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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后，中国农村开始告别较为稳固的乡土社会，城市化高速发展，农民纷纷从土地上出走进入城市，生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乡土里的先辈经验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失去参考价值，从旧乡土进入新城镇的农民抑或唯利是图，抑或失去心之所倚而彷徨不知所终。《望春风》中人物“我”寻找心灵归宿的旅途给出了一种思路：即使来到新时代，只有像“我”一样进行精神回归，对曾被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指认，才能完成心灵的栖息，而不至迷失在变动过剧的时代潮流中。
关键词：传统经验 生活智慧 民族文化 父辈 智者 归宿 返乡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①过往农业社会中，人们靠天吃饭，长期劳动经验的积累使人们摸索出了农事的操持方法。除却劳动生产，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也有相应的共同经验累积承续下来，形成人们生活生产的重要依据。然而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告别依托土地发展起来的乡土社会，走向新的组织结构，农业作为谋生手段的重要性日渐下降，旧有村镇解体，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进入城市，实际留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减少，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过去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经验渐渐不再通用，失去指导的新一辈如何在秩序洗牌中面对新生活？对此课题，当代文学中关仁山的《麦河》、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等长篇小说都表现了变化中的农村农民，格非新作《望春风》，也描绘了一个江南乡村的崩解和村民各自的命运。在作品后半部分，小说中人物“我”——时代巨变的见证人走上归乡之路，作家本人也在创作过程中尝试呈现过往的传统经验，并在当下社会中重新为之寻求价值定位。读罢全书掩卷回想，带领“我”归、去、来的，无他，偏偏是飘忽不定的宿命。在变动加速、传统失效的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理性规划行为以获取期望的结果，不可控的命运似乎已成为过时概念。但是《望春风》中，各人的人生轨迹都冥冥中按着既定路线延伸，结合这一点考量书中那些暗示了生死去来的角色，是否可以猜测，格非在生活哲学的意义上提倡对那些已经埋骨乡村的人们进行认祖归宗？《望春风》通过重拾这些人的日常经验，试图在人生道路选择个性化的当下重新建立起古老智慧的威信，并企图力证：传统不应被遗忘，它不是妨碍人通向身心自由的绊脚石，而是现代人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的定心丸。
一、父亲：乡村生活的民间智者
小说开场不久，“我”的父亲就“畏罪自杀”。不仅如此，父亲有过婚外情，这也间接导致了母亲抛弃父子俩而去。乍一看，这种安排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时期文学中常有的“审父”、“弑父”笔法，且这种笔法常用于隐喻对传统的清算和反叛。然而，若在《望春风》中仍如此套用则略顯牵强。父亲对缺少母亲陪伴的“我”是举足轻重的，“我”的价值观、性格等无一不来自父亲的耳濡目染。“我”与父亲互相心疼照顾，细腻的亲子之情充满了两人相依为命的岁月。父亲死前，以毕生智慧留给“我”为人处世的指点，而父亲是因为在那个政治风波频起的年代里，担心自己被捕后禁不住刑讯而连累同门，才选择了自杀。父亲之死是对个人尊严和同门情义毅然决然的维护，绝非懦夫的胆小畏罪。父亲的自决不仅显得特立独行和义无反顾，更是对全面否认传统文化的当时环境沉默而有力的质疑。
