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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身份认同的视角，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小说为例，探讨曼斯菲尔德如何通过书写理想的女性形象来展示白人移民在新世界构建属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曼斯菲尔德对理想女性的书写表明她对新西兰的认同。曼斯菲尔德的多重文化身份使她以跨国的视角进行创作，她的创作具有世界主义特征。
关键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新西兰 身份认同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以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她的创作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和新西兰女性的生活。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小说中突出的女性形象有老妇人、中年女性以及未成年女性。老妇人是新西兰第一代移民，她们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善良无私、勤劳朴实，新西兰培育了她们自强自立、乐观自信、泰然自若的品德。第三代女性在第一代女性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真诚善良，坚强乐观。由于当时的新西兰推行平等主义思想，新生代女性追求平等正义。
一、双重身份的融合
人的多重身份经过“翻译”（translation）和杂交（hybridity），形成新的身份。“杂交与融合——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源泉，创造出比晚期现代性更适合的新形式，而不是过去那种被困扰在过去的国家身份。”新西兰白人移民在新世界里融合了旧世界的传统特征和新西兰的特质。巴巴（ Homi Bhabha）认为：“意义的生产要求这两个场所在通过第三个空间的过程中调动起来。”身份的杂交虽然会造成碎片化、不确定性，但多重身份的融合能够吸收身份各种的优势，从而催生出更大的创造力。
老妇人不仅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坚强乐观，新世界使她们变得泰然自若（self-possession）、自强自立。这些老妇人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标志着白人移民在新西兰踏实生活，是移民的根本所在。
《序曲》（Prelude）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Mrs. Fairfield）“是所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祖母的典范——女性家长，精明能干，有爱心”，宛如圣母玛利皿，是仁爱和德行的象征。老太太照顾一家大小。她悉心照顾怀孕的琳达，无微不至地照顾外孙女，尤其疼爱凯茜皿（Kezia），晚上睡觉时法尔菲尔德太太给凯茜亚掖好被子。琳达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母亲是她的主心骨，她“看见她就放心了”，凯茜亚认为只有姥姥可以保护她，是她的“印第安勇士”。卡普兰（Janet Kaplan）认为，法尔菲尔德太太“代表更早、更传统的一代，完全接受她的角色。她关爱凯茜亚，慷慨、实际、勤劳，并且关注每个人的感受”。老妇人是第一代移民的典范，她是这个家庭的守护神，也是家人之间连接的纽带。老妇人善良无私，乐于助人，她们为家人提供了安全感。
老妇人善解人意，宽容大度。《序曲》中的老婦人体谅贝里尔（Beryl），宽容斯坦利（Stanley）。贝里尔尖酸刻薄，老太太却永远把她看作孩子，体谅她的处境。法尔菲尔德太太回想起贝里尔小时候被黄蜂螫的情形。“她似乎又看见贝里尔穿着一件格子呢的小连衣裙，肩上饰有两个红色缎带蝴蝶结，拼命叫喊着，弄得半条街的人都旋风似的跑了过来。贝里尔的腿肿得好厉害！‘啧——啧——啧——啧！’”法尔菲尔德太太把女儿永远看作孩子。《在海湾》（At the Bay）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宽容贝里尔。贝里尔虽然已经是成年人，老太太仍把女儿称作“宝贝儿”。她包容女婿斯坦利。虽然斯坦利对老太太粗鲁，她却设法缓解他的焦虑。《在海湾》中的老妇人体谅斯坦利。斯坦利是一家之主，他受现代文明的驱使，不得不赶时间上班，生活焦虑不安。他命令法尔菲尔德太太给他切面包。“妈妈，您就给我在那条面包上切一片吧，只有十二分半钟公共马车就要过来了。你们把我的鞋子交给使女了没有？”老妇人不慌不忙地说：“早已给啦，鞋子给你准备好啦。”斯坦利受现代文明的困扰，他的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失衡，他虽然富有事业心，但是一味地沉溺在物质世界里，不去追求“美好和光明”，而“美好与光明”恰恰是文化所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
