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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革命历史文献材料。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乃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共领袖生平和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怀，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是对档案资料的保护，对档案业务与档案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还是对档案法规的建立以及档案学科教育的发展，对档案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成长，他都作出了许多重要而又具体的决策，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说，毛泽东是我们党和新中国档案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重视革命历史文献档案搜集工作
档案是个人、团体、机构和政府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重要的参考凭证作用和永久的保存价值。所谓革命历史文献档案，是指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关于革命历史的各种文件材料。包括来往电文、会议记录、电话记录、人事材料、技术文件、出版物原稿、财会簿册、印模、照片、影片、录音带，以及具有保留价值的各种文书。革命历史文献档案工作，包括搜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等内容。所以，革命历史文献档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对档案文件材料的搜集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强调其重要意义时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而“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现成材料。因此，他号召全党同志亲自动手，搜集材料进行研究，以便了解、研究中国的实情。与此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领导农民运动期间，他经常到农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召集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有经验的农民、干部、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等，以恭谨的态度向他们作调查，搜集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形成调查报告，如《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报告成为革命历史档案文件材料中宝贵的一部分，也是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斗争史的重要依据。在他的表率作用带动下，党、政、军各部门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把搜集档案资料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也使广大红军将士培养了档案意识。中共中央根据这一精神，对搜集和集中档案工作也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和决定。
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了搜集红军建立以来，特别是红军长征的历史文献、资料，1937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成立了由邓小平等11人组成的红军历史材料汇编委员会。《通知》规定要搜集的材料有17项，其中与档案资料有关的是：历史——各部红军产生和发展的叙述；战史——各个战役的部署与重要战斗总结；长征史——回忆录；史料——红军烈士的事迹和红军的故事；报刊——书籍、报纸和刊物；日记——机关的和个人的；文件——包括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法令、宣言及其他文件、电报材料、照片、文字材料。《通知》还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一一写出来，并寻各种的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著”。
随后，大量的革命历史档案被集中保存起来，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各级档案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搜集档案材料时还特别注意通过书报刊物，间接地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就让夫人贺子珍为他阅读和整理从敌人手里搜集来的大量报纸，并按照他的分类方法，剪贴成册，以供随时查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还请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通过合法手段订购大量图书、报刊。通过这些书刊，他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且还为了解敌情，制定作战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直接获取敌人的文件或情报等档案材料，是了解敌人情况的又一重要手段。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早在1931年3月，毛泽东和朱德就联名发布《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命令》，命令各部队派人到敌人内部去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等”。4月，他们又联名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九号），要求各地方组织和群众搜集敌人的文件和情报，特别是要注意搜集敌人的电台密码。毛泽东除要求部下去获取敌人的档案文件外，还曾亲自带队去搜集敌人资料。
据毛泽东警卫员回忆，长征途中，“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县城或集镇，主席时常派人或亲自领着我们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的邮局买报纸和杂志。往往我们空着手跟他出去，转一圈回来，每一个人都背一大捆书报回来。当天晚上，主席用红铅笔画出记号，我们便照着剪下保存下来”。毛泽东把搜集来的这些大量分散、零碎的档案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其内在规律，结合当时各方面情况，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办公厅草拟了中央军委关于收集历史文献的《通令》，经毛泽东等批准后下达执行。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有关部委根据毛泽东等的指示精神，组成了战史征编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对散失的革命历史文献进行了及时征集。后来相继编辑了红一、二、四方面军战史，八路军、新四军战史及有关军史、师史和其他战斗历史（内部本）出版。
注重革命历史文献档案保管工作
