将率领他街道的朝臣、他街道的大军冲出一个齐肩高的入口，他会像个人形的凯旋门一样放射出光芒。
　　
　　泰奥惊得目瞪口呆。整个国家已经被翻了个个儿，而他竟完全蒙在鼓里。现在他明白特鲁维尔为什么没电话打来，为什么诗人跟他妻子未能返回，为什么他们那位蓝色黑人夜总会的姑母不再费心照顾他们的福祉，为什么他们能够宛如置身荒岛一样孤独、胡闹这么久了。
　　咖啡馆里越来越气闷，人已经过于拥挤，他们于是决定离开。细雨斜斜地敲打着人行道，他们不得不躬着身子走路，感觉就像穿着沉重靴子的马戏团小丑。
　　“你们都需要接受再教育，”夏尔道，然后又神秘兮兮地加了一句，“跟我一道去马斯佩罗吧。”
　　“马斯佩罗是什么人还是什么地方？”伊莎贝尔问道，一面合起手掌挡着风点了根香烟。
　　“你们都是火星人，你们仨。跟我来，眼见为实。”
　　马斯佩罗近在咫尺，就在圣塞弗兰大街上。原来是家书店，前门上方写着个招牌：读书之乐。
　　走进书店，但见四面墙壁上贴的宣言、口号跟医科学校里的一样多，与其相伴的是蜡纸印刷的招贴画：高举的拳头紧握炸弹和玫瑰。但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三幅丝网印刷的肖像：切·格瓦拉、毛泽东和胡志明。
　　第一幅肖像简洁对称到极点，就像在空白之上几笔涂抹出他乌黑的卷发、黑色贝雷帽、他浓黑的眉毛以及更加浓黑的胡须，让人想起罗夏测试中的墨迹（注：一种心理投射测验，由瑞士精神病学家Hermann Rorschach（1844—1922）首创。具体做法为请被试者描述所见的10张墨迹图，按照被试者所见之物体在墨迹上的部位、重点描述的刺激特性的种类、感知的内容等反应计分。测验者将这些分数跟常模比较，对被试者的人格进行描述。）。第二位的面孔看来像宦官般熠熠生辉而又莫测高深。第三位具有典型的“满大人”式的颧骨和胡子，如果把这张脸倒转过来，就会成为另一张不这么有自信的脸，就像瑞克斯·惠斯勒（注：Reginald John ("Rex") Whistler（1905—1944），英国画家、插图画家、舞台设计家和壁画家，模仿画和“错视画”大师。）讽刺漫画中的怪异形象。
　　显然，读书之乐的顾客更多地把它当作了图书馆而非书店。店里的书籍已经被翻旧了，乱摊在桌面或硬挤在白色的木质书架上，正被大约一小时前还在街上游行示威的同一群年轻人翻阅着，倚着墙或是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没一个人看来打算掏钱买一本。就连那位书商也两脚翘起来架在柜台上，椅子靠得倾斜到马上就要翻倒，正泰然自若地读罗莎·卢森堡（注：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参与创立斯巴达克同盟，与李卜克内西等同被杀害。）。
　　一个角落里站着一群拉美的学生。你知道他们是拉美人，因为他们以撩人的姿态内行地戴的切·格瓦拉式贝雷帽，因为他们脚上穿的带有跟水手结一般复杂绑腿的钉平头钉的靴子以及他们戴的革命者的老奶奶眼镜。他们抽的短小的小雪茄长时间倾斜地衔在唇角，都被浸湿了，散发出一种辛辣的香味，每抽一口都得重新点一次。运动风的萨帕塔式小胡子（注：源自墨西哥农民领袖Emiliano Zapata（1879—1919），是一种两端朝向下巴的小胡子式样。）假得像是小孩子乱涂在广告板上的，他们乐于把自己想象为政治流亡者。但再没有比他们伪装出来的疲劳更可笑的了。
　　夏尔开始从桌子上捡书，机械得就仿佛在超市购物。那些书印得都很粗糙，而且很小，刺目的黑红色封面让人想起那种革命小册子。它们肯定会搅乱诗人藏书室里那种贵族式的宁静。诗人肯定会带着艺术收藏者取笑复制品的不屑拒斥这样的廉价平装本的。
