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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死，焉知生。
在和“死神”打了个招呼后，李开复“重回人间”。自2013年9月被宣判罹患第四期淋巴癌，到2015年2月病情得到控制，以缓慢节奏重返工作，500多个日日夜夜中，他饱尝病痛折磨，却也意外寻获了一条反窥生命的途径。
6月27日，李开复带着自己的第六本新书《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以及同名纪录片出现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酒店。《环球人物》记者就在这里再次见到李开复，依旧是带着淡淡台湾腔的普通话，却不再是那个言必称影响力和改变世界的企业家。现在的他，更像一位思索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家。
2013年9月，李开复接受正电子成像检查。 
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李开复一度陷入消沉。
“他好像活通了”
虽然远离公众视线一年多，李开复的受关注程度丝毫没有减弱。首映礼正式开始前，各路媒体记者和年轻的创业者们就将酒店二层的宴会大厅挤得满满当当。
和想象中癌症患者的苍白、消瘦不同，李开复出现在会场时，脸色如常，浓密的头发并未因化疗变得稀疏。搭配着经典的黑西装、白衬衫，整个人倒显得很是精神。他一路和提前到达的几位朋友打招呼，随后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记者注意到，紧挨李开复左手边就座的，是同样有过抗癌经历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正后方则是陪伴他走过康复之路的医生郑慧正。至于更多“大腕”，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当当网CEO李国庆、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摇滚歌手左小祖咒等，则在会场另一侧的嘉宾席就座。
和以往每次公开露面一样，李开复刚一落座，几个年轻人就走上前去，找他签名、合影。他全程客气地笑着，几乎有求必应。很快，越来越多的人蜂拥上前，将他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活动组织方派出几名安保人员，一边将人群破开一个小缺口，一边不住解释：“这样不行，空气太差了，李老师身体受不了。”
好一会儿，人群慢慢散去。李开复轻轻吁了一口气，对前来“解围”的工作人员点头致意。他继而重新坐直了身子，专注地看向大屏幕上自己的病中影像。或面对佛龛祷告，或神色肃穆眺望窗外，或孤独地在沙滩上漫步，即便与女儿相拥也面带愁容——刚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那段时间，李开复大多是这样度过的，不复当年创业时的神采奕奕，也少了上台演讲时的意气风发。当生命之光黯淡如风中之烛，他明知生命没有如果，却一再给自己命题：如果可以，我要把亏欠的道歉和不曾表达的爱还给父亲;如果可以，我希望把陪伴还给母亲……
潘石屹还记得，2015年2月，李开复大病初愈回到北京，第一顿饭就是自己在家里安排的，所有接到通知的朋友都来了。“刚开始，李国庆为了活跃气氛，就给我们讲八卦，逗我们笑。”可后来发现，大家对李开复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一次回来后，开复似乎比得病前更开朗，他好像活通了，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都是快乐。”
朋友们庆祝李开复终于开始了第二次人生，但他显然认为，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不断自问与反问：“脱去虚名与成就，我们的人生还剩下什么？”他现在很乐于与人分享自己修习的死亡学分，希望大家不必再经历死亡，便知晓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就像他的好朋友凌志军所说：“向死而生，并不是教我们如何面对死，而是教给我们如何生。”
交战癌细胞
癌症降临前，李开复一直“领跑人生胜利组”。1987年26岁时，他的博士论文就得到《纽约时报》半版报道，并被美国计算机科学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破格聘为副教授;之后，他投效苹果、微软、谷歌三大科技公司，都迅速做到华人最高层的职务;2009年，他回国创办创新工场，成为许多年轻人追随的“青年导师”;2013年4月，他获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百位风云人物……
然而厄运突然降临。
