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3月16日，Google首页的涂鸦图片被一张蓝底白影的植物图所占据，这是为了纪念英国植物学家兼插画家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1799—1871）。时至今日，阿特金斯在中国学界仍名不见经传，乃是因为她倾尽心力所完成的一部书《不列颠藻类：蓝晒印象》（British Algae：Cyanotype Impressions，以下简稱《不列颠藻类》），仅自费印刷十七册。
当然，“谷歌”也并非心血来潮，无端纪念一个无名小卒，乃是因为《不列颠藻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用照片做插图的书，它却打开了人类出版史一个新的局面。这本书以优雅的植物图片，记载着一位女植物学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意。
崔莹博士的《英国插画书拾珍》便是针对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时期英国插画书进行思考的结晶。在中文学界，这段历史并非每个人均耳熟能详，纵然是英国文学或英国史研究者，对于英国插画书这个较为生僻的领域，仍所知有限。不言而喻，《英国插画书拾珍》在这方面有了填补空白之功。
书内插画，并非英国专利。在早期的人类出版史中，文与图的关系向来唇齿相依。词不达意与意不尽言一直是文字带给人类无解的困惑，一旦需要更为畅快通晓的表达，就非依赖于图片不可。中国明清时期的绣像小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便是如此。但是与中国的“左图右史”不同，英国插画书最大的特点是“图史互证”，而这恰是贯穿《英国插画书拾珍》全书的灵魂。
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是英国插画图书的黄金时代。因此插画书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读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的重要参证，这也是“图史互证”的所在。在我看来，《英国插画书拾珍》对“图史互证”的精彩论述，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英国早期童书的研究。童书是英国插画书中的重镇，据有关学者统计，仅仅在1865年就有大约两百种童书出版发行于英伦三岛。而维多利亚时代恰是英国经济最好的历史时期，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童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勃兴息息相关。以当时颇为繁荣的童书出版为视角，当然有助于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史进行别开生面的探索。
在《英国插画书拾珍》中，作者独辟蹊径地将文章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类别，来探讨作者所见、所藏的各类英国插画书。四季分类，在作者看来是因为所涉及的书类型不同，如“春”的定义则是“春天属于孩子，活泼明媚，生机勃勃”，这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是有趣的是，尽管英国插画书确实适应于各阶层人群，但童书绘本则是英国插画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值得局部深研。
令人称道的是，该书专门谈到了“童书之王”伦道夫·凯迪克，这是中文学界关注不够的一位插画家，但他却当之无愧是“绘本之父”。今人知凯迪克者不多，但该书对凯迪克的代表作《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专门进行了梳理，并发现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痴汉骑马图》这是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古柏的名诗《痴汉骑马歌》所配的插图。凯迪克不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文学经典绘图。《痴汉骑马歌》曾为辜鸿铭以汉乐府古体修辞归化翻译，一时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千重浪。193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凯迪克对绘本的贡献，设立了凯迪克奖，授奖给前一年美国最佳儿童绘本插画家，此奖在全世界都有着公信度。凯迪克为当时的童谣配图，不少插图妙趣横生，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今日英国仍是世界绘本大国，良有以也。
《英国插画书拾珍》提到了若干早期童书绘本，除却凯迪克的两本书之外，还有一本书同样令人注目，便是《奖励圣经》，绘图者是亚历山大·罗温，这本书是英国著名杂志《奖励》（Prize）推出的儿童本《圣经》读物。罗温是谁，目前可考证资料不多，连作者崔莹本人也是由一位英国藏书家告知之后才知晓的。然《奖励圣经》一书却颇有趣味，值得思考。据报章披露，今日英国人信教者，不过十之五六，孩童读《圣经》，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早些年英国却非如此，圣公会（Anglicans）在昔年宗教改革时便在英格兰出现，遂成英国国教。维多利亚时期，基督教圣公会在英国的影响达到巅峰，甚至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脚步，踏遍全世界力所能及之处，四处开设分号，包括中国还有其分支“中华圣公会”，这是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也是基督教与殖民侵略合谋的见证。英国人相信，“凡到一处，便是奉了上帝的旨意”，于是殖民者挥鞭，传教士先行。当时英伦三岛，几乎无人不受洗礼，维多利亚时代《圣经》从娃娃读起，亦非奇事。
