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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衍筮法作为一种古老的占筮方式，在我国的流传非常广泛，对象数易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数字卦是近年来被考古发现的一种新的先秦占卦方式，尤其是《清华简》的出土，更证明了其与大衍筮法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大衍筮法; 数字卦;象数易学
古往今来，占筮一直都是传统易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周易系辞上传》就明确提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像，以卜筮者尚其占。”[ 高亨 《周易系辞上》 齐鲁书社 1987]古往今来的许多名士都对其“占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起卦方式。在出土文献中有北大简《荆诀》，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传世文献中有西汉杨雄的《太玄》，北宋司马光的《潜虚》，最为大家熟知的是朱熹《周易本义》后面附的《筮仪》，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一章，此章有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易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孔颖达 《周易正义》 上海古籍 1992]随着易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以“大衍之数”为基础的起卦方式作为了象数易学的开端。
第一，大衍筮法的由来
《系辞传》记载的“大衍筮法”据后人研究共有两种行筮方法：
一，“过揲法”，朱熹的《周易本义》有详细的记载，就是以五十根蓍草为占筮工具，经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三次推演，即经过三次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这种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它与“数字卦筮法”的关系，这里就不再赘述。二，“挂扐法”，唐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此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十有八变而成卦，即每一爻有三变，谓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两个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也。其两多一少为少阳者，谓三揲之间，或有一个九，有一个八而有一个四，或有两个八，而有一个五，此为两多一少也。如此三变既毕，乃定一爻。六爻则十有八变，乃始成卦也。”[ 南宋朱熹 《易学启蒙》 中华书局出版社]南宋朱熹和蔡元定作《易学启蒙》，其中一篇“明蓍策”对“挂扐法”做了进一步的注释，并用黑点构图为示
得五者三 得九者一 得八者二 得四者二
按照白话解释是：每一爻共有三变，第一变不是五就是九，第二变所得之数不是四就是八，第三变也不是四就是八。三变之后根据“五、九、四、八”的多少画出阴阳符号，十八变后得出一卦的阴阳符号，从而来确定吉凶。此外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九章》中也做了详细的说明。秦九韶在该书的序言中说：“独大衍法不载九章，未有能推之者，可不求其故哉？”，秦氏在大衍类中提出了“大衍求一术”的观点，他的具体做法是：“凡揲筮求一爻之数，欲得一、二、三、四。出于无为，必令揲者不得知。故用四十九蓍。分之为二。只用左手之数，假令左手分得三十三，自一一揲之，必奇一，故不繁揲，乃径挂一。故《易》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又令筮人以二二揲之，其三十三必奇一，故归奇于扐。又令之以三三揲之，其三十三必揲三，故又归奇于扐。又令之以四四揲之，又奇一，亦归奇于扐。与前挂一，并三度揲，通有四扐，乃得一、一、三、一。术意：谓揲二，揲三，揲四者，凡三度，复以三十三从头数揲之，故曰：三变而成爻，即卦有六爻，必一十八变，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 南宋秦九韶《数学九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里传世文献中的揲之以四被改为了四种揲策方式，由此同样也可以得出“六、七、八、九”几个筮数。从占筮方式来看，秦九韶从另外的角度对这种“挂扐法”进行了证明。因此，在此种筮法中“四、五、八、九”四个筮数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清华简《筮法》中专门对“四、五、八、九”这几个数字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由此可以证明清华简《筮法》所采用的这种“数字卦筮法”与“大衍筮法”有着紧密的关系。
第二，“大衍筮法”与数字卦的关系
1978年底，在吉林大学召开了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张政烺先生发表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话，其中论及的所谓“数字卦”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占筮材料中出现的数字一般都是“筮数”即数字卦的符号，其实质还应该是卦画。2014年1月正式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中有一篇占筮方面的材料，整理者将其命名为《筮法》，简文详细记述了占筮的理论和方法，并列举了许多数字卦作为占例。此材料的出现，可能为数字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
“数字卦”是以数字（真实数字及疑是数字）为表现形态的卦，又名“筮数”。区别对象是二元符号即阴阳符号卦，及其它记号形态卦。数字卦一般存在于先秦遗物中。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出土文物上连续发现六数组合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三位专家步步推进认识，最后才由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的形态。第一次突破性认识，是1956年李学勤先生大体猜对了方向。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第二次突破性认识：1957年唐兰认定了大多数数字。1957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认为数字组是数目构成的文字，是“殷和周以外一个民族的文字”。其中的合理因素是认识突破。对于1950年殷墟四盘磨一块卜骨，他释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七五七六六六曰魁”。[ 张政烺 《吉林大学学报》 1987 第一期]张政烺等接受唐释。第三次突破性认识：1978年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张政烺先生的拓荒打开了数字卦研究园地。时至今日，数字卦一直都是研究先秦易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大衍筮法与数字卦的关系时，不能忽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占筮过程中体现的那种人文精神。此精神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诸子百家对人文理性的继承，在易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儒家继承了易学中的义理部分而弱化了其占筮色彩，最终形成了解释《周易》的经典文本——《易传》，其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形而上的观点更是成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主题，绵延数千年，时至今日，仍是国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此外，这种蕴含在占筮过程中的人文思想也为后来中国的宗教神学思想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使中国古代的宗教和巫术也具有了人文主义的内涵，此内涵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李鼎祚：周易集解[M]，九州出版社
2、朱熹：周易本义[M]，中国书店
3、徐庭芹：汉易阐微[M]，中国书店
4、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
5、张伯行：太极图详解[M]，学苑出版社
6、周敦颐：太极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学林出版社