自中共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并曾做过党内档案文件材料的保管工作。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建立秘书制，毛泽东作为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负责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大会规定：党中央一切函件都要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署才能发出。据统计，现藏于中央档案馆1920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的3700余份珍贵的档案资料，大部分是在毛泽东任秘书时保存下来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规定：需要留存的文件一般要有三套分三处保存。一套送交共产国际，一套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存（文件保管处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档案库，地址绝密，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一套由中央特科指定专人保管。这种一式三套制是在白色恐怖下采取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措施。三套文件在国内外三个地方保存。在共产国际保存的那套文件，由于处于和平环境，不会受到损失。在中央秘书处秘密档案库里保存的一套，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和有关人员的努力，大批档案虽然收藏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国统区，但一直安然无恙，后被销毁。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有两只文件箱：一只装毛泽东最喜爱的书报刊物等，另一只装红军和湘赣边界特委的机要文件。平时放在茅坪八角楼内，行军作战时毛泽东随身携带。每当到达新的住地，文件箱就被当办公桌，他取出书来就看，取出文件就办公，既方便又适用。在军情紧急的时候，还可以马上装箱挑上就走，安全和保密兼备，人们称赞这种文件箱为“活动档案库”。
1931年12月，毛泽东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条例》，其中关于财政档案有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机关之预算表、决算表，应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账簿、表册、单据等财政会计文档，保存时间定为五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使重要档案文件能够安全转移，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担负档案文件及其他物资的运输任务。毛泽东也随身携带一对装有档案文件的竹箱子。他对身边的人说，生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是不能丢掉的。运输队随红军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把这些档案文件安全带到了陕北。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有些单位销毁了部分档案。毛泽东指示：疏散工作不要惊慌失措，档案材料的片纸只字不可落入敌人之手。同年11月，他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其中规定：一切机密文电，除最高负责同志及其所指定的读者外，其余任何人不准翻阅；不必留存的文件，用完后烧毁；一切密件可指定专人妥善携带；凡保存密件的地方，绝对禁止无关人员来往和接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刘少奇等具体指导下，中央各机关和办公厅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疏散工作，使大量珍贵的档案材料免遭焚毁。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央机关档案部门将档案疏散到陕北山区。组织人力清理了几个月，终于将一部分档案按类分开，并分别编造了目录坚壁起来；另一部分由机关档案工作人员随身携带渡过黄河转移到晋西北。后来这部分档案被带到了北京，后又交给了中央档案馆保管，成为老一辈革命家保护革命历史档案文件的最好见证。
解放战争后期，为了确保国民党政权档案免遭破坏，194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郑重要求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1949年9月，华东局办公厅发出《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中央办公厅遂以毛泽东修改的《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急电告知华东局。
毛泽东对在战争年代里散失的档案文件感到十分惋惜。他曾对自己的调查材料遭受损失遗憾地说：“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那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及此事，一往情深地回忆说：“有几个典型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过去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搜集的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档案资料一定要专人管理、专人负责。这也是毛泽东非常注重的一条。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指出：“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这个命令确立的文件档案集中管理的原则，以后被一直沿用下来。在红军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各单位的档案都集中到中革军委一局统一转移。
要求在特殊条件下对革命历史文献档案严加保护
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遇到危急情况，你们不要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档案文件，因为它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和前途。他还经常教育大家要十分珍爱每一份文件，保护好党的机密，保证档案安全。他自己就为中央文库收藏了一大批重要档案资料。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曾向他谈到过一位“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关心档案的安全。他在签发的一系列文件中，多次提出要确保档案文件安全，不准冲击档案部门，不准抢劫、损毁档案文件。周恩来等挺身而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了大量珍贵档案。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曾经借口清查敌伪档案，千方百计地控制档案的使用权。他们一方面歪曲档案内容，制造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另一方面，不择手段地窃取、隐藏有关他们的档案材料，销证灭迹，掩盖罪行。档案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档案馆（室）受到冲击，抢劫、烧毁档案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使国家的档案材料遭到严重损失。中央调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单位档案室抢夺档案。周恩来得知后严肃地讲，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怎么能抢呢？并派人前去劝阻。不久，陈云家里被查抄。周恩来对毛泽东说：陈云是党的“活档案”，可是，陈云现在家里东西都让抄了，这些东西传出去是不是不好？毛泽东立即批示：陈云交给总理负责，其他人不准过问。
