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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组部出版发行《红色基因》一书，首次将“把一切献给党”为内核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民兵工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等并列为党的伟大精神。
人民兵工精神的内核“把一切献给党”源自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全国特等劳模吴运铎是新四军兵工战线上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人民兵工精神跻身党的伟大精神行列，新四军军工战线上的工作则充分地体现了伟大的人民兵工精神。
抗战期间，新四军的生存、发展环境异常艰苦，为解决武器、弹药问题，新四军经历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转变。
新四军没有任何军工基础，是标准的白手起家。闽北兵工厂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留给新四军的唯一兵工厂，有张昌龙、黄天仕、张元林、沈宗文等40余名技工，但生产规模小，存续时间也不长，发挥作用有限。1938年4月，当地修枪业主朱遵三带着全部器材、工具和10余名工人，在军部云岭办起修械所。后来军部设法从上海买了少量设备，能仿制简陋的步枪“汉阳造”。八路军黄克诚部到苏北，以缴获的顽军东坎修械所为基础建了兵工厂，并组织沭阳马厂铁匠大量仿制“汉阳造”。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创办了近20个修械所和兵工厂，主要有皖南军部修械所及一、二、四、五、六支队修械所，江南指挥部修械所，江北指挥部修械所，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修械所等。
皖南事变后，军部兵工厂设备全部丢失，军工人员再次白手起家。军部靠三师缴获的东坎修械所、一师缴获的曹甸修械所以及陈玉生起义部队的手榴弹厂为基础，重建军部兵工厂，但也只能修理枪械和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简陋武器。
1941年春，新四军四师在豫皖苏边区遭顽军重创，军工设备丢失殆尽，遂在淮南张楼庄第三次白手起家。兵工厂最初只能从事修理、制造大刀、手榴弹等武器。
1941年8月盐城地区反扫荡斗争结束，军工部决定分散军工生产，将人员、设备分散给一、二、三师。如吴运铎在小朱庄茅屋里创办二师子弹厂，员工是5名工人、2名战士，设备是一部皮带车床、两把老虎钳、一台手摇钻，克服重重困难后能生产复装子弹。
支撑新四军兵工事业的是数量不多的技术工人。中学生李仲麟在教会学校开过车床，就被彭雪枫作为特殊人才留下，并委以重任到洪泽湖南岸的张楼庄创办四师兵工厂。吴运铎原本是普通工人，因善于学习，在军部兵工厂学会了制造枪支和子弹。1941年9月，他任二师子弹厂厂长，带领大家自制了多种土设备，成功建起了年产60万发子弹的子弹厂，并排除重重困难，研制出射程超远的枪榴弹和杀伤力大的平射炮。
鉴于兵工技术人才稀缺，新四军通过地下党动员上海造船厂朱荣生率数以千计的技术工人及徐丽森、胡序同、俞启英等中学生到新四军根据地，不少人逐步成长为军工人员，初步缓解了人才荒局面。后来，军部又安排抗大学员、江淮大学学生充实到各兵工厂，才逐步使新四军军工事业有了起色。
新四军兵工厂中，大学毕业生只有韩振纪，大学肄业生有一师程望、三师田汝孚和乔坚（后转七师）、六师王新民（后转二师）等，但技术人员依旧靠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乔坚在七师兵工厂反复试验，终于找到硫磺与硝酸的合理配比，成功解决了子弹射击精度问题。他自制雷管，试制调整材料结构和翻砂质量，提高了手榴弹的杀伤力。在他带领下，七师兵工厂仿制出卡宾枪，研制出迫击炮，改装过飞机机关枪。一师的程望将缴获的掷弹筒改造成平射、曲射两用炮，并大量生产，为车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田汝孚在三师兵工厂研制出能穿甲的平射炮。
江南新四军挖出一根锈迹斑斑的七五毫米炮管，辗转送到了四师兵工厂厂长李仲麟手里。李仲麟带领军工人员靠一本阎锡山兵工厂的山炮《使用维修规程》，充分发挥广大员工的智慧，用三个月時间为大炮配齐零部件，修复了炮身，使之成为四师的攻坚利器，在张楼等战斗中大显神威。
