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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五年前，一位在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被杀，留下三个尚在读书无人抚养的女儿，办案民警吴仁贤与同事持续资助直至她们独立；这也是一个让人温暖的故事，我们看到，善的力量如何在体制内外以及不同阶层社会角色之间的碰撞与传递。
生于1989年的吴滨雅，是复旦大学大四学生，本是家中独生女。可忽然之间，爸爸吴仁贤多年前做的一件好事意外曝了光，令她多了三个姐妹。
2011年1月22日，上海雪后初晴。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吴仁贤——同事和朋友都叫他“吴大”，本来准备开着家里大前年买的雪铁龙，沿沪杭高速走两小时车程到上海，载刚放寒假的吴滨雅回家。
然而杭州连着下了三天雪，高速公路路况捉摸不定。吴滨雅跟两个姐妹一起，最终还是选择了坐高铁。
同行的姐妹其实跟她毫无血缘关系——大姐陈言大她3岁，刚结束一周的工作，匆匆赶到学校，帮着吴滨雅收拾行李；小妹陈平比滨雅小2岁，跟她一样毕业在即，这次专程从广东的实习单位赶了过来。在杭州，正住院的老二陈安，焦虑地等待着亲人探望。
陈言、陈安、陈平才是血浓于水的亲生三姐妹。但对于如今的吴仁贤来说，她们已像自己的三个女儿，需要大家的帮助，也亟需默契的理解和保护。
三姐妹都是吴仁贤资助了近五年的女大学生。在五年前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她们的母亲惨遭杀害。刚读大一的陈言，从温暖的海南赶到仍然春寒料峭的杭州，跟在姑姑身后处理后事，一言不发。
她们的父亲已于10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去世，母亲则在杭州艰难谋生。三名犯罪分子从偏门抄入出租房内，在抢劫时用刀刺死了反抗并呼叫的陈母。根据新华社报道，当时陈母竭力留住的，不过是130元钱和一部手机。
不经意的资助
吴仁贤和同事们，只花了10来天时间就破了案。现场的血腥细节，他早已不记得了。但在之后的五年里，他们每个月都会把一笔生活费汇入陈言的账户，每年开学初则汇去三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迄今不停。
现在回忆起来，对于当时作出资助这三个孩子的决定，吴仁贤说，“是件很平常的事。”
那是2006年的3月，时任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的吴仁贤下班回到家，说起刚经手的这个案子里，被杀害的中年女人，留下三个孩子。
想到这三个女孩，吴仁贤不禁担忧起来：“将心比心，我们一个小孩，从升学到工作、结婚，家长多么重视关注呀！她们也是这个年龄，接下来谁去关注？”
自2000年年底，杭州市政府每年都会组织“春风行动”，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捐款捐物。吴仁贤每次也要捐个两百四百的。汶川地震时，他捐了一千多元。
但对于怎么帮助她们，吴仁贤还是小心地算了笔账：那位被害母亲的职业不是很体面，身为警察，二者原本处于对立关系，若资助其子女，也难免引起别人的猜测与非议。
所以第一步，是征求家人的同意。
吴仁贤说起当年的策略，颇有些得意。爱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他潜移默化地唏嘘了几次后，说朋友和同事们知道了这事，都打算给三个姑娘捐些钱。“如果你直接跟她说要钱，她可能还要想一想。你要是说大家都这么做，都觉得好，她自然就接受、支持了。”
吴滨雅一周才回家一次。老爸把这事提了好几回后，才直接开口道出捐款的打算：“这样好不好？”吴滨雅倒不觉得爸爸此举是蓄谋已久。家里的钱，其实都归吴仁贤管。“好像之前我小一点的时候，他就说要去偏远山区结对子。他比较懒，没付诸行动，正好遇到这事，就这么干了。”滨雅说。