父亲是一个算命先生。故事里的儒里赵村当时已实行人民公社化，算命有违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信仰，被当作不正经的邪门歪道。尼采声称“上帝已死”之后，信仰缺失、宗教失效的现代社会，连宗教都算不上的算命在人们眼中与骗术相差无几。然而，作者却偏偏给“我”父亲安排了这个行当。借父亲之口，作者如此呈现出“算命”在故事中的特殊之处：天命靡常，人生在世，难免有脆弱无助之时，算命先生就是这种时候的救命稻草。文中还表明，父亲之所以能言中他人心结，并非因为把握了“天机”，而是因为擅长察言观色。父亲对“我”说：“现在是新社会，算命这一行没有什么前途。你用不着学这个。但学会观察，预做判断，将来对你大有好处。”算命是父亲人生智慧与经验的总括，事实也证明，父亲虽被叫做“呆子”，然而他在村里是有地位的，这种地位绝非依靠偶然巧合、招摇撞骗所能获得：父亲去世后，德正和定邦出面张罗父亲的棺材，不惜得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下葬当天，十八个人抬着父亲的棺材，全村人去山顶目送，连平日处处和父亲针锋相对的梅芳也不禁垂泪，春琴妈妈从外村赶来在父亲坟前哭到半夜，天空和大地也一片“清明、周正和庄严”。父亲赢得人心，不是因为人们对命运的迷信，而是出于乡亲们对他人格和睿智的信服敬重。他的死之所以令大家伤心，除去长期相处以来的感情，也因为这位智者的逝去，使他们在面对恼人的命运、苦闷的现实时少了精神上的支柱。不仅对于儿子，甚至不局限于儒里赵村村民，父亲大智若愚的形象给生活中不由自主的小人物以抚慰，支持他们随遇而安但绝不随波逐流，含泪生活下去。屡遭困厄但从未丧气的“我”，发家致富但不忘故交的同彬，看似放荡却自有一套原则的曼卿，倔强倨傲自力更生的梅芳等等，无一不是从旧乡土来到新城镇后仍秉持父亲的精神严肃生活的代表。
父亲死了，他留下的箴言暗示均和各人命运相印证。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还是身为儿子的“我”：“我”和父亲一样无欲无求，离开村子后不断辗转流离，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命运的安排，却无意中发现：“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去乡”同时，“我”也开启了返乡之路：故事最后，无处容身的“我”和春琴回到村庄旧址，住进了便通庵。父亲在此自戕，死前路过便通庵时也面露悲戚，似乎预感到了自己乃至儿子与这座小庵的牵扯。除去空间位置上与村庄逐渐贴近之外，“我”也在飘零中逐渐看清自己与故土间不可割裂的联系。换言之，若非听从生活的安排暂时离开，“我”便无法从外部观察剖析村庄对自己的意义。“我”无意中辗转回到故乡怀抱，通过“我”生命中的这种宿命感，凸显了父亲预感之准，父亲的智慧被披上一层神秘面纱，体现出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感。在发达的信息时代，人们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百度一下”，应对未知的难度大大下降。“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所向披靡，却仍难以解答生活中的无奈和迷茫。父亲的生存智慧的优势就在此时体现了出来：它未必能提供具体入微的答案，但正因为它模糊而宏观，反倒使得信奉它的同时也即拥有了精神的脊梁，大小事体都可以遵从这种智慧所提供的基本原则来执行。这样，父亲作为传统文化、生存智慧的代言人，他身上所蕴涵的巨大民族精神力量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二、母亲与春琴：精神归乡的引路人
人既出生就有生母，而“我”的母亲姓什名谁、是死是活从“我”记事起就是个谜，这就为“我”留下了终生任务：寻母。小说后半部中，“我”在母亲照顾下进城了，但“我”一方面就此与故土诀别，另一方面也从未抵达过真正的城市，而是在各个城乡结合部间打转，直到母亲亡故也没能见到母亲。“我”出门寻母不成，故乡反而渐渐失落直至消亡。
母亲在面对进城高升和留在乡村的两条道路时选择了前者，因此被抛在农村的儿子成了她毕生心结。为自保，母亲后来又告发了父亲，这一举动给一家三口都没带来好结果：父亲自杀，“我”成为孤儿，母亲余生一直活在牵挂和愧疚中。与表面舒坦的城市生活相对照，母亲最美好的时光其实也还是在故乡小镇度过的少女岁月。对儿子而言，母亲也伴随“我”进城后的心路历程始终；当“我”确证了自己唯一的归处就是乡村时，从未谋面的母亲竟现身于“我”构想的新村庄蓝图中，并“远远地向我走来”—— 在此，“寻母”和“返乡”形成了同构。
那么，母亲对“我”究竟有何种意义？ 80年代以来的寻根叙事中，把母亲等同于人之故乡的意象图式极其少见。相对于“母亲”，“父亲”作为符号更多地代表“根本”。韩少功《爸爸爸》中，不知生身父亲姓什名谁的丙崽好比不知文化之根该向何处寻的中华民族；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父亲一方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洋洋洒洒铺叙开来，而母亲一方则只字未提。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来，父亲所代表的一方被默认为个人归属，“母亲”相对而言较少被提及。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望春风》则通过提出“寻母”、“认母”本能打破惯有寻根路径，瓦解了后来因文化、生产等方面的需要以男性作为社会主导的定势，从而提出新思考：如果说寻父乃是人具备一定历史积淀后发生的行为，寻母便是人发自天性的顺势而为——由此，“故乡”在个体生命图式中的意义便不言自明；“我”虽甚少寻求外在物质的向上，然而正因为“我”之无欲无求而形成了向大地母亲的自然回归。
