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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史称“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因受特殊历史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带有极强的“政治话语”色彩。二十一世纪，电视荧屏上频现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但政治色彩已淡化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消费色彩。在改编过程中，商业资本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一番对文化权力话语的争夺。
关键词： “红色经典” 商业资本 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争夺
“红色经典”改编兴起于2000年以后，在2004、2005年形成了一股热潮，上世纪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题材的小说、电影、样板戏全都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视剧）再次出现。时隔几十年，革命和阶级斗争已渐行渐远，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作为历史镜像的“红色经典”再次出现。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纠葛呢？
一
在消费时代，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民间的商业资本介入了这种“主旋律”话语的诠释中，商业资本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但“红色经典”这种本是由政治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的文化资源又不能任由商业资本随心所欲地支配。这样的情况使得商业资本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一方面，商业资本在向政治意识形态靠拢，希望从中获得一部分文化权利，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又不满足于这些，在慢慢地挑战政治的绝对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进，文化生产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政治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被打破，由国家控制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文化产品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来，这部分被称为“主旋律”的影视文化产品遭遇到了大众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陷入了尴尬沮丧的局面。“主旋律”作品占据着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试图以其宏大的叙事策略征服观众，但其苍白、单调的内容和模式化、概念化的表现方式使得观众对其产生厌烦情绪。进入新世纪后，“主旋律”作品的生产模式发生了转变，民间商业资本介入其中，将“主旋律”作品变成整个市场文化的一部分。“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泛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市场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获取事业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①“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自然成为市场文化的包装物，在利益的驱使下，把“红色经典”重新发掘和包装后，这就使得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作品成为了大众的一项消费品，被放逐在所有文化商品当中，供观众选择消费。为什么“红色经典”会成为市场文化的猎物呢？
其一，“红色经典”有市场消费需求。“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集中于工人、农民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易与“红色经典”产生共鸣。
其二，满足了人们的英雄情结。英雄神话是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在没有英雄的和平年代，人们一方面渴望英雄主义的风采再现，为庸常的生活注入新的想象，另一方面对英雄的传奇性期待，以及当代英雄颂歌的平庸，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要求。由此，人们愿意在传统的红色经典中体验昨日的英雄故事。同时，红色经典改编热也说明，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人民对英雄深怀向往。
其三，怀旧时尚的作用。中国社会30多年来的转型，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可以使怀旧者的昔日情感和想象再现。
其四，“红色经典”所具有的极高关注度。当红色经典改编成为话题后，这个题材本身成为了一大卖点，不需要特别的宣传就会引起大家注意，为其产生巨大的消费收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当民间的商业资本介入主流政治话语中时，传媒与民众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在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掌控传媒话语时，传媒发出的声音对大众来说，是劝导、是规训，这时的传媒具有无上权威，在它的背后有强大的政治作为支撑。因此，它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民众的。但当商业资本介入传媒话语的权力核心后，传媒与大众的关系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置换，传媒需要去主动地引诱和迎合大众的需要，以便达到它获取金钱利益的最终目的。同样，已被当做消费品的红色经典为了适应这种市场的需要，获取到最大的商业利益，在情节和内容的设置上做了大量的改编。而如何改编，目标受众的设定，作品的具体定位等就完全按照当前电视剧消费市场的走向来设定，其运作方式与一般文化消费品完全一致。因此，在青春偶像剧风靡的当前，“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出现的就全是青春逼人的帅哥美女。多角恋情是当今社会最流行的话题，所以在《红色娘子军》中就加入了一个“南洋女”，与吴琼花争夺洪常青；《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也陷入了三角恋，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而《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两部本就涉及多角恋情的作品就更加放大了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制片方试图通过这些改编迎合市场和观众的需要，使得“红色经典”改编剧得到各年龄阶层观众的青睐。
