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C来往是因为一包饼干。
　　那天，我们刚上了体育课。大汗淋漓的他叫嚷着肚子饿，而坐他后排的我正撕开一包饼干。
　　我们并不熟悉，虽是前后排，但关系也就仅限于知道彼此的名字而已。他盯着我饼干的样子好似一只看见香蕉的猴子。他不说话，但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我和我的饼干……最后，我把整包饼干给了他。
　　其实C是转校生，但他很快就和班里同学打成了一片。两个月后，他顺利加入高中部篮球队。一个后来者，因为技术过硬和外形优势，迅速成为赛场风云人物，很有点现实版流川枫的意味。初中部的女生甚至揣着相机抢拍他投篮的帅气身姿。他长得浓眉大眼，头发带点自来卷，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又更像樱木花道。
　　总之，这个类似“二次元帅哥”的男生，因为一包饼干开始找我搭话了。
　　最开始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没有纸巾？”
　　“还有饼干吗？”
　　“带了什么吃的？”
　　逐渐就过度成了这样——
　　“预习？”
　　“复习啊？”
　　“你这样累不累？每天都在学，你不休息的？”
　　而在此过程中，我有了一个惊恐的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与他对视了。他的目光就像一壶在烧的水，逐渐从冷水变成了开水。他看向我时，就像几滴热水洒出了水壶，溅得我整张脸都发烫。
　　“你这样不行啊。”有一天下午，他突然这么说。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正因明白，更觉羞耻难耐。那天上午，数学老师老王让我说出昨天布置的习题的答案，结果我全错。那时，函数对我来说，真是比登天还难的存在。
　　而C，他刚被学校推荐参加了全国数学竞赛。
　　我低着头，不去看他，也假装听不懂：“什么不行？”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翻出试卷，问我一道英语阅读题，问完后才说：“以后我们互助，你管英语，我管数学。”
　　我诧异：“我怎么能教你？”他英语也不差啊！
　　“怎么不能？”
　　他说到做到，那天起，每隔一晚就会给我打电话。起初，我们只是对对答案。终于有一次，数学作业全是解答题。对答案显然行不通，于是就变成了他念解题步骤，我逐一检查。到了12点，我们还没对完步骤。我昏昏欲睡，也顾不得电话那头是谁了，一心只想快点结束：“还继续？我想睡了。”
　　等待片刻，他才说：“那你睡吧。”而等待的那十几秒，我好像听见他在数数。
　　第二天中午，老王抱着作业本走进教室，宣布有些人要留堂。我腿软地听着他念出那一個个名字。还好，没有我。
　　C自然也没事。他狂奔着冲向食堂。看着他的背影，我想到一件事——他昨晚数数，到底是在数什么呢？
　　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函数逐渐有了起色。可惜老王对我们数学的要求又更上一层楼了。
　　有一次，我很清晰地听见C在电话要挂断时自言自语：“这应该没问题了。”
　　第二天我问他：“你昨天说什么没问题？”
　　起先他不肯说，后来许是被我问烦了，才老实交代：“老王留人主要看错了多少，我不数一下，万一你错多了怎么办？”
　　“千万不能外传啊。”
　　之前的全国数学竞赛，他得了二等奖，此后就成了老王心腹加课代表——原先的课代表因为成绩太差被老王撤了。
　　我感动于他的细心与耐心，他似乎也看出我的这种感动。但我们对此事都不深究，也许是不敢深究。我用一杯奶茶表达了心底的感谢之意，夜深人静时亦思考过他的举动背后是否有别的深意，但不敢想太多。我告诉自己，他应该不是只对我如此。我找了很多自己在他眼里并不特殊的证据，又忍不住为发现某些能推翻那些证据的东西而暗自高兴。那时，我像个矛盾的集合体，期待着什么，却又害怕那些期待成为现实。
　　终于，某一天晚上，电话铃没响。第二天，老王照常留人。同桌是个可爱的短发女生。她是语文课代表，去办公室抱回作文本时，偷偷对我说：“老王又留人了。刚才我趁他不在偷看了作业本，你的也在里面。你先问问C答案吧，不然一会儿吃饭晚了。”
　　但那天他显得十分忙，一会儿蹿去隔壁班，一会儿又和班里几个男生打闹在一起，根本无暇理我。中午放学时，他从办公室抱来本子，在讲台上一本正经地说：“没拿到的待会儿留堂。”下面一片哀嚎。
　　说实话，我不好受，但那不好受并非来自面对作业不合格的些许羞耻感，也非对即将要饿肚子的惨状的些许畏惧，而是……被他忽略了，我不好受。那一句“万一你错多了怎么办”，是不是被他忘记了呢？
　　然而，他抱着作业本就那样站到我跟前。我的本子回到了我手里。在我万分不解时，他退回到讲台上，很大声地宣布：“拿到本子的同学可以走了！没拿到的请等一下王老师。他一会儿就来。”
　　那天晚上，我给他发短信：“你那么帮我，不怕老王骂？”
　　“没事的，他要是发现，我就说我放错了。”原来，最近两周都是他按老王的规定来分出留堂的人。顿了下，他冒出一句：“明天我就走了。”

　　“走？”我很茫然。
　　“我转学了。”他说了个距离我所在的城市十万八千里的地名，然后解释，“我爸工作调动，所以我们一家都得走。”
　　现在的我对于那时的情绪，已记不大真切了，只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哦，那一路顺风。”我很想问问，为什么那么晚才告诉我，但我什么也没问。
　　第二天在教室，班主任宣布了C要离开的事。不少同学争着与他留影。老师请人拍了一张大合照。C和平时几个要好的男生站成一排，就在我身后。突然，他拍拍我肩膀，凑过来，很小声地说：“你抽屉里有东西。”
　　我没来得及问，摄影师就让我们扭脸，站好，看镜头，一起喊“茄子”。照完相，他提着书包就走了，背影很是洒脱。我注视着并不能看见他身影的窗户外，温软的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窗台上。我想象着他走出学校的样子。今天的阳光真的很淡、很浅，他的影子，会不会也是淡淡的呢？
　　直到午休时，我才拿出抽屉里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它被压在一本物理参考书下。信封里是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笔记本是他一年来的数学笔记，里面记录了大大小小难易程度不一的题，印得不清晰的地方看得出还用心填写过。
　　而那笔是一支橘色的荧光笔，笔芯渗着少许闪光的金粉。那支笔我见过，是他一直用来画重点的。荧光笔的笔帽上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一排橘红色的小字：我们好像畏惧着同一件事，但我为此感到高兴。
　　我们都畏惧着什么呢？那我们不约而同地止步，又算什么呢？是对青春的妥协，还是一种对自我不坚定的表达呢？然而无论是什么，我都感激那一年。那支荧光笔写出的橘红，为我的十七岁染上了亮丽的颜色。那种青涩的小期待，是此后人生里再难拥有的了。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