虽然未在“我”生命中出场，但母亲一直是“我”的指南针，她用波折的一生向“我”昭示了生命方向：“我”终将回到既是她魂牵梦绕、也是“我”身心归处的乡土，与一个亦母亦姐的地道乡村女性为伴。不妨把眼光转向代替母亲履行了职责的春琴——父亲在生存智慧上教“我”为人处世，母亲在个人归属上将“我”引向故乡，春琴则定义了“我”故乡之所在。多年后，当两人流落到一个屋檐下时，“我”因春琴头一次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希望和她成为夫妻而非姐弟。为什么“我”偏偏心系辈分上其实是“我”婶子的春琴？
春琴憎恨“我”的父亲却待“我”很好，因为她视“我”为同父异母的亲弟弟，从“我”少年丧父到娶妻成家，春琴对“我”是百般照顾。俗话说“长姐如母”，对没有妈妈的“我”而言，春琴有着母亲般的意义。春琴家男丁凋零，唯一的弟弟体弱多病又不在身边，“我”就是她最大的指望。春琴对“我”的如此感情有特定背景：试想，如果春琴是一个在现代城市里土生土长的少女，“我”对她来说就是自己母亲破坏了对父亲的婚姻忠诚后产下的私生子，她对“我”的感情很有可能是憎恶远多于亲情。春琴嫁到儒里赵村时仅十五六岁，这样一个少女能放下两个家庭之间的龃龉，仅仅为了自己和“我”之间不确定的血缘关系而掏心掏肺地对待“我”，这些举动背后的心理就界定了“春琴”的身份：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一章中论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时谈到，中国人以己为中心，按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决定自己与他人的關系。而在人口流动大大自由化的现代社会，这种差序格局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关系远超过亲属、同乡的范围，难以再用过去固定生活圈子里的旧方法来进行社会关系的缔结。春琴对“我”的格外珍视是深受熟人社会社交模式影响的，她作为一个安抚了“我”身心的地道乡村女性的意义得到强调。两人最终在儒里赵村旧址上结合，所选择的不是任何曾经居住的城镇，而是村庄，对千千万万从村庄走出、来到城市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归乡路具有典型意义：“我”的价值观摆脱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所给予的影响，即使来到新时代，只有像“我”一样进行精神回归，对曾被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指认，才能完成心灵的栖息，而不至迷失在变动过剧的时代潮流中。
三、德正：晚年乡村的守卫者
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德正都是儒里赵村的最高权力者。早在土改时，德正就放话要做三件大事，了却平生心愿。随着第一件大事——学校落成后，德正就把第二件大事——平山筑田的大工程公布于众。新田筑好后，德正高升，怪病也随之而来。被推下台后，怪病不治而愈，人却开始急速衰老。几年后德正患上绝症，这时他才向即将离开的“我”透露，他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死”。
有观点认为，德正的死亡观超越了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可能有的认识高度，这段有故弄玄虚之嫌。②其实，德正作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他十分清楚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他不热衷政治活动，倒是想方设法动员村民开山筑田，多打粮食，但他不是强迫大家服从，而是豁达地表示凭大伙主张；作为基层一把手，他注定要响应时代的政治强音，有时甚至不得不为此牺牲乡亲的利益，然而德正屡屡过关，即便有些任务他不亲自出面，在副手的操持下也都平安解决。德正不把自己当做一言九鼎的“官”，从不大包大揽，相反，他和乡亲们朝夕相处积累下了信任和了解才能放宽心把权力交给定邦等人。他深知光杆司令无法成事，但他构想的目标一一达成，这种成功与德正认了多少字、上了多少学无关，而是长期融入土地的生活赋予他的智慧所赐。他不强行不可行之事，也不因挫折而气馁，生活的安排他照单全收，无论作为轿夫、保管员还是主任、书记，他都坦然以对，自得其乐。