第一代移民女性生活舒展从容。虽然家里有使女干活，但是她们亲自料理家务，把劳动当作享受。《序曲》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穿戴干净整洁，身心健康。“她身穿一件灰色印花绸衣服，上面印着大朵大朵的紫罗兰花，围着条麻布围裙，戴了一顶高帽子，那帽子活像个白细布做的果子冻模型。”老妇人把日常生活看作艺术，享受劳动果实。《在海湾》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平静从容。她在做早饭时，“微笑着，眼睛里流露出深感满足的神情”。老妇人们自在从容，享受她们的劳动成果。《序曲》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快乐。虽然她操持家务，但她非常满足。“她把坛坛罐罐放好，动作干净利落，从容不迫，慢悠悠地从炉灶边走到碗柜，查看食品室和储藏室，仿佛没一个角落不熟悉。她忙完了，厨房里顿时一切都井井有条。她站在房间当中，用一块格子布擦擦手，唇边露出一丝笑意;觉得厨房看上去很不错，满意极了。”老妇人们在新世界里享受着健康的生活。《航程》中的奶奶平静地对待生活。她坐船的时候，细致地脱衣帽。老人不仅勤劳善良，从容自在，而且脚踏实地，她们是新西兰人民生活的根本所在。
第一代女性在新西兰创建美好家园，她们注重现实。《序曲》中的老妇人和琳达站在花园里，感受着花园里草木的香味，关心果树的长势。“新西兰生活的便利与旧国家的英国生活大同小异。但更温和、阳光更充足的气候和人口较少的乡村更有利于更户外生活和更大的自由。”第一代移民从容自在，乐观自信。这些老妇人不断适应新世界的生活，她们身上承载了旧世界女性爱和希望的美德，新世界培植了她们泰然自若的健全的人格魅力。“移民个体和他们所打造的社会在经过调整、建立和巩固阶段时，适应性是基调。”
老妇人们具有勤劳善良的美德，新世界培养了她们泰然自若、乐观自信的特质，她们将这些人生观传承给后代。《序曲》和《在海湾》中的老妇人培养孩子们的自立能力。“三个小女孩，一人端了一个盛粥用的盘子。三个人都穿着蓝色运动衫和灯笼裤，晒黑的小腿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发都梳成所谓的马尾辫。”老妇人还培养孩子们尊老爱幼的美德。她让孩子们端盘子时小心，提醒她们跟爸爸道“早安”。她们关爱孩子，培养她们关爱他人的能力。葛兰西（Antony Gramsci）强调，“每个人不仅是现有关系的综合体，而且是这些关系历史的综合体。他是过去的概括”。新生代女性中有几岁的小姑娘，也有十几岁的女孩，她们传承了传统妇女善良无私、坚强乐观的美德，又承载了新世界女性追求民主平等的精神。这些新生代是真正的新西兰人，也体现了新西兰的民族性（the national character）的雏形。 小女孩真诚善良，坚强乐观。《序曲》中的凯茜亚善解人意，关爱他人。当她从草坡上滚落时，她不但没有伤心，反而要送给姥姥礼物。“她要给姥姥惊喜……”凯茜亚晚上等姥姥一起睡觉。姥姥对凯茜亚的爱使她有能力关爱他人。凯茜亚年纪虽小，但她体谅姥姥的辛苦。法尔菲尔德太太的房间简陋，凯茜亚送给姥姥贝壳，使姥姥的房间生机盎然。她看到姥姥伤心难过时安慰她。“姥姥，您在看什么呀？你干吗老是愣着盯住那堵墙呀？”凯茜亚知道姥姥因为失去威廉舅舅而伤心，所以她努力排解姥姥的痛苦。当凯茜亚听姥姥说所有人都得死时，她无法忍受姥姥的离去。她“坐在姥姥的膝上，两手搂着老太太的脖子，开始吻她，吻吻她的下巴，又吻吻耳根……然后她温柔地轻轻地挠着姥姥的痒痒肉。”凯茜亚与老人家相依为命，她的亲吻缓解了姥姥的痛苦。
凯茜亚不但无私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坚强乐观。《在海湾》中的凯茜亚耐心帮助二姐洛蒂（Lottie）。凯茜亚在和两个姐姐玩耍时，洛蒂胆小，不敢爬栅栏，伊莎贝尔不仅不帮妹妹，反而挑拨凯茜亚，但是凯茜亚耐心帮助洛蒂。凯茜亚遭到约瑟夫斯家孩子的欺负时，虽然她很痛苦，但是她的自尊心很强，不愿被别人嗤笑。“呸！她才不在乎呢！一颗泪珠沿着脸颊滚落。可是她没有哭。她不能在这群可恶的孩子们面前哭。她低头坐着，在眼泪慢慢落下时，用舌头利索地轻轻一舔，不等别人看见，就把它咽了下去。”女孩们在第一代女性的关爱下成长起来，她们懂得关爱他人，并努力得到他人的尊重。
新生代女性追求平等，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洋娃娃的房子》（The Doll’s House）中的凯茜亚不顾大人们的反对，想方设法让穷人家的孩子凯尔维家姐妹参观“房子”，凯茜亚给她们详细介绍客厅和餐室，虽然在凯尔维家姐妹看来，她们和伯内尔家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园会》（The Garden Party）中的萝拉（Laura）富有责任心，追求平等。萝拉主动招呼为花园茶会而来搭建帐篷的工人。她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工人。她觉得工人们“一个个都很神气”。她认为工人们平易近人，热爱生活，而中产阶级的男子精神空虚。“她认识的男士中，有几个会这样？啊，工人实在太好了！她想。她为什么不能和工人交朋友，而非得跟那些和她一起跳舞、星期天常来吃晚饭的傻男孩做朋友呢？她一定会和这些工人相处得更好。”萝拉谴责中产阶级空虚做作，羡慕工人们的聪明才智。她质疑等级观念，“这都是把人分成不同阶级造成的，这种做法真荒唐”。萝拉追求平等，抵制中产阶级的虚伪。