吴仁贤又试探性地征询了周围同事、朋友的意见。大家都说好，钱就一点点凑了起来。刑侦大队的同事出了几千块；吴家邻居余某是滨江某动漫园区的部门负责人，所在单位也捐了一万多元；吴仁贤自己则出了两千多元——第一笔资助合计两万多块。
为照顾孩子们的自尊，吴仁贤先托她们的姑姑，向已满18岁的老大陈言转告了大伙儿要资助三姐妹读书的想法。
处理完母亲后事的陈言，落寞地回到学校，一时并无回音。“当时很迷茫，心情也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陈言说起当时的心情。
吴仁贤和同事又联系了她几次，告诉她不必有心理包袱，只需好好生活下去。过了一两个月，陈言终于答应接受。
永不为零的账户
资助的事情算是笃定了，可吴仁贤却多了一层考虑。“小姑娘似懂非懂，钱来得容易，不一定珍惜。”他也怕大伙儿凑来的两万多块钱汇去后，很快被花光，那孩子们未来的学业，将由谁来保障？
吴仁贤其实还没有直接跟陈言接触过。他只记得外出办案时，曾在楼道上与不足1米6、淌着眼泪的陈言擦肩而过。
考虑再三，大伙儿决定，把这笔钱拆分为两部分：一万多块用于保障三个姑娘的学费，大学六千到七千元，中学各是一千多元，一次性在开学初打给陈言。剩下的则平均分为每月940元的额度，用以保障她们的基本生活费。
“资助的条件相对艰苦，只能保证她们顺利读书。”吴仁贤举起一根烟，掰着指头数算当时的考虑。“老大在海南，消费相对要高一些，所以每个月给她600块钱。两个小的还在老家读中学，中学花费也不高，每人差不多200块。”
与女儿滨雅在上海每月1000多块的花销相比，资助条件确实不够华丽，吴仁贤等人甚至有意让三个姑娘在清苦的条件中重拾生活。“事情要做好，不要做过头。”吴仁贤说，基本生计之外的花费，如何获取、如何生活，便要看她们自己的造化努力。
“我这人做人有时也蛮小心的。”吴仁贤说不上是不放心还是担心，又刻意请几个女同事帮忙，时常与陈言保持联系，“让她们健康、阳光地成长。”
吴仁贤平时跟女儿滨雅沟通没啥问题，滨雅有时不喊爸却直呼“老蛋”、“老坏蛋”。作为一名父亲，他也知道，最重要的事是引导那三个孩子健康向上，“但不要以长辈的形式絮絮叨叨，不然用不了几天她们就会烦你的”。
虽然有这个意识，但他跟陈言却仍不知道要说啥。“开始一两年也就通了一两个电话，有时候还是没话找话。短信发得多些。”除了春节和清明，吴仁贤对元旦、圣诞这些节日啥的，都没感觉。倒是陈言的例行祝福短信，提醒着他一个又一个节日的到来。
而对陈言来说，吴仁贤平时太忙，她尽量不去打扰叔叔的工作，“也确实不大感兴趣”。
女儿滨雅口中这个“天蝎爸爸”的细致和负责任，基本都发挥在了对资助账户的维护上。账户建立之初，他找到时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高新支行行长的汪舟橹。汪舟橹本是邻居余某的朋友，余某的公司恰开在高新支行楼上，三方就此会晤，敲定了账户的管理细节。
“当时听说了这件事，也没有什么考虑的念头，完全是出于对吴大的信任，就把事情做了起来。”汪舟橹至今还在埋怨吴仁贤，怎么就把事情给捅到媒体那里了？
此事原本是发布在公安系统内网的一则例行通讯，2010年12月22日，《都市快报》记者严峰得知此事后，发了条“民警资助站街女三女儿读大学”的微博，竟以近万次转发的密度在网络中流传着。接着，严峰采访吴仁贤时，吴一不小心“把事情给弄出来”。
此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令他猝不及防。开始有人打来电话，表示愿为账户捐钱，继续资助学业未竟又亟需治疗的老二。而在此前的几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这个低调而沉默的账户的存在。
高新支行里直接负责运作账户的工作人员换了又换，每年每月的例行汇款却不曾受到影响。其间账户一度快被支空时，吴仁贤立即送去了自家的几千块；不足10人的高新支行也曾发起过3次募捐，悄悄把账户充实起来。
