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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时期开始，人们就知道有一个军中医生“戴胡子”，他喜欢留一把山羊胡子，身材瘦削，颇有几分道骨仙风。“戴胡子”的真名叫戴济民，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医务工作者，曾担任过红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而且，他早年还是一位基督教徒。
戴济民，1889 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一个贫民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子。幼时举家迁至皖南繁昌，父母以务农为生。戴济民7岁丧母。因父亲信仰基督教，在教会的帮助下戴济民先后免费在繁昌小学、芜湖教会中学读书。毕业后，在汉口大同医学院半工半读。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革命军的救护队。后来，在九江开办了一所红十字医院。1913 年，戴济民离开九江到吉安办起了私立惠黎医院。在与吉安各阶层人士的广泛交往中，他结识了时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与他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此后，罗炳辉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但与戴济民仍保持联系。
毛泽东请他出山
1930年10月上旬，红军攻下江西吉安。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率总前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一起进驻吉安城。在吉安城，毛泽东一边忙于各项革命工作，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找一位好医生为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周以栗治病。周以栗是毛泽东的老乡，当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由于周以栗身患肺结核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待打下吉安后，要找一位名医为周以栗治病。
就在这时，罗炳辉来了。他受戴济民之托，邀请毛泽东前去做客。原来，红军攻占吉安后，罗炳辉专程拜访了好友戴济民。戴济民早就听说了毛泽东的大名，一定要罗炳辉请毛泽东到家中来，设宴款待。
听了罗炳辉的介绍，毛泽东欣然应邀。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要找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呢。”很快，到了约定的日子，毛泽东夫妇、罗炳辉夫妇、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夫妇和周以栗一起到戴济民家拜访。戴济民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在罗炳辉的介绍下，戴济民激动地与毛泽东紧紧握手。
一番寒暄后，毛泽东介绍了周以栗的病情。戴济民当场问诊，开出了药方。“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早有耳闻。但是，红军天天打仗，伤病员多，要多一些医生，多办一些医院才好啊。”戴济民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是啊，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们找不到医生，尤其是像你一样高明的医生啊。”毛泽东边回答，边注视着戴济民。
听到毛泽东的肺腑之言，戴济民沉默了一会儿，说：“若不嫌弃，我愿意为红军服务。”听到戴济民的回答，毛泽东端起酒杯：“想不到我今天做客，竟得到一位红色华佗，欢迎你加入红军队伍！”随即，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戴济民去找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联系。
第二天，戴济民动员了城里的其他医生，和他们一起找到曾山。曾山陪同他们查看了集中在青云山大庙里的红军伤病员。当时，集中在这里的伤病员有 1400多人，缺医少药，极为痛苦。戴济民等很快投入筹建医院的工作。不久，“工农革命红色医院”建成了，戴济民任院长。医院设有4个连，分别收治重伤员、轻伤员、烂巴子病员和内科病员。当时医院缺乏药品器械，戴济民便将自己医院里的所有能为伤病员治疗用的东西全部贡献了出来。经一个多月的紧张医治，伤病员大部分痊愈归队（尚余三四百重伤员继续留院治疗），红军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
戴济民投身革命后，将自己的命运同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到一起。1931 年 3 月，戴济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 年，他的津贴是红军中的最高标准每月 80 元，可他主动要求降低标准，情愿与红军将士同甘苦共患难。
为红军将领疗伤
1930 年底，红一方面军开始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色医院撤出吉安，由张宗逊带部队掩护转移到东固附近的富田。由于战斗频繁，伤兵增多，红色医院根据需要，扩大到4个分院和1个总医院，每个分院可收纳 500 多名伤病员。总医院设在兴国茶岭，由戴济民任院长。在1931年9月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采取运动战形式，长途奔袭，调动敌人。为此，医院不得不经常流动，长期分散在深山密林里，药品奇缺。戴济民是学西医的，不懂中医。但为了救治伤员，他虚心向当地的中医求教，到老百姓中收集偏方，并带头到山中采集草药。由于戴济民中西医结合，医术高超，在中央苏区与傅连暲、陈义厚、李治一起，被称为医界“四大金刚”。
