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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了不到半小时，刘福春的手机响了，又是来送书的。20多年前，国内诗歌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刘福春在收集一切和新诗有关的作品，大家会把自己的作品和收藏的资料寄给刘福春。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来访者需要由北往南穿过整个北京新街大院，才能找到刘福春所在的办公地，唯一的参照物是某家不起眼的快捷酒店。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刘福春的办公室原本在建国门内大街北侧的社科院内，但他每周只会去那里办公一天，其余时间都会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新街大院度过，这里的那间小屋子是他自己的中国新诗收藏馆。
大院的围墙外是央视新址。在寸土寸金的北京CBD，新街大院是罕有的未被拆迁的老旧小区。刘福春的办公室在大院最南端的红砖楼内，这里原是一所小学，后因生源减少撤销了，楼划给了朝阳区文化馆。两年前，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为刘福春在此提供了一间70平方米的房间作为他的中国新诗收藏馆。
现年57岁的刘福春受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一直梦想当个诗人。条件所限，他看的第一本诗集是李瑛的《红柳集》，这位如今已不知名的诗人曾担任过《解放军文艺》的社长。从最初读到革命作家的诗集，刘福春就开始模仿作诗，小叙事、小抒情、最后再加一点小升华的那种。
1980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刘福春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到了北京以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研究，只是想当诗人。”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恰巧院里有个项目需整理从1918年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数目，就交给刘福春。他开始往图书馆跑，抄能找到的所有新诗集的书目。
院里还分配刘福春协助文学理论家唐工作。唐以研究鲁迅见长，但刘福春只是帮唐做些杂事就又钻研新诗去了。当时所里领导很正式地找刘福春谈话，批评他不珍惜师承唐研究鲁迅的机会，刘福春不以为然，依旧流连于潘家园或旧书摊搜集一切新诗资料。
专职研究新诗文献的人一直是凤毛麟角，由于刘福春的痴迷和执著，很快在圈内出名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界著名理论家和诗人谢冕、邵燕祥、林莽等人都将自己的收藏赠予刘福春。到了1990年代，国内诗坛很多人也知道社科院的刘福春在收集新诗，纷纷将自己的诗集和收藏资料寄赠给他。
刘福春的家只有60多平方米。家里原来的小饭厅很快堆满了书，一家人只能挪到别处吃饭。从2000年开始，各种诗集装帧越来越厚，开本更大。家里的书堆得已经快进不去人。其实，在多年前，刘福春就已向自己曾担任过特聘教授的韩国东亚大学赠送200箱书，助该校建立中国当代诗歌资料中心。
徐伟提供了藏书空间后，刘福春用一年时间陆续把家里三分之二的书搬到中国新诗收藏馆。现在馆内的45个2米多高1米宽的书柜都已放满，数量他已无法统计。刘家的小饭厅终于得以恢复10多年前的功能。
刘福春在社科院工作33年，现在社科院研究诗歌文献、诗歌史的只有他。“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我的兴趣就在此。”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很少写论文，在中国学术圈的评价体系内，这会影响一个人的待遇，2006年他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曾获中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但刘福春拿到的奖金比其他三等奖少了三分之二，这部书是只算做工具书被列为“其他”，不算专著。
2013年，刘福春所著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以编年体的形式，收录1918-2000年的新诗史料。包括与诗作者通信近万封，还有自己收集的诗刊、诗集、诗报等文献几万件。特别是书中大量收录的文革期间的史料，如诗人活动、相关会议内容、红卫兵小报等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这些内容在以往的文学编年史中很少出现。
“我自己比较看重书里的内容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一部分，是比较特殊的一段时间。”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找到的资料都尽量往里面放。”
因时过境迁，也因历史原因，文革期间的诗歌资料很难收集，刘福春只能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旧书摊购买各种红卫兵的小报和诗集。还有部分资料是和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合编《红卫兵诗选》时在香港复印的。
“从艺术角度讲，文革时期的诗歌没有可谈的，包括那时候的地下写作。但文革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阶段，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特殊的阶段。”刘福春说，“文革刚开始就出现大批的红卫兵诗歌，1967年就出红卫兵诗集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把它作为终點的话，往前推，一定会有原因；再作为起点，往后推，对当今有什么影响，非常值得研究。”
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收录：195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重庆变为诗歌之城》，报道称许多厂矿职工和街道居民写大字报、喜报、决心书、修订生产计划、做总结都用诗歌。全市最近一个半月内，创作了诗歌、戏剧等作品480万件，平均每人有作品两篇多。从这个细小的文学史切口足以可见当时时代的荒诞。