当然，《英国插画书拾珍》中还提到一部书，虽未被作者列入童书之类，然而在当时仍算是儿童读本，它便是《谚语：穿新衣服的老朋友》，插画师是戈登·布朗。据作者崔莹考证，戈登出身丹青世家，父亲便是狄更斯的御用画师。谚语是英国的国粹之一，用耳熟能详来形容毫不过分。作者崔莹说，英国谚语一半来自《圣经》，一半来自于莎翁，此说虽略微夸张，但是仍不算过分，当然还有一些来自于古希腊史诗与传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谚语亦是孩子们的童蒙读本，犹如中国古代的《弟子规》或《笠翁对韵》。
顺便说一句，“Old Friends in New Dresses”翻译成“穿新衣服的老朋友”不能算错，只是不雅，皆因这句话本身就是十九世纪英国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其实一开始这句话毫无善意可言，十九世纪英国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山祖师马歇尔怒怼其论敌、英国政治经济学巨匠杰范斯时，便用这句话。用今天我们的话说，就是批评杰氏的理论老瓜绿漆、了无新意。但《谚语：穿新衣服的老朋友》的书名里当然与人身攻击无关，该书编者本意是古老的谚语加上今人的插图，令人耳目一新。如此说来，翻译成“旧锦新样”是否更妥？
第二则是对植物学插图的关注。如何绘制包括植物、动物的博物插图，一直是英国博物学家们的看家本事，也是后世自然科学史家们探赜当时生物的一手材料。譬如1781年由英国植物学家柯蒂斯创办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饮誉国际学界数百年，影响力持续至今，提携了无数位英国植物插图画家。但是植物插图如何进入插画书的世界，则应受到科学史界与文化史界共同重视。 《英国插画书拾珍》有一章探讨了安娜·普拉特的代表作《英国草、莎草和蕨类植物》，作者以清新明丽的笔触，阐述了植物插图进入插画书的过程。作为科学史学者，笔者对于这一章尤其感兴趣，因为科学史界一般认为，博物插图多半用于专业杂志或是专业图书，但以安娜·普拉特为代表的插画家，却推动植物图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观之愈久，自然愈觉意味深长。
吊诡的是，中文学界对于《英国草、莎草和蕨類植物》一书及其作者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英国植物学及其绘画在中国成为热门，只是近年来的新事，而主流学术界对于这一课题，尚处于接触期。但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却不可小觑，而且在文化创意领域，植物插画一直是绵延流长的文创IP，《英国插画书拾珍》里说：“估计在今天，印有普拉特插画的手账本、帆布包、挂历、茶杯垫都应该出现了吧。”诚哉斯言，从维多利亚时代至今，伦敦、爱丁堡、曼彻斯特等英国城市大街小巷的书店、文具店与美术馆里，向来不乏各类植物插画文创产品，一如阿尔丰斯·穆夏在布拉格的无穷魅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歌、美术与文学，对风景、植物与动物竭力赞美，相关图片、图书、画作乃至明信片备受追捧，《英国草、莎草和蕨类植物》一书在当时英国的畅销，并不奇怪。正如《英国插画书拾珍》所指出的那样，除却安娜·普拉特之外，还有一批英国画家如亚历山大·马歇尔、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悉尼·帕金森的植物图册反响不俗，每当付梓，便洛阳纸贵，成为中产阶级人手一册的必买书。
困顿雾都的英伦绅士淑女们，连喝下午茶都是自讨苦吃，因此在雾霾中渴求一点绿色以作宽慰，这是人之常情，艺术史家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令人拍案叫绝。归根结底，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工业文明带动整个英国的审美的变迁。强调风景与植物之美，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批判反思现代工业之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并影响了日后自然主义的发展。近二十年来，世界工业中心逐渐转向中国，工业文明在神州大地上日趋强势，北京曾一度成为新的世界雾都。因此，今日中文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了较多的关注，但对于相关细微之处却不甚了然。《英国插画书拾珍》就此有着擘肌分理的阐释，以钩沉史料而启迪思考，故而相关精妙论说，玩味无穷。
当然，如果没有世界领先的印刷技术，这类惟妙惟肖的植物图片也无印刷出版的可能。因此，当面对这些脉络清晰、栩栩如生的植物插图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高度工业化的产物。从印刷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是人类印刷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关键时刻。从最早的彩色石版印刷术到锌版套色印刷术，再到以乔治·拜克斯特为代表的工程师不懈努力，图像制版法在十九世纪末大放异彩，人类在印刷技术上达到了高光时刻。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许多植物插图都是锌版套色印刷而成，而前文所述《不列颠藻类》则是氰版的图像制版。这两类印刷技术虽然在当时清晰度高，但是对印刷工人身体伤害巨大。人类为了视觉追求，竟然可以视死如归，自我戕害，这种立场今日来看，也是一奇。
