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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与奉系张作霖实际上操控了中央政权，双方围绕华北地区的利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25年国民军取得天津之战的胜利之后，势力达到顶峰，不仅有着直隶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且获得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但是这种强盛在各方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迅速衰败。
【关键词】 冯玉祥;国民军;天津之战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3-0066-02
1924年10月23日，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进入白热化时期，直系主要人物之一的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重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夹在国奉两个实力派之间：一方面实力强大的奉系为了独自霸占中央政权，不断向段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冯玉祥的国民军占据北京，掌握着中央政府的更多话语权。冯玉祥知道自己没有独自掌握中央政府的实力，极力利用段祺瑞政府给予自己的合法名义，攫取更多的实际利益。1925年郭松龄反奉战争之后，国民军的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获得北方最大的商埠天津，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但是国民军的这种强盛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在各方勢力的联合打击下衰落下去，本文试从多个角度分析国民军1925—1926年在华北地区失败的原因。
一、政治上的“失误”
首先是政治上与苏俄及南方革命政府的联系导致陷入“赤化”的风口浪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列强干涉苏俄红色政权失败，面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兴盛与共产国际的输出革命，西方列强害怕在亚洲再次崛起一个红色政权，于是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掀起反中国革命的浪潮。虽然南方的革命政府才是中外反革命势力主要的目标，但是当时南方政府实力尚弱，且远在广东，对全国政权的支配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冯玉祥部的国民军占据直隶地区，拥有数十万的部队，战斗力较强。早在1923年苏俄就通过徐谦、马伯援与冯玉祥建立了联系，由鲍威尔充当联络员。
苏俄在此之后对冯玉祥的国民一军、胡景翼的国民二军都提供了一定的军事援助。1918年“武穴主和”之后，冯玉祥就通过基督教友徐谦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并在逐步的接触中开始了解三民主义。在中外的反革命势力眼中，冯玉祥已经成为苏俄在中国北方的代言人，国民军也成为一支被“赤化”的军队。“仿佛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政府之形势。”
其次是妥协旧直系，联合吴佩孚的失败。国民一军主要由北洋政府的第16混成旅发展而来，该旅虽然不是曹、吴的嫡系，但也是直系军阀的重要组成之一。郭松龄反奉战争开始以后，国奉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军方面为了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下脱身而出，先是发动二次“首都革命”，驱逐了段祺瑞，并向吴佩孚示好。但吴佩孚对冯玉祥的“背叛”，导致直系势力被驱逐出中央政权的核心而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在国奉冲突的前期为了获得部分势力的支持而放出了“联冯攻奉”的口号，但是在英日列强的支持与吴佩孚个人对冯玉祥仇视的双重作用下，很快就形成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局面。
第三是对于李景林联合的失误。国民军在反奉战争尚未胜利之时，违约抢占地盘，将原本的盟友李景林变成了敌人。郭松龄反奉战争开始之前，冯玉祥、郭松龄、李景林三方私下协定，保证李景林在直隶地区的利益，并且将热河地区让给李景林。但是国民军并未有履行将直隶、热河地区交给李景林的打算。一来国民军在隶地区的战略部署对手本身就是李景林，但是李景林突然加入反奉密约势将导致国民军空手而归。二来，冯玉祥对于北京政变后，李景林夺取直隶地区，使国民军失去唯一出海口而耿耿于怀，并没有真正要制止国民二军、三军的意思。“我虽然以为河北仍然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到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1925年11月19日国民二军占领保定，立即进兵天津。郭松龄、冯玉祥11月22日签订密约。此时以冯玉祥的个人威望完全有能力阻止邓宝珊、徐永昌继续进攻天津，但是二军、三军放弃陕西进攻直隶，本身就是势在必得，加之冯玉祥的有意纵容，加速了李景林重新倒向奉系军阀。李景林与鲁系军阀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发电指责冯玉祥“利用宗教，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惟冯贼一人是讨”。
二、军事上的缺陷与失败