　　“读读这些书，”夏尔道。“或许你就能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以及将要如何改变了。”
　　伊莎贝尔把手里的书翻了翻。
　　“Das Kapital在哪儿？我们是不是该从Das Kapital开始？”
　　“《资本论》”——对夏尔这位已经颇得到些真传的信徒而言，这本著作已经溶入他自己的语言了——“就是我们的圣经。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著作。但当作入门书来读就实在太难了。你得努力挣得读它的权利。”
　　“怎么付书钱？”泰奥问。“我们破产了，你没注意到？”
　　“先拿着。所有的人都这么干。等你有了钱的时候再付。如果还能弄到钱的话。”
　　离开书店后，它们沿着圣米歇尔大街信步而行，大街上空盘旋着一团灰色的烟雾，拿不定主意该往哪个方向飘。
　　他们边走边谈。准确地说是大家边走夏尔边谈。
　　若非有他对群众起义的天真信仰，他一五一十的转述听来就会成为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然而他的演讲毫不陈腐，因为谈论改变这个世界本身就有改变谈论这个话题的人的奇效。而且，因为泰奥和他妹妹至今未能真切地认识到周遭发生的变故的性质，兄妹俩觉得自己又一次成为一种理想、一种魅惑、一种令人兴奋的新型毒品的奴隶了。对于他们这样的瘾君子而言，这些术语已经变为毒品的同义语。
　　而对于马修而言，他的眼睛就像奥什街教堂里的圣母像，虽然睁着也像是闭着，因为靠得太近，反而探不清是深是浅。
　　他们到达圣日尔曼德普雷街的“药房”（注： Drugstore，巴黎一处著名的餐饮、购物中心。）时正好四点半。那个钟点正好是这条灰色大街变得温暖明亮的时刻。
　　“借我点钱行吗？”伊莎贝尔对夏尔道。“我想买几包烟。”
　　“药房”挤在一家亮着绿色十字氖灯的真的药房和一家外面的招贴像个倒置的红色灭火器的香烟咖啡馆（注：café tabac，兼售香烟的咖啡馆。）之间。加了玻璃罩的露台里面的年轻侍者身穿鲜艳的格子呢运动上衣在忙着上香蕉船和冰淇淋糖水桃子，外面的街上有一群男妓，穿着他们这一古老行业的最新流行衣饰，或偷偷摸摸或招摇喧嚷地在他们的地盘上巡行。
　　他们穿过空荡荡的大街。
　　伊莎贝尔去买烟的时候，剩下的三个男孩进了“药房”。左手有一道楼梯通往一个餐馆，餐馆的桌子围绕一个可以俯瞰底楼的小小的圆形画廊层层排开。墙上是用青铜雕塑的名人的巨大的双唇：碧姬·巴铎、德纳芙、艾尔莎·玛蒂内利（注：巴铎是法国著名性感女影星，玛蒂内利是意大利著名女影星。）。再往左，是通往第二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餐厅的楼梯。后面，是一段向下的楼梯，通往一楼一家出售据说可以抚慰人们紧张神经的各种小玩意儿的商店：一个滑轮上装有一排小金属球，当开始运行的时候就会因为相撞而发出悦耳的撞击声；一个矩形的玻璃框镶在一个水压槽之上，里面充满水银，拉一下杠杆，里面就会腾起葛饰北斋（注：Hokusai（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其历史场景画及风景画闻名于世，主要作品有《富士山三十六景》(1826—1833)等。）式的海浪。