刘福春还用了大量其他诗歌史不会使用的材料，如收入大量工农兵写作的内容。“从‘为工农兵写作’到工农兵写作”这个过程，在他心中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写作被要求必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总是出问题。比如诗人不知雨后无需锄地，也搞不清楚什么炉能炼钢、什么炉能出铁，他们的作品会被农民、工人指出错误，诗人们也只好检讨，重新深入生活。1950年代末，《人民日报》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为谁写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诗歌批评家唐晓渡评价《中国新诗编年史》中收录的那些与众不同的材料时说：“这告诉我们，中国新诗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现在刘福春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收到的诗集翻开，将目录上的内容抄录下来。他一直在完善自己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
早些年很多诗歌、诗人的材料都不准确，为了与诗人建立联系，刘福春和很多人保持通信，并请每个人填一份个人资料表格，总共收回3000多份表格。多年的通联和收集，也让刘福春掌握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材料。
刘福春。摄影/ 本刊记者李强
1983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公布，7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中国新诗编年史》将邵燕祥和吴嘉在多年后的两篇文章也附在此材料后面。当时参加评奖工作的邵燕祥写道：本来没有区分一二等奖，但有热心人士写信反映像舒婷这样的年轻作者怎么能跟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在投票评奖中，舒婷的名次大大提前，但评委会采取了“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原则，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后，天琳之前。最终在一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妥协，分一二等奖，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但发现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黄永玉硬拉到二等奖，总是说不过去，最后只好让胡昭陪两位小妹妹，退居二等奖。
在编著《中国新诗编年史》时，刘福春经常会像这样收入一些与诗作本身无关的背景资料，以力图呈现诗歌是在什么环境生态下产生的。
“现在的诗歌史太简单了，但在我这里就会比较复杂。”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艾青，很多人讲到他，都会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他是一个被批判者，离开诗坛，文革后归来。但我这里，会比较复杂一些。谁都知道在那个时代，除了作为被批判者外，很多人也是批判者，我没有把这部分忽略掉。我强调还原历史的丰富和复杂。”
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曾跟刘福春说，新街大院这一片几年内不会拆。但更长远的未来，刘福春要考虑。有多个地方都希望刘福春带着藏书入驻，建立博物馆，他也走访了多地，没找到合适的。
“个人收藏和国家收藏不一样，我是当作生命对待，买回来的诗集我会擦干净，他们行吗？”刘福春说，在现代文学馆，他看见唐的藏书封面都被贴上书签，感到很心疼、愤怒和无奈。刘福春还是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一个放书的地方，既作为博物馆，也能让真正需要的人来查阅这些书。
来访者需要由北往南穿过整个北京新街大院，才能找到刘福春所在的办公地，唯一的参照物是某家不起眼的快捷酒店。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刘福春的办公室原本在建国门内大街北侧的社科院内，但他每周只会去那里办公一天，其余时间都会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新街大院度过，这里的那间小屋子是他自己的中国新诗收藏馆。
从诗人梦到收藏者
大院的围墙外是央视新址。在寸土寸金的北京CBD，新街大院是罕有的未被拆迁的老旧小区。刘福春的办公室在大院最南端的红砖楼内，这里原是一所小学，后因生源减少撤销了，楼划给了朝阳区文化馆。两年前，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为刘福春在此提供了一间70平方米的房间作为他的中国新诗收藏馆。
现年57岁的刘福春受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一直梦想当个诗人。条件所限，他看的第一本诗集是李瑛的《红柳集》，这位如今已不知名的诗人曾担任过《解放军文艺》的社长。从最初读到革命作家的诗集，刘福春就开始模仿作诗，小叙事、小抒情、最后再加一点小升华的那种。
1980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刘福春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到了北京以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研究，只是想当诗人。”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恰巧院里有个项目需整理从1918年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数目，就交给刘福春。他开始往图书馆跑，抄能找到的所有新诗集的书目。
院里还分配刘福春协助文学理论家唐工作。唐以研究鲁迅见长，但刘福春只是帮唐做些杂事就又钻研新诗去了。当时所里领导很正式地找刘福春谈话，批评他不珍惜师承唐研究鲁迅的机会，刘福春不以为然，依旧流连于潘家园或旧书摊搜集一切新诗资料。
专职研究新诗文献的人一直是凤毛麟角，由于刘福春的痴迷和执著，很快在圈内出名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界著名理论家和诗人谢冕、邵燕祥、林莽等人都将自己的收藏赠予刘福春。到了1990年代，国内诗坛很多人也知道社科院的刘福春在收集新诗，纷纷将自己的诗集和收藏资料寄赠给他。
刘福春的家只有60多平方米。家里原来的小饭厅很快堆满了书，一家人只能挪到别处吃饭。从2000年开始，各种诗集装帧越来越厚，开本更大。家里的书堆得已经快进不去人。其实，在多年前，刘福春就已向自己曾担任过特聘教授的韩国东亚大学赠送200箱书，助该校建立中国当代诗歌资料中心。
徐伟提供了藏书空间后，刘福春用一年时间陆续把家里三分之二的书搬到中国新诗收藏馆。现在馆内的45个2米多高1米宽的书柜都已放满，数量他已无法统计。刘家的小饭厅终于得以恢复10多年前的功能。
打捞文革诗歌史
