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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汪曾祺将传统的民俗艺术渗入到文学创作中，形成独特的汪氏美学风格：是具有中国韵味儿的语言风格，是极尽唯美的诗句写意，是深厚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积淀的一篇篇具有民族意味的民族美学史。以后期作品为例，其民族性上的探索体现在作品统一的中国风格，书写的是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魂。
关键词：中国味儿 汪曾祺 笔记体小说
汪曾祺本着传统文人的写作情怀，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进行着传统文化的表达与书写，创作着民族式、散文化笔记体的小说，在民族化的进程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流动的诗化文字，简净脱俗；纯澈的如诗画面，宁静悠远；自然的天性人物，随心随性。一首首民族的歌就这样在他的手中欢唱、流转起来，民族的内在韵律与内在的精神内涵都在作品中一览无余。汪曾祺曾坦言：“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更多一些。我不是从道路上，而是从情感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思想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1]以儒家思想为背景形成的中国风味，是民族文化中的那种静默与中庸之道，是一种美的和谐与万物之间的共生。“有人将沈从文、汪曾祺、钟阿城、贾平凹等名字串联起来，认为他们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小说极其重要的一支。”[2]在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濡染之下继承了散文化的笔记体小说的内蕴，进行着真性情的舒展与中国味儿语言文化的书写。
在继承的基础之上进行着自我独特性的能动性的创造转化，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了一群洒脱的中国人，运用传统文人的笔墨，地域的风俗习惯进行着散漫的人生形式的图绘，在民族化的道路上留下了中国味儿的散文化小说。
一.回忆式的风俗画
“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就是由笔记文发展而来的，‘笔记’甚少涉及‘宏大叙事’，家国历史在这里变成了掌故秩闻，日常生活、博物技艺、民情风俗等则构成其主要内容。”[3]汪曾祺的作品注重对各种民情风俗的描摹，也即对笔记体小说继承体现在题材的广泛性，散落为各种人情风俗。
“文人摆脱了政治束缚，笔记因之保留了文学创作应有的活泼生机读者则可以从这些人间奇闻、生活的细致中博物致知、关照世事边缘叙述立场。”[4]汪曾祺借用了笔记体题材广泛、叙述的事情民间化和边缘性的叙述立场等传统的因素，因此带有笔记体小说的特点，在题材、语言风格、人物精神的塑造上都作了民族化的探索，表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文体的获得，是因为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而只有那么一小块生活，适合或只够写成笔记体小说。”[5]小说写的是回忆中的生活：有勤劳异秉卖熏烧的王二；有手艺奇巧的秦老吉；能说会道的宝应人；淡泊仁善的医生……这些人都持有民族的技艺，秦老吉的馄饨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还有一个雍正时期的深口青花盘，馄饨作为中国的传统小吃，不仅承载了千年的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而且见证着历史民俗的变迁，一口青花盘足以产生敬畏，而这门独特的手艺却可能无人继承，这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担子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汪曾祺说：“风俗画小说的文体几乎是朴素的，风俗画本身是自自然然的。风俗画小说所记述的生活也多是比较平实的，一般不太注重强烈的戏剧化情节。”[6]在《受戒》中，庵赵庄的明子从小就确定了要当和尚的，就像有些地方出编席子的，有些地方出画匠……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人在民间洒脱地活着，民族的风情作为情节般的存在。荸荠庵英子家房子旁是“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夏天开花的时候，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显然具有中国韵味，红白相间的美感，一左一右的对称形成中庸之美，青色的瓦檐在明净的天空下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采取的回忆视角进行风俗画的描摹，风俗民情的描写继承了笔记体小说的特点。把民族中珍贵的手艺、历史的文物于细微处用笔挖掘出来，展现中国的生活中艺术的结晶，题材广泛而充满着生活气息。
二.白描式的诗语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中原文化的余韵张扬出了他作品特别的形式和另类的风情，所谓的花鸟虫鱼，所谓的琴棋书画，在其儒家思想的融会里，俯拾即是，触目了然。”[7]更继承传统的文学的语言美，简短明朗的语句；诗韵十足的词汇；民间的歌谣小调都融合在他的小说中，白描式的文字带来另类的审美之感。