　　尽管从封闭的露台望去，视野被一整排沿街停泊的CRS警车所遮蔽，“药房”的顾客仍然从容不迫地消费着他们的干酪汉堡包、尼斯式色拉和炖小牛肘，仿佛一切照常，仿佛这个五月跟别的五月毫无二致。这些人穿着背后有很大开衩的意大利式夹克，里面是饰有袖口和宽大尖领的开领衬衫，领口翻出在夹克翻领之上。其中一位站起身来的时候，脖子上挂的黄金耶稣受难小像就会在灯光下一闪。女士们全身披挂着手镯、脚镯、颈饰、耳环和各色挂件，简直像阿尔卑斯山上母牛的颈铃一样铿锵作响。
　　夏尔满怀嫌恶地观察着他们。他已经看到他们目瞪口呆地望一个行刑队，受难像从领口脱出来，母牛的颈铃也永远不响了。“这就是我谈到的那些小法西斯分子，”他喃喃道。“只配扔到历史的垃圾筒里。”
　　伊莎贝尔买烟回来后，泰奥问夏尔当天晚上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个住处。不必细述他们的不安，他们也知道不能这么快就回到奥德翁广场边的那幢公寓里去，直到当天清晨，那个公寓一直彻底地与世隔绝。
　　夏尔没多问也没提别的条件就一口答应了。不过他告诉他们他得回家洗个澡换换衣服。他们可以六点在当费尔-罗歇罗广场碰头。巴黎十大已经重新开课，十大的学生于是决定，他们的胜利虽然证明历时短暂，也值得举行一次踏遍整个巴黎的游行示威以示庆祝。当天上午的交火只不过是第一回合的演练。
　　原定计划是先进军到电视台，公开谴责电视台对起义报道的不力，然后继续前往最高法院静坐抗议故意歪曲法律法规以使他们几十位同志身陷囹圄的行径。但警察局长已经马上采取措施将所有示威者都限制在拉丁区的犹太人聚居区内。如果他希望就凭这一策略就能把他们抗议的锋芒斩断，那他真是白日做梦。他这一禁令已被视为一个约定，一个夏尔打算去当费尔-罗歇罗赴的约定。
　　夏尔住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四楼一个两居室的公寓，他租得很便宜，因为公寓正处在一个四周围拢的天井内侧，跟底层一样阴暗。泰奥曾在他那个客房里睡过，床垫就直接放在地板上，像学生宿舍一样。除了床垫之外，只有另外两件“家具”：一是一幅选自儒勒·凡尔纳小说的插图，放大并加了框，画的是一个戴夹鼻眼睛的胡子男站在装有透明圆顶的天文台那林木丰茂的背景前，指点身旁一位年轻些、没留胡子的人去看天上一弯光辉异常的新月，插图说明是：月亮！绰号叫博学者；再就是一个鱼缸，但实在太过浑浊，在里面定居的鱼类（假设里面确实有鱼定居的话，因为根本看不出来）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大洋最浑浊的深海里游弋，因为夏尔好几个星期以来太心无旁骛，没故得上换水。
　　他们到达夏尔的公寓的时是五点半多一点。他们已经忘了自己有多饿了，马上袭击了屋里的冰箱，把里面的意大利腊肠、奶酪和一碗小萝卜一扫而光。在准备去洗澡前，夏尔又扫了他这三位客人一眼。
　　马修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下巴抵着膝盖，他的上嘴唇上有一块冷而硬的白色条纹，就像一直在从纸盒里喝牛奶，下唇呈波浪形起伏着，就像一个孩子在模仿飞翔的鸥鸟。伊莎贝尔四仰八叉地平躺在夏尔那张凌乱的床上，纷乱的刘海遮在她脸上就像是波洛克（注：J. 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派主要代表，以用“滴画法”在画布上滴溅颜料作画著名。）的戏院幕布，她的眉毛像是两枚黑色羽毛。泰奥则颓然跌坐在一把又大又软的豆袋椅上。
　　“顺便问一句，”夏尔终于道，“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起先，谁都没吱声。然后伊莎贝尔作了答。她以儒勒·凡尔纳插图描绘的天文学家同样的姿态指着那幅画。
　　“那儿。去了月亮上。”
