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警报在拉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2013年报告明确指出，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是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想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采取应对全球变暖的更积极有效的方针。与近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同，地球气候问题的解决尚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救助计划。
　　三年前，在坎昆召开的联合国第16次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同意在2020年把排放量降低到足以阻止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高2℃的水平。但是，联合国的估计表明，当前的趋势只能让我们完成这一目标的25%～50%。
　　正因为如此，我呼吁各国政府都应该用更大的决心，来实现到本世纪下半叶化石燃料净排放为零的目标。然而，没有能源经济的全面变化，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今年初，欧盟委员会公布了2030年能源和气候目标——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下降40%，27%的能源将来自可再生资源。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其他国家也应该效仿。
　　诚然，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障碍。三分之二的发电量和近95%的能源用于运输系统，并且来自化石燃料。我们的能源安全日益系于勘探非常规化石燃料存量（比如页岩气），美国尤其如此。在很多领域，碳密集技术仍比低碳替代方案更为有利可图。被捆绑于现金问题的政府继续鼓励油气的勘探，部分原因是，这样做能让它们获得租金，其数量足以占到税收的很大一部分。
　　但变化的可能仍然存在。在政府所作的气候变化承诺和它们实际制定的政策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两者通常是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摆出一副更加支持绿色技术的样子；另一方面，也常常会突然改变甚至逆转政策，这种情况让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甚至根本不把官方的说辞当回事。
　　我认为，如果能在三个问题上明确方向，我们可以实现巨大且快速的进步：
　　第一，给碳定价。通过给碳成本定价，我们可以管理它的使用（或禁用）。40多个国家已经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碳税或排量交易机制。交易机制通常具有更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灵活安排（尽管它们的设计和实施可以在很多方面有所改进）。但我们的步子可以更大一些。一些政府成功地引入了碳税而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国家走这条道路。
　　第二，削减化石燃料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2005年到2011年间，其成员国的化石燃料补贴每年可达550亿～9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估算，2012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增长了5440亿美元。这些补贴的大部分都应该被取消；能源业不需要更多的国家援助来燃烧化石燃料（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补贴大多效率低下，可能也不是帮助穷人的必要的办法）。
　　第三，明确政策。政府必须纠正能源战略的不一致性，考虑能源战略与广义经济政策的联系，并停止向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释放互相矛盾的信号。特别是，政府必须评估是否实施了正确的监管安排，以便于清洁能源投资可以根据对风险-回报的考量而参与竞争。这对于让投资者趋向气候友好型方案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将做好分内之事。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比较不同国家的表现，该组织的经济调查现已经把气候政策的数据和分析包括进来。到2015年，我们预期将能获得一个清晰的图景，来描绘各国正在取得的进步和经合组织与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仍需面对的挑战，并且向这些国家给出关于它们如何切实提高政策的目标和成本效益的建议。
　　这些步骤将放出一个信号，要实现零净排放的目标，排放价格必须大幅提高。转变绝不是无成本的，政府必须诚实地向选民公布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但低碳的、气候恢复力强的世界必然能够提供新的经济发展机会。
　　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替代方案——不作为或作为不足——的代价要大得多。比如，飓风桑迪给美国造成了相当于其GDP的0.5%的损失。2050年，全球沿海城市每年的防洪支出可能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局面更加困难：2013年袭击菲律宾的台风海燕便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穷国在气候变化面前是多么脆弱。
　　如果世界想避免与大自然的碰撞——人类在这场碰撞中绝无获胜可能——我们就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果断采取行动，特别是在碳定价以及经济与能源政策的一致性上。而且，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