改编方注意到了“红色经典”的特定生产背景，政治对文化的严格控制，以及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成了“高、大、全”的神化英雄，没有一丝缺陷，简单化和脸谱化的描写使得人物完全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这些人物身上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正是现代人最为反感的，所以电视剧就试图将这些英雄人物从神坛上拉到真实的人间，使其具有生活化和世俗化。阿庆嫂成为了一个迎来送往、八面玲珑的老板娘，杨子荣成为了浑身江湖气的草莽英雄，原来样板戏中崇高、神圣、毫无瑕疵的英雄人物带有了浓厚的市民趣味，其高不可攀的神性地位被消解殆尽。
改编方还努力张扬反面人物身上的“人性”，以淡化原作中激烈的阶级冲突。恶贯满盈的南霸天虽歹毒凶狠，却是一个极其孝顺的好儿子；卖女求荣的林伯堂夫妇（林道静的父亲和继母）为了儿子甘舍性命；身上留着剥削阶级血液的林风与林道静姐弟情深，帮助林道静逃脱了胡梦安的逼婚，最后更是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林道静的安全。这些对人物世俗化和人性化的描写改变了人们心中对这些人物的既定印象，“使原有的教化功能在娱乐化的追求中彻底瓦解，最终完成红色经典的消费化改造。红色经典在这里成为纯粹的消费品，而不是别的什么”。②
三
但“红色经典”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消费品，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在它的内里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意义。把它当成宫廷剧、武侠剧那样的普通历史题材作品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资本来对待，就使得它本身所具有的消费价值消失了，观众所看重的革命情怀、怀旧情绪、英雄情结都因这些改编变味了，并且这种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改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文化权力机构的权威。因此，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的几个通知就给热衷于“红色经典”改编的制片商套了几道“紧箍咒”，《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为“红色经典”改编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全国所有改编自“红色经典”的影视剧集，必须经过层层审查才可投入演播。改编方可以在观众的批评声中不置可否或者我行我素，而一旦批评为国家管理部门所重视和采信的时候，投资就面临着付诸东流的危险，他们就不得不为获得播放许可权而苦恼、挣扎。在这场文化权力的争夺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虽最终保证了其主导地位，但商业资本和消费市场也展示了它雄厚的竞争力，在很大层面上侵蚀了政治在文化上的绝对领导权。
注释：
①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2：150.
②唐小林.消费时代“红色经典”改编的文化阐释.花城，2005，（1）.
参考文献：
［1］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
［2］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2.
［3］唐小林.消费时代“红色经典”改编的文化阐释.花城，2005，（1）.
［4］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阿坝师专校级青年基金课题项目（ASC09-04）。
关键词： “红色经典” 商业资本 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争夺
“红色经典”改编兴起于2000年以后，在2004、2005年形成了一股热潮，上世纪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题材的小说、电影、样板戏全都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视剧）再次出现。时隔几十年，革命和阶级斗争已渐行渐远，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作为历史镜像的“红色经典”再次出现。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纠葛呢？
一
在消费时代，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民间的商业资本介入了这种“主旋律”话语的诠释中，商业资本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但“红色经典”这种本是由政治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的文化资源又不能任由商业资本随心所欲地支配。这样的情况使得商业资本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一方面，商业资本在向政治意识形态靠拢，希望从中获得一部分文化权利，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又不满足于这些，在慢慢地挑战政治的绝对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进，文化生产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政治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被打破，由国家控制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文化产品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来，这部分被称为“主旋律”的影视文化产品遭遇到了大众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陷入了尴尬沮丧的局面。“主旋律”作品占据着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试图以其宏大的叙事策略征服观众，但其苍白、单调的内容和模式化、概念化的表现方式使得观众对其产生厌烦情绪。进入新世纪后，“主旋律”作品的生产模式发生了转变，民间商业资本介入其中，将“主旋律”作品变成整个市场文化的一部分。“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泛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市场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获取事业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①“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自然成为市场文化的包装物，在利益的驱使下，把“红色经典”重新发掘和包装后，这就使得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作品成为了大众的一项消费品，被放逐在所有文化商品当中，供观众选择消费。为什么“红色经典”会成为市场文化的猎物呢？
