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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上海事业成功的企业家，为何突然重返家乡担任小小的村官？“企业家村官”的所见所闻，怎么会让久经风浪的他感慨“闻所未闻”？三年村官，他回馈给故乡的到底是什么？
许琦是一位70后，20岁时离开家乡，闯荡商海，2000年来到上海发展。他的老家在诸暨，一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承载了他完整的少年记忆。如今，虽然工厂开在上海，店铺开到了全国几十座城市，他依然落户在那个村庄。
随着事业展开，除了每年春节、清明和冬至等重要节日，以及一些重要活动，他已经很少返乡了。谁也没有想到，2011年3月，他居然当选为诸暨安华镇球山村的村支书，成为一名村官。而三年来的村官经历，更是让他感慨万千。
《新民周刊》：这些年来你生意做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想到去当村官？是衣锦还乡，还是心血来潮？
许琦：都不是。2011年我当这个村官，看起来是很偶然，很突然，其实是性格使然。
那年我回家看望父母，偶然在饭桌上听到村干部要收购100多亩的林地，分给我家的山林地也在其中。我就随口问了为何要征地，了解到这些年来征地不断，村民的口粮田从我小时候差不多人均1亩，下降到了人均5分。这些土地去向五花八门，但有一条，卖了那么多的地，村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收益，很多人都有抱怨。要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庄，离义乌只有不到20分钟的车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土地是相当值钱的。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山林都是我小时候玩遍的，如今当然很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村里的土地越卖越少，村民却无法获益？我实在想不通。于是我出了个主意，由我和当地的一位伙伴买断了这些山林的开发经营权，从此任何人想要动这些土地的脑筋，都要通过我们了。我们并非做生意，因此马上就签署了公开承诺，今后开发所获利润全部归村集体所有，设立专门账户。如果因各种原因不能开发，山地的所有权也归村集体。
这样一来，用通俗的话说，是挡了一些人的财路，当然会招人嫉恨。但有些村民感到很振奋，鼓动我出来竞选村支书。我当时真的是不以为意，因为事业重心完全在上海了，此举只是对家乡和乡亲们的一种回馈，并不打算有更多的牵扯。谁想到，居然会有利诱和威胁随之而来。有人出巨款要我不要参选，也有人说，你来蹚浑水，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偏偏我就是不吃这一套的，既然有人这么忌讳我出场，我倒要来看看有什么名堂了。于是就决定参选，而且是高票当选了。
《新民周刊》：农村像你这样的“企业家村官”大概不多吧？
许琦：“企业家村官”有两种，一种是在当地发展的老板，生意做得不错，然后出来竞选村官，另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与老家没有生意上的牵扯，回到家乡当村官。相比之下，第一种要比第二种多一些。
企业家当村官，有的是要利，有的是要名，当然还有的是想名利双收。我是哪一种？你可以把我算成是要名的吧，因为我这个村官没有从当地拿到什么利益，而且还要倒贴不少呢。你说我什么都不图，别人也不会相信吧，好吧，就算我图一个不忘根本、回馈家乡的好名声。
2011年春天我当选村支书，第一年，我在村里的时间超过了200天，因为我同时还是村经济合作社的社长，参与村里的各种决策，大会小会也不少。我每周都要从上海往返诸暨，单程两个半小时，过路费和汽油费就是几百元，家里人笑说没多久就跑坏了一辆宝马。这些钱当然都是我自己出的，我当村官每年2万多元那点收入，大概只是这些开销的零头吧。
《新民周刊》：当村官和经营企业应该有很大的区别吧？
许琦：区别是很大。说起来令人感慨。
像我们做正经生意的，都知道将本求利，赚钱不易啊。那时候有人出上百万的钱，希望我不要回家乡竞选，我就感到很纳闷：你也不是老板，不做生意，怎么就这么有钱？村官的位子就那么值钱吗？直到我“进入角色”，才逐步了解了其中的种种生财之道，有些简直是闻所未闻。
简单说来，村官牟利之道，其一就是巧立名目做工程。虽然村官当选后必须马上作出书面承诺，直系亲属不得承包本村的各种工程，但是纸面上的规定如果得不到监督和执行，那也就是一纸空文。村民很可能不知情，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頭举报吧。工程里面的花头就多了，十几万的基础设施费用，最后花了四五十万元，很多钱都是一张白条就领走了，让人看了只能摇头。各种审计、各种验收，预算，决算……你说有用吧，每一个都有用；但在我看到听到的一些故事里，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生财之道，其二是土地买卖。为什么某些地方会挖出来家财数亿的贪腐村官？大量的横财就是来自征地的暗箱操作，因为信息不对称，村民不了解情况，即使想要了解，也未必就能知道。你见到过村干部把村里的土地贱卖给自己老婆的吗？听起来像不像笑话？我们村的前任村官把每亩市价就达300多万的约20亩土地，以2.5万元的总价卖给了自己的老婆。就上个月，他们已经在忙着开发了，你想想看这里面的获利空间有多大！至于克扣一点应该支付给村民的征地费用，那几乎就算不上什么了吧。
我很吃惊，一个村官的权力居然会这么大，如果搞好了关系，在整个利益链条里面要发点财真的不是难事，起码比我做生意赚钱要简单。
《新民周刊》：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平时听到的令人厌恶的大吃大喝，似乎排不上号了？