不宁唯是，博物插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走红，亦另有他因。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角落，但凡人间有的动植物物种，几乎都在英国的土地上出现过。即使有一些地区并非英国殖民地，英国人也会想办法将当地的动植物做成标本、绘图出版，大英博物馆里的展品便是证据，日不落帝国恨不得将地球收入囊中的霸权心态一览无遗。我本人曾收藏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博物学家司万生所绘制的鸟类版画，画中鸟远在西非，与英国风马牛不相及，但英国人就掠为己有。关于这一话题，相关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来华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福琼的《两访中国茶乡》与中国科学院罗桂环教授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均有详尽论述，这里暂且不展开细讲。
对宏大历史与图像之间关系的反省，则是《英国插画书拾珍》另一个贡献。今日的英国，虽然各项指标已经今不如昔，但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强之一。而数个世纪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的爱德华时代及乔治五世时代，则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雄踞东西世界，南北几无对手。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期，被英国多次侵略、割地赔款，丝毫无反抗之力，而同时日渐崛起的美国却以一种新兴国家的姿态，开始挑战英国的权威，这复杂而微妙的国际关系，若以图像的形式表达，则意义深远。
英国插画书当然不会忽视这样的风云际会。《世界之城：起源、发展和现状》与《彼得·阿诺作品集》便是个中代表。前者是英国旅行家埃德温·霍德对于世界各大城市的描述，北京亦在其中。众所周知，在当时英国人看来，北京曾长期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霍德正是对当时北京的状况予以并不客观的描述，处处看北京不顺眼，其措辞、选图满眼成见，甚至不惜深文周纳，尽量歪曲。这当是西方旅行者们盲目自信的“白人至上主义”使然，但是却也勾勒出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彼得·阿诺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纽约客》的知名插图画家，也是“美国梦”与爵士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这本《彼得·阿诺作品集》则以一种漫画的笔触，绘制了当时美国人的日常，但这本书却在英国出版——似乎以一种姿态告诉英国人：美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逐渐将英国推下神坛。
英国人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但世界潮流从不因谁的愿望而决定其走向，否则现在统治世界的还是大漠深处的贝都因人。人类现代世界的格局每一次洗牌，要么是因为世界大战，要么是因为产业革命。英国因第一次产业革命引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未吃亏，上帝已经待它不薄。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时期，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统治世界两百余年，既以工业革命先驱的形式造福人类，也以世界殖民者的嘴脸为非作歹。英国插画书便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不但将大英帝国的如日中天展现得淋漓尽致，也道尽了无数英国普通人的琐碎日常。《英国插画书拾珍》正是基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英国插画书“图史互证”的一面。
严格来说，《英国插画书拾珍》也并非尽善尽美，因为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学术专著，惋惜之处就是未就英国插画书的历史进行总体梳理。因此在涉及一些问题时，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举例而言，作者说她本人收集到最古旧的书是1842年出版的《英国民谣》，其实在1842年之前，英国的插画书就已经蜚声欧洲，艺术史家汉斯·哈默尔汗在1973年曾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过《英国十八世纪插画家列传》一书，证明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插画家们就已经是一派朱雀玄武、蔚然蓬勃的大观之气象。此外，笔者自己收藏的斯格特的《韦福利传奇》就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长期被图书收藏界视作英国插画书的圭臬典范，讲述的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中的各种角逐竞力。若论内容不过尔尔，关键是插画精美绝伦，这反映了当时英国一流的印刷技术与对当时社会的历史观，用弥足珍贵来形容洵非过誉。该书1830年在爱丁堡出版，今日爱丁堡仍有韦福利车站，相信作者并不陌生。类似于这样的经典之作有所遗漏，似有可惜，但恰也反映了《英国插画书拾珍》就是一部作者的阅读史，如此看来，此书又显得尤其珍贵了。