1966年9月，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并指出：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干部和群众“都有责任加以保护”，未经领导机关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任意“索取和动用”，不得“强行进入机要、档案和机密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
要求注意接收和保管国民党旧政权档案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共就注意到了接收旧政权档案的问题，把接收旧政权档案作为党和军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中共中央命令各地方、各大军区、各野战军普遍建立接收委员会，在接收敌人物资的时候，要注意接收档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重申：“国民党大小官员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通过决议，要求各省、市、县调查并集中搜集工矿企业的技术档案资料。后来，这些档案资料对东北恢复、发展生产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集中管理国民党政府机关留下的档案，1951年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该处成立后，陆续搜集了南京及全国其他地方大量的国民党政权档案。到1952年止，南京史料整理处共搜集档案130万卷，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批准保留自己的书信、手迹，从而使之成为党的珍贵档案财富
毛泽东的亲笔信是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以前都是抄录后发出，原信留下存档。刚开始，毛泽东有些不解地责问秘书田家英：你为什么把我的回信扣下来？为什么不发出去？田家英赶紧向毛泽东解释：您的回信我抄了一遍都发出去了。您的手稿要作为档案保存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果把原件寄到各地去，很容易散失。毛泽东表扬田家英“想得很周到”。这样，为党和国家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毛泽东书信手稿原件，所以在第一本《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每封信后面都注明了刊印所根据的原则。大多书信是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毛泽东同志的手稿刊印的。”这些书信的原件能够保存下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田家英的功劳。
有人回忆说：“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论毛主席的片纸只字，他都细心收集保存，而且用宣纸裱成册页。有一次他来我家，看我保存着的毛主席给新华社写的手迹原稿，见我没有裱，还说了我两句。有时连毛主席自己都认不得的旧作，由他抄存得以传出。如‘钟山风雨起苍黄’一诗，在解放初期他曾抄给我看。后来在《毛泽东诗词》出版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忘了还有这一首，就由他取出收入《毛泽东诗词》，成为众口传诵的名篇。”总之，田家英对保存毛泽东书信、著作的手稿，对档案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视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和档案材料的编辑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制定秘书制度时，就特别重视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管理文件档案工作上采取了许多有益措施：一是在全党树立管理文件档案的保密观念。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发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中指出：各级党组织的文件材料一律“对外严守秘密”。二是实行文件档案集中管理。他不但将中央局一切文件档案集中起来，而且还接收了各部委已办理的文件。三是建立文件档案秘密储藏室。由于军阀孙传芳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人，缉查革命文件和书报刊物甚严，毛泽东采取了文件档案与机关“分家”的办法，机关和住处不准存文件，而文件档案密藏于少人知晓的地方。
1921年初，毛泽东在领导新民学会工作时，将搜集到的新民学会自1918年成立以来会员之间较为重要的信件汇编成册，题名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是毛泽东整理的最早的一部汇编。值得一提的是，该汇编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之间关于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讨论。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1928年至1933年，毛泽东为了开展根据地建设，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调查材料，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文献，如《寻乌调查》《宁冈调查》《永新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材料除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丢失外，其余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也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
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的农村调查材料汇编成册，编印了《〈农村调查〉参考材料汇编》，并写了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中的重要题解，许多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十六条题解，从现在不完全的书稿档案来看，就有十条是毛泽东撰写或改写的。他为编纂物所写的序言、跋、按语、出版说明等汇编评述性材料，分别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各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策略。这对于读者顺利阅读和理解编纂物的内容、历史背景、意义等具有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就如何科学地整理档案作过具体的指示。1942年9月5日，他在一份检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文件目录上批示：即照你所选者付印，惟不要按问题分类，宜按时间次序，将来电去电顺序编印，使阅者更便利。
1951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谈到文书档案工作时说：档案文件应“分门别类，便于保存和寻找”。
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重视学习历史文献档案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作出决定。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十分注意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在战争年代，他就经常利用档案资料来揭露敌人和教育人民。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并组织高级干部进行学习。他曾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顾克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经过时说：“1941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指犯错误的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里所说的“党书”就是《六大以来》（上册）。1964年1月，他在同斯特朗等几位外国友人谈话时说：“经过延安整风，中央委员会还是同样一些人，但是局面却变了，除个别的人（如王明），大家都团结在一起。我们采取的是说服的办法。开始时，许多人是说不服的。我们就把过去的中央文件、指示等等编成一本书，叫《两条路线》。有些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过去发过什么指示，写过什么决议，把过去的东西合编起来一看，他们就感到过去不对了。”