诗化的语言是对笔记体语言的继承与创新的结果，语言在他的手中散发着成熟的光芒，形成别具一格的诗化小说。“诗化的小说语言，不过就是使小说摒弃传统小说的纯散文化语言，换用一种诗化语言，在小说中创造古典诗歌的意境，因而使小说和诗变得难舍难分。”[8]诗一样的语言表现为古典的韵味与中国诗歌的结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歌意境。首先是画面与文字的融合。《受戒》结尾的文字，明净简洁却韵味全出“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紫色、红色、绿色等各种颜色在碧绿的湖水中交融，各类水生的动植物在画面中形成和谐之美。动静交融，形成了一幅唯美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传统的白描手法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整段文字并未采用华丽的辞藻修饰，纯净的白描使得文章的结尾不仅留下了诗画交织的美感，更形成了一种明净，宁静的世外桃源般的美感。
“对古典小说语言和文论的借鉴使他的文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其语言简约、生动、传神，既有语言的清新、自然、鲜活、又有文学语言的绘画美和音乐美，韵味悠长。”[9]小说语言别具匠心的一点便是对古诗词、民间歌谣小调等的运用，这些民族文化的结晶在他笔下人物的生活中充当着精神食量，古词语言的运用使得人物充满了古典文化的气息而民间小调则使得小说富于生活感，民族的宝贵内蕴也暗藏其中。如《鲍团长》里爱写书法、诗的鲍团长写的“田彼南山 荒秽不治 种一頃豆 落而为萁……”这一唱不仅显示了人物的文化底蕴，且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古典诗歌的气息。如劳动人民对民歌的创造，《王四海的黄昏》里卖梨膏糖的人把木架支好就开始“呜哩哇”地唱起来，别具人文气息，店里的貂蝉在嗑瓜子的同时还可以哼着“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个人扇风二人凉”的古典的小调，连街上的海报都是类似于《老残游记》里面的说书招贴。这类文学语言不仅完美化用了民间宝贵的财富，并且使得小说的语言表达另有一番风味。 白描式的写法使得文字清新脱俗，古典詩词与民间小调等的运用让小说回归了生活的本身，具有生活化的诗意气息，表现出对民族形式的完美继承与借鉴。
三.适性式的中国人
汪曾祺说：“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游离，写风俗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10]其诗化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精心的构思，而是以风俗故事导入，注重人物身上的一种神韵的捕捉，一种氛围的之下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
笔下人物均是市井中最平凡、最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诗意韵味的人物。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文化积淀下的过着如诗一般生活的人物：如《晚饭花》里面的孙家大小姐，在一颗颗静默的珠子的坠落下完成了对爱人的思念与爱的寄存，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的在传统的婚嫁观念之下为爱人独守一生。秦老吉挑着《东京梦华录》时期的担子，拿着雍正青花碗给乡亲们递去一碗碗香气十足的馄饨，完成了历史和文化的交融。《徙》中，诗人谈甓渔，中过举人，谈先生爱喝酒看书育人，对名利看得很轻，这也是中国型的文人知识分子的代表，淡泊名利却专注于知识的传授或者说对寒门子弟的提拔。
另一类中国式儿的人物便是适性主义的一类人：唐湜提出：“汪曾祺有魏晋人的那份潇洒和自如，对魏晋六朝人的为人与文学风格也曾有过向往。”[11]有着魏晋文人的适性主义的人们在汪曾祺的笔下进行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的音符的自由欢唱，把最率真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受戒》中，有那纯真无邪的男女初恋之美，还有庙里的一群和尚，喝酒吃肉打牌，完全迥异于佛教徒，舒展的是健康自然的人性，想爱就爱，敢爱敢恨。在《小姨娘》中，这份人性的纯真与随性表现得更为深切，小姨娘上学时喜欢上一个人就跟他好上了而且并没有顾及人世间的许多纷繁门第观念。在《大淖记事》中，这里的风气是姑娘自己找男人，而不愿意跟他好了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更换或者再靠一个。健康舒展的人性，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和观念的人们，在这里别有一番人生风景。
充满传统的文化的人们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着诗意的生活，演绎着文化的积淀，而随心随性的一群人们也奉行着适性主义，在如画的故乡自然、自我地活着。
风俗画描摹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皆取材于地方生活，继承了笔记体小说的远离政治语境而是从生活轶事趣闻出着笔的风格，写来闲适轻松自在。用一支古典笔墨在文中进行着一言一语的编织，白描式的笔法透露出的文字的朴真与水灵儿。诗化的文字阐述着千年的中国古典风俗熏陶下的一个个诗意盎然却又率性自在的适性人物，在人世间这片桃源上进行着欢乐的舞蹈，演绎着一个个多变的故事，散发出所有的人性魅力。解读后期的文学作品获取其中传统民族的气息，题材边缘广泛，回忆性的视角使得文章多了一份温馨的回忆，而适性的人物在文中更是精魂般的存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晚翠文坛新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5.
[2]舒非.汪曾祺侧写[A]文艺报[N].1988：（5），4.
[3][4]崔荣.论汪曾祺小说与笔记体的内在联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2：（5）.4，7.
[5]汪曾祺.捡石子儿[A].晚翠文谈新编[C].北京·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1.
[6][10]汪曾祺.谈谈风俗画[J].钟山.1984：（3）.17，19.
[7][9]杨道龙.汪曾祺小说传统意蕴和现代意识的阐释[D].扬州大学，2002：3.6.