就在赴美领奖后几个月，李开复在太太谢先玲的催促下，做了一套标准流程的健康检查。三周后，随着详细体检报告的出炉，他的生活被投下一颗“炸弹”：他有可能患上了癌症！
李开复一度心怀侥幸：“我就是睡得太少，吃得太油腻！说不定是检测仪器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医院一贯的敛财手法？”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为进一步确诊，他经历了多次核磁共振和胃镜、肠镜检查，搞得精疲力竭。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正电子成像检查结束后，检验技师拿着结果‘哇’的一声瘫坐在椅子上。”李开复追问半天，医生让他自己看电脑，“屏幕上一片漆黑，布满了20多个亮点。”那是20多个淋巴肿瘤吸足了实验试剂里的糖分，宛如红彤彤的火球，在他的腹部燃烧。
几天后，李开复拿到正式诊断结果：淋巴癌第四期。医生同时告诉他，淋巴癌是无法治愈的疾病，一辈子都会潜伏在他的体内。“这就像身上总背着一个未爆弹，只要我一不留心，稍稍逾越了它能承受的界限，它就会把我彻底摧毁。”结局冰冷冷地摆在李开复眼前，“死期将至，我可能只剩100天”。
毫无防备地，李开复第一次战栗地感受到死神就在自己身边徘徊。“我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我求生的意志无比强烈，只要有一丝存活的希望，我决不放弃。”但真能闯过这一关吗？他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李开复全家福，从左至右为大女儿德宁、李开复、妻子谢先玲、小女儿德亭。
李开复与母亲在外甥的婚礼上。
化疗的副作用是难以忍受的。一支预防性抗生素打下去不到半小时，他就开始强烈反胃。“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干呕，让我的胃好像翻了过来，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姐姐过来帮我擦，我不耐烦地推开她。这时候谁都不能碰我一下，仿佛轻轻一碰，整个人就会崩溃瓦解。”
有时也会打止吐针，但随之而来的便秘搞得他情绪烦躁、坐立不安。勉强吃了泻药，但并非每次都有效。即便顺利排出一点点，脸上的毛细血管也会破裂，全身大汗，整个人几近虚脱。他说，“那阵子，只要哪天成功排便了，简直比过去每天盯着不断增长的业绩报表更让人兴奋！”
化疗期的频繁注射，还让李开复的血管不堪重负。权衡再三，医生决定在他的左颈下方植入人工血管。手术台上，被局部麻醉的李开复眼睁睁看着医生在自己脖子上划一刀。这一幕，日后成为他的噩梦。他屡屡梦见有人拿着白光闪闪的刀子来割他的脖子，然后尖叫着醒来。
为配合抽取干细胞做冷冻培养，他的腹股沟被打了几个洞，并置入了导管。结果导管没上好，血从导管中汩汩地往外流，把裤子和床单都浸透了。他拼命按住伤口，尖叫着向等候在外的家人求救……
就这样，当结束化疗回到家的那一天，李开复觉得自己仿佛刚刚走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终于重新站在蓝天白云下，忍不住感慨：“活着真好！”
曾经的执念烟消云散
与身体同步修复的，是李开复对人生的执念。
最初知道自己病情的时候，李开复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对自己不公平。在他眼中，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自己，“怎么可能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地里，跟凡夫俗子一样在这里挣扎求生？”
一个朋友看他痛苦，特地带他到台湾佛光山小住，拜见星云大师。一日用过早斋，星云大师突然问：“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而不同’！”谁知大师沉吟片刻道：“这样太危险了！我们人是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而不同’，这就太狂妄了。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一个人如果老是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
一直以来的人生信条原来有着这么大的盲点！李开复这才发现，自己身体病了，心病更重。他开始无情地剖析自己：“一帆风顺的人生履历，让我的骄傲情绪悄悄滋生，理工科培养出来的思维模式，包括因果逻辑、结果导向和一切量化判断，让我在追求效率时变得冷漠无情，我走在一条颇为正确的道路上，但过度的名声让我的中心轴偏了。”
偏离了中心轴的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不自觉地估算这件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发表演讲，听众不到1000人就不去;更新微博，不能新增1万个粉丝就觉得效果不够;回复邮件，只选择可能成功的创业咨询;见创业者，也要先看他公司的潜力有多大。