谢利丹（The Sheridans）家举行茶会当天，当萝拉听说邻居被撞身亡时，她坚决请求家人取消茶会。“乐队，还有那么多客人都来。他们会听见的，妈妈。他们离我们这么近，差不多就是邻居啊！”萝拉认为人人应该平等，应受到尊重，但是谢利丹太太却等级观念分明。“如果那儿有个人正常地死了——我真不懂，他们住在那样的小笼子里竟也能活得下去——我们不还是照样举行我们的茶会吗，你说呢？”萝拉的平等思想遭到他人的打压，但她对死者的造访使她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洗禮，并使她真正具有了平等思想。当她看到死者时，她想：“啊，多么遥远，多么宁静啊！”萝拉认为死亡使人恢复平静。死亡是一种超度，死者远离人世间的喧嚣，他非常幸运而美好。她不再害怕死亡，“幸福……幸福。……一切都很好，沉睡中的那张脸仿佛在说。一切不过如此。我心满意足”。萝拉领悟到，穷人和富人是平等的，人人都要面对死亡。通过看望死者，萝拉开始理解人生和死亡。正如《在海湾》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对凯茜亚所说，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萝拉秉承基督教的生死观，认为死亡使人摆脱罪孽，获得超越，实现永生。通过看望死者，萝拉对平等获得新的认识，并且具有了真正的平等思想。
新生代女性传承了传统女性真诚无私、坚强乐观的美德，而且具有平等正义的精神。第一代移民女性是新西兰民族之根，新生代女性是新西兰民族的希望。通过“翻译”（translation）和“杂交”（hybridity），新西兰白人正在形成新的身份。霍尔（Stuart Hall）在其《流散和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一文中指出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历史性以及创造性。“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正在形成’的问题。文化身份来自某处，具有历史性。”第一代移民女性来自英国，她们将传统女性的美德带到新西兰，并在新西兰的新的环境里变得乐观自信，从容自若。这些老妇人具有强大的创造力。
新西兰两代女性将传统的价值观和新世界独立自主、平等正义的特质有机融合，在新世界构建属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一个民族的形成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物质因素包括种族（race）、地理以及人口，精神因素有法律和政府、宗教、语言及文学以及教育。旧世界宗教、语言、文学等文化因素在新世界的地理、气候等物质因素的滋养下，不断适应、调整，呈现出新的特征。19世纪末，新西兰推行平等主义思想。由于绝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自英国中下层社会，他们没有明显的等级观念。“新西兰的上层阶级（gentry）包括羊农、商人、金融家、官员和专业人士。几乎没有世袭贵族。”移民勤劳朴实，主张平等，减少阶级冲突，提倡机会均等。塞登（Seddon）（1893-1906）执政期间，新西兰推行费边社会主义，主张民主平等思想，福利政策，发展教育，目的是防止旧世界的弊病传人新西兰。19世纪末，英国及欧洲社会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贫穷、贫民区、疾病、失业、血汗劳动、罢工、土地垄断、剥削等，而新西兰自由党试图通过推行改良政策使新世界更美好。
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小说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西兰为背景，反映了自由党执政时期的社会现实。新生代女性在民主平等思想的滋养下，坚持公平正义，她们比长辈更勇敢，她们的双重身份的杂糅表明白人移民正在构建独立的身份。老妇人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但在新世界里变得独立自主，从容自若。第一代女性的生活状况反映了新西兰当时的社会现状。19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西兰和英国一样，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遭受不平等待遇。“没有选举权，丈夫拥有几乎所有的婚姻财产，她们的社会自由度远远低于男性。如果她们能够找到工作，其工资通常是男性的一半。但是妇女利用（新西兰）变化的环境，在殖民过程中，虽然没有消除强加给她们的限制，但至少得到缓解。”第一代女性生活在新西兰殖民地的初期，其性格的复杂体现了正在形成的新西兰人的国民性格，其勤劳善良的美德是新西兰人民的缩影。白人移民在新土地独立而勤劳。“结实的农民，勤劳贤良而独立的开拓者农民是19世纪思想的程式化形象。”曼斯菲尔德通过书写第一代女性移民展示了正在形成的新西兰国民性。约翰斯顿（R.J.Johnston）在谈到新西兰的国民性时指出：“主流的新西兰人反映了开拓者的传统：男性化、瘦弱、勤劳、户外类型，满足于他的生活方式并引以为荣，并且声称，女性是他们的后盾。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于当今的大城市中。通常情况下，新西兰人也被视为永远的乐观主义者……”第一代女性和新生代女性的杂糅的性格说明新西兰正在构建民族性。民族是由人民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场合、时机、性情、道德、公民和社会习性等因素构成的，这些只有在很长的时间里才会表露出来。 二、曼斯菲尔德对新西兰的认同