皖南事变后，新军部及一、二、三、六、七师先后在上海设立地下兵站，如大成公司、益友社、协泰商行、三五钟表厂等。军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大批采购被日军禁运的军需、卫生、军工原材料、机器、工具及配件等物资，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回华中根据地，大大增强了新四军兵工厂的制造能力。
沭阳马厂能工巧匠有仿造“汉阳造”步枪的传统，新四军三师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铁工会，自制土设备，几年间共生产出7000多支步枪（又称马厂造）。1942年，三师组织马厂铁工会克服困难，成功仿制出20多支捷克式轻机枪。
新四军军工战线条件异常艰苦，但军工人员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明知搞军工试验随时有生命危险，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口号鼓舞下，新四军军工人员自制土设备，自创土办法、自备土材料，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8月，二师军工部长吴师孟积劳成疾去世，年仅43岁。职中毕业的吴屏周曾任二师军工部政委，抗战胜利后与吴运铎一起奉命到大连创办新兵工厂，在一次试验中炮弹爆炸，吴屏周牺牲，吴运铎负伤。
吴运铎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吴运铎是工人出身，缺少系统理论支撑。为了制造武器弹药，吴运铎三次负伤，炸瞎了左眼，炸伤了左手四根手指，炸伤了右腿，但他坚定地说：“虽然我已经残废了，我也不怕，失去了这只手，我还有那只手，丢掉了这只眼，我还有那只眼，不能做这个，我还能做那个。”经过顽强拼搏，吴运铎等终于为新四军生产出榴弹和平射炮等，自己也成为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武器专家。
新四军军工人员在无人才、无设备、无技术的“三无”条件下，靠着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和拼搏奋进精神，为新四军各师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枪支弹药。
伟大的人民军工精神永放光芒！
人民兵工精神的内核“把一切献给党”源自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全国特等劳模吴运铎是新四军兵工战线上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人民兵工精神跻身党的伟大精神行列，新四军军工战线上的工作则充分地体现了伟大的人民兵工精神。
愈挫愈奋 三次白手起家
抗战期间，新四军的生存、发展环境异常艰苦，为解决武器、弹药问题，新四军经历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转变。
新四军没有任何军工基础，是标准的白手起家。闽北兵工厂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留给新四军的唯一兵工厂，有张昌龙、黄天仕、张元林、沈宗文等40余名技工，但生产规模小，存续时间也不长，发挥作用有限。1938年4月，当地修枪业主朱遵三带着全部器材、工具和10余名工人，在军部云岭办起修械所。后来军部设法从上海买了少量设备，能仿制简陋的步枪“汉阳造”。八路军黄克诚部到苏北，以缴获的顽军东坎修械所为基础建了兵工厂，并组织沭阳马厂铁匠大量仿制“汉阳造”。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创办了近20个修械所和兵工厂，主要有皖南军部修械所及一、二、四、五、六支队修械所，江南指挥部修械所，江北指挥部修械所，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修械所等。
皖南事变后，军部兵工厂设备全部丢失，军工人员再次白手起家。军部靠三师缴获的东坎修械所、一师缴获的曹甸修械所以及陈玉生起义部队的手榴弹厂为基础，重建军部兵工厂，但也只能修理枪械和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简陋武器。
1941年春，新四军四师在豫皖苏边区遭顽军重创，军工设备丢失殆尽，遂在淮南张楼庄第三次白手起家。兵工厂最初只能从事修理、制造大刀、手榴弹等武器。