一次活动结束后，李开复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冲出拥挤的人群，钻进汽车，重重地关门、上锁，将自己和人群彻底隔绝。车子缓缓驶离，一个年轻学生从人群中突围，拼命地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拍着车窗，对他用力招手。司机问要不要停下来，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必！”
李开复说，生病后，这段画面会不时地钻进自己的脑海。可当时，他满心只想着自己，只是近乎偏执地计算着如何让每分每秒都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把计划之外的机缘、偶遇关在门外”。
当生命的红灯亮起，曾经的执念烟消云散。李开复开始思考：如果生命只剩100天，自己该如何度过？答案那么顺其自然地就流淌出来：他要和太太回到当年约会的地方，一起回忆还是穷学生时在河边偷偷无照钓鱼;他要躺在母亲的肚子上，一张一张翻看老照片，再一遍一遍听她说起当年的事情;他要陪着大女儿聊天，听听她对男朋友的看法;他要陪小女儿一起吃冰淇淋，帮她取景拍照……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曾全力追求的名声、绩效和所谓影响力，都如潮水般迅速后退，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治疗有了明显的效果，自己也许不止再活100天，而是1000天，甚至1万天的时候，他告诉自己，改变，还来得及。
患病前，李开复在武汉大学面对众多年轻人发表演讲。
被改变的生活
2015年春节后，李开复在医生的同意下适度重返工作。他先是回到北京，之后到欧洲拜访投资人，顺道旅游。
巧合的是，3年前，同样是在欧洲，他曾用16天飞抵11个城市。出发前，他要求同事精确计算，如何才能抵达更多城市、见更多投资人？行程中，他每天4点起床，半小时洗漱打包匆匆出门，平均每天拜访两位投资人，有时甚至多达5位。“每当我面带微笑、语带幽默地和金主老大吃饭、喝咖啡，我的神经、脊背其实都是紧绷的。”
3年后的欧洲之行，同样身负使命，心态却已转变。他每天至多只见一位投资人，其他时间就是从容地观光、品尝美食、为家人挑选礼物。他甚至应偶遇的中国留学生之邀做了一次随兴演讲，效果出乎意料地好。而过去，他的每一场演讲都要经过公司的慎重评估、联系和安排，“从拟提纲到设计每页PPT、打磨演讲主题，每个新演讲题目的准备时间都在40个小时之上！”
日常作息也全然不同了。
生病前，李开复会在深夜1点才结束工作。“床头的笔记本电脑是从不关机的，电子邮件送达的声音一响，我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我承诺所有员工，收到邮件10分钟内一定回信。”那时的他，乐于和年轻人比谁睡得更少、谁邮件回得快，也乐于让所有人都佩服自己。直到为这种近乎偏执的“兴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才突然醒悟，牺牲健康去换取所谓的成功和梦想，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好友陈文茜在他康复后开玩笑说：“你引以为傲的效率，最后都变成肚子里亮晶晶的肿瘤啦！” 李开复告诉记者，大病后，他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就是好好睡觉。现在他每晚11点前睡觉，尽量睡足7.5个小时，中午再睡个午觉，能维持一整天精神饱满、头脑清醒。
“除了睡眠时间，还改变了什么生活习惯？”有人问。“运动。”他看着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潘石屹说，“潘总以前发了条微博，说跑步可以多活3年，我当时还调侃他，‘这3年你都用来跑步了’。现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是错的。”
从没有时间也不舍得抽出时间运动，到力所能及地动起来，如今他只要回到台湾，一周总爬三四次山，一路上放空思想，闻闻花香。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感官被打开了，也更多地看到了“成功”以外的美。
他与《环球人物》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秋日的午后，他去一位老友家拜访。坐在老友的躺椅里，闻着随风飘来的淡淡桂花香，五脏六腑都舒展开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过日子？两三棵桂花树，加上这躺椅！”朋友一愣：“你又不是没来过！这些桂花种了快10年了！”李开复尴尬极了，可他当真刚刚留意这美好的感受。
现在，李开复会抽时间锻炼，定期爬山。