曼斯菲尔德通过书写第一代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新西兰的认同，通过再现新生代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新西兰的希望，她希望新西兰人能够在新世界构建自己的独立的身份。曼斯菲尔德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都以新西蘭为背景，说明了她把新西兰认同为家园。
曼斯菲尔德对新西兰的情感经历了从拒绝到认同的过程。她移居英国后，无法融入英国主流社会，难以融入当时的主流文化圈“布鲁姆兹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曼斯菲尔德初到伦敦便对伦敦产生幻灭感：“对我而言，伦敦似乎是另一个星球。……我原来把她看成一位巨人般的母亲，在她的子宫里孕育着地球上最伟大的东西，后来，她突然变得如此贫瘠而无果——她的身体是世界的坟场。我再也无法住在那儿了。”曼斯菲尔德和绝大多数新西兰白人一样，在新西兰时把英国视为母国，“白人移民不愿意和当地的野蛮部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自己是旅居他乡的欧洲人，而‘新西兰人’是指毛利人”。直至19世纪末，新西兰白人的“家乡”观念依然浓烈，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家庭的成员。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上小学时，学生们觉得英国是“老家”，而新西兰是“流放地”，学生们毕业后就去英国深造。
然而，曼斯菲尔德却难以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即便在英国生活了十多年，她仍然认为自己是局外人。“我是个小殖民者，在伦敦的园子里行走——他们也许让我看，但不允许我逗留。”曼斯菲尔德在1915年和弟弟的会面促使她认同新西兰。“1915年起，曼斯菲尔德在她的祖国找到了她的根：她童年的回忆，卡罗里和提诺考利路。”她和弟弟一起回想起家乡的花园：“我们一起摘梨，梨掉下来砸在我们背上、头上……坐在凳子上，摇着腿，吃着梨。你不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幸福，我记得我们常常看对方的眼神和笑容。这是家的感觉。”弟弟的牺牲使曼斯菲尔德彻底转向新西兰并书写她的祖国：
现在我想写我对自己的祖国的回忆。……这不但因为它是我和弟弟的出生地，我应偿还我对祖国的这笔“神圣的债”，而且还因为我的想象中我俩已踏遍记忆的每一片土地。我从未远离这些地方;我要使它们在我的笔下复活。啊！人们，我所爱的人们，我也要写他们！这是另一笔“爱的债”。我想让我们那个未被发现的国土立即跃入旧世界人们的眼帘。
曼斯菲尔德认为她离开新西兰是对祖国的背离，她辜负了新西兰，她要通过创作来报答新西兰，并且她把新西兰想象为美好的家园。曼斯菲尔通过创作向旧世界介绍新西兰社会，她的创作也得到英国文坛的认同。曼斯菲尔德最终认同新西兰为其家园。“我越了解生活越坚信只有远离城市的人们才能继承大地。……另外，我在这儿住得越久，我越想转向新西兰。我感谢上帝让我生在新西兰，这个年轻的国家是我真正能继承的传统，虽然认识到这点需要时间，但是新西兰在我的本性中。”
曼斯菲尔德的多重身份使她以跨国的视角进行创作。她的创作兼容并蓄，吸收了新西兰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曼斯菲尔德在英国饱经孤独疏离之苦，但英国悠久的历史及其丰饶的文化土壤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如卡普兰所言：“伦敦是曼斯菲尔德追求艺术解放的唯一地方，这样的生活在惠灵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新西兰在文化上是孤立的，她没有艺术氛围。……就是在伦敦她的天赋变得成熟;就是在伦敦，她发明了能够表达其独特思想的技巧。”移民“所代表的错位不是身份的贫困，而是文化和审美体验的扩展”。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的人生经历使她具有自由平等思想，不拘泥于文化传统，大胆试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在英国文坛和各路大师交往，向各位大师取经。曼斯菲尔德从殖民地岛国来到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参与了欧洲大都市的现代主义试验，通过运用在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在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视界’之中。他们操双语，有两种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历于二者之外”。虽然没有没有固定的身份，但她通过创作“创造出有意义的身份”。移民状况千变万化，具有无比的创造力。