2008年时，邻居余某因工作调动离开原单位，不便继续参与募捐，账户维护的任务便主要落在了吴仁贤一人肩上。恰逢此时田少华大队长调来警队，吴仁贤把资助女学生的事情向组织汇报后，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竟有意发展为一项党支部活动。
2009年，支部募捐正式启动。按照大队长500到1000元、中队长200到500元、民警200元以下标准的“潜规则”，刑侦大队30几个人，几乎都是党员，发起了新一轮的募捐。“大家基本都是按最高线来捐的。”当年随心的资助，渐渐有了变成正规的爱心活动的趋势。仅2010年一年，大队就募捐两次，总共筹集了近两万块钱。
负责跟陈言沟通的女同事，业几经离职更替，如今主要是刑侦大队的孔国芳和倪娜在张罗。
由滨江区刑侦大队以组织名义接棒，在吴仁贤看来，“客观上更有意义一些”。而对他个人来说，自从另一名主要资助人邻居余某退出后，“有个群体参与会更好一些，相对来说对个体的压力也小一些。”
几年下来，大家陆续为三个女孩捐了8万多元。而吴仁贤一人的投入，有两万多元。问女儿滨雅，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被爸爸克扣过零用钱？“完全没有。”滨雅说。
老大陈言2009年毕业时，曾表示自己工作、独立了，今后不需叔叔阿姨们再为她们姐妹捐钱。吴仁贤等人坚持汇款，继续保障老二、老三的学业。2010年，老三陈平也开始实习，拿到第一笔补贴。她们再次提出中断资助，又被吴仁贤拒绝。
吴仁贤坚持要等老二陈安也完成学业后，才肯放手不管。陈安从小身体就不太好，读书也受了些耽搁，直到2010年才考入大学。
吴仁贤一直没见过老二、老三，直到2010年年底，从不多话的陈言，终于不堪重负，在电话里哭诉了一个小时，说起老二陈安的病。陈安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小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逐渐埋下隐患，终于在2010年12月造成肺动脉高压，具体病情仍不确定。
电话里的一个多小时，把吴仁贤与其四年多来的沟通隔膜，一下子打破了，陈言感慨着这些年来负担太重，两个妹妹都是她一人肩上扛。吴仁贤告诉她，自己也是读初中时就失去父亲，20多岁又失去了母亲。
“本来是随心的资助，却渐渐变成了一种牵挂。”令吴仁贤想不到的是，老二陈安的病发，一下子拉近了他与三个姑娘之间的距离。“做善事的心谁都会有，无非是需要一把火去引燃。”他原本只是个引燃火把的热心人。
渐渐黏着的牵挂
在此之前，就连一直与他通话、写信的老大陈言，吴仁贤也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2009年3月，陈言到杭州实习。在萧山国际大酒店楼下的茶餐厅里，吴仁贤与家人、同事请她吃了顿午餐。吴仁贤的爱人说，这孩子确实懂事，讲道理。
晚上陈言到访吴家。那时的她扎个马尾辫，一件泡泡袖的白色碎花短袖衬衫，搭一条淡蓝色的七分裤，不脱青涩的学生气，饭后还主动要帮着洗碗。吴滨雅找了些旧衣服给她，两人却不足1米6的个子，逼近100斤，穿同一个码，形容起来都是“矮胖身材”。
到第二次见面时，时间已过了一年多。2010年12月，陈言出差杭州，吴仁贤等又请她吃澳门豆捞。席间还聊起老二陈安高考志愿没填好，最后只上了一所三本学校。谁料几天之后，在上大学的陈安病发，住进了医院，连三本学校也只能暂时休学。
陈安先是在学校所在地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无人照料，吃得也不好，整天忧心忡忡。适逢资助一事曝光，杭州某家医院提出愿为她进行免费治疗。已调到浙商银行、不再管理账户的汪舟橹，也打电话跟吴仁贤说，治疗如需费用，我们一起想办法。吴仁贤和汪舟橹等商量过后，决定把陈安转到杭州的这家医院，方便照顾。
1月7日这天，吴滨雅从学校赶到上海虹桥火车站，为将赴杭州的陈安送行。这一回，工作已一年余的陈言穿着紫色大衣和棕色靴子，不论打扮和谈吐都成熟很多。在滨雅眼里，陈言与吴家的两次见面，都很得体。“她温柔又能干，内心很强大。”滨雅说。