德正的下台和衰老，代表儒里赵村的“德正时代”告一段落。如果表面上“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不问”的德正是暮年乡村的灵魂人物，礼平就是在新时代动摇人心的“幕后老板”：德正的后任定邦模仿德正筑新田一样主张修水渠，却无一人响应，最后还是礼平出钱修好了水渠。村子面临拆迁困局时，礼平又用水渠将化工厂的污水倒引进来，闹得村里恶臭熏天，人们不得不纷纷搬走。定邦落了骂名，却无人指责礼平。“钱”是礼平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收受了礼平恩惠的乡亲们对他或是敬畏有加，或是感恩戴德，无人敢说他半个“不”字。作为不同时代的“杰出代表”，德正和礼平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左右人心的力量已悄然改变，除了同情在大势已去的后乡村时代上台的定邦，读者或许还能庆幸德正得以适时地 “卸甲归田”，有尊严地度过晚年。如此，格非把染有乌托邦色彩的归宿献给了曾经脚踏实地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德正带有哲学意味的死亡，春琴与“我”得以善终的回归，无不是作者对落下帷幕的乡村生活心酸而温情的祭奠。
世界无一日不在变化，相比之下，“我”的被动性却在乡村日新月异的变身中呈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大智慧。“这就好像当所有的人往前走的时候，那个站着不动的人好像是很被动的，但是当人们发现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往后溃败的时候，那个同样站着不动的人，却有了一种往前冲的态势。”③社会在变动中冷淡了已不适用于新环境的传统文化，“我”的踟蹰彷徨是对变化过巨的社会的保留和质疑：与其说被动变化，不如说是主动坚守。《望春风》中缺少过去描写乡土时常用的“城市-乡村”二元对立，作者格非也表示无意哀悼乡村，但是，“他们的一生需要得到某种记述或说明”④，用文学形式为日渐蜕化的乡村留下珍贵的影本也许更接近《望春风》的目的和价值。旧的生产经验不再适用于当下，人性却依旧如故，父亲、母亲、德正所留下的凝结了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人生经验仍是迷茫苦痛时暂靠的港湾。生活经验所造就的智慧不是宗教，对智慧的依靠也就难以用信仰来比对。正因如此，它更宽容开放，子孙后代虽然偶有一时背离冷落，但随时能回到日常生活的长河中来与父辈的经验重逢。
注释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6.
② 晏杰雄，杨玉双.在归乡之途解命运之谜——评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J].小说评论，2016（6）：42-49.
③ 王继军.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芥子般大小的信念[N].文艺报，2016-08-24（002）.
④ 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N]. 中华读书报，2016-06-29（011）.
关键词：传统经验 生活智慧 民族文化 父辈 智者 归宿 返乡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①过往农业社会中，人们靠天吃饭，长期劳动经验的积累使人们摸索出了农事的操持方法。除却劳动生产，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也有相应的共同经验累积承续下来，形成人们生活生产的重要依据。然而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告别依托土地发展起来的乡土社会，走向新的组织结构，农业作为谋生手段的重要性日渐下降，旧有村镇解体，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进入城市，实际留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减少，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过去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经验渐渐不再通用，失去指导的新一辈如何在秩序洗牌中面对新生活？对此课题，当代文学中关仁山的《麦河》、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等长篇小说都表现了变化中的农村农民，格非新作《望春风》，也描绘了一个江南乡村的崩解和村民各自的命运。在作品后半部分，小说中人物“我”——时代巨变的见证人走上归乡之路，作家本人也在创作过程中尝试呈现过往的传统经验，并在当下社会中重新为之寻求价值定位。读罢全书掩卷回想，带领“我”归、去、来的，无他，偏偏是飘忽不定的宿命。在变动加速、传统失效的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理性规划行为以获取期望的结果，不可控的命运似乎已成为过时概念。但是《望春风》中，各人的人生轨迹都冥冥中按着既定路线延伸，结合这一点考量书中那些暗示了生死去来的角色，是否可以猜测，格非在生活哲学的意义上提倡对那些已经埋骨乡村的人们进行认祖归宗？《望春风》通过重拾这些人的日常经验，试图在人生道路选择个性化的当下重新建立起古老智慧的威信，并企图力证：传统不应被遗忘，它不是妨碍人通向身心自由的绊脚石，而是现代人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的定心丸。
