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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华离开我们八年了，但是他的朴实、憨厚、幽默的形象，总像是昨天还曾在电视里逗中国人大笑。199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尽管报纸上一再地报道李文华老师患了喉癌，喉头已经做了切除手术，尽管我已经和唐杰忠老师合作了八年的时光，尽管我与唐老师表演的《虎口遐想》《电梯风波》《学唱歌》等节目早已脍炙人口，但是，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你还和李文华合作吗？”“李文华最近怎么没出来？”“怎么李文华不说相声了？”要知道，就是李文华老师不生病的话，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李文华太可爱了。他应该是相声一代人的骄傲。他没有正式拜过师，这在相声界被认为不是正宗的传人。但相声界里连老带小，没有不尊重他的，任何一本相声史中，没有不提到他的。他与侯宝林、马季、郝爱民都合作演出过。在与我的合作中他厚积薄发，展现了高超的表演技能，造就了他在相声表演中的成就，也造就了我。
有人说，这是机会。可你必须承认实力。没有实力的人，即使有了机会你能登峰造极吗？可能李文华在舞台上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的表演艺术辉煌到怎样一个程度。可他离开舞台以后，人们才发现：相声的舞台少了一块，相声队伍中应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李文华这样的艺术家才称得上整齐……
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王洁实、谢莉斯唱的一首歌：
外婆给我一个小小橄榄，
呵，又涩又酸，又涩又酸，
我咬了一口把它吐在路边。
过了一会儿，嘴里有了甘甜，
我再寻那橄榄已经不见。
这可能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许许多多东西的价值往往是呈现在人们的后认识中。
1987年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开出了天文数字——以3990万美元购买了《向日葵》油画。一时间，人们在这个数字和《向日葵》的作者——生前穷途潦倒的梵·高先生之间大作文章。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斥责人们马后炮。其实，这反映了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或是说本身就体现了认识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何认识李文华，怎样评价李文华，才能够为中国的相声事业记载下有价值的历史一页呢？我似乎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把它留给造史的研究家们，我相信他们通过举例、罗列、对比、剖析，会恰如其分地评价著名相声艺术家李文华。而我这里讲的是您绝对从电视上看不到的，一个爱相声爱得要命的李文华。
一、多好的李文华，居然差一点就说不成相声而当行政干部去了
我调到说唱团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到后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就垮台了。相声界一下子翻了个身，热闹劲儿甭提了。常宝华、常贵田创作了《帽子工厂》，马季、杨锡钧创作了《舞台风雷》，马季、杨锡钧、李文华创作了《白骨精现形记》。我看到了李文华的名字，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李文华的身影。几年前，李文华、郝爱民到东北去深入生活，我还在兵团的宣传队里当宣传员。那年，李文华刚四十六七岁，可长相和现在好像没什么变化。熟悉李文华的人说，李文华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长得这样，而且说估计他七十岁的时候还是这样。这也怪了，人能在四十年当中不变模样，这可是个奇迹。后来，我曾问过马季老师，他告诉我：”我们大家一直管他叫李大爷，记不清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不过有一点我能记得，我爸爸比他大好几十岁呢！”我是在李文华和郝爱民说完相声，从台上穿过观众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出兵团俱乐部的时候，看清李文华的。