（本文图片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家人则从李开复的改变中获得了更多陪伴。一直以来，李开复都是朋友眼中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也一度引以为傲。可2005年回国工作后，“重要”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我总想着，等我准备好这个演讲，做完那个采访，忙完这项投资，写完今天的微博……事业全部处理好了，剩下的空隙才是分给家人的。我以为这样已经问心无愧，可到头来才发现，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舍本逐末，把最弥足珍贵的时光浪费在追逐五彩斑斓的泡沫上。”
有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是不是真的用心了？这是李开复如今要求自己的两个标准。他说，即便日后工作量再增加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自己心里会有一个排序，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缘分，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只求余生无愧于心
曾经，因为善于分析、总结和制定规划，李开复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理性。现在，《环球人物》记者在他的理性框架下，听到了更多感性内容。
《环球人物》：您的一场病，惊醒了很多在梦想中狂奔的年轻人。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您所提倡的“均衡”是不是存在一种语境的隔阂？毕竟当创业面临关键节点，他们可能根本就身不由己，停不下来。
李开复：对想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事业和健康并非只能二选一。我们只要把每一天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比如，是不是能吃更健康的食物？能多睡半个小时？能多运动一下？能尽量给自己减压？一个年轻人可能每周多花四五个小时就能做到更健康，就可以从不及格做到70分。所以年轻人不是不可以打拼，只是要尽可能地争取一种平衡。
《环球人物》：您自己的平衡，会不会因为回归工作再次被打乱？您的合作伙伴说，您回到北京后，就像一颗行星回到了自己的轨道，又停不下来了。
李开复：应该不会。未来，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我分配给工作的时间可能会适度增加，但心里始终会有一根弦，我的太太、女儿还有身边的朋友也会不断地提醒我。而且我现在搬回台湾，每个月就回来几天，离开了这个环境，想工作也不是那么方便了。
《环球人物》：您说真正荒废了与家人的相处是在回大陆工作后，这次回台湾后又进步了。您反思的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是不是大陆目前的一种常态？
李开复：整体来说，大陆的中国人工作起来的确更拼命。创新工场将很多创业者带到美国硅谷，他们总会感慨，“硅谷的人的确创新，可为什么不那么勤奋？顶多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就回家了。我们都是熬到凌晨3点，早上9点又过来了！”我想说的是，正是这种拼命，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奇迹。但任何事情都是一柄双刃剑，这种勤奋对健康也是一种损害。
《环球人物》：您提到曾错过一个想给您礼物的年轻人。再遇见这样的年轻人，会停下来，花两分钟时间听他的梦想吗？
李开复：会。现在，我每周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帮助那些在现实中或网络上遇到的有缘人，但不可能做到有问必答，我的时间和我的健康都做不到。总不能因为整天听别人的梦想而把自己的健康搞砸了。
《环球人物》：还会继续在各种社交网站上和大家交流吗？
李开复：坦率地说，我过去就像一台自动发布社交媒体信息的机器——刚投资知乎（网络问答社区）的时候，我想多在上面回答点问题，帮他们积攒人气;后来微博火了，微信公众账号火了，又觉得每天要发满多少条才算过得圆满。现在想来，这样机械地发布，说出来的话是不够真诚的，生活也被所谓的影响力过分驱动了。以后，我会过一种更感性的生活。我更在乎是不是真的有话要说。有，就找最好的渠道去说;没有，就干脆不要讲了。
《环球人物》：病愈复出后的其他计划呢？
李开复：创新工场方面，我会继续放权，工作重心将转向制定及调整公司战略方向，补充核心岗位，和媒体、投资人打交道，以及在美国寻找优秀的创业团队等。其他实务运作将交给其他同事负责。随着工作时间的减少，我的持股量也会调降，让出更多份额来奖励表现卓越的同事。
