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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是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26军和红27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 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这里，笔者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原因提出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西北革命根据地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组成，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陕甘边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山大林密，交通困难，人烟稀少，“面积虽大，人口只有6万，其中有6000柳拐子（一种地方病）” ，是个三不管的地区。陕北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和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总面积约8万多平方公里，包括23个县，有100多万人口，有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敌人统治相对较强。
“民国成立之后，陕局紊乱，也是全国之冠，有复辟活动，有维持现状，有推翻现状等三派主流斗争最烈。拉差、增税捐、军费、战费及战争之破坏，国内无可比拟之省。” 陕北的“土皇帝”军阀井岳秀1916年带兵到达榆林，开始他20多年的极端落后的、封建的军事统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被迫奋起反抗。
在陕北及其周围地区，各派势力斗杀不断，而国民党蒋介石嫡系势力统治相对薄弱，加上地方武装、中小军阀，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互相掣肘，客观上形成了以地方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武装割据。加之这里交通闭塞，地形复杂，峁沟交错，有广大的腹地可以迂回，便于隐蔽，很适宜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道理，有利于发动和组织群众，也有利于利用各种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群众基础。
党的正确领导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根本原因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硕果仅存，陕北和陕甘边党组织“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是其根本原因。根据陕甘边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只有一些地方民团的特点。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及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第二团和红42师都非常注意根据地政权建设，均在成立不久就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其它大多数根据地的创建过程类似，陕甘边根据地是先由上级党组织建军，由军队在敌人统治较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再成立苏维埃政府和当地党组织。
而陕北早在1922年，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和魏野畴就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宣传共产主义、在陕北创建党团组织。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马文瑞等上百名有志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陕北的党组织，一贯坚持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无力量掌握当地政权的情况下，尽量不搞“左”倾盲动，不暴露党的组织，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坚持以地下形式领导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官府进行合法斗争，不以暴烈的行动搞农运。只要能保证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就不激化矛盾，防止官府血腥镇压没有武装的农民，因而深得各界民心。大革命时期，陕北的农运，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陕北的农运暂时消失了。国共决裂以后，陕北党组织及时派党团员到各学校担任教员，通过办冬学等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教育群众，进行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一直到1933年以前，陕北的教育界基本上被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所掌控，青年学生接受的多是进步的革命思想，为以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共陕西省委派人于1928年4月成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后白明善、吉国贞、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等）。1930年10月，陕北特委隶属于中共北方局领导。
陕北特委根据陕北实际情况，及时改变斗争策略，扎根于农民之中，依靠群众开展斗争。陕北党团组织直接或间接抵制各种错误干扰，讲求斗争策略，注意把农运和工运、学运、兵运结合起来。陕北特委自成立以来，虽然中间曾经遭受过重大损失，但是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从来没有被彻底破坏过。“领导机关包括县委和团委，全部转入农村。党的机关包括支部一般不开会或少开会。党员全部转入地下，但组织关系保留。党的指示以办冬学的方式向党员传达。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谈到陕北党的组织为什么保存很好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陕北党组织的红旗不倒，始终坚持领导党员、团员、革命群众同反动派继续斗争。
1933年7月，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游击队，并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从而开始了以全面的游击战争创建陕北苏维埃的活动。
1934年8月28日，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墕里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从9月开始，陕北特委首先在清涧县东区袁家沟试分土地，试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时中央规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给红军家属、战士、烈属分好地，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但在陕北绝大多数地区，在实际执行中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安定东区，除烈属、红属分好地外，其他都一样平分了土地。1934年下半年，陕北先后有九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权，至1934年年底，陕北苏区17个县，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1934年12月29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安定县）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
