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恒大滨河左岸，近段时间，这个项目名称可谓是火遍了全国。究其原因，还是房子降价。
去年冬天，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炒房客小甲，在恒大滨河左岸选购了一套精裝修的房子，当时的价位是18000元/平米。谁能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该处的房价直接降到了13000元/平米，小甲那套100平米的房子直接缩水了50万元。
这下子别说是小甲了，很多买来自住的业主都受不了这个打击，聚集在售楼处讨说法，甚至出现了业主怒砸售楼处的沙盘。
曾几何时，“眼光长远”的炒房客顺应时代，应运而生。他们在看准房子的升值空间后，马上出手买入，然后转手卖掉，或者出租挣租金，要么买地买铺坐等升值再抛出，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这次“售楼处被砸”事件，却为这些炒房客再次敲响了警钟。恒大滨河左岸楼盘降价也并非个例，其他如南京、杭州等城市，楼盘降价比比皆是。楼市步入寒冬，房价涨跌难测，楼市前景堪忧，属于炒房者的黄金时代，似乎也迎来了尾声。
接下来，不如和小编来一同回顾一下，那些属于炒房客的时代。
“1989年我去了海南。海南特好！大家都是闯天下的，什么都能谈得来。那时候挺穷的，可我穷，还有比我更穷的。”潘石屹曾这样回忆。
1989年的潘石屹只有26岁，辞职两年。那时的他没有光头，没有黑框眼镜，更没有后来的SOHO中国。
而那时的海南，几乎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在疯狂地玩着一个叫做“击鼓传花”的炒作房地产的游戏，每个人都在尽快地把手中的房子、地皮转给下一个接棒者。
刚到海南的潘石屹并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在一个砖厂打工、搬砖。干了20多天后，有些扛不住了，直接就找到了砖厂的王老板，毛遂自荐：如果让我来当厂长，工地的效率肯定能大幅提升。
王老板也算慧眼识珠，直接答应了。潘石屹当了厂长，立刻开始改革，花几百元买水管，引水到砖厂和泥，然后又买了小型发电机，方便夜间照明，轮班工作，砖厂的收益剧增。
后来王老板转行去做房地产，就把砖厂承包给了潘石屹。潘石屹通过这个砖厂的运作，算是积累到了第一桶金。
1990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降温，砖厂受到波及，也倒闭了。但是这时候，潘石屹却敏锐地察觉到，这次降温反而可能是一个进入楼市的好机会。
于是，在1991年，万通公司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成立，“万通六君子”首次汇聚一堂，大家“座有序而利无别”。在海南有过房地产公司“工作经验”的王功权成为领头人，“体制内出来的”冯仑和刘军做副手，王启富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在房地产公司时的“原职”，“印刷厂厂长”易小迪做了总经理助理，而“精于计算”的潘石屹则主管财务。
这六个人是东拉西扯、彼此引荐凑到一起的，平均年龄不过24岁，公司总共有3万多块钱，打算干房地产。他们高息借贷了1000多万元来炒房，即便现在来看，这也算是非常有魄力和胆量之举。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只有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3年时间，增长超过4倍。
正是房产市场这样的疯狂，再叠加潘石屹的魄力，才使得短短半年时间，就让万通赚到了上千万的利润。
但是，这些并没有冲昏潘石屹的头脑，他依旧保持了高度的理智。当时的他很快想到，了解一下海南的房地产现状到底怎样。
而这一了解，问题就出来了。潘石屹发现，1992年的海口市整个报建面积除以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均居住面积才不到7平方米。
这样不行，海南房地产肯定要出事。潘石屹几乎是马上就做出了决定，撤出海南房地产市场。
后面的剧情大家就都知道了，1993年国家开始在海南重拳调控房地产市场，几乎招招致命，海南房价1993年就跌了47%，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
而及时脱身的潘石屹，带着他的万通和炒房赚到的资本，来到了北京继续发展，最终书写了SOHO中国的辉煌篇章。
看准入场时机，迅速出手，认清所在市场，及时脱身的潘石屹，或者说“万通六君子”，都是炒房1.0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个时期的炒房客，都是敢吃螃蟹的勇敢者，有人功成名就，有人倾家荡产。
温州炒房团是炒房2.0时代的代表。
曾有传言，在温州炒房团全盛时期，一个温州人年初投上100万元，年末就能变成了1000万元。虽然传言不知真假，但许多温州人靠炒房发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小A一家也是如此。A妈靠炒房发家，一时之间财源滚滚，买了数辆豪车，花钱如流水。在当时，炒房这件事，只要有资金，就能迅速地开始操作、挣钱。
反观发展企业，不仅要考虑技术更新换代，还要担心市场风向转变，难度大了不说，辛苦一年赚的利润往往还不够炒卖一套房来的多。所以A爸对自家生意开始不怎么上心，也渐渐参与其中。