更重要的是，我不会再刻意打造每一天。我希望能活得更好、更健康，能更主动地去爱那些对我特别好的亲人和朋友，弥补过去的不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只求余生能够无愧于心。
在和“死神”打了个招呼后，李开复“重回人间”。自2013年9月被宣判罹患第四期淋巴癌，到2015年2月病情得到控制，以缓慢节奏重返工作，500多个日日夜夜中，他饱尝病痛折磨，却也意外寻获了一条反窥生命的途径。
6月27日，李开复带着自己的第六本新书《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以及同名纪录片出现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酒店。《环球人物》记者就在这里再次见到李开复，依旧是带着淡淡台湾腔的普通话，却不再是那个言必称影响力和改变世界的企业家。现在的他，更像一位思索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家。
“他好像活通了”
虽然远离公众视线一年多，李开复的受关注程度丝毫没有减弱。首映礼正式开始前，各路媒体记者和年轻的创业者们就将酒店二层的宴会大厅挤得满满当当。
和想象中癌症患者的苍白、消瘦不同，李开复出现在会场时，脸色如常，浓密的头发并未因化疗变得稀疏。搭配着经典的黑西装、白衬衫，整个人倒显得很是精神。他一路和提前到达的几位朋友打招呼，随后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记者注意到，紧挨李开复左手边就座的，是同样有过抗癌经历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正后方则是陪伴他走过康复之路的医生郑慧正。至于更多“大腕”，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当当网CEO李国庆、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摇滚歌手左小祖咒等，则在会场另一侧的嘉宾席就座。
和以往每次公开露面一样，李开复刚一落座，几个年轻人就走上前去，找他签名、合影。他全程客气地笑着，几乎有求必应。很快，越来越多的人蜂拥上前，将他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活动组织方派出几名安保人员，一边将人群破开一个小缺口，一边不住解释：“这样不行，空气太差了，李老师身体受不了。”
好一会儿，人群慢慢散去。李开复轻轻吁了一口气，对前来“解围”的工作人员点头致意。他继而重新坐直了身子，专注地看向大屏幕上自己的病中影像。或面对佛龛祷告，或神色肃穆眺望窗外，或孤独地在沙滩上漫步，即便与女儿相拥也面带愁容——刚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那段时间，李开复大多是这样度过的，不复当年创业时的神采奕奕，也少了上台演讲时的意气风发。当生命之光黯淡如风中之烛，他明知生命没有如果，却一再给自己命题：如果可以，我要把亏欠的道歉和不曾表达的爱还给父亲;如果可以，我希望把陪伴还给母亲……
潘石屹还记得，2015年2月，李开复大病初愈回到北京，第一顿饭就是自己在家里安排的，所有接到通知的朋友都来了。“刚开始，李国庆为了活跃气氛，就给我们讲八卦，逗我们笑。”可后来发现，大家对李开复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一次回来后，开复似乎比得病前更开朗，他好像活通了，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都是快乐。”
朋友们庆祝李开复终于开始了第二次人生，但他显然认为，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不断自问与反问：“脱去虚名与成就，我们的人生还剩下什么？”他现在很乐于与人分享自己修习的死亡学分，希望大家不必再经历死亡，便知晓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就像他的好朋友凌志军所说：“向死而生，并不是教我们如何面对死，而是教给我们如何生。”
交战癌细胞
癌症降临前，李开复一直“领跑人生胜利组”。1987年26岁时，他的博士论文就得到《纽约时报》半版报道，并被美国计算机科学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破格聘为副教授;之后，他投效苹果、微软、谷歌三大科技公司，都迅速做到华人最高层的职务;2009年，他回国创办创新工场，成为许多年轻人追随的“青年导师”;2013年4月，他获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百位风云人物……
然而厄运突然降临。
就在赴美领奖后几个月，李开复在太太谢先玲的催促下，做了一套标准流程的健康检查。三周后，随着详细体检报告的出炉，他的生活被投下一颗“炸弹”：他有可能患上了癌症！