由上可知，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和陕甘边及全国其它根据地不同：陕北的武装斗争虽然在西北最先开展，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相对太强，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得相对晚一些。陕北党组织“那种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辟出来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以后革命大发展的基础。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创举。” 由于长期细致的耕耘，所以在1934年，陕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村區县政权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冒出来。陕北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自下而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正规红军第27军84师也是在10几支游击支队的基础上最后成立的。其它根据地丢失以后，政权组织和党组织也很难存活下来，而陕北根据地则不同。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全国其它根据地显著不同的地方，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比其它根据地更要巩固的重要原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是陕北党组织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陕北的党组织和人民经过了长期艰难困苦的探索，才找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就全国而言，西北共产党人是比较早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谢子长在和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谈话时就提出：“国共这种合作迟早会破裂，共产党应该抓枪杆子，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李子洲领导的绥德地委，1925年就在石谦部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石谦部的军特支是我党除黄埔军校外，在部队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发展了100多名共产党员，使该旅大多数连排长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大革命时期是北方我党控制的唯一的部队，当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向我们举起屠刀时，该旅1700多名官兵就能够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的领导下，于10月12日在陕西省清涧县发动起义。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西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由于没有认识到武装割据创建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发动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等原因，清涧起义失败。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苗家坪（今属子洲县）成立，决定全面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各级党团组织。同年5月，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组织发动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从事武装斗争。根据中央六大精神和兵运工作的指示，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陕、甘、宁边界地区国民党的部队内陆续建立了10多个党的秘密支部。1929年9月，安定共产党员杨庚午在延川马家河发动起义，组建反帝义勇军，陕北特委派30多名共产党员到部队，部队到宜川后九天发展到1000多人。由于受原陕北特委负责人杨国栋的右倾影响，1930年夏，部队被军阀高双城收编而失败。1929年冬，謝子长、刘志丹先后受陕北特委派遣，到宁夏苏玉生部和陇东谭世麟部从事兵运工作，并发展起以共产党员张东皎、阎红彦、张秀山、贺晋年、马云泽、高岗等为骨干的武装力量，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1930年夏，拉起来的部队在三道川被土匪张廷芝打散。从连续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谢子长逐步认识到：“必须组织由我党绝对领导的、和旧军队完全决裂的新型人民军队。” “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便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扩大。”
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陕北特委配合山西特委，在山西西部组建红军武装。1930年冬，陕北特委军委负责人谢子长到山西会见了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1931年初，陕北特委和谢子长派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山西参与组建西北的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9月初，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陕北后，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派强龙光、强世卿、马云泽、白雪山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还把接受游击队领导和联合作战的师储杰、杨琪等部200多人的保镖武装收编组建为陕北支队。1932年1月初，刘志丹领导的地方武装、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2月12日，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
1932年3月12日，在中共陕北特委和延川县委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4月18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0月1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任支队长，艾龙飞任政委。1933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第九支队改为第一支队，任命强世卿为支队长，杨重远、李成荣、魏武先后任政委，创建了安定游击根据地。
1933年，西北革命遭受重大挫折：7月，陕西省委及关中地区党组织被破坏;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10月，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失陷。7月，陕北特委高祁家洼会后，特委机关遭敌人突袭，破坏严重，特委委员毕维舟、王兆卿等6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10月，陕北红一支队的主要领导人杨重远、魏武、强世卿、白德胜、任志贞等先后牺牲和被俘，一支队暂时解散埋枪，陕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危急关头，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谢子长同志和杨璞分别担任西北政治、军事特派员回西北领导工作。1933年底，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带着整顿红26军和恢复陕北红一支队的任务，回西北领导游击战争。杨璞回陕北后不久就被捕叛变。1934年3月8日，谢子长在安定县刘家圪崂恢复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李盛堂，副支队长谢绍安。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人枪扩大到五十余，赤卫军、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开辟了安定西区根据地。
