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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力量正在改变世界，而周轶君，在路上。
周轶君：1976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记者，是当时唯一常驻加沙国际记者，亦是唯一的国际女记者。采访过阿拉法特、亚辛、阿巴斯等中东关键人物。
天堂还是地狱
“我是典型的B型血，遇到事很容易激动。我从小就幻想自己成为一名记者。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还是战地记者。” 轶君所读的中东小语种专业使得她很顺利地成为新华社驻巴以战地记者。
加沙是个冲突、流血不断的地方，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在那里设常驻记者站，并且曾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的记者也都是男性。2002年，得知中国驻加沙记者站有一个空缺，轶君毫不犹豫地提出申请。新华社一开始并不同意轶君只身前往加沙。可轶君说：“男性的爆发力可能比女性强，但女性可能会有更大的忍耐力。”经过多次申请，社里终于同意了。
去加沙前，新华社曾设法为轶君办理保险业务，却被所有保险公司拒绝。用周轶君自己的话来说：“可能保险公司觉得，你这不是摆明了去送死的吗？还上保险干嘛？”
“如果说，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让我的心飞上了天堂；那么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当地的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战争玫瑰“饿”哭了
初来加沙的新鲜感、向国内发特稿的自豪感很快淡去，剩下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当地生活的辛苦。“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当然，还要面对生活在战争中的当地人。”
周轶君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掉眼泪是到加沙的第40天：“我采访一天回到住处，赶在晚上11点多写好稿子发回社里。这时候肚子饿得不行，我才想起来自己连中饭都没吃。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是空的。而在战火纷飞的当地，晚上7点之前所有商店就会关门。这时我就觉得特别有挫折感，越想越难受，眼泪就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可半年之后，我再也不为这些事烦恼——我拿着中国菜谱，改善了自己在加沙的生活”。
她在坦克碾过的战场上，走“之”字以迷惑坦克手，安全地拍到第一手照片；她在停尸房，克制住胃里的抽搐，拍下一个4岁男孩被弹片打穿的血淋淋的尸体；她在采访阿拉法特的有限时间中在捕捉到他脸部的细微动作；她还曾逆疏散的人流而行赶往爆炸现场。
难道你不害怕么？周轶君的回答非常简单：“当你为了赶一篇独家新闻或拍一张独家照片时，你根本就没空想害怕的问题，只想着怎么才能最快发回国内。”
对“战争玫瑰”这个称谓，周轶君本人并不认可：“根本没人因为你是女性而怜香惜玉。”在和人高马大的外国摄影记者争夺有力地形时，轶君不止一次被别人的胳膊肘顶撞到，甚至还遭过手脚架敲打。到加沙地带北部难民营采访，“好奇”的当地人向她投掷石块，砸伤了她的颈部，整整一星期进食困难。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女记者来说，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战争和报道，不接受多愁善感。
上海姑娘不“上海”
让人感动的，除了周轶君的敬业精神，还有她拳拳爱国之心。她曾在加沙办公室升起一面国旗，并写下随笔《五星红旗下的安全感》；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夕，她与正在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工作的老同学对话，随后在《巴格达加沙“一线牵”》一文的结尾处写道：“坚守，是为了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从加沙回来，周轶君的家人和同事都说她改变了很多:“有过那段经历，我都觉得自己更加成熟和宽容了，以前就像个大学女生，看人看事都是很单纯的，一定非黑即白；现在，我可以接受很复杂的人情世故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愤世嫉俗。”
很多人对周轶君的第一评价，都是“你真不像个上海姑娘，你很北方”。第一次得到这个评价还是在她大学开学的时候，周轶君买了一只西瓜请同宿舍的6个姑娘共享，这种行为被认为“不像上海姑娘”。至今周轶君每次都会为“上海姑娘”辩解：“一只西瓜居然能改变大家对一个人的看法，可见交流有多重要。沟通却又正是女性的天赋不是么，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上海女孩，完全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娇气了，而且非常有事业心！”
关于未来的未来，就像周轶君在博客里写的：“无意推开阿拉伯之门，从此与中东共呼吸。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以色列长期生活，见证风雨冲突与和平血光。”
从通讯社记者转作凤凰人，由图文思维改做影像观察，足迹从中东荡至天下——讲故事的手段改变，看世界的心灵依然载欣载奔。柔性力量正在改变世界，而周轶君，在路上。
《BLOOM》女性进入男性的行业，对自己的柔软本性会有影响吗？
周轶君: 不会。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而女战地记者这种特殊职业，可以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从女性角度看战争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女战地记者被称为“战地玫瑰”的原因。