戴济民曾给无数的红军将士疗伤，其中不乏大名鼎鼎、令敌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1931年，罗瑞卿在战斗中面部受伤。因伤及面部神经，嘴巴只能张开五分之一，吃饭时只能慢慢吞咽，常常是饭还没吃完，部队就要开拔，给生活和战斗都带来了不便。由于条件不成熟，当时没能动手术。直到第二年，罗瑞卿面部的一片碎骨才暴露出来。戴济民经过仔细观察，通过手术取出碎骨，治愈了伤口。1932 年后，戴济民先后任福建军区军医处副处长、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红一军团担任起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在九峰山战斗中，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脚被刺破并感染化脓，以致无法走路骑马，只能躺在担架上。湘江战役后，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戴济民给聂荣臻受伤的脚动了手术。
1934年11月底，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湘江战役中负责阻击湘黔公路的国民党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红军伤亡惨重。杨成武亲临一线，到公路上指挥战斗，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腿膝下，血流不止，无法行走。敌军蜂拥而上，要活捉杨成武。我军先后派4批战士冲上去，才将杨成武救下来，转移到安全地域。红一军团医务主任戴济民和姜齐贤赶到后，立即为杨成武检查伤势。他们发现子弹是从右小腿中部贴着筋骨打进去的，出口有鸡蛋那样大，肉向外翻着。绑腿裹着裤子，全被血浸湿，粘在腿上。戴济民先给杨成武喝了一点水、吃了点东西，然后用剪刀在他的膝盖以上裤腿铰了一圈，将裤腿剪去半截裤筒。将紧紧粘在腿上的绑腿和裤腿用盐水浸透后，慢慢剥下来。再用盐水洗净伤口，上了云南白药，用绷带包扎好。手术持续了近2个小时。 1935年12月初，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在攻击延安南大门甘泉的战斗中，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了脖子，顿时血流如注。彭德怀立刻电召戴济民火速赶往现场。戴济民马不停蹄，以最快的速度赶了100多公里的路程。经抢救，耿飚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戴济民的救治下，多数红军将领的伤都得到了治愈，重新走上了战场。但也有人因为伤势过重而无法被挽救，戴济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1931年9月15日，红三军遭到敌机轰炸。军长黄公略指挥机枪手对空射击。敌机不时地向下俯冲扫射，3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黄公略的腋下。战士们忙将重度昏迷的黄公略抬到黄陂背田村的红三军军医处。戴济民立即进行抢救，毛泽东听到黄公略受伤的消息，也赶了过来。然而，由于伤势过重，黄公略还是牺牲了。
长征中救治周恩来
1935年6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到达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翻越夹金山时，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突然感到不舒服，发起高烧。
第二天，周恩来体温更高，昏迷不醒。毛泽东和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望他。看到处于昏睡中的周恩来，大家都很着急。由于当时傅连暲随朱德南下了，毛泽东便给卫生部打电报，调来了戴济民。
戴济民给周恩来量了体温，发现已升至40℃。初步检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患了痢疾。当时在红军中患得最多的病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而痢疾又是其中最危险的病。戴济民连忙派了几名警卫员轮流到雪山上取来冰块，用毛巾包起来给周恩来做冷敷。为了进一步查明病因，毛泽东又找来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王斌、教育长李治会诊。王斌等带来了X光机、显微镜等。在化验中，戴济民、王斌等人从周恩来的排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结合病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确诊周恩来患上了阿米巴肝脓疡。于是，便用了治痢的药易米丁，同时继续用冰块冷敷肝区，引导炎症向下发展，以穿孔排脓。
第二天，周恩来大便时排出了大量脓水，随之体温也开始下降，他终于转危为安。会诊后，王斌、李治返回了红军卫生学校，戴济民则留下来继续承担治疗、护理任务。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戴济民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寸步不离，直到周恩来痊愈康复。
铁军中的“同志爸爸”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戴济民回到吉安探亲。在吉安，戴济民见到了项英、陈毅，并参加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戴济民虽然担任卫生领导工作，但仍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为伤病员服务。在皖南教导总队医务所，有一位伤病员患肺结核大咯血，病情十分严重。当时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戴济民每天天一亮就上山采草药，采回洗净煎好，端给病员喝。他每天如此，一直到那个病员恢复健康。
在巡诊过程中，常常要跋山涉水。遇到河水上涨时，戴济民就脱掉鞋袜，卷起裤腿，将年龄小的同志背过河。他在问诊查房时，不仅给伤病员疗伤治病，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给他们以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一些年轻的伤病员虽然伤痛在身，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亲切地称呼戴济民为“同志爸爸”。