陈言一见到滨雅，便亲热地挽起了她的手。这让滨雅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此前她一直刻意与姐妹们保持距离，不想以助人者的身份经常出现在她们生活中。“我的生活要比她们好太多了。”读了近四年大学，滨雅一直专注于学业，不必为经济忧虑。她还在申请到法国读硕士的机会。而陈言除了要做两个妹妹的精神支撑，还要做家教、促销等兼职，在食堂打工，为生活补贴。这种“不对等”，令滨雅在与陈言等姐妹聊天时，有选择地只谈现在，不谈过去。
那天，两个相差不过两三岁的年轻女孩，来不及说上几句话，就在车站匆匆分开了。吴仁贤背起只有80多斤的老二陈安，从火车站一直背到了停车场。
吴仁贤1984年考上警校，干了26年警察，熬夜耗体能的事，不在话下。他又是爬山好手，几乎每个月都跟驴友一道去周边山上爬一遭。可那天把陈安从车站背到停车场，他说，“累死我了。”
他点起不离手的香烟，回想自己跟陈安开的玩笑：“看我累得够呛，她很不好意思，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你生病了，是叔叔背你，将来等叔叔老了，你们四个人至少得抬着我吧？”说完哈哈一阵大笑。
第二天，吴仁贤的爱人给陈安炖了一锅鸽子汤。隔天，吴仁贤又在饭店炖了只老鸭，给她送去。他甚至准备了两箱土鸡蛋，叫医院每天给陈安蒸一个。
伙食与用药上有了显著改善后，吴仁贤眼看着陈安的情绪渐渐恢复起来。大姐陈言几乎隔俩小时就给她挂一通电话，一到周末，则坐火车从上海到杭州看她。吴仁贤跟同事差不多隔天跑一趟医院，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路，露面前总要先脱下一身警服，换上便衣。陈言告诉他，有天下午妹妹反复问她，吴叔叔今天来不来？
在电话、短信里，当着三个姑娘的面，吴仁贤一直自称“叔叔”。但在媒体面前，他早就当姑娘们是女儿了。资助的事曝光后，起初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正牌女儿骂他说：“媒体宣传对三姐妹不太好，给她们的精神压力太大。而且不留名才是做好事，现在这样就不像做好事了，至少容易被人误解。”
后悔不迭的吴仁贤，赶紧想办法刹车。他对最初参与报道的严峰控诉着媒体关注带来的措手不及：“我不要什么名声，我要我的三个女儿啊！”他甚至不敢问陈言，有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在那些文章里，三个女孩的母亲生前的职业被放大到标题中，一再提起。“当然她也没有责怪过我们，但压在心头会是个损伤。”吴仁贤说。
既然已成了公安系统的一个典型，少不了要将大家努力的成果，与众分享。年前在公安局举办的晚会上，吴仁贤被要求在节目中，当众读出感恩节时陈言发给他的一条短信，“……您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还在后台的时候，翻了半天手机才找到这条短信。说起收到短信时的感觉，他说，“当时也就看看算了。”
如今，吴仁贤等人资助的三个姑娘，他终于全部见过了面。那些几年来写得像例行公事的信件的孩子——“吴叔叔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现将我的学习成绩汇报如下”——如今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不时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了。
他关心老大陈言的个人问题，说“你好赶紧找个对象了”；更关心老二陈安的身体状况，看着她把一斤多重的土鸡煲吃掉大半，开心地打电话向被拒绝探望的记者汇报；老三陈平就快毕业，他也不放心她留在广东工作。
以前吴仁贤总是把陈言发来的短信，拿给爱人、女儿分享。“那个时候他特别开心。”如今年假将至，三个姑娘聚在杭州，春节还要到吴仁贤家里一起过年。吴滨雅倒也不吃醋。“那天我说，你现在多了三个女儿了，然后他问，‘你不生气啊？’我说一点都不，以后多几个孩子牵挂你们，我负担还轻不少呢……”