国民军组成复杂，本身就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联系相对紧密的一、二、三军也是建立在各军领导人个人情感联系上的。国民一军战斗力较强，补给来源也比较稳定，有一定的地盘保证其发展。二军三军的则缺乏战斗力。国民军的合作基础在于他们同为直系军阀的一部分却都不是曹、吴佩孚的嫡系，受到吴佩孚的排挤打压，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但是这种靠个人感情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是非常不牢靠的，特别是在各部领导人发生变动、面对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进退一致。
国民军在军事上的劣势以及现代化战争经验的缺乏。虽然冯玉祥的在兵源与部队训练方面要求很高，但是国民军毕竟没有参加过大型的现代化战争，仅护法战争时期与南方的护法军进行过小规模的战斗;冯玉祥督陕时期，与陕西地方军阀进行过一系列的战斗。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作为国民一军高级将领、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之江缺少现代化战争的经验：虽然拥有优势兵力，但却没有集中一点突破，反而分散开来，全面进攻;国民军投入大量炮兵，却缺乏步炮兵之间的协作，在大炮轰击过后步兵才开始进攻，致使错失良机，导致天津久攻不下。
国民军在天津之战中损失惨重，缺乏物资弹药补给。1925年12月29日，美国海军医疗队长查尔斯向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国民一军的伤亡报告，仅开战三天就送来一千余伤员，后三天又送来一千五百名，报告据此推测，战场上的伤亡人数一定很多。除了人员的伤亡，国民一军还面临弹药紧缺的情况。许多师的步枪只剩下30发子弹，炮只有50发炮弹。国民军占据的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加之没有列强的背景，很难对消耗的物资进行有效补充。 三、国民军的内部矛盾与领导人的决策失误
首先是天津之战后直督的人选问题。早在天津尚未攻克之际，天津一些商会团体就与一军的张之江进行会晤，表示对其的拥戴。张之江本人也认为自己部下在天津一战中出力及牺牲最大，自己又是直隶人，直督一职非己莫属，但是冯玉祥却坚持将直督一职交于三军的领导人孙岳，同时还举荐邓宝珊为直隶帮办，由二军、三军接防天津，一军部分回防。冯玉祥此举意在维护国民军内部的团结，同时给予国民三军一个稳定的地盘。但是冯的举动却引来了一军部分将领的不满。
张之江在得知冯玉祥的决定后，联合李鸣钟、鹿钟麟等向冯玉祥建议“需注意舆论、民意、民生三事”，表达了自己对于直督一职的想法。在孙岳直督的任命发布以后，张之江又联合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等五人密电冯玉祥“对于直省之善后，暨中枢政事等均有意见尤于将来之事，有具体主张”。此外，冯玉祥的苦心经营并没有讓国民二军、三军满意。二军对于邓宝珊没有取得直隶省长一职对于冯玉祥颇有怨言。
三军获得直隶后，不仅没有领冯玉祥的情，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认为冯玉祥是占据甘肃，自身理亏，不得已才将直隶让与自己。这固然与三军放弃陕西，进攻直隶的既定方针有关，但更多的是国民军各军之间联系松散、利益各有不同所致。
其次是冯玉祥个人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一为将国民军付出惨痛代价才取得的华北最大商埠天津让防给国民军三军。国民军取得天津后，本来应该利用其出海口的有利条件，调整战略部署，全力固守直隶，冯玉祥为了维护国民军内部团结，不仅将直督一职给予三军孙岳，更是将天津让防予国民三军，使其成为一座几乎不设防的城市。孙岳本人在就任直督的通电中表示，要在直隶“亟宜民权听民行使，首先完成正式国民会议，立根本之大法，树民治之先声……”但实际上国民三军进驻天津后无所作为，孙岳整日吸食鸦片，其部下则忙于争夺各个军政要职，对于直鲁联军的反扑毫不重视。李景林沿津浦线反攻时，三军只有一个团作战半天，其余各部皆不听号令甚至“不见踪影”，最终导致天津失守。二为冯玉祥在国民军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宣布下野。前文提到的国民一军五位将领联名密电冯玉祥，这在国民军特别是施行绝对家长制的国民一军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此事对冯玉祥有相当的刺激。再加上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维护内部团结的付出没有买账，导致冯玉祥顿生消极情绪。冯玉祥下野一来为了改变郭松龄失败之后国民军成为北方军阀众矢之的的恶劣局势，二来也是表达对张之江等部下行为的不满。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发布“沁”电：“近年国家纷扰，由于人人争权夺利，兹此兴彼仆，徒苦吾民”“我宜至诚无私之心，若大权独揽，何以服人”宣布下野。
但是冯玉祥从台前转到幕后的下野行为不仅没有缓解国民军的压力，反而使国民军内部的矛盾激化，逐渐向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派系斗争发展。国民军失去冯玉祥的指挥，而代行指挥权的张之江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资历与威望领导国民军，这也是导致国民军在北方联合“反赤”局势形成后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
1925—1926年间国民军由于没有改变其军阀的性质，与直奉双方的战争也属于军阀之间的利益混战，再加之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导致其在华北地区的最终失败，使得北方的反革命势力再次联合壮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却有力地支持了南方革命政府的发展，极大地消耗了奉直特别是直系军阀的实力，将其主要精力牢牢地吸引在了北方，为南方革命政府发动北伐并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敬忠.国民军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3]冯玉祥.我的生活[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4]维·马·普列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詹姆斯·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6]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作者简介：