周轶君：1976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记者，是当时唯一常驻加沙国际记者，亦是唯一的国际女记者。采访过阿拉法特、亚辛、阿巴斯等中东关键人物。
天堂还是地狱
“我是典型的B型血，遇到事很容易激动。我从小就幻想自己成为一名记者。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还是战地记者。” 轶君所读的中东小语种专业使得她很顺利地成为新华社驻巴以战地记者。
加沙是个冲突、流血不断的地方，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在那里设常驻记者站，并且曾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的记者也都是男性。2002年，得知中国驻加沙记者站有一个空缺，轶君毫不犹豫地提出申请。新华社一开始并不同意轶君只身前往加沙。可轶君说：“男性的爆发力可能比女性强，但女性可能会有更大的忍耐力。”经过多次申请，社里终于同意了。
去加沙前，新华社曾设法为轶君办理保险业务，却被所有保险公司拒绝。用周轶君自己的话来说：“可能保险公司觉得，你这不是摆明了去送死的吗？还上保险干嘛？”
“如果说，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让我的心飞上了天堂；那么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当地的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战争玫瑰“饿”哭了
初来加沙的新鲜感、向国内发特稿的自豪感很快淡去，剩下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当地生活的辛苦。“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当然，还要面对生活在战争中的当地人。”
周轶君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掉眼泪是到加沙的第40天：“我采访一天回到住处，赶在晚上11点多写好稿子发回社里。这时候肚子饿得不行，我才想起来自己连中饭都没吃。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是空的。而在战火纷飞的当地，晚上7点之前所有商店就会关门。这时我就觉得特别有挫折感，越想越难受，眼泪就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可半年之后，我再也不为这些事烦恼——我拿着中国菜谱，改善了自己在加沙的生活”。
她在坦克碾过的战场上，走“之”字以迷惑坦克手，安全地拍到第一手照片；她在停尸房，克制住胃里的抽搐，拍下一个4岁男孩被弹片打穿的血淋淋的尸体；她在采访阿拉法特的有限时间中在捕捉到他脸部的细微动作；她还曾逆疏散的人流而行赶往爆炸现场。
难道你不害怕么？周轶君的回答非常简单：“当你为了赶一篇独家新闻或拍一张独家照片时，你根本就没空想害怕的问题，只想着怎么才能最快发回国内。”
对“战争玫瑰”这个称谓，周轶君本人并不认可：“根本没人因为你是女性而怜香惜玉。”在和人高马大的外国摄影记者争夺有力地形时，轶君不止一次被别人的胳膊肘顶撞到，甚至还遭过手脚架敲打。到加沙地带北部难民营采访，“好奇”的当地人向她投掷石块，砸伤了她的颈部，整整一星期进食困难。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女记者来说，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战争和报道，不接受多愁善感。
上海姑娘不“上海”
让人感动的，除了周轶君的敬业精神，还有她拳拳爱国之心。她曾在加沙办公室升起一面国旗，并写下随笔《五星红旗下的安全感》；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夕，她与正在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工作的老同学对话，随后在《巴格达加沙“一线牵”》一文的结尾处写道：“坚守，是为了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从加沙回来，周轶君的家人和同事都说她改变了很多:“有过那段经历，我都觉得自己更加成熟和宽容了，以前就像个大学女生，看人看事都是很单纯的，一定非黑即白；现在，我可以接受很复杂的人情世故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愤世嫉俗。”
很多人对周轶君的第一评价，都是“你真不像个上海姑娘，你很北方”。第一次得到这个评价还是在她大学开学的时候，周轶君买了一只西瓜请同宿舍的6个姑娘共享，这种行为被认为“不像上海姑娘”。至今周轶君每次都会为“上海姑娘”辩解：“一只西瓜居然能改变大家对一个人的看法，可见交流有多重要。沟通却又正是女性的天赋不是么，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上海女孩，完全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娇气了，而且非常有事业心！”
关于未来的未来，就像周轶君在博客里写的：“无意推开阿拉伯之门，从此与中东共呼吸。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以色列长期生活，见证风雨冲突与和平血光。”
从通讯社记者转作凤凰人，由图文思维改做影像观察，足迹从中东荡至天下——讲故事的手段改变，看世界的心灵依然载欣载奔。柔性力量正在改变世界，而周轶君，在路上。
《BLOOM》女性进入男性的行业，对自己的柔软本性会有影响吗？
周轶君: 不会。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而女战地记者这种特殊职业，可以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从女性角度看战争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女战地记者被称为“战地玫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