不止小A一家，放眼整个温州，做实业的人逐渐少了，投机的人却开始多了起来。
在温州人的运作下，温州的房价也不知疲倦地高歌猛进，1989年，温州市区的房价均值首次突破1000元每平米，1999年突破5000元，2001年已高达6000元，相比同期的全国商品房均价，高出2倍以上。
而温州人也开始不仅仅满足于自家门口这有限的房产，将目光慢慢放在了远方，比如上海。1999年的上海，商品房的均价不足4000元每平米，简直是尚未开发的巨大宝藏，温州人开始蠢蠢欲动。
媒体报道了这个一个事情：2001年8月18日，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3节火车厢，浩浩荡荡地抵达上海。他们不为旅游探亲做生意，而是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专程到上海来买房。为此，上海房产协会甚至收到市政府领导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 这次，温州人砸下5000万元，让上海人大喜过望。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莅临，成交8000万元。就这样，在看房团惊人的豪买中，温州炒房团正式跃上历史舞台。
2002年，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元的首付，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然后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顶按揭，每个月还净赚2万元。两年后，房价暴涨一倍，再将房子全部脱手。
这个炒房故事堪称经典案例，至今被很多炒房人所效仿。
到了2004年，温州几乎陷入“全民炒房”的时代。而全国性的房价上涨，也使老百姓对房价怨声载道，人们开始炮轰温州炒房团，认定他们正是炒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期间，温州炒房团向北跨越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则溯长江而上，攻克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是奔赴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三亚……炒房团也从单一的大小老板，壮大到一般的工薪阶层，一时之间，盛况无二。
一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的楼市受到不小的打击，不少炒房客一度想要离场。直至“四万亿”和“四十条”出台，楼市才算是止跌，开始回升。
2008年到2009年，全国商品房的均售价涨幅明显，约超20%，温州的房价涨幅接近110%。劫后余生，让温州炒房团更加不知节制地投入其中，异常疯狂，而疯狂到了极致，距离毁灭也就不会太远了。
全国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相继出台，温州炒房团的风险也开始彻底暴露出来。房价率先崩盘，温州市区某楼盘的房价由2011年的33000元每平米跌到了2015年的16976元每平米，近乎腰斩。
其他地区虽没有这般惨烈，却也不容乐观。温州炒房团实力大损，炒房客开始陆续出逃，甚至有人做出轻生的极端行为。不过，扛过了那段时间房价下跌的人，最终都赚翻了。
温州炒房团的2.0时代过去后，房产市场曾出现短暂的一阵风平浪静，直到2015年，这份平静才被再次打破。
本次波澜壮阔的楼市暴涨，在深圳打响了第一枪。
此次暴涨，在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中，最先发力的是深圳，涨幅最大的也是深圳。而只要房价大涨，炒房团体就会再度出现，不过这一次，出现的不是温州炒房团，或者说，不仅仅是温州炒房团这样的单一团体。
如果说在2015年之前，购房者还是以投机炒作为主，那么2015年之后，就开始正式进入“全民炒房”时代了。
“只要房价能一直涨，那就有得赚。”天津链家地产的卖房中介小乙这样说道，“在3年前房价最疯狂的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最多可以成交19单。在我手里买房的人来自北京、上海、温州，但没有几个人是买完之后自己住的。”
同样的，小乙也享受到了房价上涨所带来的红利。1993年出生，做了5年中介的她，同样参与其中，自己炒出了6套房，工作时甚至开着奔驰带客户看房。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真的有不少参与者通过炒房，实现了财富自由，也算是借上了炒房的最后一阵“东风”吧。同样的，在这样“全民炒房”的环境影响下，房价上涨的趋势也愈演愈烈。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从2015年初到2016年末，先后经历了多年未见的房价暴涨。以上海为例，至少上涨80%，部分地区达到100%，内环内二手房从3万—5万元上涨到6万—10万元，一手房开盘，每平米更是直接10万元起。
面对房价的疯狂上涨，很多人都在担心，如果现在还不买房，以后可能连首付款都拿不出来，于是咬着牙把房子买下来。同样的，也有人开始研究起了旁门左道。