曼斯菲尔德像新西兰白人移民一样，“在移居国中有可能创造独特、创造性、丰富生活。他们的身份中融合多元文化”，把它们看作是促进祖国发展的一种手段。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也丰富了新西兰文化艺术，成为新西兰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关键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新西兰 身份认同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以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她的创作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和新西兰女性的生活。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小说中突出的女性形象有老妇人、中年女性以及未成年女性。老妇人是新西兰第一代移民，她们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善良无私、勤劳朴实，新西兰培育了她们自强自立、乐观自信、泰然自若的品德。第三代女性在第一代女性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真诚善良，坚强乐观。由于当时的新西兰推行平等主义思想，新生代女性追求平等正义。
一、双重身份的融合
人的多重身份经过“翻译”（translation）和杂交（hybridity），形成新的身份。“杂交与融合——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源泉，创造出比晚期现代性更适合的新形式，而不是过去那种被困扰在过去的国家身份。”新西兰白人移民在新世界里融合了旧世界的传统特征和新西兰的特质。巴巴（ Homi Bhabha）认为：“意义的生产要求这两个场所在通过第三个空间的过程中调动起来。”身份的杂交虽然会造成碎片化、不确定性，但多重身份的融合能够吸收身份各种的优势，从而催生出更大的创造力。
老妇人不仅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坚强乐观，新世界使她们变得泰然自若（self-possession）、自强自立。这些老妇人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标志着白人移民在新西兰踏实生活，是移民的根本所在。
《序曲》（Prelude）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Mrs. Fairfield）“是所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祖母的典范——女性家长，精明能干，有爱心”，宛如圣母玛利皿，是仁爱和德行的象征。老太太照顾一家大小。她悉心照顾怀孕的琳达，无微不至地照顾外孙女，尤其疼爱凯茜皿（Kezia），晚上睡觉时法尔菲尔德太太给凯茜亚掖好被子。琳达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母亲是她的主心骨，她“看见她就放心了”，凯茜亚认为只有姥姥可以保护她，是她的“印第安勇士”。卡普兰（Janet Kaplan）认为，法尔菲尔德太太“代表更早、更传统的一代，完全接受她的角色。她关爱凯茜亚，慷慨、实际、勤劳，并且关注每个人的感受”。老妇人是第一代移民的典范，她是这个家庭的守护神，也是家人之间连接的纽带。老妇人善良无私，乐于助人，她们为家人提供了安全感。
老妇人善解人意，宽容大度。《序曲》中的老婦人体谅贝里尔（Beryl），宽容斯坦利（Stanley）。贝里尔尖酸刻薄，老太太却永远把她看作孩子，体谅她的处境。法尔菲尔德太太回想起贝里尔小时候被黄蜂螫的情形。“她似乎又看见贝里尔穿着一件格子呢的小连衣裙，肩上饰有两个红色缎带蝴蝶结，拼命叫喊着，弄得半条街的人都旋风似的跑了过来。贝里尔的腿肿得好厉害！‘啧——啧——啧——啧！’”法尔菲尔德太太把女儿永远看作孩子。《在海湾》（At the Bay）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宽容贝里尔。贝里尔虽然已经是成年人，老太太仍把女儿称作“宝贝儿”。她包容女婿斯坦利。虽然斯坦利对老太太粗鲁，她却设法缓解他的焦虑。《在海湾》中的老妇人体谅斯坦利。斯坦利是一家之主，他受现代文明的驱使，不得不赶时间上班，生活焦虑不安。他命令法尔菲尔德太太给他切面包。“妈妈，您就给我在那条面包上切一片吧，只有十二分半钟公共马车就要过来了。你们把我的鞋子交给使女了没有？”老妇人不慌不忙地说：“早已给啦，鞋子给你准备好啦。”斯坦利受现代文明的困扰，他的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失衡，他虽然富有事业心，但是一味地沉溺在物质世界里，不去追求“美好和光明”，而“美好与光明”恰恰是文化所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