当然，“谷歌”也并非心血来潮，无端纪念一个无名小卒，乃是因为《不列颠藻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用照片做插图的书，它却打开了人类出版史一个新的局面。这本书以优雅的植物图片，记载着一位女植物学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意。
崔莹博士的《英国插画书拾珍》便是针对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时期英国插画书进行思考的结晶。在中文学界，这段历史并非每个人均耳熟能详，纵然是英国文学或英国史研究者，对于英国插画书这个较为生僻的领域，仍所知有限。不言而喻，《英国插画书拾珍》在这方面有了填补空白之功。
书内插画，并非英国专利。在早期的人类出版史中，文与图的关系向来唇齿相依。词不达意与意不尽言一直是文字带给人类无解的困惑，一旦需要更为畅快通晓的表达，就非依赖于图片不可。中国明清时期的绣像小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便是如此。但是与中国的“左图右史”不同，英国插画书最大的特点是“图史互证”，而这恰是贯穿《英国插画书拾珍》全书的灵魂。
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是英国插画图书的黄金时代。因此插画书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读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的重要参证，这也是“图史互证”的所在。在我看来，《英国插画书拾珍》对“图史互证”的精彩论述，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英国早期童书的研究。童书是英国插画书中的重镇，据有关学者统计，仅仅在1865年就有大约两百种童书出版发行于英伦三岛。而维多利亚时代恰是英国经济最好的历史时期，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童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勃兴息息相关。以当时颇为繁荣的童书出版为视角，当然有助于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史进行别开生面的探索。
在《英国插画书拾珍》中，作者独辟蹊径地将文章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类别，来探讨作者所见、所藏的各类英国插画书。四季分类，在作者看来是因为所涉及的书类型不同，如“春”的定义则是“春天属于孩子，活泼明媚，生机勃勃”，这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是有趣的是，尽管英国插画书确实适应于各阶层人群，但童书绘本则是英国插画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值得局部深研。
令人称道的是，该书专门谈到了“童书之王”伦道夫·凯迪克，这是中文学界关注不够的一位插画家，但他却当之无愧是“绘本之父”。今人知凯迪克者不多，但该书对凯迪克的代表作《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专门进行了梳理，并发现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痴汉骑马图》这是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古柏的名诗《痴汉骑马歌》所配的插图。凯迪克不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文学经典绘图。《痴汉骑马歌》曾为辜鸿铭以汉乐府古体修辞归化翻译，一时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千重浪。193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凯迪克对绘本的贡献，设立了凯迪克奖，授奖给前一年美国最佳儿童绘本插画家，此奖在全世界都有着公信度。凯迪克为当时的童谣配图，不少插图妙趣横生，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今日英国仍是世界绘本大国，良有以也。
《英国插画书拾珍》提到了若干早期童书绘本，除却凯迪克的两本书之外，还有一本书同样令人注目，便是《奖励圣经》，绘图者是亚历山大·罗温，这本书是英国著名杂志《奖励》（Prize）推出的儿童本《圣经》读物。罗温是谁，目前可考证资料不多，连作者崔莹本人也是由一位英国藏书家告知之后才知晓的。然《奖励圣经》一书却颇有趣味，值得思考。据报章披露，今日英国人信教者，不过十之五六，孩童读《圣经》，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早些年英国却非如此，圣公会（Anglicans）在昔年宗教改革时便在英格兰出现，遂成英国国教。维多利亚时期，基督教圣公会在英国的影响达到巅峰，甚至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脚步，踏遍全世界力所能及之处，四处开设分号，包括中国还有其分支“中华圣公会”，这是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也是基督教与殖民侵略合谋的见证。英国人相信，“凡到一处，便是奉了上帝的旨意”，于是殖民者挥鞭，传教士先行。当时英伦三岛，几乎无人不受洗礼，维多利亚时代《圣经》从娃娃读起，亦非奇事。