张皓，男，汉族，硕士在读，河南信阳人，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 冯玉祥;国民军;天津之战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3-0066-02
1924年10月23日，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进入白热化时期，直系主要人物之一的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重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夹在国奉两个实力派之间：一方面实力强大的奉系为了独自霸占中央政权，不断向段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冯玉祥的国民军占据北京，掌握着中央政府的更多话语权。冯玉祥知道自己没有独自掌握中央政府的实力，极力利用段祺瑞政府给予自己的合法名义，攫取更多的实际利益。1925年郭松龄反奉战争之后，国民军的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获得北方最大的商埠天津，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但是国民军的这种强盛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在各方勢力的联合打击下衰落下去，本文试从多个角度分析国民军1925—1926年在华北地区失败的原因。
一、政治上的“失误”
首先是政治上与苏俄及南方革命政府的联系导致陷入“赤化”的风口浪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列强干涉苏俄红色政权失败，面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兴盛与共产国际的输出革命，西方列强害怕在亚洲再次崛起一个红色政权，于是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掀起反中国革命的浪潮。虽然南方的革命政府才是中外反革命势力主要的目标，但是当时南方政府实力尚弱，且远在广东，对全国政权的支配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冯玉祥部的国民军占据直隶地区，拥有数十万的部队，战斗力较强。早在1923年苏俄就通过徐谦、马伯援与冯玉祥建立了联系，由鲍威尔充当联络员。
苏俄在此之后对冯玉祥的国民一军、胡景翼的国民二军都提供了一定的军事援助。1918年“武穴主和”之后，冯玉祥就通过基督教友徐谦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并在逐步的接触中开始了解三民主义。在中外的反革命势力眼中，冯玉祥已经成为苏俄在中国北方的代言人，国民军也成为一支被“赤化”的军队。“仿佛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政府之形势。”
其次是妥协旧直系，联合吴佩孚的失败。国民一军主要由北洋政府的第16混成旅发展而来，该旅虽然不是曹、吴的嫡系，但也是直系军阀的重要组成之一。郭松龄反奉战争开始以后，国奉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军方面为了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下脱身而出，先是发动二次“首都革命”，驱逐了段祺瑞，并向吴佩孚示好。但吴佩孚对冯玉祥的“背叛”，导致直系势力被驱逐出中央政权的核心而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在国奉冲突的前期为了获得部分势力的支持而放出了“联冯攻奉”的口号，但是在英日列强的支持与吴佩孚个人对冯玉祥仇视的双重作用下，很快就形成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局面。
第三是对于李景林联合的失误。国民军在反奉战争尚未胜利之时，违约抢占地盘，将原本的盟友李景林变成了敌人。郭松龄反奉战争开始之前，冯玉祥、郭松龄、李景林三方私下协定，保证李景林在直隶地区的利益，并且将热河地区让给李景林。但是国民军并未有履行将直隶、热河地区交给李景林的打算。一来国民军在隶地区的战略部署对手本身就是李景林，但是李景林突然加入反奉密约势将导致国民军空手而归。二来，冯玉祥对于北京政变后，李景林夺取直隶地区，使国民军失去唯一出海口而耿耿于怀，并没有真正要制止国民二军、三军的意思。“我虽然以为河北仍然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到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1925年11月19日国民二军占领保定，立即进兵天津。郭松龄、冯玉祥11月22日签订密约。此时以冯玉祥的个人威望完全有能力阻止邓宝珊、徐永昌继续进攻天津，但是二军、三军放弃陕西进攻直隶，本身就是势在必得，加之冯玉祥的有意纵容，加速了李景林重新倒向奉系军阀。李景林与鲁系军阀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发电指责冯玉祥“利用宗教，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惟冯贼一人是讨”。
二、军事上的缺陷与失败
国民军组成复杂，本身就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联系相对紧密的一、二、三军也是建立在各军领导人个人情感联系上的。国民一军战斗力较强，补给来源也比较稳定，有一定的地盘保证其发展。二军三军的则缺乏战斗力。国民军的合作基础在于他们同为直系军阀的一部分却都不是曹、吴佩孚的嫡系，受到吴佩孚的排挤打压，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但是这种靠个人感情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是非常不牢靠的，特别是在各部领导人发生变动、面对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进退一致。