李开复一度心怀侥幸：“我就是睡得太少，吃得太油腻！说不定是检测仪器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医院一贯的敛财手法？”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为进一步确诊，他经历了多次核磁共振和胃镜、肠镜检查，搞得精疲力竭。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正电子成像检查结束后，检验技师拿着结果‘哇’的一声瘫坐在椅子上。”李开复追问半天，医生让他自己看电脑，“屏幕上一片漆黑，布满了20多个亮点。”那是20多个淋巴肿瘤吸足了实验试剂里的糖分，宛如红彤彤的火球，在他的腹部燃烧。
几天后，李开复拿到正式诊断结果：淋巴癌第四期。医生同时告诉他，淋巴癌是无法治愈的疾病，一辈子都会潜伏在他的体内。“这就像身上总背着一个未爆弹，只要我一不留心，稍稍逾越了它能承受的界限，它就会把我彻底摧毁。”结局冰冷冷地摆在李开复眼前，“死期将至，我可能只剩100天”。
毫无防备地，李开复第一次战栗地感受到死神就在自己身边徘徊。“我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我求生的意志无比强烈，只要有一丝存活的希望，我决不放弃。”但真能闯过这一关吗？他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李开复与母亲在外甥的婚礼上。
化疗的副作用是难以忍受的。一支预防性抗生素打下去不到半小时，他就开始强烈反胃。“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干呕，让我的胃好像翻了过来，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姐姐过来帮我擦，我不耐烦地推开她。这时候谁都不能碰我一下，仿佛轻轻一碰，整个人就会崩溃瓦解。”
有时也会打止吐针，但随之而来的便秘搞得他情绪烦躁、坐立不安。勉强吃了泻药，但并非每次都有效。即便顺利排出一点点，脸上的毛细血管也会破裂，全身大汗，整个人几近虚脱。他说，“那阵子，只要哪天成功排便了，简直比过去每天盯着不断增长的业绩报表更让人兴奋！”
化疗期的频繁注射，还让李开复的血管不堪重负。权衡再三，医生决定在他的左颈下方植入人工血管。手术台上，被局部麻醉的李开复眼睁睁看着医生在自己脖子上划一刀。这一幕，日后成为他的噩梦。他屡屡梦见有人拿着白光闪闪的刀子来割他的脖子，然后尖叫着醒来。
为配合抽取干细胞做冷冻培养，他的腹股沟被打了几个洞，并置入了导管。结果导管没上好，血从导管中汩汩地往外流，把裤子和床单都浸透了。他拼命按住伤口，尖叫着向等候在外的家人求救……
就这样，当结束化疗回到家的那一天，李开复觉得自己仿佛刚刚走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终于重新站在蓝天白云下，忍不住感慨：“活着真好！”
曾经的执念烟消云散
与身体同步修复的，是李开复对人生的执念。
最初知道自己病情的时候，李开复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对自己不公平。在他眼中，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自己，“怎么可能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地里，跟凡夫俗子一样在这里挣扎求生？”
一个朋友看他痛苦，特地带他到台湾佛光山小住，拜见星云大师。一日用过早斋，星云大师突然问：“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而不同’！”谁知大师沉吟片刻道：“这样太危险了！我们人是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而不同’，这就太狂妄了。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一个人如果老是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
一直以来的人生信条原来有着这么大的盲点！李开复这才发现，自己身体病了，心病更重。他开始无情地剖析自己：“一帆风顺的人生履历，让我的骄傲情绪悄悄滋生，理工科培养出来的思维模式，包括因果逻辑、结果导向和一切量化判断，让我在追求效率时变得冷漠无情，我走在一条颇为正确的道路上，但过度的名声让我的中心轴偏了。”
偏离了中心轴的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不自觉地估算这件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发表演讲，听众不到1000人就不去;更新微博，不能新增1万个粉丝就觉得效果不够;回复邮件，只选择可能成功的创业咨询;见创业者，也要先看他公司的潜力有多大。