当然，《英国插画书拾珍》中还提到一部书，虽未被作者列入童书之类，然而在当时仍算是儿童读本，它便是《谚语：穿新衣服的老朋友》，插画师是戈登·布朗。据作者崔莹考证，戈登出身丹青世家，父亲便是狄更斯的御用画师。谚语是英国的国粹之一，用耳熟能详来形容毫不过分。作者崔莹说，英国谚语一半来自《圣经》，一半来自于莎翁，此说虽略微夸张，但是仍不算过分，当然还有一些来自于古希腊史诗与传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谚语亦是孩子们的童蒙读本，犹如中国古代的《弟子规》或《笠翁对韵》。
顺便说一句，“Old Friends in New Dresses”翻译成“穿新衣服的老朋友”不能算错，只是不雅，皆因这句话本身就是十九世纪英国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其实一开始这句话毫无善意可言，十九世纪英国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山祖师马歇尔怒怼其论敌、英国政治经济学巨匠杰范斯时，便用这句话。用今天我们的话说，就是批评杰氏的理论老瓜绿漆、了无新意。但《谚语：穿新衣服的老朋友》的书名里当然与人身攻击无关，该书编者本意是古老的谚语加上今人的插图，令人耳目一新。如此说来，翻译成“旧锦新样”是否更妥？
第二则是对植物学插图的关注。如何绘制包括植物、动物的博物插图，一直是英国博物学家们的看家本事，也是后世自然科学史家们探赜当时生物的一手材料。譬如1781年由英国植物学家柯蒂斯创办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饮誉国际学界数百年，影响力持续至今，提携了无数位英国植物插图画家。但是植物插图如何进入插画书的世界，则应受到科学史界与文化史界共同重视。 《英国插画书拾珍》有一章探讨了安娜·普拉特的代表作《英国草、莎草和蕨类植物》，作者以清新明丽的笔触，阐述了植物插图进入插画书的过程。作为科学史学者，笔者对于这一章尤其感兴趣，因为科学史界一般认为，博物插图多半用于专业杂志或是专业图书，但以安娜·普拉特为代表的插画家，却推动植物图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观之愈久，自然愈觉意味深长。
吊诡的是，中文学界对于《英国草、莎草和蕨類植物》一书及其作者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英国植物学及其绘画在中国成为热门，只是近年来的新事，而主流学术界对于这一课题，尚处于接触期。但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却不可小觑，而且在文化创意领域，植物插画一直是绵延流长的文创IP，《英国插画书拾珍》里说：“估计在今天，印有普拉特插画的手账本、帆布包、挂历、茶杯垫都应该出现了吧。”诚哉斯言，从维多利亚时代至今，伦敦、爱丁堡、曼彻斯特等英国城市大街小巷的书店、文具店与美术馆里，向来不乏各类植物插画文创产品，一如阿尔丰斯·穆夏在布拉格的无穷魅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歌、美术与文学，对风景、植物与动物竭力赞美，相关图片、图书、画作乃至明信片备受追捧，《英国草、莎草和蕨类植物》一书在当时英国的畅销，并不奇怪。正如《英国插画书拾珍》所指出的那样，除却安娜·普拉特之外，还有一批英国画家如亚历山大·马歇尔、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悉尼·帕金森的植物图册反响不俗，每当付梓，便洛阳纸贵，成为中产阶级人手一册的必买书。
困顿雾都的英伦绅士淑女们，连喝下午茶都是自讨苦吃，因此在雾霾中渴求一点绿色以作宽慰，这是人之常情，艺术史家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令人拍案叫绝。归根结底，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工业文明带动整个英国的审美的变迁。强调风景与植物之美，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批判反思现代工业之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并影响了日后自然主义的发展。近二十年来，世界工业中心逐渐转向中国，工业文明在神州大地上日趋强势，北京曾一度成为新的世界雾都。因此，今日中文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了较多的关注，但对于相关细微之处却不甚了然。《英国插画书拾珍》就此有着擘肌分理的阐释，以钩沉史料而启迪思考，故而相关精妙论说，玩味无穷。
当然，如果没有世界领先的印刷技术，这类惟妙惟肖的植物图片也无印刷出版的可能。因此，当面对这些脉络清晰、栩栩如生的植物插图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高度工业化的产物。从印刷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是人类印刷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关键时刻。从最早的彩色石版印刷术到锌版套色印刷术，再到以乔治·拜克斯特为代表的工程师不懈努力，图像制版法在十九世纪末大放异彩，人类在印刷技术上达到了高光时刻。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许多植物插图都是锌版套色印刷而成，而前文所述《不列颠藻类》则是氰版的图像制版。这两类印刷技术虽然在当时清晰度高，但是对印刷工人身体伤害巨大。人类为了视觉追求，竟然可以视死如归，自我戕害，这种立场今日来看，也是一奇。