此外，毛泽东不仅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引用了大量的军事材料，还推荐两本书给彭德怀，推荐《共产党宣言》给李井泉，而且还经常向各战略区推荐重要文电。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被列为22个必读文件之一。这对于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起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配合党风的整顿，毛泽东开列书目，主持编辑了党的重要革命历史文献档案，为教育党员，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运用历史文献档案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在指挥中国革命的漫长战争岁月里，毛泽东不仅意识到秘书工作的重要，而且还经常利用锐利的文章来揭露事物的真相，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争取团结绝大多数。1939年，他在与中央社、扫荡报社、新民报社记者谈论华北问题时揭露：“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期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加紧了对各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毛泽东为了及时唤醒人民，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中强调指出：“在各次自卫战斗中，我方缴获大批‘剿匪’和反共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最高当局所颁发而被吴国桢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本》，‘剿匪命令’和其他反共文件，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铁证。”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都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利用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嘴脸，号召全国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说：“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其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苏联管理档案的经验。他数次批示要请苏联专家讲经验、方法，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他认为，我们虽有建立党政机关档案工作的经验，但是缺乏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经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应该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工作的经验，以作为我们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参考，并聘请苏联专家，为我们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培养档案专业干部。
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怀，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是对档案资料的保护，对档案业务与档案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还是对档案法规的建立以及档案学科教育的发展，对档案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成长，他都作出了许多重要而又具体的决策，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说，毛泽东是我们党和新中国档案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重视革命历史文献档案搜集工作
档案是个人、团体、机构和政府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重要的参考凭证作用和永久的保存价值。所谓革命历史文献档案，是指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关于革命历史的各种文件材料。包括来往电文、会议记录、电话记录、人事材料、技术文件、出版物原稿、财会簿册、印模、照片、影片、录音带，以及具有保留价值的各种文书。革命历史文献档案工作，包括搜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等内容。所以，革命历史文献档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对档案文件材料的搜集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强调其重要意义时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而“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现成材料。因此，他号召全党同志亲自动手，搜集材料进行研究，以便了解、研究中国的实情。与此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领导农民运动期间，他经常到农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召集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有经验的农民、干部、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等，以恭谨的态度向他们作调查，搜集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形成调查报告，如《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报告成为革命历史档案文件材料中宝贵的一部分，也是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斗争史的重要依据。在他的表率作用带动下，党、政、军各部门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把搜集档案资料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也使广大红军将士培养了档案意识。中共中央根据这一精神，对搜集和集中档案工作也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和决定。
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了搜集红军建立以来，特别是红军长征的历史文献、资料，1937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成立了由邓小平等11人组成的红军历史材料汇编委员会。《通知》规定要搜集的材料有17项，其中与档案资料有关的是：历史——各部红军产生和发展的叙述；战史——各个战役的部署与重要战斗总结；长征史——回忆录；史料——红军烈士的事迹和红军的故事；报刊——书籍、报纸和刊物；日记——机关的和个人的；文件——包括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法令、宣言及其他文件、电报材料、照片、文字材料。《通知》还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一一写出来，并寻各种的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著”。