一次活动结束后，李开复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冲出拥挤的人群，钻进汽车，重重地关门、上锁，将自己和人群彻底隔绝。车子缓缓驶离，一个年轻学生从人群中突围，拼命地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拍着车窗，对他用力招手。司机问要不要停下来，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必！”
李开复说，生病后，这段画面会不时地钻进自己的脑海。可当时，他满心只想着自己，只是近乎偏执地计算着如何让每分每秒都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把计划之外的机缘、偶遇关在门外”。
当生命的红灯亮起，曾经的执念烟消云散。李开复开始思考：如果生命只剩100天，自己该如何度过？答案那么顺其自然地就流淌出来：他要和太太回到当年约会的地方，一起回忆还是穷学生时在河边偷偷无照钓鱼;他要躺在母亲的肚子上，一张一张翻看老照片，再一遍一遍听她说起当年的事情;他要陪着大女儿聊天，听听她对男朋友的看法;他要陪小女儿一起吃冰淇淋，帮她取景拍照……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曾全力追求的名声、绩效和所谓影响力，都如潮水般迅速后退，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治疗有了明显的效果，自己也许不止再活100天，而是1000天，甚至1万天的时候，他告诉自己，改变，还来得及。
被改变的生活
2015年春节后，李开复在医生的同意下适度重返工作。他先是回到北京，之后到欧洲拜访投资人，顺道旅游。
巧合的是，3年前，同样是在欧洲，他曾用16天飞抵11个城市。出发前，他要求同事精确计算，如何才能抵达更多城市、见更多投资人？行程中，他每天4点起床，半小时洗漱打包匆匆出门，平均每天拜访两位投资人，有时甚至多达5位。“每当我面带微笑、语带幽默地和金主老大吃饭、喝咖啡，我的神经、脊背其实都是紧绷的。”
3年后的欧洲之行，同样身负使命，心态却已转变。他每天至多只见一位投资人，其他时间就是从容地观光、品尝美食、为家人挑选礼物。他甚至应偶遇的中国留学生之邀做了一次随兴演讲，效果出乎意料地好。而过去，他的每一场演讲都要经过公司的慎重评估、联系和安排，“从拟提纲到设计每页PPT、打磨演讲主题，每个新演讲题目的准备时间都在40个小时之上！”
日常作息也全然不同了。
生病前，李开复会在深夜1点才结束工作。“床头的笔记本电脑是从不关机的，电子邮件送达的声音一响，我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我承诺所有员工，收到邮件10分钟内一定回信。”那时的他，乐于和年轻人比谁睡得更少、谁邮件回得快，也乐于让所有人都佩服自己。直到为这种近乎偏执的“兴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才突然醒悟，牺牲健康去换取所谓的成功和梦想，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好友陈文茜在他康复后开玩笑说：“你引以为傲的效率，最后都变成肚子里亮晶晶的肿瘤啦！” 李开复告诉记者，大病后，他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就是好好睡觉。现在他每晚11点前睡觉，尽量睡足7.5个小时，中午再睡个午觉，能维持一整天精神饱满、头脑清醒。
“除了睡眠时间，还改变了什么生活习惯？”有人问。“运动。”他看着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潘石屹说，“潘总以前发了条微博，说跑步可以多活3年，我当时还调侃他，‘这3年你都用来跑步了’。现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是错的。”
从没有时间也不舍得抽出时间运动，到力所能及地动起来，如今他只要回到台湾，一周总爬三四次山，一路上放空思想，闻闻花香。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感官被打开了，也更多地看到了“成功”以外的美。
他与《环球人物》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秋日的午后，他去一位老友家拜访。坐在老友的躺椅里，闻着随风飘来的淡淡桂花香，五脏六腑都舒展开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过日子？两三棵桂花树，加上这躺椅！”朋友一愣：“你又不是没来过！这些桂花种了快10年了！”李开复尴尬极了，可他当真刚刚留意这美好的感受。