1941 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戴济民与一个小分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处境险恶，有的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戴济民虽然已经 50 多岁了，却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长江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渡过长江……”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每一个人。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戴济民等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盐城，老战友相聚，问起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戴济民风趣地说：“好多东西都丢了，连钢笔也轻装了，就扛来了两门‘炮’。”老战友不解地问：“你们一路突围，还缴了两门炮，在哪里？”戴济民抬起一条腿，指着脚底说：“在这里。”一句话引得满座大笑。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迅速壮大，战事更加频繁，伤员也随之增多，医疗任务繁重。为了抓紧时间救治伤员，戴济民常常骑一辆自行车，来往于伍佑和盐城军部之间。1940 年，刘少奇决定给戴济民首长级别的保健待遇，可他再次推辞了。在新四军开展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戴济民坚持同普通战士一样过苦日子。
给林彪做保健医生
解放战争时期，戴济民先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副部长，同时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保健医生，在辽沈、平津战役期间始终跟着林彪。林彪个性独特，话语不多，别人很难揣摩他的心思。但戴济民总是恪尽职守，时刻关注他的健康状况，悉心照料林彪的身体。但也有出差池的时候。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林彪不知道从什么书上看到一个治失眠的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到药店，按方子抓药，回来就把药熬着喝了。没想到林彪喝完药后，很快出现休克，不省人事。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听说后吓坏了，赶忙安排医生抢救。戴济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看了那个中药方子，知道是中药中毒，立即给林彪配了解毒的方子。服了戴济民开的药，林彪慢慢苏醒过来，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刘亚楼当场就把那个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再三叮嘱林彪的警卫员：以后首长再让你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戴医生的同意！
在人民军队中，戴济民算是年长的。他的身体看上去并不壮实，可一直很健康，从来没有生过病。他把这归功于自己的一个好习惯，就是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一早，都要洗个冷水澡，即使到了东北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戴济民任卫生部计划监察局局长，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1978 年10月1日病逝于北京。（题图为1947年的戴济民）
（责任编辑：吴玫）
戴济民，1889 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一个贫民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子。幼时举家迁至皖南繁昌，父母以务农为生。戴济民7岁丧母。因父亲信仰基督教，在教会的帮助下戴济民先后免费在繁昌小学、芜湖教会中学读书。毕业后，在汉口大同医学院半工半读。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革命军的救护队。后来，在九江开办了一所红十字医院。1913 年，戴济民离开九江到吉安办起了私立惠黎医院。在与吉安各阶层人士的广泛交往中，他结识了时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与他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此后，罗炳辉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但与戴济民仍保持联系。
毛泽东请他出山
1930年10月上旬，红军攻下江西吉安。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率总前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一起进驻吉安城。在吉安城，毛泽东一边忙于各项革命工作，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找一位好医生为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周以栗治病。周以栗是毛泽东的老乡，当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由于周以栗身患肺结核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待打下吉安后，要找一位名医为周以栗治病。
就在这时，罗炳辉来了。他受戴济民之托，邀请毛泽东前去做客。原来，红军攻占吉安后，罗炳辉专程拜访了好友戴济民。戴济民早就听说了毛泽东的大名，一定要罗炳辉请毛泽东到家中来，设宴款待。
听了罗炳辉的介绍，毛泽东欣然应邀。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要找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呢。”很快，到了约定的日子，毛泽东夫妇、罗炳辉夫妇、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夫妇和周以栗一起到戴济民家拜访。戴济民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在罗炳辉的介绍下，戴济民激动地与毛泽东紧紧握手。