随后，大量的革命历史档案被集中保存起来，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各级档案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搜集档案材料时还特别注意通过书报刊物，间接地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就让夫人贺子珍为他阅读和整理从敌人手里搜集来的大量报纸，并按照他的分类方法，剪贴成册，以供随时查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还请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通过合法手段订购大量图书、报刊。通过这些书刊，他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且还为了解敌情，制定作战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直接获取敌人的文件或情报等档案材料，是了解敌人情况的又一重要手段。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早在1931年3月，毛泽东和朱德就联名发布《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命令》，命令各部队派人到敌人内部去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等”。4月，他们又联名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九号），要求各地方组织和群众搜集敌人的文件和情报，特别是要注意搜集敌人的电台密码。毛泽东除要求部下去获取敌人的档案文件外，还曾亲自带队去搜集敌人资料。
据毛泽东警卫员回忆，长征途中，“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县城或集镇，主席时常派人或亲自领着我们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的邮局买报纸和杂志。往往我们空着手跟他出去，转一圈回来，每一个人都背一大捆书报回来。当天晚上，主席用红铅笔画出记号，我们便照着剪下保存下来”。毛泽东把搜集来的这些大量分散、零碎的档案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其内在规律，结合当时各方面情况，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办公厅草拟了中央军委关于收集历史文献的《通令》，经毛泽东等批准后下达执行。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有关部委根据毛泽东等的指示精神，组成了战史征编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对散失的革命历史文献进行了及时征集。后来相继编辑了红一、二、四方面军战史，八路军、新四军战史及有关军史、师史和其他战斗历史（内部本）出版。
注重革命历史文献档案保管工作
自中共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并曾做过党内档案文件材料的保管工作。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建立秘书制，毛泽东作为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负责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大会规定：党中央一切函件都要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署才能发出。据统计，现藏于中央档案馆1920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的3700余份珍贵的档案资料，大部分是在毛泽东任秘书时保存下来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规定：需要留存的文件一般要有三套分三处保存。一套送交共产国际，一套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存（文件保管处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档案库，地址绝密，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一套由中央特科指定专人保管。这种一式三套制是在白色恐怖下采取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措施。三套文件在国内外三个地方保存。在共产国际保存的那套文件，由于处于和平环境，不会受到损失。在中央秘书处秘密档案库里保存的一套，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和有关人员的努力，大批档案虽然收藏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国统区，但一直安然无恙，后被销毁。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有两只文件箱：一只装毛泽东最喜爱的书报刊物等，另一只装红军和湘赣边界特委的机要文件。平时放在茅坪八角楼内，行军作战时毛泽东随身携带。每当到达新的住地，文件箱就被当办公桌，他取出书来就看，取出文件就办公，既方便又适用。在军情紧急的时候，还可以马上装箱挑上就走，安全和保密兼备，人们称赞这种文件箱为“活动档案库”。
1931年12月，毛泽东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条例》，其中关于财政档案有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机关之预算表、决算表，应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账簿、表册、单据等财政会计文档，保存时间定为五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使重要档案文件能够安全转移，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担负档案文件及其他物资的运输任务。毛泽东也随身携带一对装有档案文件的竹箱子。他对身边的人说，生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是不能丢掉的。运输队随红军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把这些档案文件安全带到了陕北。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有些单位销毁了部分档案。毛泽东指示：疏散工作不要惊慌失措，档案材料的片纸只字不可落入敌人之手。同年11月，他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其中规定：一切机密文电，除最高负责同志及其所指定的读者外，其余任何人不准翻阅；不必留存的文件，用完后烧毁；一切密件可指定专人妥善携带；凡保存密件的地方，绝对禁止无关人员来往和接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刘少奇等具体指导下，中央各机关和办公厅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疏散工作，使大量珍贵的档案材料免遭焚毁。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央机关档案部门将档案疏散到陕北山区。组织人力清理了几个月，终于将一部分档案按类分开，并分别编造了目录坚壁起来；另一部分由机关档案工作人员随身携带渡过黄河转移到晋西北。后来这部分档案被带到了北京，后又交给了中央档案馆保管，成为老一辈革命家保护革命历史档案文件的最好见证。