吴仁贤耳廓修长，耳垂大而敦厚，确实有中国人称道的那种福相。
（文中吴滨雅、陈言、陈安、陈平为化名。）
生于1989年的吴滨雅，是复旦大学大四学生，本是家中独生女。可忽然之间，爸爸吴仁贤多年前做的一件好事意外曝了光，令她多了三个姐妹。
2011年1月22日，上海雪后初晴。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吴仁贤——同事和朋友都叫他“吴大”，本来准备开着家里大前年买的雪铁龙，沿沪杭高速走两小时车程到上海，载刚放寒假的吴滨雅回家。
然而杭州连着下了三天雪，高速公路路况捉摸不定。吴滨雅跟两个姐妹一起，最终还是选择了坐高铁。
同行的姐妹其实跟她毫无血缘关系——大姐陈言大她3岁，刚结束一周的工作，匆匆赶到学校，帮着吴滨雅收拾行李；小妹陈平比滨雅小2岁，跟她一样毕业在即，这次专程从广东的实习单位赶了过来。在杭州，正住院的老二陈安，焦虑地等待着亲人探望。
陈言、陈安、陈平才是血浓于水的亲生三姐妹。但对于如今的吴仁贤来说，她们已像自己的三个女儿，需要大家的帮助，也亟需默契的理解和保护。
三姐妹都是吴仁贤资助了近五年的女大学生。在五年前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她们的母亲惨遭杀害。刚读大一的陈言，从温暖的海南赶到仍然春寒料峭的杭州，跟在姑姑身后处理后事，一言不发。
她们的父亲已于10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去世，母亲则在杭州艰难谋生。三名犯罪分子从偏门抄入出租房内，在抢劫时用刀刺死了反抗并呼叫的陈母。根据新华社报道，当时陈母竭力留住的，不过是130元钱和一部手机。
不经意的资助
吴仁贤和同事们，只花了10来天时间就破了案。现场的血腥细节，他早已不记得了。但在之后的五年里，他们每个月都会把一笔生活费汇入陈言的账户，每年开学初则汇去三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迄今不停。
现在回忆起来，对于当时作出资助这三个孩子的决定，吴仁贤说，“是件很平常的事。”
那是2006年的3月，时任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的吴仁贤下班回到家，说起刚经手的这个案子里，被杀害的中年女人，留下三个孩子。
想到这三个女孩，吴仁贤不禁担忧起来：“将心比心，我们一个小孩，从升学到工作、结婚，家长多么重视关注呀！她们也是这个年龄，接下来谁去关注？”
自2000年年底，杭州市政府每年都会组织“春风行动”，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捐款捐物。吴仁贤每次也要捐个两百四百的。汶川地震时，他捐了一千多元。
但对于怎么帮助她们，吴仁贤还是小心地算了笔账：那位被害母亲的职业不是很体面，身为警察，二者原本处于对立关系，若资助其子女，也难免引起别人的猜测与非议。
所以第一步，是征求家人的同意。
吴仁贤说起当年的策略，颇有些得意。爱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他潜移默化地唏嘘了几次后，说朋友和同事们知道了这事，都打算给三个姑娘捐些钱。“如果你直接跟她说要钱，她可能还要想一想。你要是说大家都这么做，都觉得好，她自然就接受、支持了。”
吴滨雅一周才回家一次。老爸把这事提了好几回后，才直接开口道出捐款的打算：“这样好不好？”吴滨雅倒不觉得爸爸此举是蓄谋已久。家里的钱，其实都归吴仁贤管。“好像之前我小一点的时候，他就说要去偏远山区结对子。他比较懒，没付诸行动，正好遇到这事，就这么干了。”滨雅说。
吴仁贤又试探性地征询了周围同事、朋友的意见。大家都说好，钱就一点点凑了起来。刑侦大队的同事出了几千块；吴家邻居余某是滨江某动漫园区的部门负责人，所在单位也捐了一万多元；吴仁贤自己则出了两千多元——第一笔资助合计两万多块。