一番寒暄后，毛泽东介绍了周以栗的病情。戴济民当场问诊，开出了药方。“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早有耳闻。但是，红军天天打仗，伤病员多，要多一些医生，多办一些医院才好啊。”戴济民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是啊，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们找不到医生，尤其是像你一样高明的医生啊。”毛泽东边回答，边注视着戴济民。
听到毛泽东的肺腑之言，戴济民沉默了一会儿，说：“若不嫌弃，我愿意为红军服务。”听到戴济民的回答，毛泽东端起酒杯：“想不到我今天做客，竟得到一位红色华佗，欢迎你加入红军队伍！”随即，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戴济民去找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联系。
第二天，戴济民动员了城里的其他医生，和他们一起找到曾山。曾山陪同他们查看了集中在青云山大庙里的红军伤病员。当时，集中在这里的伤病员有 1400多人，缺医少药，极为痛苦。戴济民等很快投入筹建医院的工作。不久，“工农革命红色医院”建成了，戴济民任院长。医院设有4个连，分别收治重伤员、轻伤员、烂巴子病员和内科病员。当时医院缺乏药品器械，戴济民便将自己医院里的所有能为伤病员治疗用的东西全部贡献了出来。经一个多月的紧张医治，伤病员大部分痊愈归队（尚余三四百重伤员继续留院治疗），红军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
戴济民投身革命后，将自己的命运同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到一起。1931 年 3 月，戴济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 年，他的津贴是红军中的最高标准每月 80 元，可他主动要求降低标准，情愿与红军将士同甘苦共患难。
为红军将领疗伤
1930 年底，红一方面军开始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色医院撤出吉安，由张宗逊带部队掩护转移到东固附近的富田。由于战斗频繁，伤兵增多，红色医院根据需要，扩大到4个分院和1个总医院，每个分院可收纳 500 多名伤病员。总医院设在兴国茶岭，由戴济民任院长。在1931年9月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采取运动战形式，长途奔袭，调动敌人。为此，医院不得不经常流动，长期分散在深山密林里，药品奇缺。戴济民是学西医的，不懂中医。但为了救治伤员，他虚心向当地的中医求教，到老百姓中收集偏方，并带头到山中采集草药。由于戴济民中西医结合，医术高超，在中央苏区与傅连暲、陈义厚、李治一起，被称为医界“四大金刚”。
戴济民曾给无数的红军将士疗伤，其中不乏大名鼎鼎、令敌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1931年，罗瑞卿在战斗中面部受伤。因伤及面部神经，嘴巴只能张开五分之一，吃饭时只能慢慢吞咽，常常是饭还没吃完，部队就要开拔，给生活和战斗都带来了不便。由于条件不成熟，当时没能动手术。直到第二年，罗瑞卿面部的一片碎骨才暴露出来。戴济民经过仔细观察，通过手术取出碎骨，治愈了伤口。1932 年后，戴济民先后任福建军区军医处副处长、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红一军团担任起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在九峰山战斗中，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脚被刺破并感染化脓，以致无法走路骑马，只能躺在担架上。湘江战役后，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戴济民给聂荣臻受伤的脚动了手术。
1934年11月底，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湘江战役中负责阻击湘黔公路的国民党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红军伤亡惨重。杨成武亲临一线，到公路上指挥战斗，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腿膝下，血流不止，无法行走。敌军蜂拥而上，要活捉杨成武。我军先后派4批战士冲上去，才将杨成武救下来，转移到安全地域。红一军团医务主任戴济民和姜齐贤赶到后，立即为杨成武检查伤势。他们发现子弹是从右小腿中部贴着筋骨打进去的，出口有鸡蛋那样大，肉向外翻着。绑腿裹着裤子，全被血浸湿，粘在腿上。戴济民先给杨成武喝了一点水、吃了点东西，然后用剪刀在他的膝盖以上裤腿铰了一圈，将裤腿剪去半截裤筒。将紧紧粘在腿上的绑腿和裤腿用盐水浸透后，慢慢剥下来。再用盐水洗净伤口，上了云南白药，用绷带包扎好。手术持续了近2个小时。 1935年12月初，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在攻击延安南大门甘泉的战斗中，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了脖子，顿时血流如注。彭德怀立刻电召戴济民火速赶往现场。戴济民马不停蹄，以最快的速度赶了100多公里的路程。经抢救，耿飚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戴济民的救治下，多数红军将领的伤都得到了治愈，重新走上了战场。但也有人因为伤势过重而无法被挽救，戴济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1931年9月15日，红三军遭到敌机轰炸。军长黄公略指挥机枪手对空射击。敌机不时地向下俯冲扫射，3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黄公略的腋下。战士们忙将重度昏迷的黄公略抬到黄陂背田村的红三军军医处。戴济民立即进行抢救，毛泽东听到黄公略受伤的消息，也赶了过来。然而，由于伤势过重，黄公略还是牺牲了。
长征中救治周恩来
1935年6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到达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翻越夹金山时，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突然感到不舒服，发起高烧。
第二天，周恩来体温更高，昏迷不醒。毛泽东和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望他。看到处于昏睡中的周恩来，大家都很着急。由于当时傅连暲随朱德南下了，毛泽东便给卫生部打电报，调来了戴济民。