　　到了薄暮时分，六点半的时候，示威者聚集到当费尔-罗歇罗广场，爬到了贝尔福的狮子身上。
　　他们高喊着“释放我们的同志！”走过阿拉戈大街，路过模范监狱的时候，那些囚犯，虽然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学生，都从装有铁栅栏的窗户后头朝他们挥舞着隐形的手帕。
　　在圣米歇尔和圣日尔曼大街的交口处，CRS竖起了一个路障。路障既挡住了通往圣米歇尔广场和塞纳河诸桥的去路，也挡了去圣日尔曼大街的道儿，迫使示威者取道盖伊-吕萨克路和艾德蒙-罗斯丹广场散开，这个广场从大街上突出来，活像那位著名戏剧家最著名的主角的鼻子。
　　当天晚上，占领拉丁区的计划也在进行中。示威者的大部被CRS困在艾德蒙-罗斯丹广场和盖伊-吕萨克路之间，其余的则偷偷渗入周围的街道和广场：圣雅克路、帕台农路、埃特拉帕德路以及康特埃斯卡普广场。第一个街垒也用围栏、窗栏和铺路石建筑起来。
　　到十点的时候，由类似的街垒构成的复杂的迷宫已经从艾德蒙-罗斯丹广场延伸到埃斯卡普路，从虞姆路和盖伊-吕萨克路的路口一直到圣路易公学。但不幸的是，这些在地图上被误以为桥梁的街垒正好是桥梁的反面。原来的想法是，就像一艘船有好几层舱壁，如果有一层失陷，后面几层也不至于连带受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这也使撤退的可能几乎为零，因为这些街垒还要充当起军火库的作用。一旦受到攻击，示威者们的还击武器也不过就是铁栅、铺路石块等等这些构成他们唯一防护工程的东西，他们将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
　　十一点一刻的时候，警察局长出现在电视上，有整整一束麦克风直往他脸上杵，他耐心地解释他本人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他年轻的时候也挨过警察的警棍，因此他很了解甚至非常同情学生的动机。但凡事都要有个限度，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可竟然全不顶用。
　　之后，在直接面对示威者的致辞中，他用了一个比其应该软化的用词更可怕的“委婉语”，称如果至午夜时分拉丁区仍未被疏散，他将按内务部长的指示将其“彻底清理干净”。
　　十二点半时，由街垒构成的马其诺防线仍然巍然耸立，部长的指示于是传到了CRS中间。
　　这一处满目创痍的场景，既可以说月光惨淡又可以说月色撩人，鸟瞰之下，因那些街垒而纵横交错，简直就是一个棋盘，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正走进这个棋盘。
　　从夏尔的公寓出发——夏尔本人早在两个小时前就离开了——他们一路走过左岸的各个码头，走过奥塞伊、伏尔泰和康蒂码头，一直到拐进圣雅克路，在圣雅克路的街脚他们伫立了几分钟。那里充满了催泪弹的烟雾。街灯绕着紫红的光晕。街上的房屋都关门闭户，显得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在他们看来简直就像某个他们初次游览的城市，如苏黎世或巴塞罗纳般陌生。
　　在往战斗的中心走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头顶上有齐柏林飞艇般沉重的烟云笼罩在血红的天空中。每次有照明弹射到空中然后散落成一片火花到达地面时——仿佛只是为了让他们看清楚——都会照亮某一体现个人勇气和个人牺牲的场景：一位年轻的姑娘奋起拳头锤打那个把她的男性同伴的指关节击碎的警察；一位身穿开襟羊毛衫、脚登拖鞋的中年人从屋里冲到街上，帮助一群示威者扳倒一辆小汽车，也许就是他的汽车。