1934年4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斗争需要，做出了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到年底创建一个红军师的决定。从高祁家洼会议到1934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陕北特委先后又组建了第二到第六游击支队，在安定、延川地区，绥德、清涧地区，神木、府谷地区，佳县、吴堡等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在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1933年11月初，陕甘边区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整编成立红42师，师长王泰吉（后刘志丹，杨森），政委高岗（后张秀山、高岗、谢子长、张秀山）;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职权暂由红42师党委代行。1934年2月25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第三次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主席。5月28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书记张秀山（后惠子俊、李生华、李景林）、刘志丹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特委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下辖陕甘边南区党委、耀县县委、赤淳工委等组织。11月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圆堡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亦称南梁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1935年初，根据刘志丹、习仲勋的指示，马文瑞在陕北的南部甘泉、宜川一带创建了陕甘边东区，是陕甘边人口最多的地区。 1935年3月，南梁苏区被马家军占领，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转移至陕甘边东区的甘泉下寺湾，陕甘边东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 面对陕北红军蓬勃发展的态势，军阀井岳秀纠集武装力量15000余人，从1934年5月起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6月，郭洪涛率二、五支队到安定和谢子长的一支队会合。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总指挥，郭洪涛兼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在谢子长指挥下，攻克了安定县城，营救出150余名被敌囚禁的革命者。之后，谢子长率队南下到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陕北特委联席会议，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会议之后，谢子长率红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返回陕北根据地。经过三战三捷，胜利地粉碎了井岳秀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不幸的是，谢子长在第一次反围剿河口战斗中负伤。
在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陕北特委在寺墕里召开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将陕北一、二、三游击支队改编为三个团正规红军。8月28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下辖3个团1000余人。1935年1月30日，在赤源县白庙岔，陕北独立师改编为红27军84师。 到1934年底，红军游击队发展到了26个支队，分布在陕北各县，陕北红军和各游击支队成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最可靠的保障 。
1934年10月，谢子长伤重，给来看望的北方局巡视员黄瀚（张子华）提出，并给北方局写信，建议统一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推荐刘志丹统一指挥两支红军。得到北方局回信同意后，1935年2月，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在陕北安定成立。从此，陕北安定、永坪一带就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中心，而陕北根据地则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主体。
谢子长于1935年2月21日因伤重不治去世。“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3月，中共北方代表和上海中央局决定派朱理治、聂洪钧等代表中央，领导西北的工作。7月，朱理治到达陕北。9月，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中央代表团，成为西北根据地的最高决策机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落脚陕北根据地的瓦窑堡。
过硬的干部队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陕北特委在创建和领导陕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在经历了外部敌人的镇压、“围剿”以及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后，逐渐锻炼出了一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比较成熟的根据地干部队伍，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的探索和斗争中，由于受当时“左”或“右”的错误影响等原因，加之没有形成一支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队伍，也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1927年清涧起义时，由于没有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加上当时实际负责军事的李象九坚持己见，拒不采纳唐澍、谢子长等人的正确意见，起义部队很快遭受重大挫折而失败;1929年9月，宜川后九天山寨共产党员杨庚午部因深受“右”倾思想影响，没有认识到建立党独立领导红军部队的重要性，被軍阀收编导致失败;1930年10月绥德合龙山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陕北暴动委员会，尽管谢子长、刘志丹抵制了错误的冒险行动，但是陕北的地下组织仍采取了飞行集会和发动起义等轻率的举动，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3年11月，陕北一支队在连续作战失利，主要领导先后牺牲的情况下，安定西区区委错误决定将武器埋掉，分散活动，导致在敌人镇压时，无力反抗，大批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敌人逮捕和杀害。
在一系列残酷事实的教育下，陕北干部、战士和群众开始深刻认识到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等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性。谢子长等大批干部立足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直接或间接抵制各种错误干扰，从而在政治上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
1934年陕北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事后来信错误地批评陕北特委“没有乘胜攻打绥德、清涧、瓦窑堡城市”是“没有掌握暴动艺术，空喊暴动，没有领导城市暴动”“过去一个时期，对群众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空喊。陕北没有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倾向”等等。后来北方局代表又发来军事指示信，要陕北特委攻打绥德、清涧、瓦窑堡等城市。陕北特委和谢子长接到指示信后，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既没讨论，也没传达，采取了搁置不理的态度。进行了实质性的抵制。谢子长还去信对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错误指示进行了批评，排除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巩固和推动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谢子长、刘志丹始终以党的事业为根本，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谢子长先后两次被错误地剥夺军权，赶出部队。他不仅毫无怨言，反而劝说其他同志顾全大局，服从党的纪律。后来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他又两次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返回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特别是1932年底，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时，杜衡推行“左”倾错误，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调离部队。他不顾自己遭受错误批判与处理，仍然与王世泰等人坚决要求将刘志丹留在部队，才使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巩固和壮大。中央代表团进行陕北肃反时，通讯员把抓刘志丹的命令送到刘志丹手中，刘志丹看完命令后，要通讯员依旧把命令送到部队去，他直接到瓦窑堡要抓他的保卫部，充分证明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崇高的党性。
