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我很喜欢看，尤其是近几年来刊登的那些活泼的文章，读后其味无穷。但要从中央和上海文史馆的刊物角度看，尚可更加突出其唯一性、史料性、鲜活性和广泛性。就一个忠实的老读者而言，我希望在以后的几年里能看到《世纪》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一、把1949年以后发生的事和当事者，作为《世纪》最重要的记述对象。
　　二、加强选刊文章的系列性。《世纪》在组织或选登文章时，对重大变革、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可有意识的作专题安排，形成系列。如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系列，如对资改造系列，甚至大家族等。前几期刊登了老同志回忆柯庆施等上海市领导的文章，效果非常好，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可读性。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世纪》势必会形成大视野的史料气象。
　　三、特别重视亲历者的文章。亲历者可写自己，也可写与己有关系的人和事，其价值不是那些靠两三手资料拼凑起来的文章所能比的。《世纪》在这方面理应比一般的杂志，更有这方面的要求。它不是历史学家的刊物，而是属于所有社会实践参与者的。
　　四、务去概念性的文章。现当代的所有变革、重大事件、重要历史阶段，已有不少“正史”予以记载，《世纪》所选文章已不需要对这些变革和历史人物作概念性的价值判断，只是写出在这种大变动氛围中这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那些事的来龙去脉即可，要“细节细节再细节”。
　　以前文史馆做了件大好事，出了当事者撰稿的文史丛书，留下第一手的宝贵史料。但也有遗憾。一是受“左”的影响，有的文章在整体把握上有偏差。二是缺乏细节，多概念化记载。现在各种环境因素要好得多，《世纪》可以在这方面作弥补和发展。
　　（作者为原上海市闵行区志办主任，《上海通志》副总纂）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