解放战争后期，为了确保国民党政权档案免遭破坏，194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郑重要求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1949年9月，华东局办公厅发出《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中央办公厅遂以毛泽东修改的《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急电告知华东局。
毛泽东对在战争年代里散失的档案文件感到十分惋惜。他曾对自己的调查材料遭受损失遗憾地说：“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那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及此事，一往情深地回忆说：“有几个典型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过去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搜集的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档案资料一定要专人管理、专人负责。这也是毛泽东非常注重的一条。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指出：“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这个命令确立的文件档案集中管理的原则，以后被一直沿用下来。在红军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各单位的档案都集中到中革军委一局统一转移。
要求在特殊条件下对革命历史文献档案严加保护
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遇到危急情况，你们不要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档案文件，因为它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和前途。他还经常教育大家要十分珍爱每一份文件，保护好党的机密，保证档案安全。他自己就为中央文库收藏了一大批重要档案资料。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曾向他谈到过一位“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关心档案的安全。他在签发的一系列文件中，多次提出要确保档案文件安全，不准冲击档案部门，不准抢劫、损毁档案文件。周恩来等挺身而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了大量珍贵档案。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曾经借口清查敌伪档案，千方百计地控制档案的使用权。他们一方面歪曲档案内容，制造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另一方面，不择手段地窃取、隐藏有关他们的档案材料，销证灭迹，掩盖罪行。档案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档案馆（室）受到冲击，抢劫、烧毁档案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使国家的档案材料遭到严重损失。中央调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单位档案室抢夺档案。周恩来得知后严肃地讲，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怎么能抢呢？并派人前去劝阻。不久，陈云家里被查抄。周恩来对毛泽东说：陈云是党的“活档案”，可是，陈云现在家里东西都让抄了，这些东西传出去是不是不好？毛泽东立即批示：陈云交给总理负责，其他人不准过问。
1966年9月，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并指出：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干部和群众“都有责任加以保护”，未经领导机关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任意“索取和动用”，不得“强行进入机要、档案和机密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
要求注意接收和保管国民党旧政权档案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共就注意到了接收旧政权档案的问题，把接收旧政权档案作为党和军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中共中央命令各地方、各大军区、各野战军普遍建立接收委员会，在接收敌人物资的时候，要注意接收档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重申：“国民党大小官员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通过决议，要求各省、市、县调查并集中搜集工矿企业的技术档案资料。后来，这些档案资料对东北恢复、发展生产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集中管理国民党政府机关留下的档案，1951年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该处成立后，陆续搜集了南京及全国其他地方大量的国民党政权档案。到1952年止，南京史料整理处共搜集档案130万卷，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批准保留自己的书信、手迹，从而使之成为党的珍贵档案财富
毛泽东的亲笔信是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以前都是抄录后发出，原信留下存档。刚开始，毛泽东有些不解地责问秘书田家英：你为什么把我的回信扣下来？为什么不发出去？田家英赶紧向毛泽东解释：您的回信我抄了一遍都发出去了。您的手稿要作为档案保存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果把原件寄到各地去，很容易散失。毛泽东表扬田家英“想得很周到”。这样，为党和国家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毛泽东书信手稿原件，所以在第一本《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每封信后面都注明了刊印所根据的原则。大多书信是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毛泽东同志的手稿刊印的。”这些书信的原件能够保存下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田家英的功劳。
有人回忆说：“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论毛主席的片纸只字，他都细心收集保存，而且用宣纸裱成册页。有一次他来我家，看我保存着的毛主席给新华社写的手迹原稿，见我没有裱，还说了我两句。有时连毛主席自己都认不得的旧作，由他抄存得以传出。如‘钟山风雨起苍黄’一诗，在解放初期他曾抄给我看。后来在《毛泽东诗词》出版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忘了还有这一首，就由他取出收入《毛泽东诗词》，成为众口传诵的名篇。”总之，田家英对保存毛泽东书信、著作的手稿，对档案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视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和档案材料的编辑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制定秘书制度时，就特别重视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管理文件档案工作上采取了许多有益措施：一是在全党树立管理文件档案的保密观念。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发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中指出：各级党组织的文件材料一律“对外严守秘密”。二是实行文件档案集中管理。他不但将中央局一切文件档案集中起来，而且还接收了各部委已办理的文件。三是建立文件档案秘密储藏室。由于军阀孙传芳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人，缉查革命文件和书报刊物甚严，毛泽东采取了文件档案与机关“分家”的办法，机关和住处不准存文件，而文件档案密藏于少人知晓的地方。