一、父亲：乡村生活的民间智者
小说开场不久，“我”的父亲就“畏罪自杀”。不仅如此，父亲有过婚外情，这也间接导致了母亲抛弃父子俩而去。乍一看，这种安排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时期文学中常有的“审父”、“弑父”笔法，且这种笔法常用于隐喻对传统的清算和反叛。然而，若在《望春风》中仍如此套用则略顯牵强。父亲对缺少母亲陪伴的“我”是举足轻重的，“我”的价值观、性格等无一不来自父亲的耳濡目染。“我”与父亲互相心疼照顾，细腻的亲子之情充满了两人相依为命的岁月。父亲死前，以毕生智慧留给“我”为人处世的指点，而父亲是因为在那个政治风波频起的年代里，担心自己被捕后禁不住刑讯而连累同门，才选择了自杀。父亲之死是对个人尊严和同门情义毅然决然的维护，绝非懦夫的胆小畏罪。父亲的自决不仅显得特立独行和义无反顾，更是对全面否认传统文化的当时环境沉默而有力的质疑。
父亲是一个算命先生。故事里的儒里赵村当时已实行人民公社化，算命有违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信仰，被当作不正经的邪门歪道。尼采声称“上帝已死”之后，信仰缺失、宗教失效的现代社会，连宗教都算不上的算命在人们眼中与骗术相差无几。然而，作者却偏偏给“我”父亲安排了这个行当。借父亲之口，作者如此呈现出“算命”在故事中的特殊之处：天命靡常，人生在世，难免有脆弱无助之时，算命先生就是这种时候的救命稻草。文中还表明，父亲之所以能言中他人心结，并非因为把握了“天机”，而是因为擅长察言观色。父亲对“我”说：“现在是新社会，算命这一行没有什么前途。你用不着学这个。但学会观察，预做判断，将来对你大有好处。”算命是父亲人生智慧与经验的总括，事实也证明，父亲虽被叫做“呆子”，然而他在村里是有地位的，这种地位绝非依靠偶然巧合、招摇撞骗所能获得：父亲去世后，德正和定邦出面张罗父亲的棺材，不惜得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下葬当天，十八个人抬着父亲的棺材，全村人去山顶目送，连平日处处和父亲针锋相对的梅芳也不禁垂泪，春琴妈妈从外村赶来在父亲坟前哭到半夜，天空和大地也一片“清明、周正和庄严”。父亲赢得人心，不是因为人们对命运的迷信，而是出于乡亲们对他人格和睿智的信服敬重。他的死之所以令大家伤心，除去长期相处以来的感情，也因为这位智者的逝去，使他们在面对恼人的命运、苦闷的现实时少了精神上的支柱。不仅对于儿子，甚至不局限于儒里赵村村民，父亲大智若愚的形象给生活中不由自主的小人物以抚慰，支持他们随遇而安但绝不随波逐流，含泪生活下去。屡遭困厄但从未丧气的“我”，发家致富但不忘故交的同彬，看似放荡却自有一套原则的曼卿，倔强倨傲自力更生的梅芳等等，无一不是从旧乡土来到新城镇后仍秉持父亲的精神严肃生活的代表。
父亲死了，他留下的箴言暗示均和各人命运相印证。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还是身为儿子的“我”：“我”和父亲一样无欲无求，离开村子后不断辗转流离，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命运的安排，却无意中发现：“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去乡”同时，“我”也开启了返乡之路：故事最后，无处容身的“我”和春琴回到村庄旧址，住进了便通庵。父亲在此自戕，死前路过便通庵时也面露悲戚，似乎预感到了自己乃至儿子与这座小庵的牵扯。除去空间位置上与村庄逐渐贴近之外，“我”也在飘零中逐渐看清自己与故土间不可割裂的联系。换言之，若非听从生活的安排暂时离开，“我”便无法从外部观察剖析村庄对自己的意义。“我”无意中辗转回到故乡怀抱，通过“我”生命中的这种宿命感，凸显了父亲预感之准，父亲的智慧被披上一层神秘面纱，体现出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感。在发达的信息时代，人们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百度一下”，应对未知的难度大大下降。“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所向披靡，却仍难以解答生活中的无奈和迷茫。父亲的生存智慧的优势就在此时体现了出来：它未必能提供具体入微的答案，但正因为它模糊而宏观，反倒使得信奉它的同时也即拥有了精神的脊梁，大小事体都可以遵从这种智慧所提供的基本原则来执行。这样，父亲作为传统文化、生存智慧的代言人，他身上所蕴涵的巨大民族精神力量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二、母亲与春琴：精神归乡的引路人