谢子长全家共有17人参加革命，9名烈士。面对敌人在许多村庄制造无人区和大肆烧杀抢掠的残酷镇压，谢子长总是坚定地鼓励大家：革命“能成功，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条到啥时候也不能动摇。”“……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
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前，在刘志丹与谢子长商谈统一两支红军，反第二次“围剿”时，谢子长和刘志丹互让西北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两个西北革命领袖深厚的革命情谊和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高风亮节。另外，陕北的主要军事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贺晋年、李仲英等都在西北军搞过兵运，谢子长、刘志丹、吴岱峰都是正规中学毕业后到正规军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北培养出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马明方、马文瑞、崔田夫、郭洪涛、杨琪、贺晋年、吴岱峰、张达志、崔田民、刘澜涛、白如冰、王兆相、高朗亭、马万里、马丕勛、杨和亭等一批党政军的革命骨干，逐渐形成了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这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能够自觉地抵制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和影响，为正确路线的执行和落实提供了保障，是陕北革命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坚实基础
从1925年，陕北建立党团组织起，一直把启蒙、宣传、教育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思想建党，组织建军。经过10多年的工作，陕北的各级党组织和陕北人民真正融为一体。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陕北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其它根据地的创建（包括陕甘边）都是先由上级党组织建军，由军队在敌人统治较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从上到下，再成立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只有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不同：先在各村成立贫农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基层的政权组织，最后再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因此，相比较其它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扎实，陕北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支持力度，是全国其它根据地所罕见的。
王世泰同志回忆：“1934年秋，子长同志率领陕北游击队与红26军主力开辟陕北苏区，计划把陕北苏区与南梁联成一片。……当子长同志率领部队经过安定及清涧一带时，沿途人民争来欢迎‘谢青天’。曾亲见子长同志到安定西二区孙家河时，群众来帮助红军放哨、煮饭，群众杀猪宰羊来慰劳。子长同志住的地方，窑里院里和院外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争着来看子长，并且亲热地和他谈话。到红军排队出发时，老婆小孩都争着把带来的食品递给子长，给他塞在腰包里。过去子长同志在危难中，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保护他，这可说明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子长同志的爱护的热情。”
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陕北重镇瓦窑堡，当时有国民党守军2000多人，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易守难攻。根据当时红军的装备和兵力，根本无法打开。从1935年6月上旬开始，由赵通儒为总指挥的围城指挥部，创建警卫团，组织3万多群众围困瓦窑堡达3个多月之久，封锁粮、柴、水、炭、菜、瓜、果，一粒一颗不许入城。使敌人没柴炭烧，没水喝，没粮吃。10月3日夜，国民党守军只得弃城而逃，瓦窑堡得以解放。
“中央到陕北时，‘陕北根据地’（不含陕甘边根据地）约40万人口，党员2万多人。红军主力27军和各地游击队共8000余人。” 40万人口中，青壮年约占20万人，党员2万多，不到10人就有1名党员，相当于现在的党群比例。这样高的党群比例足以说明陕北根据地党的工作是做得何等扎实。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1936年东征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陕北根据地的绥德县视察，彭德怀对崔田夫和郭洪涛感慨地说：“这里群众基础比江西省兴国县好得多。” 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全陕北1935年第一期扩红完成了7000人，1936年3月第二期完成了2600人。在1935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以陕北各县游击队为主，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第28、29、30军。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陕北就先后有1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加上红15军团，使红一方面军由初到陕北的6000多人扩大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2万多人。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蒋为贤老汉的土窑洞里，住过57个日夜。在中央机关离开王家湾当天，国民党刘勘部就窜进村子，司令部恰恰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群众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情况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任何情报。敌人抓住蒋老汉，严刑拷打，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老汉斩钉截铁地说：“你问毛泽东吗？他在陕北！”说完任凭敌人惨打，只字也不漏。敌人无计可施，用刀砍掉他的两个指头，蒋老汉昏过去好几次，醒过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在陕北！”等敌人走后，蒋老汉发现敌人丢下一份文件，马上拾起送给了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转战征途中多次感慨地说：“陕北人民是真金子啊！”正是因为陕北人民全力支持解放军打胡宗南，胡军不管到了那里，人民到处坚壁清野，胡军不光是聋子、瞎子，而且没有粮吃，没有水喝。以致后来，胡军所过之处，树叶及绿色庄稼，几乎全部吃光。所以，彭德怀才领导2万多解放军打败十倍于己的胡宗南20多万大军。彭德怀在多年以后还多次感慨到：陕北的人民真是好！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援，我们就不可能打败胡宗南！