国民军在军事上的劣势以及现代化战争经验的缺乏。虽然冯玉祥的在兵源与部队训练方面要求很高，但是国民军毕竟没有参加过大型的现代化战争，仅护法战争时期与南方的护法军进行过小规模的战斗;冯玉祥督陕时期，与陕西地方军阀进行过一系列的战斗。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作为国民一军高级将领、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之江缺少现代化战争的经验：虽然拥有优势兵力，但却没有集中一点突破，反而分散开来，全面进攻;国民军投入大量炮兵，却缺乏步炮兵之间的协作，在大炮轰击过后步兵才开始进攻，致使错失良机，导致天津久攻不下。
国民军在天津之战中损失惨重，缺乏物资弹药补给。1925年12月29日，美国海军医疗队长查尔斯向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国民一军的伤亡报告，仅开战三天就送来一千余伤员，后三天又送来一千五百名，报告据此推测，战场上的伤亡人数一定很多。除了人员的伤亡，国民一军还面临弹药紧缺的情况。许多师的步枪只剩下30发子弹，炮只有50发炮弹。国民军占据的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加之没有列强的背景，很难对消耗的物资进行有效补充。 三、国民军的内部矛盾与领导人的决策失误
首先是天津之战后直督的人选问题。早在天津尚未攻克之际，天津一些商会团体就与一军的张之江进行会晤，表示对其的拥戴。张之江本人也认为自己部下在天津一战中出力及牺牲最大，自己又是直隶人，直督一职非己莫属，但是冯玉祥却坚持将直督一职交于三军的领导人孙岳，同时还举荐邓宝珊为直隶帮办，由二军、三军接防天津，一军部分回防。冯玉祥此举意在维护国民军内部的团结，同时给予国民三军一个稳定的地盘。但是冯的举动却引来了一军部分将领的不满。
张之江在得知冯玉祥的决定后，联合李鸣钟、鹿钟麟等向冯玉祥建议“需注意舆论、民意、民生三事”，表达了自己对于直督一职的想法。在孙岳直督的任命发布以后，张之江又联合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等五人密电冯玉祥“对于直省之善后，暨中枢政事等均有意见尤于将来之事，有具体主张”。此外，冯玉祥的苦心经营并没有讓国民二军、三军满意。二军对于邓宝珊没有取得直隶省长一职对于冯玉祥颇有怨言。
三军获得直隶后，不仅没有领冯玉祥的情，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认为冯玉祥是占据甘肃，自身理亏，不得已才将直隶让与自己。这固然与三军放弃陕西，进攻直隶的既定方针有关，但更多的是国民军各军之间联系松散、利益各有不同所致。
其次是冯玉祥个人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一为将国民军付出惨痛代价才取得的华北最大商埠天津让防给国民军三军。国民军取得天津后，本来应该利用其出海口的有利条件，调整战略部署，全力固守直隶，冯玉祥为了维护国民军内部团结，不仅将直督一职给予三军孙岳，更是将天津让防予国民三军，使其成为一座几乎不设防的城市。孙岳本人在就任直督的通电中表示，要在直隶“亟宜民权听民行使，首先完成正式国民会议，立根本之大法，树民治之先声……”但实际上国民三军进驻天津后无所作为，孙岳整日吸食鸦片，其部下则忙于争夺各个军政要职，对于直鲁联军的反扑毫不重视。李景林沿津浦线反攻时，三军只有一个团作战半天，其余各部皆不听号令甚至“不见踪影”，最终导致天津失守。二为冯玉祥在国民军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宣布下野。前文提到的国民一军五位将领联名密电冯玉祥，这在国民军特别是施行绝对家长制的国民一军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此事对冯玉祥有相当的刺激。再加上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维护内部团结的付出没有买账，导致冯玉祥顿生消极情绪。冯玉祥下野一来为了改变郭松龄失败之后国民军成为北方军阀众矢之的的恶劣局势，二来也是表达对张之江等部下行为的不满。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发布“沁”电：“近年国家纷扰，由于人人争权夺利，兹此兴彼仆，徒苦吾民”“我宜至诚无私之心，若大权独揽，何以服人”宣布下野。
但是冯玉祥从台前转到幕后的下野行为不仅没有缓解国民军的压力，反而使国民军内部的矛盾激化，逐渐向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派系斗争发展。国民军失去冯玉祥的指挥，而代行指挥权的张之江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资历与威望领导国民军，这也是导致国民军在北方联合“反赤”局势形成后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
1925—1926年间国民军由于没有改变其军阀的性质，与直奉双方的战争也属于军阀之间的利益混战，再加之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导致其在华北地区的最终失败，使得北方的反革命势力再次联合壮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却有力地支持了南方革命政府的发展，极大地消耗了奉直特别是直系军阀的实力，将其主要精力牢牢地吸引在了北方，为南方革命政府发动北伐并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敬忠.国民军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3]冯玉祥.我的生活[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4]维·马·普列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詹姆斯·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6]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作者简介：
张皓，男，汉族，硕士在读，河南信阳人，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