刘福春在社科院工作33年，现在社科院研究诗歌文献、诗歌史的只有他。“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我的兴趣就在此。”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很少写论文，在中国学术圈的评价体系内，这会影响一个人的待遇，2006年他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曾获中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但刘福春拿到的奖金比其他三等奖少了三分之二，这部书是只算做工具书被列为“其他”，不算专著。
2013年，刘福春所著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以编年体的形式，收录1918-2000年的新诗史料。包括与诗作者通信近万封，还有自己收集的诗刊、诗集、诗报等文献几万件。特别是书中大量收录的文革期间的史料，如诗人活动、相关会议内容、红卫兵小报等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这些内容在以往的文学编年史中很少出现。
“我自己比较看重书里的内容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一部分，是比较特殊的一段时间。”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找到的资料都尽量往里面放。”
因时过境迁，也因历史原因，文革期间的诗歌资料很难收集，刘福春只能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旧书摊购买各种红卫兵的小报和诗集。还有部分资料是和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合编《红卫兵诗选》时在香港复印的。
“从艺术角度讲，文革时期的诗歌没有可谈的，包括那时候的地下写作。但文革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阶段，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特殊的阶段。”刘福春说，“文革刚开始就出现大批的红卫兵诗歌，1967年就出红卫兵诗集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把它作为终點的话，往前推，一定会有原因；再作为起点，往后推，对当今有什么影响，非常值得研究。”
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收录：195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重庆变为诗歌之城》，报道称许多厂矿职工和街道居民写大字报、喜报、决心书、修订生产计划、做总结都用诗歌。全市最近一个半月内，创作了诗歌、戏剧等作品480万件，平均每人有作品两篇多。从这个细小的文学史切口足以可见当时时代的荒诞。
刘福春还用了大量其他诗歌史不会使用的材料，如收入大量工农兵写作的内容。“从‘为工农兵写作’到工农兵写作”这个过程，在他心中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写作被要求必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总是出问题。比如诗人不知雨后无需锄地，也搞不清楚什么炉能炼钢、什么炉能出铁，他们的作品会被农民、工人指出错误，诗人们也只好检讨，重新深入生活。1950年代末，《人民日报》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为谁写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诗歌批评家唐晓渡评价《中国新诗编年史》中收录的那些与众不同的材料时说：“这告诉我们，中国新诗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现在刘福春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收到的诗集翻开，将目录上的内容抄录下来。他一直在完善自己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
早些年很多诗歌、诗人的材料都不准确，为了与诗人建立联系，刘福春和很多人保持通信，并请每个人填一份个人资料表格，总共收回3000多份表格。多年的通联和收集，也让刘福春掌握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材料。
1983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公布，7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中国新诗编年史》将邵燕祥和吴嘉在多年后的两篇文章也附在此材料后面。当时参加评奖工作的邵燕祥写道：本来没有区分一二等奖，但有热心人士写信反映像舒婷这样的年轻作者怎么能跟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在投票评奖中，舒婷的名次大大提前，但评委会采取了“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原则，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后，天琳之前。最终在一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妥协，分一二等奖，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但发现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黄永玉硬拉到二等奖，总是说不过去，最后只好让胡昭陪两位小妹妹，退居二等奖。
在编著《中国新诗编年史》时，刘福春经常会像这样收入一些与诗作本身无关的背景资料，以力图呈现诗歌是在什么环境生态下产生的。
“现在的诗歌史太简单了，但在我这里就会比较复杂。”刘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艾青，很多人讲到他，都会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他是一个被批判者，离开诗坛，文革后归来。但我这里，会比较复杂一些。谁都知道在那个时代，除了作为被批判者外，很多人也是批判者，我没有把这部分忽略掉。我强调还原历史的丰富和复杂。”
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曾跟刘福春说，新街大院这一片几年内不会拆。但更长远的未来，刘福春要考虑。有多个地方都希望刘福春带着藏书入驻，建立博物馆，他也走访了多地，没找到合适的。
“个人收藏和国家收藏不一样，我是当作生命对待，买回来的诗集我会擦干净，他们行吗？”刘福春说，在现代文学馆，他看见唐的藏书封面都被贴上书签，感到很心疼、愤怒和无奈。刘福春还是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一个放书的地方，既作为博物馆，也能让真正需要的人来查阅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