2016年3月，毕业不到一年，在北京工作的庄先生计划着与两位好友一起“众筹”一套房：“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北京户口。不过，他还在读研究生，没有购房资金。我也是刚毕业，也没多少积蓄，所以我们与另一个好朋友商量，计划3个人一起买一套房，坐等升值。几年之后，等我有了购房资质，就可以将这套房卖掉变现了。”
据庄先生说，他与他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华桥附近购买了一套40平米的二手房，售价近200万元，算上税费后，每个人出资约70万元。购房之前，庄先生还与朋友们签订了共同购房的协议，约定出售房产的条件是：购房后的2年-5年期间，且至少有两个出资人同意。
类似庄先生这样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他们虽然有买房的想法和需求，却要么缺少资金支持，要么受限于购房的相关政策。于是，他们紧跟时代潮流，玩起了互联网思维，搞起了“众筹炒房”。
所谓“众筹炒房”，就是像上述的3个人一般，几人同买一套房，随后坐等升值，时机成熟后，再将房产变现，以此获利。这种相比于独立炒房来言，相对较低的门槛，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动，并试图加入“众筹炒房”的队伍之中。
一些90后的年轻人不甘落人后，也参与到“众筹炒房”的队列中，坐等房屋升值。不可否认的是，“众筹炒房”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了进来。但是，这样的炒房模式并未完全成熟，随着参与进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更多的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
国家、政府很快出台了相应的政策，2016年第一季度，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纷纷开始叫停房地产的众筹业务，以此来杜绝“众筹炒房”可能对当地房价造成的影响。
炒房4.0时代，也就是现在的炒房客，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自己还能否赚钱，更多的则是自己会不会成了接盘侠，能否做到全身而退。
正如上文提及的，处于山东济南恒大滨河左岸的炒房客小甲一般，其处境早已不容乐观。其实，从2018年11月起，该楼盘的销售价格就始终处于温和下行的状态，但到了2019年8月，销售价格迅速下跌，挂牌价也从2019年5月的18000元/平方米，降到10月的1600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降了2000元。
而已购房产的业主们担心该楼盘继续降价，导致自己有更大的“亏损”，才相约到售楼处讨说法，以求阻止楼盘降价，也才有了业主砸沙盘这一幕的出现。
其实，不止是在山东济南的恒大滨河左岸炒房的小甲，全国各地的炒房客以及购房者，都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截至11月5日17时40分，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00034套，正式突破10万大关。回顾楼市近状，新房售楼处门可罗雀，二手房成交惨淡，前景也不容乐观。
在经历了温州炒房团、“众筹炒房”事件后，国家就已开始不断地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来约束房价，规范市场，以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住房刚需，维护房产市场的稳定和谐。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就已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高达251次，相比2018年上半年房地产调控的192次，同比上涨31%。
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这对炒房客而言，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前不久，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并决定于2020年开展我国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也会将住房情况纳入普查范围内。
这已经不是我国第一次将“查房”纳入人口普查的内容中，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查准人口，更全面地了解居民的居住情况，同时也为楼市的调控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
所以，“查房”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房子仅仅是用来自住的刚需型用户，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那些想要以房产作为投资资本，并以此赚取差价的炒房客来说，情况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
本刊综合笨虎的录音笔、正解局、子木聊房、证券日报、教体视界等报道