为照顾孩子们的自尊，吴仁贤先托她们的姑姑，向已满18岁的老大陈言转告了大伙儿要资助三姐妹读书的想法。
处理完母亲后事的陈言，落寞地回到学校，一时并无回音。“当时很迷茫，心情也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陈言说起当时的心情。
吴仁贤和同事又联系了她几次，告诉她不必有心理包袱，只需好好生活下去。过了一两个月，陈言终于答应接受。
永不为零的账户
资助的事情算是笃定了，可吴仁贤却多了一层考虑。“小姑娘似懂非懂，钱来得容易，不一定珍惜。”他也怕大伙儿凑来的两万多块钱汇去后，很快被花光，那孩子们未来的学业，将由谁来保障？
吴仁贤其实还没有直接跟陈言接触过。他只记得外出办案时，曾在楼道上与不足1米6、淌着眼泪的陈言擦肩而过。
考虑再三，大伙儿决定，把这笔钱拆分为两部分：一万多块用于保障三个姑娘的学费，大学六千到七千元，中学各是一千多元，一次性在开学初打给陈言。剩下的则平均分为每月940元的额度，用以保障她们的基本生活费。
“资助的条件相对艰苦，只能保证她们顺利读书。”吴仁贤举起一根烟，掰着指头数算当时的考虑。“老大在海南，消费相对要高一些，所以每个月给她600块钱。两个小的还在老家读中学，中学花费也不高，每人差不多200块。”
与女儿滨雅在上海每月1000多块的花销相比，资助条件确实不够华丽，吴仁贤等人甚至有意让三个姑娘在清苦的条件中重拾生活。“事情要做好，不要做过头。”吴仁贤说，基本生计之外的花费，如何获取、如何生活，便要看她们自己的造化努力。
“我这人做人有时也蛮小心的。”吴仁贤说不上是不放心还是担心，又刻意请几个女同事帮忙，时常与陈言保持联系，“让她们健康、阳光地成长。”
吴仁贤平时跟女儿滨雅沟通没啥问题，滨雅有时不喊爸却直呼“老蛋”、“老坏蛋”。作为一名父亲，他也知道，最重要的事是引导那三个孩子健康向上，“但不要以长辈的形式絮絮叨叨，不然用不了几天她们就会烦你的”。
虽然有这个意识，但他跟陈言却仍不知道要说啥。“开始一两年也就通了一两个电话，有时候还是没话找话。短信发得多些。”除了春节和清明，吴仁贤对元旦、圣诞这些节日啥的，都没感觉。倒是陈言的例行祝福短信，提醒着他一个又一个节日的到来。
而对陈言来说，吴仁贤平时太忙，她尽量不去打扰叔叔的工作，“也确实不大感兴趣”。
女儿滨雅口中这个“天蝎爸爸”的细致和负责任，基本都发挥在了对资助账户的维护上。账户建立之初，他找到时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高新支行行长的汪舟橹。汪舟橹本是邻居余某的朋友，余某的公司恰开在高新支行楼上，三方就此会晤，敲定了账户的管理细节。
“当时听说了这件事，也没有什么考虑的念头，完全是出于对吴大的信任，就把事情做了起来。”汪舟橹至今还在埋怨吴仁贤，怎么就把事情给捅到媒体那里了？
此事原本是发布在公安系统内网的一则例行通讯，2010年12月22日，《都市快报》记者严峰得知此事后，发了条“民警资助站街女三女儿读大学”的微博，竟以近万次转发的密度在网络中流传着。接着，严峰采访吴仁贤时，吴一不小心“把事情给弄出来”。
此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令他猝不及防。开始有人打来电话，表示愿为账户捐钱，继续资助学业未竟又亟需治疗的老二。而在此前的几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这个低调而沉默的账户的存在。
高新支行里直接负责运作账户的工作人员换了又换，每年每月的例行汇款却不曾受到影响。其间账户一度快被支空时，吴仁贤立即送去了自家的几千块；不足10人的高新支行也曾发起过3次募捐，悄悄把账户充实起来。
2008年时，邻居余某因工作调动离开原单位，不便继续参与募捐，账户维护的任务便主要落在了吴仁贤一人肩上。恰逢此时田少华大队长调来警队，吴仁贤把资助女学生的事情向组织汇报后，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竟有意发展为一项党支部活动。