1941年8月盐城地区反扫荡斗争结束，军工部决定分散军工生产，将人员、设备分散给一、二、三师。如吴运铎在小朱庄茅屋里创办二师子弹厂，员工是5名工人、2名战士，设备是一部皮带车床、两把老虎钳、一台手摇钻，克服重重困难后能生产复装子弹。
开拓进取 努力改善条件
支撑新四军兵工事业的是数量不多的技术工人。中学生李仲麟在教会学校开过车床，就被彭雪枫作为特殊人才留下，并委以重任到洪泽湖南岸的张楼庄创办四师兵工厂。吴运铎原本是普通工人，因善于学习，在军部兵工厂学会了制造枪支和子弹。1941年9月，他任二师子弹厂厂长，带领大家自制了多种土设备，成功建起了年产60万发子弹的子弹厂，并排除重重困难，研制出射程超远的枪榴弹和杀伤力大的平射炮。
鉴于兵工技术人才稀缺，新四军通过地下党动员上海造船厂朱荣生率数以千计的技术工人及徐丽森、胡序同、俞启英等中学生到新四军根据地，不少人逐步成长为军工人员，初步缓解了人才荒局面。后来，军部又安排抗大学员、江淮大学学生充实到各兵工厂，才逐步使新四军军工事业有了起色。
新四军兵工厂中，大学毕业生只有韩振纪，大学肄业生有一师程望、三师田汝孚和乔坚（后转七师）、六师王新民（后转二师）等，但技术人员依旧靠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乔坚在七师兵工厂反复试验，终于找到硫磺与硝酸的合理配比，成功解决了子弹射击精度问题。他自制雷管，试制调整材料结构和翻砂质量，提高了手榴弹的杀伤力。在他带领下，七师兵工厂仿制出卡宾枪，研制出迫击炮，改装过飞机机关枪。一师的程望将缴获的掷弹筒改造成平射、曲射两用炮，并大量生产，为车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田汝孚在三师兵工厂研制出能穿甲的平射炮。
江南新四军挖出一根锈迹斑斑的七五毫米炮管，辗转送到了四师兵工厂厂长李仲麟手里。李仲麟带领军工人员靠一本阎锡山兵工厂的山炮《使用维修规程》，充分发挥广大员工的智慧，用三个月時间为大炮配齐零部件，修复了炮身，使之成为四师的攻坚利器，在张楼等战斗中大显神威。
皖南事变后，新军部及一、二、三、六、七师先后在上海设立地下兵站，如大成公司、益友社、协泰商行、三五钟表厂等。军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大批采购被日军禁运的军需、卫生、军工原材料、机器、工具及配件等物资，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回华中根据地，大大增强了新四军兵工厂的制造能力。
沭阳马厂能工巧匠有仿造“汉阳造”步枪的传统，新四军三师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铁工会，自制土设备，几年间共生产出7000多支步枪（又称马厂造）。1942年，三师组织马厂铁工会克服困难，成功仿制出20多支捷克式轻机枪。
无私奉献 军工人员热忱报国
新四军军工战线条件异常艰苦，但军工人员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明知搞军工试验随时有生命危险，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口号鼓舞下，新四军军工人员自制土设备，自创土办法、自备土材料，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8月，二师军工部长吴师孟积劳成疾去世，年仅43岁。职中毕业的吴屏周曾任二师军工部政委，抗战胜利后与吴运铎一起奉命到大连创办新兵工厂，在一次试验中炮弹爆炸，吴屏周牺牲，吴运铎负伤。
吴运铎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吴运铎是工人出身，缺少系统理论支撑。为了制造武器弹药，吴运铎三次负伤，炸瞎了左眼，炸伤了左手四根手指，炸伤了右腿，但他坚定地说：“虽然我已经残废了，我也不怕，失去了这只手，我还有那只手，丢掉了这只眼，我还有那只眼，不能做这个，我还能做那个。”经过顽强拼搏，吴运铎等终于为新四军生产出榴弹和平射炮等，自己也成为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武器专家。
新四军军工人员在无人才、无设备、无技术的“三无”条件下，靠着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和拼搏奋进精神，为新四军各师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枪支弹药。
伟大的人民军工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