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的温台模式曾创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但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始遭遇发展瓶颈，经济升级转型不力、经济增速排名全国倒数；而在政府干预力度最大的江苏，不仅经济增速依然强劲，区域创新能力也跃居全国首位。
　　政府强势主导是苏南胜出“秘诀”
　　2009年，科技部公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超过北京、上海，从多年保持的第四一跃成为全国第一，而浙江仍位居第五。
　　科技部曾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分析江苏跃升第一的原因：江苏省的创新能力受到城市群效应、外资研发投入、政府的创新政策、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基础资源五个方面要素的影响。而江苏省创新能力的迅速提高，首先得益于依托长三角的创新城市群。它们相互依赖，形成了不同于特大城市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这个分析似乎缺乏逻辑，浙江、上海同样处于长三角创新城市群，为什么在创新转型方面仍原地踏步呢？显然其他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与上海相比劳动力成本优势，政府强势主导经济的传统，和江苏的经济成分结构似乎更为重要。
　　在金融危机中，浙江省政府也在大力提倡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拥有民营企业家群体最多的浙江，除了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在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中，为何至今尚未出现优势产业、培育出新的增长极？
　　认真分析，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正是：浙江是以私营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国企力量弱，因此在面临产业升级时，政府一直无法，也不能有效整合资源，发挥政府的主导型作用。
　　这与马云为什么要将阿里巴巴私有化是同样的道理。马云在发给阿里巴巴员工的邮件中写道：“B2B的业务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加快转型和升级。……但受限于上市公司的架构，升级的决心不够大，动作也不够彻底。”简单概括，就是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好控制。
　　因此在浙江，面对一个个市场经济主体，政府无法强势干预其生产经营活动，指导其投资高科技项目，搞产业升级，只能任由其发展，自生自灭。致使温州资本的逐利行为肆意泛滥，形成炒作大军，而本地产业逐渐空心化。
　　而江苏不同，在苏南的发展模式中，园区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派出管委会既行使政府职能，又行使招商引资主体的经济职能。这一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主动权在政府手上，发展什么产业由政府决定。目前，江苏拥有国家和省级开发区138家，国家级开发区38家，居全国第一。多年来，这些开发区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创造了江苏1/2的GDP、1/3以上的财政收入和3/4的进出口。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是更理想的发展模式？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在危机背景下，以国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与民企为主的经济体间的较量，也是一场政府主导型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较量。
　　这场胜负是否能够说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国有、民企均衡发展，奉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是目前中国更理想的发展模式？仅仅依赖民营企业自由发展，而政府较少干预的经济模式，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必然经受不住危机的考验，而且会面临产业升级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
　　在世界历史上，德国两次以落后国家的身份奋起直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的富裕国家。日本也曾因效仿德国而取得成功，或许德国的经验更值得中国效仿。
　　在19世纪德国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历史学派的盛行，使德国得以超过法英，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历史学派当时的政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扩张市场并培育市场，强烈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外国商品对本国工业的冲击。
　　二战后，德国已经具备了充分发育的国内市场，既要经济增长，又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佛莱堡学派应时而生，既要发展市场，又要达到社会平衡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使得德国迅速复兴，再次成为欧洲富裕国家。
　　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不断调整的。
　　目前苏南的状态与19世纪的德国有相似之处，由于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存在着政府干预市场拓展市场的巨大空间。中国的特殊现实，以及所处的历史阶段，都要求政府扮演积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