2009年，支部募捐正式启动。按照大队长500到1000元、中队长200到500元、民警200元以下标准的“潜规则”，刑侦大队30几个人，几乎都是党员，发起了新一轮的募捐。“大家基本都是按最高线来捐的。”当年随心的资助，渐渐有了变成正规的爱心活动的趋势。仅2010年一年，大队就募捐两次，总共筹集了近两万块钱。
负责跟陈言沟通的女同事，业几经离职更替，如今主要是刑侦大队的孔国芳和倪娜在张罗。
由滨江区刑侦大队以组织名义接棒，在吴仁贤看来，“客观上更有意义一些”。而对他个人来说，自从另一名主要资助人邻居余某退出后，“有个群体参与会更好一些，相对来说对个体的压力也小一些。”
几年下来，大家陆续为三个女孩捐了8万多元。而吴仁贤一人的投入，有两万多元。问女儿滨雅，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被爸爸克扣过零用钱？“完全没有。”滨雅说。
老大陈言2009年毕业时，曾表示自己工作、独立了，今后不需叔叔阿姨们再为她们姐妹捐钱。吴仁贤等人坚持汇款，继续保障老二、老三的学业。2010年，老三陈平也开始实习，拿到第一笔补贴。她们再次提出中断资助，又被吴仁贤拒绝。
吴仁贤坚持要等老二陈安也完成学业后，才肯放手不管。陈安从小身体就不太好，读书也受了些耽搁，直到2010年才考入大学。
吴仁贤一直没见过老二、老三，直到2010年年底，从不多话的陈言，终于不堪重负，在电话里哭诉了一个小时，说起老二陈安的病。陈安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小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逐渐埋下隐患，终于在2010年12月造成肺动脉高压，具体病情仍不确定。
电话里的一个多小时，把吴仁贤与其四年多来的沟通隔膜，一下子打破了，陈言感慨着这些年来负担太重，两个妹妹都是她一人肩上扛。吴仁贤告诉她，自己也是读初中时就失去父亲，20多岁又失去了母亲。
“本来是随心的资助，却渐渐变成了一种牵挂。”令吴仁贤想不到的是，老二陈安的病发，一下子拉近了他与三个姑娘之间的距离。“做善事的心谁都会有，无非是需要一把火去引燃。”他原本只是个引燃火把的热心人。
渐渐黏着的牵挂
在此之前，就连一直与他通话、写信的老大陈言，吴仁贤也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2009年3月，陈言到杭州实习。在萧山国际大酒店楼下的茶餐厅里，吴仁贤与家人、同事请她吃了顿午餐。吴仁贤的爱人说，这孩子确实懂事，讲道理。
晚上陈言到访吴家。那时的她扎个马尾辫，一件泡泡袖的白色碎花短袖衬衫，搭一条淡蓝色的七分裤，不脱青涩的学生气，饭后还主动要帮着洗碗。吴滨雅找了些旧衣服给她，两人却不足1米6的个子，逼近100斤，穿同一个码，形容起来都是“矮胖身材”。
到第二次见面时，时间已过了一年多。2010年12月，陈言出差杭州，吴仁贤等又请她吃澳门豆捞。席间还聊起老二陈安高考志愿没填好，最后只上了一所三本学校。谁料几天之后，在上大学的陈安病发，住进了医院，连三本学校也只能暂时休学。
陈安先是在学校所在地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无人照料，吃得也不好，整天忧心忡忡。适逢资助一事曝光，杭州某家医院提出愿为她进行免费治疗。已调到浙商银行、不再管理账户的汪舟橹，也打电话跟吴仁贤说，治疗如需费用，我们一起想办法。吴仁贤和汪舟橹等商量过后，决定把陈安转到杭州的这家医院，方便照顾。
1月7日这天，吴滨雅从学校赶到上海虹桥火车站，为将赴杭州的陈安送行。这一回，工作已一年余的陈言穿着紫色大衣和棕色靴子，不论打扮和谈吐都成熟很多。在滨雅眼里，陈言与吴家的两次见面，都很得体。“她温柔又能干，内心很强大。”滨雅说。
陈言一见到滨雅，便亲热地挽起了她的手。这让滨雅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此前她一直刻意与姐妹们保持距离，不想以助人者的身份经常出现在她们生活中。“我的生活要比她们好太多了。”读了近四年大学，滨雅一直专注于学业，不必为经济忧虑。她还在申请到法国读硕士的机会。而陈言除了要做两个妹妹的精神支撑，还要做家教、促销等兼职，在食堂打工，为生活补贴。这种“不对等”，令滨雅在与陈言等姐妹聊天时，有选择地只谈现在，不谈过去。