第一代移民女性生活舒展从容。虽然家里有使女干活，但是她们亲自料理家务，把劳动当作享受。《序曲》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穿戴干净整洁，身心健康。“她身穿一件灰色印花绸衣服，上面印着大朵大朵的紫罗兰花，围着条麻布围裙，戴了一顶高帽子，那帽子活像个白细布做的果子冻模型。”老妇人把日常生活看作艺术，享受劳动果实。《在海湾》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平静从容。她在做早饭时，“微笑着，眼睛里流露出深感满足的神情”。老妇人们自在从容，享受她们的劳动成果。《序曲》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快乐。虽然她操持家务，但她非常满足。“她把坛坛罐罐放好，动作干净利落，从容不迫，慢悠悠地从炉灶边走到碗柜，查看食品室和储藏室，仿佛没一个角落不熟悉。她忙完了，厨房里顿时一切都井井有条。她站在房间当中，用一块格子布擦擦手，唇边露出一丝笑意;觉得厨房看上去很不错，满意极了。”老妇人们在新世界里享受着健康的生活。《航程》中的奶奶平静地对待生活。她坐船的时候，细致地脱衣帽。老人不仅勤劳善良，从容自在，而且脚踏实地，她们是新西兰人民生活的根本所在。
第一代女性在新西兰创建美好家园，她们注重现实。《序曲》中的老妇人和琳达站在花园里，感受着花园里草木的香味，关心果树的长势。“新西兰生活的便利与旧国家的英国生活大同小异。但更温和、阳光更充足的气候和人口较少的乡村更有利于更户外生活和更大的自由。”第一代移民从容自在，乐观自信。这些老妇人不断适应新世界的生活，她们身上承载了旧世界女性爱和希望的美德，新世界培植了她们泰然自若的健全的人格魅力。“移民个体和他们所打造的社会在经过调整、建立和巩固阶段时，适应性是基调。”
老妇人们具有勤劳善良的美德，新世界培养了她们泰然自若、乐观自信的特质，她们将这些人生观传承给后代。《序曲》和《在海湾》中的老妇人培养孩子们的自立能力。“三个小女孩，一人端了一个盛粥用的盘子。三个人都穿着蓝色运动衫和灯笼裤，晒黑的小腿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发都梳成所谓的马尾辫。”老妇人还培养孩子们尊老爱幼的美德。她让孩子们端盘子时小心，提醒她们跟爸爸道“早安”。她们关爱孩子，培养她们关爱他人的能力。葛兰西（Antony Gramsci）强调，“每个人不仅是现有关系的综合体，而且是这些关系历史的综合体。他是过去的概括”。新生代女性中有几岁的小姑娘，也有十几岁的女孩，她们传承了传统妇女善良无私、坚强乐观的美德，又承载了新世界女性追求民主平等的精神。这些新生代是真正的新西兰人，也体现了新西兰的民族性（the national character）的雏形。 小女孩真诚善良，坚强乐观。《序曲》中的凯茜亚善解人意，关爱他人。当她从草坡上滚落时，她不但没有伤心，反而要送给姥姥礼物。“她要给姥姥惊喜……”凯茜亚晚上等姥姥一起睡觉。姥姥对凯茜亚的爱使她有能力关爱他人。凯茜亚年纪虽小，但她体谅姥姥的辛苦。法尔菲尔德太太的房间简陋，凯茜亚送给姥姥贝壳，使姥姥的房间生机盎然。她看到姥姥伤心难过时安慰她。“姥姥，您在看什么呀？你干吗老是愣着盯住那堵墙呀？”凯茜亚知道姥姥因为失去威廉舅舅而伤心，所以她努力排解姥姥的痛苦。当凯茜亚听姥姥说所有人都得死时，她无法忍受姥姥的离去。她“坐在姥姥的膝上，两手搂着老太太的脖子，开始吻她，吻吻她的下巴，又吻吻耳根……然后她温柔地轻轻地挠着姥姥的痒痒肉。”凯茜亚与老人家相依为命，她的亲吻缓解了姥姥的痛苦。
凯茜亚不但无私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坚强乐观。《在海湾》中的凯茜亚耐心帮助二姐洛蒂（Lottie）。凯茜亚在和两个姐姐玩耍时，洛蒂胆小，不敢爬栅栏，伊莎贝尔不仅不帮妹妹，反而挑拨凯茜亚，但是凯茜亚耐心帮助洛蒂。凯茜亚遭到约瑟夫斯家孩子的欺负时，虽然她很痛苦，但是她的自尊心很强，不愿被别人嗤笑。“呸！她才不在乎呢！一颗泪珠沿着脸颊滚落。可是她没有哭。她不能在这群可恶的孩子们面前哭。她低头坐着，在眼泪慢慢落下时，用舌头利索地轻轻一舔，不等别人看见，就把它咽了下去。”女孩们在第一代女性的关爱下成长起来，她们懂得关爱他人，并努力得到他人的尊重。
新生代女性追求平等，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洋娃娃的房子》（The Doll’s House）中的凯茜亚不顾大人们的反对，想方设法让穷人家的孩子凯尔维家姐妹参观“房子”，凯茜亚给她们详细介绍客厅和餐室，虽然在凯尔维家姐妹看来，她们和伯内尔家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园会》（The Garden Party）中的萝拉（Laura）富有责任心，追求平等。萝拉主动招呼为花园茶会而来搭建帐篷的工人。她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工人。她觉得工人们“一个个都很神气”。她认为工人们平易近人，热爱生活，而中产阶级的男子精神空虚。“她认识的男士中，有几个会这样？啊，工人实在太好了！她想。她为什么不能和工人交朋友，而非得跟那些和她一起跳舞、星期天常来吃晚饭的傻男孩做朋友呢？她一定会和这些工人相处得更好。”萝拉谴责中产阶级空虚做作，羡慕工人们的聪明才智。她质疑等级观念，“这都是把人分成不同阶级造成的，这种做法真荒唐”。萝拉追求平等，抵制中产阶级的虚伪。