其一，“红色经典”有市场消费需求。“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集中于工人、农民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易与“红色经典”产生共鸣。
其二，满足了人们的英雄情结。英雄神话是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在没有英雄的和平年代，人们一方面渴望英雄主义的风采再现，为庸常的生活注入新的想象，另一方面对英雄的传奇性期待，以及当代英雄颂歌的平庸，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要求。由此，人们愿意在传统的红色经典中体验昨日的英雄故事。同时，红色经典改编热也说明，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人民对英雄深怀向往。
其三，怀旧时尚的作用。中国社会30多年来的转型，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可以使怀旧者的昔日情感和想象再现。
其四，“红色经典”所具有的极高关注度。当红色经典改编成为话题后，这个题材本身成为了一大卖点，不需要特别的宣传就会引起大家注意，为其产生巨大的消费收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当民间的商业资本介入主流政治话语中时，传媒与民众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在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掌控传媒话语时，传媒发出的声音对大众来说，是劝导、是规训，这时的传媒具有无上权威，在它的背后有强大的政治作为支撑。因此，它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民众的。但当商业资本介入传媒话语的权力核心后，传媒与大众的关系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置换，传媒需要去主动地引诱和迎合大众的需要，以便达到它获取金钱利益的最终目的。同样，已被当做消费品的红色经典为了适应这种市场的需要，获取到最大的商业利益，在情节和内容的设置上做了大量的改编。而如何改编，目标受众的设定，作品的具体定位等就完全按照当前电视剧消费市场的走向来设定，其运作方式与一般文化消费品完全一致。因此，在青春偶像剧风靡的当前，“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出现的就全是青春逼人的帅哥美女。多角恋情是当今社会最流行的话题，所以在《红色娘子军》中就加入了一个“南洋女”，与吴琼花争夺洪常青；《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也陷入了三角恋，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而《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两部本就涉及多角恋情的作品就更加放大了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制片方试图通过这些改编迎合市场和观众的需要，使得“红色经典”改编剧得到各年龄阶层观众的青睐。
改编方注意到了“红色经典”的特定生产背景，政治对文化的严格控制，以及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成了“高、大、全”的神化英雄，没有一丝缺陷，简单化和脸谱化的描写使得人物完全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这些人物身上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正是现代人最为反感的，所以电视剧就试图将这些英雄人物从神坛上拉到真实的人间，使其具有生活化和世俗化。阿庆嫂成为了一个迎来送往、八面玲珑的老板娘，杨子荣成为了浑身江湖气的草莽英雄，原来样板戏中崇高、神圣、毫无瑕疵的英雄人物带有了浓厚的市民趣味，其高不可攀的神性地位被消解殆尽。
改编方还努力张扬反面人物身上的“人性”，以淡化原作中激烈的阶级冲突。恶贯满盈的南霸天虽歹毒凶狠，却是一个极其孝顺的好儿子；卖女求荣的林伯堂夫妇（林道静的父亲和继母）为了儿子甘舍性命；身上留着剥削阶级血液的林风与林道静姐弟情深，帮助林道静逃脱了胡梦安的逼婚，最后更是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林道静的安全。这些对人物世俗化和人性化的描写改变了人们心中对这些人物的既定印象，“使原有的教化功能在娱乐化的追求中彻底瓦解，最终完成红色经典的消费化改造。红色经典在这里成为纯粹的消费品，而不是别的什么”。②
三
但“红色经典”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消费品，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在它的内里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意义。把它当成宫廷剧、武侠剧那样的普通历史题材作品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资本来对待，就使得它本身所具有的消费价值消失了，观众所看重的革命情怀、怀旧情绪、英雄情结都因这些改编变味了，并且这种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改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文化权力机构的权威。因此，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的几个通知就给热衷于“红色经典”改编的制片商套了几道“紧箍咒”，《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为“红色经典”改编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全国所有改编自“红色经典”的影视剧集，必须经过层层审查才可投入演播。改编方可以在观众的批评声中不置可否或者我行我素，而一旦批评为国家管理部门所重视和采信的时候，投资就面临着付诸东流的危险，他们就不得不为获得播放许可权而苦恼、挣扎。在这场文化权力的争夺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虽最终保证了其主导地位，但商业资本和消费市场也展示了它雄厚的竞争力，在很大层面上侵蚀了政治在文化上的绝对领导权。
注释：
①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2：150.
②唐小林.消费时代“红色经典”改编的文化阐释.花城，2005，（1）.
参考文献：
［1］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
［2］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2.
［3］唐小林.消费时代“红色经典”改编的文化阐释.花城，2005，（1）.
［4］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阿坝师专校级青年基金课题项目（ASC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