　　他们继续前行。
　　不知怎的，泰奥不可思议地一路大踏步走在前面，从左边的人行道冲到右边再奔回来，躲入空无一人的门洞，跑过街道和广场，伊莎贝尔和马修竭尽全力跟在后头——就像当初他们跑过卢浮宫的走廊和各个展室，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那一次赛跑就像是这一次的彩排——他们到达了艾德蒙-罗斯丹广场的街垒。在一家药房的十字标志下，他们在一个满是污渍的床垫上伏下身来，那个床垫靠几个木箱子支撑，有一簇簇的白色羊毛蹿出来，就像老头子耳朵里冒出来的白色耳毛。他们趴下的时候，街垒纵横交错的阴影就落在他们身上。
　　CRS手里的手电筒的光洒在墙壁、街垒、街垒后面的人脸上，伴着星光、路灯的光晕和白点。周围望去，可以瞥见一个人形、一个人形的某一部分，只是些杂乱无章的细枝末节，凸显出来，打着哈欠的嘴、草草打着绷带的前臂、偷偷摸摸交换的一个吻、指向某个方向的手指——但为什么？到底指向什么？指向谁？还有声音，刺耳的大笑，“CRS-SS！CRS-SS！”或“戴高乐——暗杀者！戴高乐——暗杀者！”的喊叫，但听起来就像一部影片做得很差的音响。
　　几个小时过去了，或者似乎过去了。
　　CRS三次、四次、五次地试图突破防线，结果三次、四次、五次地被赶回去。催泪弹的弹筒在街垒上横飞，头盔的面罩都拉了下来。街边楼上的住户打开示威者头上的窗户，往下扔毛巾让他们做防护用，又忙着去拿脸盆和水桶，盛满水后再返回阳台，把水往街上倒，因为据说冷水能削弱催泪弹的作用。
　　在泰奥、伊莎贝尔和马修藏身其后的街垒附近，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一位年轻的黑人姑娘正被三位CRS警官强行拖去审问。其中有两位一边往拢起的手掌里呵气一边不断用胳膊拍打身侧取暖，另一位则把她的头不断地撞向卢森堡公园的栏杆。那位年轻姑娘的头一撞到栏杆，那三个警官就一起数数，“……三……四……五……六……”
　　她被欺负得怒不可遏，终于脱下一只手套，用她那涂着指甲油的长指甲在攻击她的那个家伙脖子上留下了四道平行的抓痕，抓得实在够狠够深的，他们从广场对面的街垒后面都能，或者说几乎都能看得见。
　　那位CRS警官痛苦地尖叫。他极为小心地用自己的手指沿着脖子上的划痕摸了一遍，细看着指头肚上的血。他怒骂了一句“婊子！”然后用他的防暴枪狠狠地戳了一下姑娘的肚子。她摇摇晃晃、尖叫、悲嚎得像只受到折磨的动物，她跌跌撞撞地继续朝人行道走去，一条穿着网眼长筒丝袜的腿以一种怪异的角度抬起来，压在另一条腿上，就像一只正在上厕所的猫。
　　泰奥实在受不了了。他不顾头顶上的火箭弹、照明弹和催泪弹，站起身来冲上前去。在最后那一瞬间，那位警官猛地转过头来。泰奥蜷起膝盖，拼力向他裆部撞去，这一撞实在太猛了，泰奥都能感觉到他膝盖骨下面“咕唧”一声。
　　那位警官马上变得面如金纸。
　　但接下来，泰奥却致命地犹疑起来。他无法决定下面该怎么做。除非他冲进身后的住户避难或是爬过卢森堡公园的围栏通过它南边的某个门逃跑，否则他将受到来自梅蒂西路的两面夹击。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那么僵直地站在原地，简直就是芝诺悖论的活化石，在那儿等着，几乎是期盼、几乎是乞求着那两个距他只有几码远的警察以及那个拢起手心小心护着裆部、已经俯卧在地上的警察过来逮捕他。
　　眼看着警棍就要打到她哥哥的身体，伊莎贝尔用手紧紧蒙住了脸。她已经顾不上暴露自己会有什么危险，迅速爬上街垒，摇摇晃晃地从上面滑下来，擦伤了膝盖、脚踝和手背，不顾一切地赶上去帮她哥哥。