去年冬天，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炒房客小甲，在恒大滨河左岸选购了一套精裝修的房子，当时的价位是18000元/平米。谁能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该处的房价直接降到了13000元/平米，小甲那套100平米的房子直接缩水了50万元。
这下子别说是小甲了，很多买来自住的业主都受不了这个打击，聚集在售楼处讨说法，甚至出现了业主怒砸售楼处的沙盘。
曾几何时，“眼光长远”的炒房客顺应时代，应运而生。他们在看准房子的升值空间后，马上出手买入，然后转手卖掉，或者出租挣租金，要么买地买铺坐等升值再抛出，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这次“售楼处被砸”事件，却为这些炒房客再次敲响了警钟。恒大滨河左岸楼盘降价也并非个例，其他如南京、杭州等城市，楼盘降价比比皆是。楼市步入寒冬，房价涨跌难测，楼市前景堪忧，属于炒房者的黄金时代，似乎也迎来了尾声。
接下来，不如和小编来一同回顾一下，那些属于炒房客的时代。
1.0时代 第一代炒房人经历“海南的疯狂”
“1989年我去了海南。海南特好！大家都是闯天下的，什么都能谈得来。那时候挺穷的，可我穷，还有比我更穷的。”潘石屹曾这样回忆。
1989年的潘石屹只有26岁，辞职两年。那时的他没有光头，没有黑框眼镜，更没有后来的SOHO中国。
而那时的海南，几乎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在疯狂地玩着一个叫做“击鼓传花”的炒作房地产的游戏，每个人都在尽快地把手中的房子、地皮转给下一个接棒者。
刚到海南的潘石屹并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在一个砖厂打工、搬砖。干了20多天后，有些扛不住了，直接就找到了砖厂的王老板，毛遂自荐：如果让我来当厂长，工地的效率肯定能大幅提升。
王老板也算慧眼识珠，直接答应了。潘石屹当了厂长，立刻开始改革，花几百元买水管，引水到砖厂和泥，然后又买了小型发电机，方便夜间照明，轮班工作，砖厂的收益剧增。
后来王老板转行去做房地产，就把砖厂承包给了潘石屹。潘石屹通过这个砖厂的运作，算是积累到了第一桶金。
1990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降温，砖厂受到波及，也倒闭了。但是这时候，潘石屹却敏锐地察觉到，这次降温反而可能是一个进入楼市的好机会。
于是，在1991年，万通公司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成立，“万通六君子”首次汇聚一堂，大家“座有序而利无别”。在海南有过房地产公司“工作经验”的王功权成为领头人，“体制内出来的”冯仑和刘军做副手，王启富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在房地产公司时的“原职”，“印刷厂厂长”易小迪做了总经理助理，而“精于计算”的潘石屹则主管财务。
这六个人是东拉西扯、彼此引荐凑到一起的，平均年龄不过24岁，公司总共有3万多块钱，打算干房地产。他们高息借贷了1000多万元来炒房，即便现在来看，这也算是非常有魄力和胆量之举。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只有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3年时间，增长超过4倍。
正是房产市场这样的疯狂，再叠加潘石屹的魄力，才使得短短半年时间，就让万通赚到了上千万的利润。
但是，这些并没有冲昏潘石屹的头脑，他依旧保持了高度的理智。当时的他很快想到，了解一下海南的房地产现状到底怎样。
而这一了解，问题就出来了。潘石屹发现，1992年的海口市整个报建面积除以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均居住面积才不到7平方米。
这样不行，海南房地产肯定要出事。潘石屹几乎是马上就做出了决定，撤出海南房地产市场。
后面的剧情大家就都知道了，1993年国家开始在海南重拳调控房地产市场，几乎招招致命，海南房价1993年就跌了47%，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
而及时脱身的潘石屹，带着他的万通和炒房赚到的资本，来到了北京继续发展，最终书写了SOHO中国的辉煌篇章。
看准入场时机，迅速出手，认清所在市场，及时脱身的潘石屹，或者说“万通六君子”，都是炒房1.0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个时期的炒房客，都是敢吃螃蟹的勇敢者，有人功成名就，有人倾家荡产。
2.0时代 温州炒房团横行全国
温州炒房团是炒房2.0时代的代表。
曾有传言，在温州炒房团全盛时期，一个温州人年初投上100万元，年末就能变成了1000万元。虽然传言不知真假，但许多温州人靠炒房发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小A一家也是如此。A妈靠炒房发家，一时之间财源滚滚，买了数辆豪车，花钱如流水。在当时，炒房这件事，只要有资金，就能迅速地开始操作、挣钱。
反观发展企业，不仅要考虑技术更新换代，还要担心市场风向转变，难度大了不说，辛苦一年赚的利润往往还不够炒卖一套房来的多。所以A爸对自家生意开始不怎么上心，也渐渐参与其中。
不止小A一家，放眼整个温州，做实业的人逐渐少了，投机的人却开始多了起来。