谢利丹（The Sheridans）家举行茶会当天，当萝拉听说邻居被撞身亡时，她坚决请求家人取消茶会。“乐队，还有那么多客人都来。他们会听见的，妈妈。他们离我们这么近，差不多就是邻居啊！”萝拉认为人人应该平等，应受到尊重，但是谢利丹太太却等级观念分明。“如果那儿有个人正常地死了——我真不懂，他们住在那样的小笼子里竟也能活得下去——我们不还是照样举行我们的茶会吗，你说呢？”萝拉的平等思想遭到他人的打压，但她对死者的造访使她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洗禮，并使她真正具有了平等思想。当她看到死者时，她想：“啊，多么遥远，多么宁静啊！”萝拉认为死亡使人恢复平静。死亡是一种超度，死者远离人世间的喧嚣，他非常幸运而美好。她不再害怕死亡，“幸福……幸福。……一切都很好，沉睡中的那张脸仿佛在说。一切不过如此。我心满意足”。萝拉领悟到，穷人和富人是平等的，人人都要面对死亡。通过看望死者，萝拉开始理解人生和死亡。正如《在海湾》中的法尔菲尔德太太对凯茜亚所说，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萝拉秉承基督教的生死观，认为死亡使人摆脱罪孽，获得超越，实现永生。通过看望死者，萝拉对平等获得新的认识，并且具有了真正的平等思想。
新生代女性传承了传统女性真诚无私、坚强乐观的美德，而且具有平等正义的精神。第一代移民女性是新西兰民族之根，新生代女性是新西兰民族的希望。通过“翻译”（translation）和“杂交”（hybridity），新西兰白人正在形成新的身份。霍尔（Stuart Hall）在其《流散和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一文中指出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历史性以及创造性。“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正在形成’的问题。文化身份来自某处，具有历史性。”第一代移民女性来自英国，她们将传统女性的美德带到新西兰，并在新西兰的新的环境里变得乐观自信，从容自若。这些老妇人具有强大的创造力。
新西兰两代女性将传统的价值观和新世界独立自主、平等正义的特质有机融合，在新世界构建属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一个民族的形成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物质因素包括种族（race）、地理以及人口，精神因素有法律和政府、宗教、语言及文学以及教育。旧世界宗教、语言、文学等文化因素在新世界的地理、气候等物质因素的滋养下，不断适应、调整，呈现出新的特征。19世纪末，新西兰推行平等主义思想。由于绝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自英国中下层社会，他们没有明显的等级观念。“新西兰的上层阶级（gentry）包括羊农、商人、金融家、官员和专业人士。几乎没有世袭贵族。”移民勤劳朴实，主张平等，减少阶级冲突，提倡机会均等。塞登（Seddon）（1893-1906）执政期间，新西兰推行费边社会主义，主张民主平等思想，福利政策，发展教育，目的是防止旧世界的弊病传人新西兰。19世纪末，英国及欧洲社会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贫穷、贫民区、疾病、失业、血汗劳动、罢工、土地垄断、剥削等，而新西兰自由党试图通过推行改良政策使新世界更美好。
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小说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西兰为背景，反映了自由党执政时期的社会现实。新生代女性在民主平等思想的滋养下，坚持公平正义，她们比长辈更勇敢，她们的双重身份的杂糅表明白人移民正在构建独立的身份。老妇人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但在新世界里变得独立自主，从容自若。第一代女性的生活状况反映了新西兰当时的社会现状。19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西兰和英国一样，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遭受不平等待遇。“没有选举权，丈夫拥有几乎所有的婚姻财产，她们的社会自由度远远低于男性。如果她们能够找到工作，其工资通常是男性的一半。但是妇女利用（新西兰）变化的环境，在殖民过程中，虽然没有消除强加给她们的限制，但至少得到缓解。”第一代女性生活在新西兰殖民地的初期，其性格的复杂体现了正在形成的新西兰人的国民性格，其勤劳善良的美德是新西兰人民的缩影。白人移民在新土地独立而勤劳。“结实的农民，勤劳贤良而独立的开拓者农民是19世纪思想的程式化形象。”曼斯菲尔德通过书写第一代女性移民展示了正在形成的新西兰国民性。约翰斯顿（R.J.Johnston）在谈到新西兰的国民性时指出：“主流的新西兰人反映了开拓者的传统：男性化、瘦弱、勤劳、户外类型，满足于他的生活方式并引以为荣，并且声称，女性是他们的后盾。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于当今的大城市中。通常情况下，新西兰人也被视为永远的乐观主义者……”第一代女性和新生代女性的杂糅的性格说明新西兰正在构建民族性。民族是由人民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场合、时机、性情、道德、公民和社会习性等因素构成的，这些只有在很长的时间里才会表露出来。 二、曼斯菲尔德对新西兰的认同