陕北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是陕北党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区域优势，走群众路线的结果，也是领导人个人魅力与集体智慧的成果。其为推动西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西北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构筑了指挥中心。因此，加强和深化对这块充满魅力的根据地的研究意义深远。
西北革命根据地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组成，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陕甘边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山大林密，交通困难，人烟稀少，“面积虽大，人口只有6万，其中有6000柳拐子（一种地方病）” ，是个三不管的地区。陕北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和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总面积约8万多平方公里，包括23个县，有100多万人口，有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敌人统治相对较强。
“民国成立之后，陕局紊乱，也是全国之冠，有复辟活动，有维持现状，有推翻现状等三派主流斗争最烈。拉差、增税捐、军费、战费及战争之破坏，国内无可比拟之省。” 陕北的“土皇帝”军阀井岳秀1916年带兵到达榆林，开始他20多年的极端落后的、封建的军事统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被迫奋起反抗。
在陕北及其周围地区，各派势力斗杀不断，而国民党蒋介石嫡系势力统治相对薄弱，加上地方武装、中小军阀，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互相掣肘，客观上形成了以地方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武装割据。加之这里交通闭塞，地形复杂，峁沟交错，有广大的腹地可以迂回，便于隐蔽，很适宜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道理，有利于发动和组织群众，也有利于利用各种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群众基础。
党的正确领导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根本原因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硕果仅存，陕北和陕甘边党组织“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是其根本原因。根据陕甘边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只有一些地方民团的特点。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及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第二团和红42师都非常注意根据地政权建设，均在成立不久就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其它大多数根据地的创建过程类似，陕甘边根据地是先由上级党组织建军，由军队在敌人统治较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再成立苏维埃政府和当地党组织。
而陕北早在1922年，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和魏野畴就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宣传共产主义、在陕北创建党团组织。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马文瑞等上百名有志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陕北的党组织，一贯坚持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无力量掌握当地政权的情况下，尽量不搞“左”倾盲动，不暴露党的组织，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坚持以地下形式领导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官府进行合法斗争，不以暴烈的行动搞农运。只要能保证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就不激化矛盾，防止官府血腥镇压没有武装的农民，因而深得各界民心。大革命时期，陕北的农运，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陕北的农运暂时消失了。国共决裂以后，陕北党组织及时派党团员到各学校担任教员，通过办冬学等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教育群众，进行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一直到1933年以前，陕北的教育界基本上被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所掌控，青年学生接受的多是进步的革命思想，为以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共陕西省委派人于1928年4月成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后白明善、吉国贞、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等）。1930年10月，陕北特委隶属于中共北方局领导。
陕北特委根据陕北实际情况，及时改变斗争策略，扎根于农民之中，依靠群众开展斗争。陕北党团组织直接或间接抵制各种错误干扰，讲求斗争策略，注意把农运和工运、学运、兵运结合起来。陕北特委自成立以来，虽然中间曾经遭受过重大损失，但是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从来没有被彻底破坏过。“领导机关包括县委和团委，全部转入农村。党的机关包括支部一般不开会或少开会。党员全部转入地下，但组织关系保留。党的指示以办冬学的方式向党员传达。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谈到陕北党的组织为什么保存很好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陕北党组织的红旗不倒，始终坚持领导党员、团员、革命群众同反动派继续斗争。
1933年7月，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游击队，并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从而开始了以全面的游击战争创建陕北苏维埃的活动。
1934年8月28日，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墕里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从9月开始，陕北特委首先在清涧县东区袁家沟试分土地，试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时中央规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给红军家属、战士、烈属分好地，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但在陕北绝大多数地区，在实际执行中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安定东区，除烈属、红属分好地外，其他都一样平分了土地。1934年下半年，陕北先后有九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权，至1934年年底，陕北苏区17个县，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1934年12月29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安定县）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