在温州人的运作下，温州的房价也不知疲倦地高歌猛进，1989年，温州市区的房价均值首次突破1000元每平米，1999年突破5000元，2001年已高达6000元，相比同期的全国商品房均价，高出2倍以上。
而温州人也开始不仅仅满足于自家门口这有限的房产，将目光慢慢放在了远方，比如上海。1999年的上海，商品房的均价不足4000元每平米，简直是尚未开发的巨大宝藏，温州人开始蠢蠢欲动。
媒体报道了这个一个事情：2001年8月18日，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3节火车厢，浩浩荡荡地抵达上海。他们不为旅游探亲做生意，而是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专程到上海来买房。为此，上海房产协会甚至收到市政府领导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 这次，温州人砸下5000万元，让上海人大喜过望。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莅临，成交8000万元。就这样，在看房团惊人的豪买中，温州炒房团正式跃上历史舞台。
2002年，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元的首付，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然后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顶按揭，每个月还净赚2万元。两年后，房价暴涨一倍，再将房子全部脱手。
这个炒房故事堪称经典案例，至今被很多炒房人所效仿。
到了2004年，温州几乎陷入“全民炒房”的时代。而全国性的房价上涨，也使老百姓对房价怨声载道，人们开始炮轰温州炒房团，认定他们正是炒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期间，温州炒房团向北跨越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则溯长江而上，攻克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是奔赴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三亚……炒房团也从单一的大小老板，壮大到一般的工薪阶层，一时之间，盛况无二。
一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的楼市受到不小的打击，不少炒房客一度想要离场。直至“四万亿”和“四十条”出台，楼市才算是止跌，开始回升。
2008年到2009年，全国商品房的均售价涨幅明显，约超20%，温州的房价涨幅接近110%。劫后余生，让温州炒房团更加不知节制地投入其中，异常疯狂，而疯狂到了极致，距离毁灭也就不会太远了。
全国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相继出台，温州炒房团的风险也开始彻底暴露出来。房价率先崩盘，温州市区某楼盘的房价由2011年的33000元每平米跌到了2015年的16976元每平米，近乎腰斩。
其他地区虽没有这般惨烈，却也不容乐观。温州炒房团实力大损，炒房客开始陆续出逃，甚至有人做出轻生的极端行为。不过，扛过了那段时间房价下跌的人，最终都赚翻了。
3.0时代“全民炒房”时代的最后狂欢
温州炒房团的2.0时代过去后，房产市场曾出现短暂的一阵风平浪静，直到2015年，这份平静才被再次打破。
本次波澜壮阔的楼市暴涨，在深圳打响了第一枪。
此次暴涨，在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中，最先发力的是深圳，涨幅最大的也是深圳。而只要房价大涨，炒房团体就会再度出现，不过这一次，出现的不是温州炒房团，或者说，不仅仅是温州炒房团这样的单一团体。
如果说在2015年之前，购房者还是以投机炒作为主，那么2015年之后，就开始正式进入“全民炒房”时代了。
“只要房价能一直涨，那就有得赚。”天津链家地产的卖房中介小乙这样说道，“在3年前房价最疯狂的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最多可以成交19单。在我手里买房的人来自北京、上海、温州，但没有几个人是买完之后自己住的。”
同样的，小乙也享受到了房价上涨所带来的红利。1993年出生，做了5年中介的她，同样参与其中，自己炒出了6套房，工作时甚至开着奔驰带客户看房。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真的有不少参与者通过炒房，实现了财富自由，也算是借上了炒房的最后一阵“东风”吧。同样的，在这样“全民炒房”的环境影响下，房价上涨的趋势也愈演愈烈。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从2015年初到2016年末，先后经历了多年未见的房价暴涨。以上海为例，至少上涨80%，部分地区达到100%，内环内二手房从3万—5万元上涨到6万—10万元，一手房开盘，每平米更是直接10万元起。
面对房价的疯狂上涨，很多人都在担心，如果现在还不买房，以后可能连首付款都拿不出来，于是咬着牙把房子买下来。同样的，也有人开始研究起了旁门左道。
2016年3月，毕业不到一年，在北京工作的庄先生计划着与两位好友一起“众筹”一套房：“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北京户口。不过，他还在读研究生，没有购房资金。我也是刚毕业，也没多少积蓄，所以我们与另一个好朋友商量，计划3个人一起买一套房，坐等升值。几年之后，等我有了购房资质，就可以将这套房卖掉变现了。”