曼斯菲尔德通过书写第一代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新西兰的认同，通过再现新生代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新西兰的希望，她希望新西兰人能够在新世界构建自己的独立的身份。曼斯菲尔德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都以新西蘭为背景，说明了她把新西兰认同为家园。
曼斯菲尔德对新西兰的情感经历了从拒绝到认同的过程。她移居英国后，无法融入英国主流社会，难以融入当时的主流文化圈“布鲁姆兹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曼斯菲尔德初到伦敦便对伦敦产生幻灭感：“对我而言，伦敦似乎是另一个星球。……我原来把她看成一位巨人般的母亲，在她的子宫里孕育着地球上最伟大的东西，后来，她突然变得如此贫瘠而无果——她的身体是世界的坟场。我再也无法住在那儿了。”曼斯菲尔德和绝大多数新西兰白人一样，在新西兰时把英国视为母国，“白人移民不愿意和当地的野蛮部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自己是旅居他乡的欧洲人，而‘新西兰人’是指毛利人”。直至19世纪末，新西兰白人的“家乡”观念依然浓烈，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家庭的成员。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上小学时，学生们觉得英国是“老家”，而新西兰是“流放地”，学生们毕业后就去英国深造。
然而，曼斯菲尔德却难以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即便在英国生活了十多年，她仍然认为自己是局外人。“我是个小殖民者，在伦敦的园子里行走——他们也许让我看，但不允许我逗留。”曼斯菲尔德在1915年和弟弟的会面促使她认同新西兰。“1915年起，曼斯菲尔德在她的祖国找到了她的根：她童年的回忆，卡罗里和提诺考利路。”她和弟弟一起回想起家乡的花园：“我们一起摘梨，梨掉下来砸在我们背上、头上……坐在凳子上，摇着腿，吃着梨。你不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幸福，我记得我们常常看对方的眼神和笑容。这是家的感觉。”弟弟的牺牲使曼斯菲尔德彻底转向新西兰并书写她的祖国：
现在我想写我对自己的祖国的回忆。……这不但因为它是我和弟弟的出生地，我应偿还我对祖国的这笔“神圣的债”，而且还因为我的想象中我俩已踏遍记忆的每一片土地。我从未远离这些地方;我要使它们在我的笔下复活。啊！人们，我所爱的人们，我也要写他们！这是另一笔“爱的债”。我想让我们那个未被发现的国土立即跃入旧世界人们的眼帘。
曼斯菲尔德认为她离开新西兰是对祖国的背离，她辜负了新西兰，她要通过创作来报答新西兰，并且她把新西兰想象为美好的家园。曼斯菲尔通过创作向旧世界介绍新西兰社会，她的创作也得到英国文坛的认同。曼斯菲尔德最终认同新西兰为其家园。“我越了解生活越坚信只有远离城市的人们才能继承大地。……另外，我在这儿住得越久，我越想转向新西兰。我感谢上帝让我生在新西兰，这个年轻的国家是我真正能继承的传统，虽然认识到这点需要时间，但是新西兰在我的本性中。”
曼斯菲尔德的多重身份使她以跨国的视角进行创作。她的创作兼容并蓄，吸收了新西兰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曼斯菲尔德在英国饱经孤独疏离之苦，但英国悠久的历史及其丰饶的文化土壤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如卡普兰所言：“伦敦是曼斯菲尔德追求艺术解放的唯一地方，这样的生活在惠灵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新西兰在文化上是孤立的，她没有艺术氛围。……就是在伦敦她的天赋变得成熟;就是在伦敦，她发明了能够表达其独特思想的技巧。”移民“所代表的错位不是身份的贫困，而是文化和审美体验的扩展”。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的人生经历使她具有自由平等思想，不拘泥于文化传统，大胆试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在英国文坛和各路大师交往，向各位大师取经。曼斯菲尔德从殖民地岛国来到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参与了欧洲大都市的现代主义试验，通过运用在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在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视界’之中。他们操双语，有两种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历于二者之外”。虽然没有没有固定的身份，但她通过创作“创造出有意义的身份”。移民状况千变万化，具有无比的创造力。曼斯菲尔德像新西兰白人移民一样，“在移居国中有可能创造独特、创造性、丰富生活。他们的身份中融合多元文化”，把它们看作是促进祖国发展的一种手段。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也丰富了新西兰文化艺术，成为新西兰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