人既出生就有生母，而“我”的母亲姓什名谁、是死是活从“我”记事起就是个谜，这就为“我”留下了终生任务：寻母。小说后半部中，“我”在母亲照顾下进城了，但“我”一方面就此与故土诀别，另一方面也从未抵达过真正的城市，而是在各个城乡结合部间打转，直到母亲亡故也没能见到母亲。“我”出门寻母不成，故乡反而渐渐失落直至消亡。
母亲在面对进城高升和留在乡村的两条道路时选择了前者，因此被抛在农村的儿子成了她毕生心结。为自保，母亲后来又告发了父亲，这一举动给一家三口都没带来好结果：父亲自杀，“我”成为孤儿，母亲余生一直活在牵挂和愧疚中。与表面舒坦的城市生活相对照，母亲最美好的时光其实也还是在故乡小镇度过的少女岁月。对儿子而言，母亲也伴随“我”进城后的心路历程始终；当“我”确证了自己唯一的归处就是乡村时，从未谋面的母亲竟现身于“我”构想的新村庄蓝图中，并“远远地向我走来”—— 在此，“寻母”和“返乡”形成了同构。
那么，母亲对“我”究竟有何种意义？ 80年代以来的寻根叙事中，把母亲等同于人之故乡的意象图式极其少见。相对于“母亲”，“父亲”作为符号更多地代表“根本”。韩少功《爸爸爸》中，不知生身父亲姓什名谁的丙崽好比不知文化之根该向何处寻的中华民族；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父亲一方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洋洋洒洒铺叙开来，而母亲一方则只字未提。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来，父亲所代表的一方被默认为个人归属，“母亲”相对而言较少被提及。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望春风》则通过提出“寻母”、“认母”本能打破惯有寻根路径，瓦解了后来因文化、生产等方面的需要以男性作为社会主导的定势，从而提出新思考：如果说寻父乃是人具备一定历史积淀后发生的行为，寻母便是人发自天性的顺势而为——由此，“故乡”在个体生命图式中的意义便不言自明；“我”虽甚少寻求外在物质的向上，然而正因为“我”之无欲无求而形成了向大地母亲的自然回归。
虽然未在“我”生命中出场，但母亲一直是“我”的指南针，她用波折的一生向“我”昭示了生命方向：“我”终将回到既是她魂牵梦绕、也是“我”身心归处的乡土，与一个亦母亦姐的地道乡村女性为伴。不妨把眼光转向代替母亲履行了职责的春琴——父亲在生存智慧上教“我”为人处世，母亲在个人归属上将“我”引向故乡，春琴则定义了“我”故乡之所在。多年后，当两人流落到一个屋檐下时，“我”因春琴头一次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希望和她成为夫妻而非姐弟。为什么“我”偏偏心系辈分上其实是“我”婶子的春琴？
春琴憎恨“我”的父亲却待“我”很好，因为她视“我”为同父异母的亲弟弟，从“我”少年丧父到娶妻成家，春琴对“我”是百般照顾。俗话说“长姐如母”，对没有妈妈的“我”而言，春琴有着母亲般的意义。春琴家男丁凋零，唯一的弟弟体弱多病又不在身边，“我”就是她最大的指望。春琴对“我”的如此感情有特定背景：试想，如果春琴是一个在现代城市里土生土长的少女，“我”对她来说就是自己母亲破坏了对父亲的婚姻忠诚后产下的私生子，她对“我”的感情很有可能是憎恶远多于亲情。春琴嫁到儒里赵村时仅十五六岁，这样一个少女能放下两个家庭之间的龃龉，仅仅为了自己和“我”之间不确定的血缘关系而掏心掏肺地对待“我”，这些举动背后的心理就界定了“春琴”的身份：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一章中论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时谈到，中国人以己为中心，按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决定自己与他人的關系。而在人口流动大大自由化的现代社会，这种差序格局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关系远超过亲属、同乡的范围，难以再用过去固定生活圈子里的旧方法来进行社会关系的缔结。春琴对“我”的格外珍视是深受熟人社会社交模式影响的，她作为一个安抚了“我”身心的地道乡村女性的意义得到强调。两人最终在儒里赵村旧址上结合，所选择的不是任何曾经居住的城镇，而是村庄，对千千万万从村庄走出、来到城市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归乡路具有典型意义：“我”的价值观摆脱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所给予的影响，即使来到新时代，只有像“我”一样进行精神回归，对曾被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指认，才能完成心灵的栖息，而不至迷失在变动过剧的时代潮流中。
三、德正：晚年乡村的守卫者