据庄先生说，他与他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华桥附近购买了一套40平米的二手房，售价近200万元，算上税费后，每个人出资约70万元。购房之前，庄先生还与朋友们签订了共同购房的协议，约定出售房产的条件是：购房后的2年-5年期间，且至少有两个出资人同意。
类似庄先生这样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他们虽然有买房的想法和需求，却要么缺少资金支持，要么受限于购房的相关政策。于是，他们紧跟时代潮流，玩起了互联网思维，搞起了“众筹炒房”。
所谓“众筹炒房”，就是像上述的3个人一般，几人同买一套房，随后坐等升值，时机成熟后，再将房产变现，以此获利。这种相比于独立炒房来言，相对较低的门槛，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动，并试图加入“众筹炒房”的队伍之中。
一些90后的年轻人不甘落人后，也参与到“众筹炒房”的队列中，坐等房屋升值。不可否认的是，“众筹炒房”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了进来。但是，这样的炒房模式并未完全成熟，随着参与进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更多的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
国家、政府很快出台了相应的政策，2016年第一季度，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纷纷开始叫停房地产的众筹业务，以此来杜绝“众筹炒房”可能对当地房价造成的影响。
4.0时代 新政下的炒房客
炒房4.0时代，也就是现在的炒房客，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自己还能否赚钱，更多的则是自己会不会成了接盘侠，能否做到全身而退。
正如上文提及的，处于山东济南恒大滨河左岸的炒房客小甲一般，其处境早已不容乐观。其实，从2018年11月起，该楼盘的销售价格就始终处于温和下行的状态，但到了2019年8月，销售价格迅速下跌，挂牌价也从2019年5月的18000元/平方米，降到10月的1600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降了2000元。
而已购房产的业主们担心该楼盘继续降价，导致自己有更大的“亏损”，才相约到售楼处讨说法，以求阻止楼盘降价，也才有了业主砸沙盘这一幕的出现。
其实，不止是在山东济南的恒大滨河左岸炒房的小甲，全国各地的炒房客以及购房者，都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截至11月5日17时40分，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00034套，正式突破10万大关。回顾楼市近状，新房售楼处门可罗雀，二手房成交惨淡，前景也不容乐观。
在经历了温州炒房团、“众筹炒房”事件后，国家就已开始不断地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来约束房价，规范市场，以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住房刚需，维护房产市场的稳定和谐。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就已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高达251次，相比2018年上半年房地产调控的192次，同比上涨31%。
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这对炒房客而言，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前不久，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并决定于2020年开展我国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也会将住房情况纳入普查范围内。
这已经不是我国第一次将“查房”纳入人口普查的内容中，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查准人口，更全面地了解居民的居住情况，同时也为楼市的调控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
所以，“查房”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房子仅仅是用来自住的刚需型用户，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那些想要以房产作为投资资本，并以此赚取差价的炒房客来说，情况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
本刊综合笨虎的录音笔、正解局、子木聊房、证券日报、教体视界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