不宁唯是，博物插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走红，亦另有他因。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角落，但凡人间有的动植物物种，几乎都在英国的土地上出现过。即使有一些地区并非英国殖民地，英国人也会想办法将当地的动植物做成标本、绘图出版，大英博物馆里的展品便是证据，日不落帝国恨不得将地球收入囊中的霸权心态一览无遗。我本人曾收藏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博物学家司万生所绘制的鸟类版画，画中鸟远在西非，与英国风马牛不相及，但英国人就掠为己有。关于这一话题，相关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来华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福琼的《两访中国茶乡》与中国科学院罗桂环教授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均有详尽论述，这里暂且不展开细讲。
对宏大历史与图像之间关系的反省，则是《英国插画书拾珍》另一个贡献。今日的英国，虽然各项指标已经今不如昔，但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强之一。而数个世纪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的爱德华时代及乔治五世时代，则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雄踞东西世界，南北几无对手。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期，被英国多次侵略、割地赔款，丝毫无反抗之力，而同时日渐崛起的美国却以一种新兴国家的姿态，开始挑战英国的权威，这复杂而微妙的国际关系，若以图像的形式表达，则意义深远。
英国插画书当然不会忽视这样的风云际会。《世界之城：起源、发展和现状》与《彼得·阿诺作品集》便是个中代表。前者是英国旅行家埃德温·霍德对于世界各大城市的描述，北京亦在其中。众所周知，在当时英国人看来，北京曾长期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霍德正是对当时北京的状况予以并不客观的描述，处处看北京不顺眼，其措辞、选图满眼成见，甚至不惜深文周纳，尽量歪曲。这当是西方旅行者们盲目自信的“白人至上主义”使然，但是却也勾勒出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彼得·阿诺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纽约客》的知名插图画家，也是“美国梦”与爵士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这本《彼得·阿诺作品集》则以一种漫画的笔触，绘制了当时美国人的日常，但这本书却在英国出版——似乎以一种姿态告诉英国人：美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逐渐将英国推下神坛。
英国人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但世界潮流从不因谁的愿望而决定其走向，否则现在统治世界的还是大漠深处的贝都因人。人类现代世界的格局每一次洗牌，要么是因为世界大战，要么是因为产业革命。英国因第一次产业革命引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未吃亏，上帝已经待它不薄。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时期，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统治世界两百余年，既以工业革命先驱的形式造福人类，也以世界殖民者的嘴脸为非作歹。英国插画书便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不但将大英帝国的如日中天展现得淋漓尽致，也道尽了无数英国普通人的琐碎日常。《英国插画书拾珍》正是基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英国插画书“图史互证”的一面。
严格来说，《英国插画书拾珍》也并非尽善尽美，因为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学术专著，惋惜之处就是未就英国插画书的历史进行总体梳理。因此在涉及一些问题时，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举例而言，作者说她本人收集到最古旧的书是1842年出版的《英国民谣》，其实在1842年之前，英国的插画书就已经蜚声欧洲，艺术史家汉斯·哈默尔汗在1973年曾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过《英国十八世纪插画家列传》一书，证明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插画家们就已经是一派朱雀玄武、蔚然蓬勃的大观之气象。此外，笔者自己收藏的斯格特的《韦福利传奇》就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长期被图书收藏界视作英国插画书的圭臬典范，讲述的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中的各种角逐竞力。若论内容不过尔尔，关键是插画精美绝伦，这反映了当时英国一流的印刷技术与对当时社会的历史观，用弥足珍贵来形容洵非过誉。该书1830年在爱丁堡出版，今日爱丁堡仍有韦福利车站，相信作者并不陌生。类似于这样的经典之作有所遗漏，似有可惜，但恰也反映了《英国插画书拾珍》就是一部作者的阅读史，如此看来，此书又显得尤其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