由上可知，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和陕甘边及全国其它根据地不同：陕北的武装斗争虽然在西北最先开展，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相对太强，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得相对晚一些。陕北党组织“那种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辟出来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以后革命大发展的基础。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创举。” 由于长期细致的耕耘，所以在1934年，陕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村區县政权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冒出来。陕北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自下而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正规红军第27军84师也是在10几支游击支队的基础上最后成立的。其它根据地丢失以后，政权组织和党组织也很难存活下来，而陕北根据地则不同。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全国其它根据地显著不同的地方，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比其它根据地更要巩固的重要原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是陕北党组织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陕北的党组织和人民经过了长期艰难困苦的探索，才找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就全国而言，西北共产党人是比较早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谢子长在和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谈话时就提出：“国共这种合作迟早会破裂，共产党应该抓枪杆子，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李子洲领导的绥德地委，1925年就在石谦部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石谦部的军特支是我党除黄埔军校外，在部队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发展了100多名共产党员，使该旅大多数连排长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大革命时期是北方我党控制的唯一的部队，当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向我们举起屠刀时，该旅1700多名官兵就能够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的领导下，于10月12日在陕西省清涧县发动起义。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西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由于没有认识到武装割据创建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发动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等原因，清涧起义失败。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苗家坪（今属子洲县）成立，决定全面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各级党团组织。同年5月，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组织发动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从事武装斗争。根据中央六大精神和兵运工作的指示，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陕、甘、宁边界地区国民党的部队内陆续建立了10多个党的秘密支部。1929年9月，安定共产党员杨庚午在延川马家河发动起义，组建反帝义勇军，陕北特委派30多名共产党员到部队，部队到宜川后九天发展到1000多人。由于受原陕北特委负责人杨国栋的右倾影响，1930年夏，部队被军阀高双城收编而失败。1929年冬，謝子长、刘志丹先后受陕北特委派遣，到宁夏苏玉生部和陇东谭世麟部从事兵运工作，并发展起以共产党员张东皎、阎红彦、张秀山、贺晋年、马云泽、高岗等为骨干的武装力量，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1930年夏，拉起来的部队在三道川被土匪张廷芝打散。从连续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谢子长逐步认识到：“必须组织由我党绝对领导的、和旧军队完全决裂的新型人民军队。” “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便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扩大。”
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陕北特委配合山西特委，在山西西部组建红军武装。1930年冬，陕北特委军委负责人谢子长到山西会见了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1931年初，陕北特委和谢子长派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山西参与组建西北的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9月初，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陕北后，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派强龙光、强世卿、马云泽、白雪山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还把接受游击队领导和联合作战的师储杰、杨琪等部200多人的保镖武装收编组建为陕北支队。1932年1月初，刘志丹领导的地方武装、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2月12日，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
1932年3月12日，在中共陕北特委和延川县委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4月18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0月1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任支队长，艾龙飞任政委。1933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第九支队改为第一支队，任命强世卿为支队长，杨重远、李成荣、魏武先后任政委，创建了安定游击根据地。
1933年，西北革命遭受重大挫折：7月，陕西省委及关中地区党组织被破坏;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10月，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失陷。7月，陕北特委高祁家洼会后，特委机关遭敌人突袭，破坏严重，特委委员毕维舟、王兆卿等6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10月，陕北红一支队的主要领导人杨重远、魏武、强世卿、白德胜、任志贞等先后牺牲和被俘，一支队暂时解散埋枪，陕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危急关头，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谢子长同志和杨璞分别担任西北政治、军事特派员回西北领导工作。1933年底，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带着整顿红26军和恢复陕北红一支队的任务，回西北领导游击战争。杨璞回陕北后不久就被捕叛变。1934年3月8日，谢子长在安定县刘家圪崂恢复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李盛堂，副支队长谢绍安。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人枪扩大到五十余，赤卫军、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开辟了安定西区根据地。