[8]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A]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唐湜.虔诚的纳蕤思[A].新印度集[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作者介绍：余敏，南昌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中国味儿 汪曾祺 笔记体小说
汪曾祺本着传统文人的写作情怀，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进行着传统文化的表达与书写，创作着民族式、散文化笔记体的小说，在民族化的进程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流动的诗化文字，简净脱俗；纯澈的如诗画面，宁静悠远；自然的天性人物，随心随性。一首首民族的歌就这样在他的手中欢唱、流转起来，民族的内在韵律与内在的精神内涵都在作品中一览无余。汪曾祺曾坦言：“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更多一些。我不是从道路上，而是从情感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思想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1]以儒家思想为背景形成的中国风味，是民族文化中的那种静默与中庸之道，是一种美的和谐与万物之间的共生。“有人将沈从文、汪曾祺、钟阿城、贾平凹等名字串联起来，认为他们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小说极其重要的一支。”[2]在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濡染之下继承了散文化的笔记体小说的内蕴，进行着真性情的舒展与中国味儿语言文化的书写。
在继承的基础之上进行着自我独特性的能动性的创造转化，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了一群洒脱的中国人，运用传统文人的笔墨，地域的风俗习惯进行着散漫的人生形式的图绘，在民族化的道路上留下了中国味儿的散文化小说。
一.回忆式的风俗画
“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就是由笔记文发展而来的，‘笔记’甚少涉及‘宏大叙事’，家国历史在这里变成了掌故秩闻，日常生活、博物技艺、民情风俗等则构成其主要内容。”[3]汪曾祺的作品注重对各种民情风俗的描摹，也即对笔记体小说继承体现在题材的广泛性，散落为各种人情风俗。
“文人摆脱了政治束缚，笔记因之保留了文学创作应有的活泼生机读者则可以从这些人间奇闻、生活的细致中博物致知、关照世事边缘叙述立场。”[4]汪曾祺借用了笔记体题材广泛、叙述的事情民间化和边缘性的叙述立场等传统的因素，因此带有笔记体小说的特点，在题材、语言风格、人物精神的塑造上都作了民族化的探索，表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文体的获得，是因为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而只有那么一小块生活，适合或只够写成笔记体小说。”[5]小说写的是回忆中的生活：有勤劳异秉卖熏烧的王二；有手艺奇巧的秦老吉；能说会道的宝应人；淡泊仁善的医生……这些人都持有民族的技艺，秦老吉的馄饨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还有一个雍正时期的深口青花盘，馄饨作为中国的传统小吃，不仅承载了千年的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而且见证着历史民俗的变迁，一口青花盘足以产生敬畏，而这门独特的手艺却可能无人继承，这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担子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汪曾祺说：“风俗画小说的文体几乎是朴素的，风俗画本身是自自然然的。风俗画小说所记述的生活也多是比较平实的，一般不太注重强烈的戏剧化情节。”[6]在《受戒》中，庵赵庄的明子从小就确定了要当和尚的，就像有些地方出编席子的，有些地方出画匠……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人在民间洒脱地活着，民族的风情作为情节般的存在。荸荠庵英子家房子旁是“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夏天开花的时候，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显然具有中国韵味，红白相间的美感，一左一右的对称形成中庸之美，青色的瓦檐在明净的天空下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采取的回忆视角进行风俗画的描摹，风俗民情的描写继承了笔记体小说的特点。把民族中珍贵的手艺、历史的文物于细微处用笔挖掘出来，展现中国的生活中艺术的结晶，题材广泛而充满着生活气息。
二.白描式的诗语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中原文化的余韵张扬出了他作品特别的形式和另类的风情，所谓的花鸟虫鱼，所谓的琴棋书画，在其儒家思想的融会里，俯拾即是，触目了然。”[7]更继承传统的文学的语言美，简短明朗的语句；诗韵十足的词汇；民间的歌谣小调都融合在他的小说中，白描式的文字带来另类的审美之感。
诗化的语言是对笔记体语言的继承与创新的结果，语言在他的手中散发着成熟的光芒，形成别具一格的诗化小说。“诗化的小说语言，不过就是使小说摒弃传统小说的纯散文化语言，换用一种诗化语言，在小说中创造古典诗歌的意境，因而使小说和诗变得难舍难分。”[8]诗一样的语言表现为古典的韵味与中国诗歌的结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歌意境。首先是画面与文字的融合。《受戒》结尾的文字，明净简洁却韵味全出“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紫色、红色、绿色等各种颜色在碧绿的湖水中交融，各类水生的动植物在画面中形成和谐之美。动静交融，形成了一幅唯美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传统的白描手法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整段文字并未采用华丽的辞藻修饰，纯净的白描使得文章的结尾不仅留下了诗画交织的美感，更形成了一种明净，宁静的世外桃源般的美感。