　　现在就剩下马修一个人了。他心跳越来越快，仿佛要撕裂一般，失去了控制。他拼尽全力要想出个主意来。要转移目标，他对自己道。他的朋友正受到伤害，正受到毒打。这时最需要的就是转移目标。
　　他狂乱地四处张望着，透过聚拢起来的各色暗影竭力想找个武器，或是某个道具。
　　他突然注意到在街垒的边上有一面红旗，夹在两片长方形的铸铁栏杆之间，已经被伊莎贝尔撞倒，就那么毫不引人注意地懒懒地平躺在石块之上。
　　他想起了那位身穿粗呢外套的“热情之花”。他本来就不乏勇气，这一记忆更使他豪气满胸。他将再次高举起这面旗帜。他将转移他们的注意，泰奥和伊莎贝尔就有可能安然逃脱。
　　他没有再片刻地犹豫，爬上街垒，举起那面旗帜并高高地挥舞。然后，他开始高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
　　他没有感觉到“剧终”那两个字正向他奔来，犹如从隧道中直冲出来的一列火车。
　　一声枪响。
　　挥舞着那面红旗，马修将自己变成了一尊塑像。
　　在街垒的另一边，一位CRS警官难以置信地望着他的机枪。他把它拿到近前，仿佛这才意识到它是装了子弹的。他取下了防催泪弹的面罩，面罩后面的眼里已经盈满泪水。
　　“我不是故意的！”他喊道。“我不是故意的！”
　　马修转过脸去，向前扑倒在地。
　　那一声枪响也使另外那三位警察呆住了，泰奥和伊莎贝尔挣脱他们的追捕，向马修倒下的地方奔去，在他两侧跪下来，抱起他的头。
　　他张开嘴唇。舌头僵硬地搭在下唇上。满是白沫。
　　从他扭曲的面容上，他们清楚地看到一个非但是孤零零地死去而且是活生生地死去的真相。
　　他曾努力想说些什么。
　　但即使已经死去，马修仍会念念不忘，他想说的话说晚了，实在是太晚了。
　　(
　　随着我们逐渐成人，我们对希望和幸福的信仰却越来越少，我们内心那些终将化为泡影的想望也越来越少。
　　那是十月初一个晴朗的夜晚。但狂风已经从塞纳河上吹起，滚轴溜冰高手的那些可口可乐瓶子在特罗卡代罗高台上来回翻滚，就像河上的小扁石一样随波逐流。艾菲尔铁塔就像个氖灯一般闪烁不已。
　　那一夜，电影艺术馆里高朋满座，那些没能找到空坐的耗子得到特许——下不为例——可以无视消防规则的要求，随便落座：坐在通往观众席的那段楼梯上，坐在座位之间的走道上以及银幕正下方那块铺着地毯的空地上。而那些到得实在太迟的观众，只得继续挤在门厅和楼梯上，绝望地摆弄着门厅里摆放的“实用镜”、投影遮暗器和幻灯机，幻想着没准会有一个座位会空出来呢，占到座位的某位老兄也许碰巧犯了癫痫呢。
　　由于大家一致提出抗议，抗议的威力又借助春天的事件大为加强，戴高乐终于被迫恢复了朗格卢瓦电影艺术馆馆长的职位。这两大国家机构：亨利·朗格卢瓦和法国电影艺术馆终于又联合为一体。
　　当朗格卢瓦走上电影艺术馆的舞台时，全体观众起立，自发地热烈鼓掌欢迎“浪子回头”。
　　他引见了当晚要在电影馆举行预演的《偷吻》的导演和主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和让-皮埃尔·莱奥。他们也受到热烈欢迎。然后灯光暗了下来，幕布似乎很不情愿地慢慢拉开。
　　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的是，影片一上来就是阿尔贝-德-曼恩大街及与其平行、通往电影馆的那条花园小径的镜头。这一镜头之外，还有特吕弗亲笔所书的献词：“诚将《偷吻》敬献给亨利·朗格卢瓦的法国电影艺术馆。”然后镜头慢慢摇向电影馆的入口，停在铁将军把门的格栅和门上贴的“关闭”牌子之上。观众席上群情激奋，掌声大作，对这一暗指热烈欢迎。有些观众忍不住再次起立欢呼。另有一些则暗自垂泪。