1921年初，毛泽东在领导新民学会工作时，将搜集到的新民学会自1918年成立以来会员之间较为重要的信件汇编成册，题名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是毛泽东整理的最早的一部汇编。值得一提的是，该汇编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之间关于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讨论。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1928年至1933年，毛泽东为了开展根据地建设，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调查材料，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文献，如《寻乌调查》《宁冈调查》《永新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材料除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丢失外，其余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也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
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的农村调查材料汇编成册，编印了《〈农村调查〉参考材料汇编》，并写了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中的重要题解，许多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十六条题解，从现在不完全的书稿档案来看，就有十条是毛泽东撰写或改写的。他为编纂物所写的序言、跋、按语、出版说明等汇编评述性材料，分别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各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策略。这对于读者顺利阅读和理解编纂物的内容、历史背景、意义等具有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就如何科学地整理档案作过具体的指示。1942年9月5日，他在一份检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文件目录上批示：即照你所选者付印，惟不要按问题分类，宜按时间次序，将来电去电顺序编印，使阅者更便利。
1951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谈到文书档案工作时说：档案文件应“分门别类，便于保存和寻找”。
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重视学习历史文献档案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作出决定。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十分注意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在战争年代，他就经常利用档案资料来揭露敌人和教育人民。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并组织高级干部进行学习。他曾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顾克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经过时说：“1941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指犯错误的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里所说的“党书”就是《六大以来》（上册）。1964年1月，他在同斯特朗等几位外国友人谈话时说：“经过延安整风，中央委员会还是同样一些人，但是局面却变了，除个别的人（如王明），大家都团结在一起。我们采取的是说服的办法。开始时，许多人是说不服的。我们就把过去的中央文件、指示等等编成一本书，叫《两条路线》。有些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过去发过什么指示，写过什么决议，把过去的东西合编起来一看，他们就感到过去不对了。”
此外，毛泽东不仅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引用了大量的军事材料，还推荐两本书给彭德怀，推荐《共产党宣言》给李井泉，而且还经常向各战略区推荐重要文电。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被列为22个必读文件之一。这对于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起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配合党风的整顿，毛泽东开列书目，主持编辑了党的重要革命历史文献档案，为教育党员，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运用历史文献档案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在指挥中国革命的漫长战争岁月里，毛泽东不仅意识到秘书工作的重要，而且还经常利用锐利的文章来揭露事物的真相，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争取团结绝大多数。1939年，他在与中央社、扫荡报社、新民报社记者谈论华北问题时揭露：“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期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加紧了对各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毛泽东为了及时唤醒人民，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中强调指出：“在各次自卫战斗中，我方缴获大批‘剿匪’和反共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最高当局所颁发而被吴国桢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本》，‘剿匪命令’和其他反共文件，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铁证。”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都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利用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嘴脸，号召全国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说：“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其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苏联管理档案的经验。他数次批示要请苏联专家讲经验、方法，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他认为，我们虽有建立党政机关档案工作的经验，但是缺乏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经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应该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工作的经验，以作为我们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参考，并聘请苏联专家，为我们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培养档案专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