8、陆玉林、唐有伯：中国阴阳家[M]，宗教文化出版社
9、王婷、王心田整理点校：朱震集[M]，岳麓书社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山东 曲阜 273100）
关键词：大衍筮法; 数字卦;象数易学
古往今来，占筮一直都是传统易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周易系辞上传》就明确提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像，以卜筮者尚其占。”[ 高亨 《周易系辞上》 齐鲁书社 1987]古往今来的许多名士都对其“占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起卦方式。在出土文献中有北大简《荆诀》，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传世文献中有西汉杨雄的《太玄》，北宋司马光的《潜虚》，最为大家熟知的是朱熹《周易本义》后面附的《筮仪》，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一章，此章有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易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孔颖达 《周易正义》 上海古籍 1992]随着易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以“大衍之数”为基础的起卦方式作为了象数易学的开端。
第一，大衍筮法的由来
《系辞传》记载的“大衍筮法”据后人研究共有两种行筮方法：
一，“过揲法”，朱熹的《周易本义》有详细的记载，就是以五十根蓍草为占筮工具，经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三次推演，即经过三次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这种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它与“数字卦筮法”的关系，这里就不再赘述。二，“挂扐法”，唐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此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十有八变而成卦，即每一爻有三变，谓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两个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也。其两多一少为少阳者，谓三揲之间，或有一个九，有一个八而有一个四，或有两个八，而有一个五，此为两多一少也。如此三变既毕，乃定一爻。六爻则十有八变，乃始成卦也。”[ 南宋朱熹 《易学启蒙》 中华书局出版社]南宋朱熹和蔡元定作《易学启蒙》，其中一篇“明蓍策”对“挂扐法”做了进一步的注释，并用黑点构图为示
得五者三 得九者一 得八者二 得四者二
按照白话解释是：每一爻共有三变，第一变不是五就是九，第二变所得之数不是四就是八，第三变也不是四就是八。三变之后根据“五、九、四、八”的多少画出阴阳符号，十八变后得出一卦的阴阳符号，从而来确定吉凶。此外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九章》中也做了详细的说明。秦九韶在该书的序言中说：“独大衍法不载九章，未有能推之者，可不求其故哉？”，秦氏在大衍类中提出了“大衍求一术”的观点，他的具体做法是：“凡揲筮求一爻之数，欲得一、二、三、四。出于无为，必令揲者不得知。故用四十九蓍。分之为二。只用左手之数，假令左手分得三十三，自一一揲之，必奇一，故不繁揲，乃径挂一。故《易》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又令筮人以二二揲之，其三十三必奇一，故归奇于扐。又令之以三三揲之，其三十三必揲三，故又归奇于扐。又令之以四四揲之，又奇一，亦归奇于扐。与前挂一，并三度揲，通有四扐，乃得一、一、三、一。术意：谓揲二，揲三，揲四者，凡三度，复以三十三从头数揲之，故曰：三变而成爻，即卦有六爻，必一十八变，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 南宋秦九韶《数学九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里传世文献中的揲之以四被改为了四种揲策方式，由此同样也可以得出“六、七、八、九”几个筮数。从占筮方式来看，秦九韶从另外的角度对这种“挂扐法”进行了证明。因此，在此种筮法中“四、五、八、九”四个筮数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清华简《筮法》中专门对“四、五、八、九”这几个数字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由此可以证明清华简《筮法》所采用的这种“数字卦筮法”与“大衍筮法”有着紧密的关系。
第二，“大衍筮法”与数字卦的关系
1978年底，在吉林大学召开了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张政烺先生发表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话，其中论及的所谓“数字卦”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占筮材料中出现的数字一般都是“筮数”即数字卦的符号，其实质还应该是卦画。2014年1月正式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中有一篇占筮方面的材料，整理者将其命名为《筮法》，简文详细记述了占筮的理论和方法，并列举了许多数字卦作为占例。此材料的出现，可能为数字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
“数字卦”是以数字（真实数字及疑是数字）为表现形态的卦，又名“筮数”。区别对象是二元符号即阴阳符号卦，及其它记号形态卦。数字卦一般存在于先秦遗物中。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出土文物上连续发现六数组合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三位专家步步推进认识，最后才由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的形态。第一次突破性认识，是1956年李学勤先生大体猜对了方向。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第二次突破性认识：1957年唐兰认定了大多数数字。1957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认为数字组是数目构成的文字，是“殷和周以外一个民族的文字”。其中的合理因素是认识突破。对于1950年殷墟四盘磨一块卜骨，他释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七五七六六六曰魁”。[ 张政烺 《吉林大学学报》 1987 第一期]张政烺等接受唐释。第三次突破性认识：1978年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张政烺先生的拓荒打开了数字卦研究园地。时至今日，数字卦一直都是研究先秦易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大衍筮法与数字卦的关系时，不能忽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占筮过程中体现的那种人文精神。此精神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诸子百家对人文理性的继承，在易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儒家继承了易学中的义理部分而弱化了其占筮色彩，最终形成了解释《周易》的经典文本——《易传》，其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形而上的观点更是成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主题，绵延数千年，时至今日，仍是国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此外，这种蕴含在占筮过程中的人文思想也为后来中国的宗教神学思想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使中国古代的宗教和巫术也具有了人文主义的内涵，此内涵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李鼎祚：周易集解[M]，九州出版社
2、朱熹：周易本义[M]，中国书店
3、徐庭芹：汉易阐微[M]，中国书店
4、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
5、张伯行：太极图详解[M]，学苑出版社
6、周敦颐：太极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学林出版社
8、陆玉林、唐有伯：中国阴阳家[M]，宗教文化出版社
9、王婷、王心田整理点校：朱震集[M]，岳麓书社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山东 曲阜 27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