许琦：村民们都是很善良的，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村干部不贪污，吃一点喝一点真的是不算什么。一个村子就像一户人家，总有迎来送往，总要礼尚往来，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
当然，大家对吃吃喝喝的这种容忍，也许也是一种无奈吧。最近对于严禁公款吃喝的政策执行力度明显加大了，村子里的吃吃喝喝也越来越少，村民们对此都是很感到鼓舞的。
《新民周刊》：通过你这几年的村官经历，觉得农村治理的主要症结在哪里？
许琦：如何监督村官，是一个大问题。
村官是真正的芝麻绿豆官，但就像我前面说的，权力空间其实是很大的。基层的腐败，大家有切肤之痛，而且还是每时每刻的切肤之痛。现在反腐败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我觉得， “打苍蝇”真的是十分重要，因为“老虎”数量不多，离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远，而“苍蝇”如果挥之不去，一天到晚就在眼前飞来飞去，心情真的会很糟糕。
农村的许多村官，或者是有经济实力，或者是有家族势力，或者是有其他的社会关系网，普通村民很难与他们叫板。说实话，一个村官要“治”一个村民，大概一千种办法是有的，而且都不违法。我在村里没有任何利益诉求，也根本不想什么提拔重用，要推进一些很平常的事情，有时候依然困难重重。近些年来我们村的党支部对前任的贪腐行为进行实名举报，涉及原村支书许某和原出纳的种种违规做法，整个过程也是备感艰辛。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后去当村官，往往工作难度很大，因为基层都有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新民周刊》：你的村官还会干下去吗？这几年你回馈给家乡和乡亲们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许琦：前不久村党支部改选，我再次当选村支书，但是新政策要求村支书必须坐班，我在工作时间上难以保证，所以本届开始就改任村党支部委员了。今后是不是继续当村官？从我本人的意愿来说，可能也不会一直做下去吧。
农村有大量的老弱妇孺，很多能人都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了。我觉得他们能够回馈家乡的，除了财富之外，更宝贵的是各种新观念。这几年村官生涯，我与其他的村民一起，清理以前的陈年烂账，把一些贪腐晒在太阳底下，将一些腐败分子彻底现形，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自己今后必须捍卫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大的贡献。
各种规定在不同层面，执行的力度会不断地打折扣。如果现有的规定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农村的气象和面貌会焕然一新。现在一些好的变化农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只要长此以往坚持下去，我相信正必压邪的道理。所以，从根本上说，我还是乐观主义者。
许琦是一位70后，20岁时离开家乡，闯荡商海，2000年来到上海发展。他的老家在诸暨，一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承载了他完整的少年记忆。如今，虽然工厂开在上海，店铺开到了全国几十座城市，他依然落户在那个村庄。
随着事业展开，除了每年春节、清明和冬至等重要节日，以及一些重要活动，他已经很少返乡了。谁也没有想到，2011年3月，他居然当选为诸暨安华镇球山村的村支书，成为一名村官。而三年来的村官经历，更是让他感慨万千。
《新民周刊》：这些年来你生意做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想到去当村官？是衣锦还乡，还是心血来潮？
许琦：都不是。2011年我当这个村官，看起来是很偶然，很突然，其实是性格使然。
那年我回家看望父母，偶然在饭桌上听到村干部要收购100多亩的林地，分给我家的山林地也在其中。我就随口问了为何要征地，了解到这些年来征地不断，村民的口粮田从我小时候差不多人均1亩，下降到了人均5分。这些土地去向五花八门，但有一条，卖了那么多的地，村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收益，很多人都有抱怨。要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庄，离义乌只有不到20分钟的车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土地是相当值钱的。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山林都是我小时候玩遍的，如今当然很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村里的土地越卖越少，村民却无法获益？我实在想不通。于是我出了个主意，由我和当地的一位伙伴买断了这些山林的开发经营权，从此任何人想要动这些土地的脑筋，都要通过我们了。我们并非做生意，因此马上就签署了公开承诺，今后开发所获利润全部归村集体所有，设立专门账户。如果因各种原因不能开发，山地的所有权也归村集体。
这样一来，用通俗的话说，是挡了一些人的财路，当然会招人嫉恨。但有些村民感到很振奋，鼓动我出来竞选村支书。我当时真的是不以为意，因为事业重心完全在上海了，此举只是对家乡和乡亲们的一种回馈，并不打算有更多的牵扯。谁想到，居然会有利诱和威胁随之而来。有人出巨款要我不要参选，也有人说，你来蹚浑水，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偏偏我就是不吃这一套的，既然有人这么忌讳我出场，我倒要来看看有什么名堂了。于是就决定参选，而且是高票当选了。
《新民周刊》：农村像你这样的“企业家村官”大概不多吧？