（本文图片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家人则从李开复的改变中获得了更多陪伴。一直以来，李开复都是朋友眼中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也一度引以为傲。可2005年回国工作后，“重要”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我总想着，等我准备好这个演讲，做完那个采访，忙完这项投资，写完今天的微博……事业全部处理好了，剩下的空隙才是分给家人的。我以为这样已经问心无愧，可到头来才发现，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舍本逐末，把最弥足珍贵的时光浪费在追逐五彩斑斓的泡沫上。”
有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是不是真的用心了？这是李开复如今要求自己的两个标准。他说，即便日后工作量再增加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自己心里会有一个排序，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缘分，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只求余生无愧于心
曾经，因为善于分析、总结和制定规划，李开复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理性。现在，《环球人物》记者在他的理性框架下，听到了更多感性内容。
《环球人物》：您的一场病，惊醒了很多在梦想中狂奔的年轻人。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您所提倡的“均衡”是不是存在一种语境的隔阂？毕竟当创业面临关键节点，他们可能根本就身不由己，停不下来。
李开复：对想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事业和健康并非只能二选一。我们只要把每一天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比如，是不是能吃更健康的食物？能多睡半个小时？能多运动一下？能尽量给自己减压？一个年轻人可能每周多花四五个小时就能做到更健康，就可以从不及格做到70分。所以年轻人不是不可以打拼，只是要尽可能地争取一种平衡。
《环球人物》：您自己的平衡，会不会因为回归工作再次被打乱？您的合作伙伴说，您回到北京后，就像一颗行星回到了自己的轨道，又停不下来了。
李开复：应该不会。未来，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我分配给工作的时间可能会适度增加，但心里始终会有一根弦，我的太太、女儿还有身边的朋友也会不断地提醒我。而且我现在搬回台湾，每个月就回来几天，离开了这个环境，想工作也不是那么方便了。
《环球人物》：您说真正荒废了与家人的相处是在回大陆工作后，这次回台湾后又进步了。您反思的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是不是大陆目前的一种常态？
李开复：整体来说，大陆的中国人工作起来的确更拼命。创新工场将很多创业者带到美国硅谷，他们总会感慨，“硅谷的人的确创新，可为什么不那么勤奋？顶多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就回家了。我们都是熬到凌晨3点，早上9点又过来了！”我想说的是，正是这种拼命，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奇迹。但任何事情都是一柄双刃剑，这种勤奋对健康也是一种损害。
《环球人物》：您提到曾错过一个想给您礼物的年轻人。再遇见这样的年轻人，会停下来，花两分钟时间听他的梦想吗？
李开复：会。现在，我每周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帮助那些在现实中或网络上遇到的有缘人，但不可能做到有问必答，我的时间和我的健康都做不到。总不能因为整天听别人的梦想而把自己的健康搞砸了。
《环球人物》：还会继续在各种社交网站上和大家交流吗？
李开复：坦率地说，我过去就像一台自动发布社交媒体信息的机器——刚投资知乎（网络问答社区）的时候，我想多在上面回答点问题，帮他们积攒人气;后来微博火了，微信公众账号火了，又觉得每天要发满多少条才算过得圆满。现在想来，这样机械地发布，说出来的话是不够真诚的，生活也被所谓的影响力过分驱动了。以后，我会过一种更感性的生活。我更在乎是不是真的有话要说。有，就找最好的渠道去说;没有，就干脆不要讲了。
《环球人物》：病愈复出后的其他计划呢？
李开复：创新工场方面，我会继续放权，工作重心将转向制定及调整公司战略方向，补充核心岗位，和媒体、投资人打交道，以及在美国寻找优秀的创业团队等。其他实务运作将交给其他同事负责。随着工作时间的减少，我的持股量也会调降，让出更多份额来奖励表现卓越的同事。
更重要的是，我不会再刻意打造每一天。我希望能活得更好、更健康，能更主动地去爱那些对我特别好的亲人和朋友，弥补过去的不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只求余生能够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