“对古典小说语言和文论的借鉴使他的文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其语言简约、生动、传神，既有语言的清新、自然、鲜活、又有文学语言的绘画美和音乐美，韵味悠长。”[9]小说语言别具匠心的一点便是对古诗词、民间歌谣小调等的运用，这些民族文化的结晶在他笔下人物的生活中充当着精神食量，古词语言的运用使得人物充满了古典文化的气息而民间小调则使得小说富于生活感，民族的宝贵内蕴也暗藏其中。如《鲍团长》里爱写书法、诗的鲍团长写的“田彼南山 荒秽不治 种一頃豆 落而为萁……”这一唱不仅显示了人物的文化底蕴，且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古典诗歌的气息。如劳动人民对民歌的创造，《王四海的黄昏》里卖梨膏糖的人把木架支好就开始“呜哩哇”地唱起来，别具人文气息，店里的貂蝉在嗑瓜子的同时还可以哼着“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个人扇风二人凉”的古典的小调，连街上的海报都是类似于《老残游记》里面的说书招贴。这类文学语言不仅完美化用了民间宝贵的财富，并且使得小说的语言表达另有一番风味。 白描式的写法使得文字清新脱俗，古典詩词与民间小调等的运用让小说回归了生活的本身，具有生活化的诗意气息，表现出对民族形式的完美继承与借鉴。
三.适性式的中国人
汪曾祺说：“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游离，写风俗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10]其诗化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精心的构思，而是以风俗故事导入，注重人物身上的一种神韵的捕捉，一种氛围的之下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
笔下人物均是市井中最平凡、最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诗意韵味的人物。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文化积淀下的过着如诗一般生活的人物：如《晚饭花》里面的孙家大小姐，在一颗颗静默的珠子的坠落下完成了对爱人的思念与爱的寄存，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的在传统的婚嫁观念之下为爱人独守一生。秦老吉挑着《东京梦华录》时期的担子，拿着雍正青花碗给乡亲们递去一碗碗香气十足的馄饨，完成了历史和文化的交融。《徙》中，诗人谈甓渔，中过举人，谈先生爱喝酒看书育人，对名利看得很轻，这也是中国型的文人知识分子的代表，淡泊名利却专注于知识的传授或者说对寒门子弟的提拔。
另一类中国式儿的人物便是适性主义的一类人：唐湜提出：“汪曾祺有魏晋人的那份潇洒和自如，对魏晋六朝人的为人与文学风格也曾有过向往。”[11]有着魏晋文人的适性主义的人们在汪曾祺的笔下进行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的音符的自由欢唱，把最率真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受戒》中，有那纯真无邪的男女初恋之美，还有庙里的一群和尚，喝酒吃肉打牌，完全迥异于佛教徒，舒展的是健康自然的人性，想爱就爱，敢爱敢恨。在《小姨娘》中，这份人性的纯真与随性表现得更为深切，小姨娘上学时喜欢上一个人就跟他好上了而且并没有顾及人世间的许多纷繁门第观念。在《大淖记事》中，这里的风气是姑娘自己找男人，而不愿意跟他好了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更换或者再靠一个。健康舒展的人性，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和观念的人们，在这里别有一番人生风景。
充满传统的文化的人们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着诗意的生活，演绎着文化的积淀，而随心随性的一群人们也奉行着适性主义，在如画的故乡自然、自我地活着。
风俗画描摹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皆取材于地方生活，继承了笔记体小说的远离政治语境而是从生活轶事趣闻出着笔的风格，写来闲适轻松自在。用一支古典笔墨在文中进行着一言一语的编织，白描式的笔法透露出的文字的朴真与水灵儿。诗化的文字阐述着千年的中国古典风俗熏陶下的一个个诗意盎然却又率性自在的适性人物，在人世间这片桃源上进行着欢乐的舞蹈，演绎着一个个多变的故事，散发出所有的人性魅力。解读后期的文学作品获取其中传统民族的气息，题材边缘广泛，回忆性的视角使得文章多了一份温馨的回忆，而适性的人物在文中更是精魂般的存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晚翠文坛新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5.
[2]舒非.汪曾祺侧写[A]文艺报[N].1988：（5），4.
[3][4]崔荣.论汪曾祺小说与笔记体的内在联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2：（5）.4，7.
[5]汪曾祺.捡石子儿[A].晚翠文谈新编[C].北京·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1.
[6][10]汪曾祺.谈谈风俗画[J].钟山.1984：（3）.17，19.
[7][9]杨道龙.汪曾祺小说传统意蕴和现代意识的阐释[D].扬州大学，2002：3.6.
[8]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A]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唐湜.虔诚的纳蕤思[A].新印度集[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作者介绍：余敏，南昌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