许琦：“企业家村官”有两种，一种是在当地发展的老板，生意做得不错，然后出来竞选村官，另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与老家没有生意上的牵扯，回到家乡当村官。相比之下，第一种要比第二种多一些。
企业家当村官，有的是要利，有的是要名，当然还有的是想名利双收。我是哪一种？你可以把我算成是要名的吧，因为我这个村官没有从当地拿到什么利益，而且还要倒贴不少呢。你说我什么都不图，别人也不会相信吧，好吧，就算我图一个不忘根本、回馈家乡的好名声。
2011年春天我当选村支书，第一年，我在村里的时间超过了200天，因为我同时还是村经济合作社的社长，参与村里的各种决策，大会小会也不少。我每周都要从上海往返诸暨，单程两个半小时，过路费和汽油费就是几百元，家里人笑说没多久就跑坏了一辆宝马。这些钱当然都是我自己出的，我当村官每年2万多元那点收入，大概只是这些开销的零头吧。
《新民周刊》：当村官和经营企业应该有很大的区别吧？
许琦：区别是很大。说起来令人感慨。
像我们做正经生意的，都知道将本求利，赚钱不易啊。那时候有人出上百万的钱，希望我不要回家乡竞选，我就感到很纳闷：你也不是老板，不做生意，怎么就这么有钱？村官的位子就那么值钱吗？直到我“进入角色”，才逐步了解了其中的种种生财之道，有些简直是闻所未闻。
简单说来，村官牟利之道，其一就是巧立名目做工程。虽然村官当选后必须马上作出书面承诺，直系亲属不得承包本村的各种工程，但是纸面上的规定如果得不到监督和执行，那也就是一纸空文。村民很可能不知情，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頭举报吧。工程里面的花头就多了，十几万的基础设施费用，最后花了四五十万元，很多钱都是一张白条就领走了，让人看了只能摇头。各种审计、各种验收，预算，决算……你说有用吧，每一个都有用；但在我看到听到的一些故事里，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生财之道，其二是土地买卖。为什么某些地方会挖出来家财数亿的贪腐村官？大量的横财就是来自征地的暗箱操作，因为信息不对称，村民不了解情况，即使想要了解，也未必就能知道。你见到过村干部把村里的土地贱卖给自己老婆的吗？听起来像不像笑话？我们村的前任村官把每亩市价就达300多万的约20亩土地，以2.5万元的总价卖给了自己的老婆。就上个月，他们已经在忙着开发了，你想想看这里面的获利空间有多大！至于克扣一点应该支付给村民的征地费用，那几乎就算不上什么了吧。
我很吃惊，一个村官的权力居然会这么大，如果搞好了关系，在整个利益链条里面要发点财真的不是难事，起码比我做生意赚钱要简单。
《新民周刊》：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平时听到的令人厌恶的大吃大喝，似乎排不上号了？
许琦：村民们都是很善良的，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村干部不贪污，吃一点喝一点真的是不算什么。一个村子就像一户人家，总有迎来送往，总要礼尚往来，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
当然，大家对吃吃喝喝的这种容忍，也许也是一种无奈吧。最近对于严禁公款吃喝的政策执行力度明显加大了，村子里的吃吃喝喝也越来越少，村民们对此都是很感到鼓舞的。
《新民周刊》：通过你这几年的村官经历，觉得农村治理的主要症结在哪里？
许琦：如何监督村官，是一个大问题。
村官是真正的芝麻绿豆官，但就像我前面说的，权力空间其实是很大的。基层的腐败，大家有切肤之痛，而且还是每时每刻的切肤之痛。现在反腐败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我觉得， “打苍蝇”真的是十分重要，因为“老虎”数量不多，离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远，而“苍蝇”如果挥之不去，一天到晚就在眼前飞来飞去，心情真的会很糟糕。
农村的许多村官，或者是有经济实力，或者是有家族势力，或者是有其他的社会关系网，普通村民很难与他们叫板。说实话，一个村官要“治”一个村民，大概一千种办法是有的，而且都不违法。我在村里没有任何利益诉求，也根本不想什么提拔重用，要推进一些很平常的事情，有时候依然困难重重。近些年来我们村的党支部对前任的贪腐行为进行实名举报，涉及原村支书许某和原出纳的种种违规做法，整个过程也是备感艰辛。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后去当村官，往往工作难度很大，因为基层都有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新民周刊》：你的村官还会干下去吗？这几年你回馈给家乡和乡亲们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许琦：前不久村党支部改选，我再次当选村支书，但是新政策要求村支书必须坐班，我在工作时间上难以保证，所以本届开始就改任村党支部委员了。今后是不是继续当村官？从我本人的意愿来说，可能也不会一直做下去吧。
农村有大量的老弱妇孺，很多能人都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了。我觉得他们能够回馈家乡的，除了财富之外，更宝贵的是各种新观念。这几年村官生涯，我与其他的村民一起，清理以前的陈年烂账，把一些贪腐晒在太阳底下，将一些腐败分子彻底现形，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自己今后必须捍卫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大的贡献。
各种规定在不同层面，执行的力度会不断地打折扣。如果现有的规定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农村的气象和面貌会焕然一新。现在一些好的变化农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只要长此以往坚持下去，我相信正必压邪的道理。所以，从根本上说，我还是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