　　当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出现在银幕上时，背景音乐中响起了夏尔·特雷内的歌声：
　　夜晚，风儿敲着我的屋门
　　在熄灭的炉火前
　　跟我诉说逝去的爱情。
　　夜晚，秋日的歌
　　在颤抖的屋前
　　我想着那远去的岁月。
　　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
　　还剩下什么呀，美好的岁月？
　　只有一张照片，
　　青春的旧照片。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那些青春岁月，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是唱针又卡住了吗？
　　如果是，那也只是对于观众中的两个人而言。他们坐在第一排，当他们倾听特雷内时，他们的眼中就像身旁的人一样泪光闪烁。但他们的泪水却自不同的源头而来，也是为不同的人而流。
　　后记
　　这本小说的第一版出版于1988年，书名为《神圣的纯真》。那是本人的小说处女作，虽然总体上反响还不错——有几位评论者欣喜若狂，有几位表示轻蔑，大多数则介于这两者之间——但就在出版之际，我就出于某些原因很是不满意，之后也一直难以释怀。也正因此，虽然差不多小说刚一出版，就有电影公司接洽我的代理人意欲将其改编为电影，我则告诉他毫无商量余地拒绝了事。但此后这些年间也不断有制片人表示出兴趣，我干脆要求我的代理人连他们是谁、报价多少都不必知会我。（我在这方面是个老好人，一直不善于拒绝别人。）
　　我的代理人一直尊重我的请求，但坚持到2001年春他自己也缴械投降了。他觉得我应该希望知道（事实证明他没错）这次出价的不但是杰罗米·托马斯，迄今当代英国电影制片人中最敢作敢为、最少偏狭的人物（《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末代皇帝》、《超速性快感》等片的制片人），而且此次他代表的是一位我一直对其深怀敬意的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我接受了这次出价，而且接受了贝托鲁奇和杰罗米请我本人担任影片编剧的建议：接受这次出价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全世界再没有谁比贝托鲁奇更适合这部小说的主题了；愿意担任编剧是因为我正好可以在改编剧本的同时重写这部小说——或者不如说完成一部改写本——最初的本子我实在不满意。（当然——不必隐晦——我也因此赚了一大把银子。）改换的新标题《梦想家》是我的主意，不过舍弃原书名的动力源自贝托鲁奇，他跟我后来一样不喜欢它。这是后面无数改变的开始。
　　贝托鲁奇的影片已经存在了。如果读者诸君已经看过电影，他或她会认识到这本书虽然比第一版更接近影片，但绝对不是一部电影的小说版。我是有意为之。也许我能解释清楚干吗要来这套真真假假的把戏。比如：如果一个人穿了条深灰色的裤子，再穿上件同样也是灰，但又不完全是同样灰的夹克，结果看起来就会有点不尴不尬、不太优雅，给人的感觉像是要让这身杂凑硬充一身套装。还不如干脆穿件不同颜色的夹克来得漂亮。这也适用于一部小说与其电影剧本的关系。
　　所以，这也就是我的小说跟贝托鲁奇的影片的关系。它们虽不妨说是双胞胎——正像我小说中的双胞兄妹泰奥和伊莎贝尔——但毕竟各有千秋。
　　吉·阿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