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德正都是儒里赵村的最高权力者。早在土改时，德正就放话要做三件大事，了却平生心愿。随着第一件大事——学校落成后，德正就把第二件大事——平山筑田的大工程公布于众。新田筑好后，德正高升，怪病也随之而来。被推下台后，怪病不治而愈，人却开始急速衰老。几年后德正患上绝症，这时他才向即将离开的“我”透露，他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死”。
有观点认为，德正的死亡观超越了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可能有的认识高度，这段有故弄玄虚之嫌。②其实，德正作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他十分清楚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他不热衷政治活动，倒是想方设法动员村民开山筑田，多打粮食，但他不是强迫大家服从，而是豁达地表示凭大伙主张；作为基层一把手，他注定要响应时代的政治强音，有时甚至不得不为此牺牲乡亲的利益，然而德正屡屡过关，即便有些任务他不亲自出面，在副手的操持下也都平安解决。德正不把自己当做一言九鼎的“官”，从不大包大揽，相反，他和乡亲们朝夕相处积累下了信任和了解才能放宽心把权力交给定邦等人。他深知光杆司令无法成事，但他构想的目标一一达成，这种成功与德正认了多少字、上了多少学无关，而是长期融入土地的生活赋予他的智慧所赐。他不强行不可行之事，也不因挫折而气馁，生活的安排他照单全收，无论作为轿夫、保管员还是主任、书记，他都坦然以对，自得其乐。
德正的下台和衰老，代表儒里赵村的“德正时代”告一段落。如果表面上“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不问”的德正是暮年乡村的灵魂人物，礼平就是在新时代动摇人心的“幕后老板”：德正的后任定邦模仿德正筑新田一样主张修水渠，却无一人响应，最后还是礼平出钱修好了水渠。村子面临拆迁困局时，礼平又用水渠将化工厂的污水倒引进来，闹得村里恶臭熏天，人们不得不纷纷搬走。定邦落了骂名，却无人指责礼平。“钱”是礼平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收受了礼平恩惠的乡亲们对他或是敬畏有加，或是感恩戴德，无人敢说他半个“不”字。作为不同时代的“杰出代表”，德正和礼平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左右人心的力量已悄然改变，除了同情在大势已去的后乡村时代上台的定邦，读者或许还能庆幸德正得以适时地 “卸甲归田”，有尊严地度过晚年。如此，格非把染有乌托邦色彩的归宿献给了曾经脚踏实地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德正带有哲学意味的死亡，春琴与“我”得以善终的回归，无不是作者对落下帷幕的乡村生活心酸而温情的祭奠。
世界无一日不在变化，相比之下，“我”的被动性却在乡村日新月异的变身中呈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大智慧。“这就好像当所有的人往前走的时候，那个站着不动的人好像是很被动的，但是当人们发现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往后溃败的时候，那个同样站着不动的人，却有了一种往前冲的态势。”③社会在变动中冷淡了已不适用于新环境的传统文化，“我”的踟蹰彷徨是对变化过巨的社会的保留和质疑：与其说被动变化，不如说是主动坚守。《望春风》中缺少过去描写乡土时常用的“城市-乡村”二元对立，作者格非也表示无意哀悼乡村，但是，“他们的一生需要得到某种记述或说明”④，用文学形式为日渐蜕化的乡村留下珍贵的影本也许更接近《望春风》的目的和价值。旧的生产经验不再适用于当下，人性却依旧如故，父亲、母亲、德正所留下的凝结了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人生经验仍是迷茫苦痛时暂靠的港湾。生活经验所造就的智慧不是宗教，对智慧的依靠也就难以用信仰来比对。正因如此，它更宽容开放，子孙后代虽然偶有一时背离冷落，但随时能回到日常生活的长河中来与父辈的经验重逢。
注释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6.
② 晏杰雄，杨玉双.在归乡之途解命运之谜——评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J].小说评论，2016（6）：42-49.
③ 王继军.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芥子般大小的信念[N].文艺报，2016-08-24（002）.
④ 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N]. 中华读书报，2016-06-29（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