戴济民给周恩来量了体温，发现已升至40℃。初步检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患了痢疾。当时在红军中患得最多的病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而痢疾又是其中最危险的病。戴济民连忙派了几名警卫员轮流到雪山上取来冰块，用毛巾包起来给周恩来做冷敷。为了进一步查明病因，毛泽东又找来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王斌、教育长李治会诊。王斌等带来了X光机、显微镜等。在化验中，戴济民、王斌等人从周恩来的排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结合病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确诊周恩来患上了阿米巴肝脓疡。于是，便用了治痢的药易米丁，同时继续用冰块冷敷肝区，引导炎症向下发展，以穿孔排脓。
第二天，周恩来大便时排出了大量脓水，随之体温也开始下降，他终于转危为安。会诊后，王斌、李治返回了红军卫生学校，戴济民则留下来继续承担治疗、护理任务。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戴济民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寸步不离，直到周恩来痊愈康复。
铁军中的“同志爸爸”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戴济民回到吉安探亲。在吉安，戴济民见到了项英、陈毅，并参加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戴济民虽然担任卫生领导工作，但仍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为伤病员服务。在皖南教导总队医务所，有一位伤病员患肺结核大咯血，病情十分严重。当时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戴济民每天天一亮就上山采草药，采回洗净煎好，端给病员喝。他每天如此，一直到那个病员恢复健康。
在巡诊过程中，常常要跋山涉水。遇到河水上涨时，戴济民就脱掉鞋袜，卷起裤腿，将年龄小的同志背过河。他在问诊查房时，不仅给伤病员疗伤治病，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给他们以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一些年轻的伤病员虽然伤痛在身，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亲切地称呼戴济民为“同志爸爸”。
1941 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戴济民与一个小分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处境险恶，有的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戴济民虽然已经 50 多岁了，却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长江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渡过长江……”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每一个人。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戴济民等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盐城，老战友相聚，问起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戴济民风趣地说：“好多东西都丢了，连钢笔也轻装了，就扛来了两门‘炮’。”老战友不解地问：“你们一路突围，还缴了两门炮，在哪里？”戴济民抬起一条腿，指着脚底说：“在这里。”一句话引得满座大笑。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迅速壮大，战事更加频繁，伤员也随之增多，医疗任务繁重。为了抓紧时间救治伤员，戴济民常常骑一辆自行车，来往于伍佑和盐城军部之间。1940 年，刘少奇决定给戴济民首长级别的保健待遇，可他再次推辞了。在新四军开展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戴济民坚持同普通战士一样过苦日子。
给林彪做保健医生
解放战争时期，戴济民先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副部长，同时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保健医生，在辽沈、平津战役期间始终跟着林彪。林彪个性独特，话语不多，别人很难揣摩他的心思。但戴济民总是恪尽职守，时刻关注他的健康状况，悉心照料林彪的身体。但也有出差池的时候。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林彪不知道从什么书上看到一个治失眠的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到药店，按方子抓药，回来就把药熬着喝了。没想到林彪喝完药后，很快出现休克，不省人事。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听说后吓坏了，赶忙安排医生抢救。戴济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看了那个中药方子，知道是中药中毒，立即给林彪配了解毒的方子。服了戴济民开的药，林彪慢慢苏醒过来，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刘亚楼当场就把那个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再三叮嘱林彪的警卫员：以后首长再让你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戴医生的同意！
在人民军队中，戴济民算是年长的。他的身体看上去并不壮实，可一直很健康，从来没有生过病。他把这归功于自己的一个好习惯，就是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一早，都要洗个冷水澡，即使到了东北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戴济民任卫生部计划监察局局长，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1978 年10月1日病逝于北京。（题图为1947年的戴济民）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