1934年4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斗争需要，做出了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到年底创建一个红军师的决定。从高祁家洼会议到1934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陕北特委先后又组建了第二到第六游击支队，在安定、延川地区，绥德、清涧地区，神木、府谷地区，佳县、吴堡等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在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1933年11月初，陕甘边区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整编成立红42师，师长王泰吉（后刘志丹，杨森），政委高岗（后张秀山、高岗、谢子长、张秀山）;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职权暂由红42师党委代行。1934年2月25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第三次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主席。5月28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书记张秀山（后惠子俊、李生华、李景林）、刘志丹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特委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下辖陕甘边南区党委、耀县县委、赤淳工委等组织。11月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圆堡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亦称南梁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1935年初，根据刘志丹、习仲勋的指示，马文瑞在陕北的南部甘泉、宜川一带创建了陕甘边东区，是陕甘边人口最多的地区。 1935年3月，南梁苏区被马家军占领，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转移至陕甘边东区的甘泉下寺湾，陕甘边东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 面对陕北红军蓬勃发展的态势，军阀井岳秀纠集武装力量15000余人，从1934年5月起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6月，郭洪涛率二、五支队到安定和谢子长的一支队会合。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总指挥，郭洪涛兼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在谢子长指挥下，攻克了安定县城，营救出150余名被敌囚禁的革命者。之后，谢子长率队南下到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陕北特委联席会议，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会议之后，谢子长率红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返回陕北根据地。经过三战三捷，胜利地粉碎了井岳秀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不幸的是，谢子长在第一次反围剿河口战斗中负伤。
在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陕北特委在寺墕里召开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将陕北一、二、三游击支队改编为三个团正规红军。8月28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下辖3个团1000余人。1935年1月30日，在赤源县白庙岔，陕北独立师改编为红27军84师。 到1934年底，红军游击队发展到了26个支队，分布在陕北各县，陕北红军和各游击支队成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最可靠的保障 。
1934年10月，谢子长伤重，给来看望的北方局巡视员黄瀚（张子华）提出，并给北方局写信，建议统一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推荐刘志丹统一指挥两支红军。得到北方局回信同意后，1935年2月，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在陕北安定成立。从此，陕北安定、永坪一带就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中心，而陕北根据地则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主体。
谢子长于1935年2月21日因伤重不治去世。“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3月，中共北方代表和上海中央局决定派朱理治、聂洪钧等代表中央，领导西北的工作。7月，朱理治到达陕北。9月，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中央代表团，成为西北根据地的最高决策机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落脚陕北根据地的瓦窑堡。
过硬的干部队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陕北特委在创建和领导陕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在经历了外部敌人的镇压、“围剿”以及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后，逐渐锻炼出了一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比较成熟的根据地干部队伍，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的探索和斗争中，由于受当时“左”或“右”的错误影响等原因，加之没有形成一支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队伍，也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1927年清涧起义时，由于没有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加上当时实际负责军事的李象九坚持己见，拒不采纳唐澍、谢子长等人的正确意见，起义部队很快遭受重大挫折而失败;1929年9月，宜川后九天山寨共产党员杨庚午部因深受“右”倾思想影响，没有认识到建立党独立领导红军部队的重要性，被軍阀收编导致失败;1930年10月绥德合龙山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陕北暴动委员会，尽管谢子长、刘志丹抵制了错误的冒险行动，但是陕北的地下组织仍采取了飞行集会和发动起义等轻率的举动，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3年11月，陕北一支队在连续作战失利，主要领导先后牺牲的情况下，安定西区区委错误决定将武器埋掉，分散活动，导致在敌人镇压时，无力反抗，大批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敌人逮捕和杀害。
在一系列残酷事实的教育下，陕北干部、战士和群众开始深刻认识到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等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性。谢子长等大批干部立足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直接或间接抵制各种错误干扰，从而在政治上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
1934年陕北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事后来信错误地批评陕北特委“没有乘胜攻打绥德、清涧、瓦窑堡城市”是“没有掌握暴动艺术，空喊暴动，没有领导城市暴动”“过去一个时期，对群众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空喊。陕北没有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倾向”等等。后来北方局代表又发来军事指示信，要陕北特委攻打绥德、清涧、瓦窑堡等城市。陕北特委和谢子长接到指示信后，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既没讨论，也没传达，采取了搁置不理的态度。进行了实质性的抵制。谢子长还去信对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错误指示进行了批评，排除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巩固和推动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谢子长、刘志丹始终以党的事业为根本，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谢子长先后两次被错误地剥夺军权，赶出部队。他不仅毫无怨言，反而劝说其他同志顾全大局，服从党的纪律。后来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他又两次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返回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特别是1932年底，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时，杜衡推行“左”倾错误，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调离部队。他不顾自己遭受错误批判与处理，仍然与王世泰等人坚决要求将刘志丹留在部队，才使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巩固和壮大。中央代表团进行陕北肃反时，通讯员把抓刘志丹的命令送到刘志丹手中，刘志丹看完命令后，要通讯员依旧把命令送到部队去，他直接到瓦窑堡要抓他的保卫部，充分证明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崇高的党性。