那天，两个相差不过两三岁的年轻女孩，来不及说上几句话，就在车站匆匆分开了。吴仁贤背起只有80多斤的老二陈安，从火车站一直背到了停车场。
吴仁贤1984年考上警校，干了26年警察，熬夜耗体能的事，不在话下。他又是爬山好手，几乎每个月都跟驴友一道去周边山上爬一遭。可那天把陈安从车站背到停车场，他说，“累死我了。”
他点起不离手的香烟，回想自己跟陈安开的玩笑：“看我累得够呛，她很不好意思，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你生病了，是叔叔背你，将来等叔叔老了，你们四个人至少得抬着我吧？”说完哈哈一阵大笑。
第二天，吴仁贤的爱人给陈安炖了一锅鸽子汤。隔天，吴仁贤又在饭店炖了只老鸭，给她送去。他甚至准备了两箱土鸡蛋，叫医院每天给陈安蒸一个。
伙食与用药上有了显著改善后，吴仁贤眼看着陈安的情绪渐渐恢复起来。大姐陈言几乎隔俩小时就给她挂一通电话，一到周末，则坐火车从上海到杭州看她。吴仁贤跟同事差不多隔天跑一趟医院，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路，露面前总要先脱下一身警服，换上便衣。陈言告诉他，有天下午妹妹反复问她，吴叔叔今天来不来？
在电话、短信里，当着三个姑娘的面，吴仁贤一直自称“叔叔”。但在媒体面前，他早就当姑娘们是女儿了。资助的事曝光后，起初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正牌女儿骂他说：“媒体宣传对三姐妹不太好，给她们的精神压力太大。而且不留名才是做好事，现在这样就不像做好事了，至少容易被人误解。”
后悔不迭的吴仁贤，赶紧想办法刹车。他对最初参与报道的严峰控诉着媒体关注带来的措手不及：“我不要什么名声，我要我的三个女儿啊！”他甚至不敢问陈言，有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在那些文章里，三个女孩的母亲生前的职业被放大到标题中，一再提起。“当然她也没有责怪过我们，但压在心头会是个损伤。”吴仁贤说。
既然已成了公安系统的一个典型，少不了要将大家努力的成果，与众分享。年前在公安局举办的晚会上，吴仁贤被要求在节目中，当众读出感恩节时陈言发给他的一条短信，“……您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还在后台的时候，翻了半天手机才找到这条短信。说起收到短信时的感觉，他说，“当时也就看看算了。”
如今，吴仁贤等人资助的三个姑娘，他终于全部见过了面。那些几年来写得像例行公事的信件的孩子——“吴叔叔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现将我的学习成绩汇报如下”——如今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不时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了。
他关心老大陈言的个人问题，说“你好赶紧找个对象了”；更关心老二陈安的身体状况，看着她把一斤多重的土鸡煲吃掉大半，开心地打电话向被拒绝探望的记者汇报；老三陈平就快毕业，他也不放心她留在广东工作。
以前吴仁贤总是把陈言发来的短信，拿给爱人、女儿分享。“那个时候他特别开心。”如今年假将至，三个姑娘聚在杭州，春节还要到吴仁贤家里一起过年。吴滨雅倒也不吃醋。“那天我说，你现在多了三个女儿了，然后他问，‘你不生气啊？’我说一点都不，以后多几个孩子牵挂你们，我负担还轻不少呢……”
吴仁贤耳廓修长，耳垂大而敦厚，确实有中国人称道的那种福相。
（文中吴滨雅、陈言、陈安、陈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