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一份文件引发了极大关注。文件指出，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这是中央首次发文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企业家”这个词源于法语，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組织者”，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通常称之为商人。在“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列末位，因此人们总觉得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其实不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商业流通很受重视，诸国纷纷实行惠商政策，把“招商引资”作为头等大事。那个时期，商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有人由商入仕，比如管仲，从商贾被齐桓公起用为相；有人由仕入商，比如范蠡，帮勾践灭吴后急流勇退，成为巨富，还被后人尊称为“商圣”。
　　但在秦汉之后，商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有人认为是儒家思想中的“德”意识影响了中国人对商贾的认识，因为儒家强调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其实，这种思潮在西方也存在过。罗马帝国衰亡时，伴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后来兴起的基督教也很轻视经济和商业，一种说法是私有财产容易引发大量竞争和冲突，另一种说法是大自然把一切产品给了所有人，而私人所有权与其相违背。幸好，有神职人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要教条主义地理解圣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拯救灵魂，不是让大家都变成穷人。如果所有人都放弃财富，今后还怎么践行慷慨大方和乐善好施的德行呢？财富能增进人类福利，用得好不好是我们的能力问题，不是財富本身的善恶问题。说到底，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而不是回避和唾弃它。
　　因此，在同样的“无商不奸”的认识起点上，西方逐渐摆脱了这种思想带来的桎梏，而中国人则在这种思维困境中又挣扎了许多年。
　　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西方商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法制。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取得了较大发展，古希腊随之出现了《罗得法》，用以管理海上贸易活动。当商业和财富积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罗马法（泛指古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法律）对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都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其中的契约原则和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理论，使商业发展有了坚实的土壤。
　　中世纪之后，法国于1673年和1681年先后颁布了《商事敕令》和《海事敕令》，19世纪的《法国商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也都成为西方商业法律的经典。
　　反观中国，商业法律始终匮乏。由于缺乏保护，商业在历史的洪流中起起伏伏，找不准定位；由于缺乏契约精神的根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商人即使名利双收，甚至跻身权力上层，最终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每当社会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时，商人总是难以获得保障，一切荣耀都烟消云散，甚至会被财富反噬。这些现象，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