谢子长全家共有17人参加革命，9名烈士。面对敌人在许多村庄制造无人区和大肆烧杀抢掠的残酷镇压，谢子长总是坚定地鼓励大家：革命“能成功，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条到啥时候也不能动摇。”“……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
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前，在刘志丹与谢子长商谈统一两支红军，反第二次“围剿”时，谢子长和刘志丹互让西北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两个西北革命领袖深厚的革命情谊和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高风亮节。另外，陕北的主要军事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贺晋年、李仲英等都在西北军搞过兵运，谢子长、刘志丹、吴岱峰都是正规中学毕业后到正规军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北培养出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马明方、马文瑞、崔田夫、郭洪涛、杨琪、贺晋年、吴岱峰、张达志、崔田民、刘澜涛、白如冰、王兆相、高朗亭、马万里、马丕勛、杨和亭等一批党政军的革命骨干，逐渐形成了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这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能够自觉地抵制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和影响，为正确路线的执行和落实提供了保障，是陕北革命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坚实基础
从1925年，陕北建立党团组织起，一直把启蒙、宣传、教育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思想建党，组织建军。经过10多年的工作，陕北的各级党组织和陕北人民真正融为一体。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陕北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其它根据地的创建（包括陕甘边）都是先由上级党组织建军，由军队在敌人统治较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从上到下，再成立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只有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不同：先在各村成立贫农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基层的政权组织，最后再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因此，相比较其它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扎实，陕北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支持力度，是全国其它根据地所罕见的。
王世泰同志回忆：“1934年秋，子长同志率领陕北游击队与红26军主力开辟陕北苏区，计划把陕北苏区与南梁联成一片。……当子长同志率领部队经过安定及清涧一带时，沿途人民争来欢迎‘谢青天’。曾亲见子长同志到安定西二区孙家河时，群众来帮助红军放哨、煮饭，群众杀猪宰羊来慰劳。子长同志住的地方，窑里院里和院外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争着来看子长，并且亲热地和他谈话。到红军排队出发时，老婆小孩都争着把带来的食品递给子长，给他塞在腰包里。过去子长同志在危难中，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保护他，这可说明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子长同志的爱护的热情。”
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陕北重镇瓦窑堡，当时有国民党守军2000多人，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易守难攻。根据当时红军的装备和兵力，根本无法打开。从1935年6月上旬开始，由赵通儒为总指挥的围城指挥部，创建警卫团，组织3万多群众围困瓦窑堡达3个多月之久，封锁粮、柴、水、炭、菜、瓜、果，一粒一颗不许入城。使敌人没柴炭烧，没水喝，没粮吃。10月3日夜，国民党守军只得弃城而逃，瓦窑堡得以解放。
“中央到陕北时，‘陕北根据地’（不含陕甘边根据地）约40万人口，党员2万多人。红军主力27军和各地游击队共8000余人。” 40万人口中，青壮年约占20万人，党员2万多，不到10人就有1名党员，相当于现在的党群比例。这样高的党群比例足以说明陕北根据地党的工作是做得何等扎实。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1936年东征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陕北根据地的绥德县视察，彭德怀对崔田夫和郭洪涛感慨地说：“这里群众基础比江西省兴国县好得多。” 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全陕北1935年第一期扩红完成了7000人，1936年3月第二期完成了2600人。在1935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以陕北各县游击队为主，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第28、29、30军。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陕北就先后有1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加上红15军团，使红一方面军由初到陕北的6000多人扩大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2万多人。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蒋为贤老汉的土窑洞里，住过57个日夜。在中央机关离开王家湾当天，国民党刘勘部就窜进村子，司令部恰恰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群众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情况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任何情报。敌人抓住蒋老汉，严刑拷打，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老汉斩钉截铁地说：“你问毛泽东吗？他在陕北！”说完任凭敌人惨打，只字也不漏。敌人无计可施，用刀砍掉他的两个指头，蒋老汉昏过去好几次，醒过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在陕北！”等敌人走后，蒋老汉发现敌人丢下一份文件，马上拾起送给了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转战征途中多次感慨地说：“陕北人民是真金子啊！”正是因为陕北人民全力支持解放军打胡宗南，胡军不管到了那里，人民到处坚壁清野，胡军不光是聋子、瞎子，而且没有粮吃，没有水喝。以致后来，胡军所过之处，树叶及绿色庄稼，几乎全部吃光。所以，彭德怀才领导2万多解放军打败十倍于己的胡宗南20多万大军。彭德怀在多年以后还多次感慨到：陕北的人民真是好！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援，我们就不可能打败胡宗南！
陕北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是陕北党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区域优势，走群众路线的结果，也是领导人个人魅力与集体智慧的成果。其为推动西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西北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构筑了指挥中心。因此，加强和深化对这块充满魅力的根据地的研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