他，一脸的皱纹，一脸的笑。穿着一双布棉鞋，身体稍有一些弯曲，迈着小碎步。大伙儿看他可爱，都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欢迎。李文华特别可亲地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那股和蔼劲儿是老北京人特有的。带着热乎劲儿，带着担当不起的自谦劲儿，带着跟您老没见了的劲儿，让人看了心里别提多舒服了。看着他的脸，想着他在台上逗笑的憨厚劲儿，你真得佩服专业相声演员的深厚功底，李文华那么自然地把相声说得像家常话一样，把生活中大家那么熟悉的幽默呈现在舞台上面。可是，我到说唱团的时候，他被分配去當艺术团总团的办公室主任去了。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太强了吗？是因为领导岗位上太需要他这位干部了吗？讲老实话，是因为一些领导认为他的形象不好，嗓音也一般，已经不适合再说相声了。
当然，当时马季有了唐杰忠搭档，郝爱民与已经解放了的老艺术家郭全宝合作，我和赵炎是一对年轻人，好像天然必须在一起。李文华一个人耍单儿，也不能不说是个主要原因。李文华心里甭提多么不高兴了。
他是全艺术团出名的“大好人”，谁也不会得罪。他又是一位5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党要求他干办公室主任，没让他说相声，他绝对不会不服从组织分配。但是，他爱相声，不让他说相声他心里不高兴。不高兴不是没表现。
当办公室主任，负责分配房子，别人客气地问他：“李大爷，您分房子哪？”李大爷也是笑，但是话里有气：“我分砖头呢！”房子少得可怜，缺房人缺得出奇，有五口人住十平方米的。都要房，就得摆条件，十几个条件来回地评比，一共十间房，四十多个人分，您说“分砖头”是不是更恰如其分一些？
演出时，他先送给团里的领导二十张票，李文华对领导说：“这场演出票非常紧张，只有二十张富余票，办公室一张不留，怕领导有压力，全给您。”团里领导高兴万分，夸李文华体恤上级。部里的兄弟单位的领导写条子说××部门需要照顾，一张张地来，一张张地被李文华送到总团处理，办公室的难处少多了，这也应算李文华的一个“奇招”。
在1977年为广州交易会演出中，当时的说唱团团长马季跟李文华说：“李大爷，节目紧张，您和爱民再弄一段怎么样？”李文华举着手中的一堆火车票说：“马季，我先把这卧铺分好喽，相声说好了，可火车上打架了，那责任不都是我的？再说脑子里全是火车的票号，分配住房的房号，相声词儿都忘了！”马季太了解李文华了，有意见，不愿意直说。“不行，今天晚上非上一段《大相面》不可，给我捧！”晚会上，一段《大相面》，观众乐得东倒西歪。马季和我们年轻演员说：“李文华太爱相声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工作全干得很好，就是心里不高兴。 一天晚上，唐杰忠、赵连甲和我去广播电视部边上的小铺吃飯，迎面走过来李文华。唐杰忠道：“李大爷，赵连甲的稿费来了，咱们吃一顿怎么样？”李文华笑着说：“今天晚上剧场有演出，办公室里一人发两个面包一根肠，我那儿了！”说完，点头道谢就走开了。赵连甲深有感触地说：“李大爷心里别着劲儿呢！”我那时候刚到团不久，一切事都不大明白，吃饭的时候问个究竟。赵连甲说：“李文华变脾气了！”李文华在艺术团人好得出奇，大家总爱调侃他，说他最爱说的口头语是“不容易”。李文华经常说每个人都不容易：领导管那么多人，上面还有管他的，两头都得满意，谁也不能得罪，非常不容易；群众领导让他干什么事就得去干，有意见提出来，到班组长那儿就给卡住了，心里一肚子气，回到家爱人还不理解，连数落带斥责，孩子小不懂事，但会挖苦人说你“干革命二十五年，连个班长都没混上”，更不容易；司机开车，那么多车，那么多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一直忙着，警察还老挑毛病，说扣本子就扣本子，太不容易；警察寒冬酷暑在大马路上站着，风里来雨里去，待遇还不高，碰上哪位喝酒多了的把不住舵，十轮大卡车冲着你就来了，纠正个违章，人心向弱，二十多个看热闹的不帮助警察主持正义，齐心协力帮助违章的说话，也不容易。李文华提倡大家伙多想别人的不容易，互相都和气点儿。后来，有人给演绎了，说李文华说“小偷也不容易，又得让人感觉不出来，自己下手还得快，把钱包偷走喽还得赶紧走，不然让人抓住了就是一顿臭揍，不容易。”李文华听了自己都笑了：“编这段的也不容易，没当过小偷，还了解小偷的心理，不容易。”这么个好人，现在怎么居然有点儿倔脾气了？唐杰忠的解释跟马季一样：“你不让李文华说相声，等于要他的命。他太爱相声了！”我的心怦然一动，李文华和郝爱民曾经合作得多好呀，他的蔫包袱多有特点呀，他要是给我捧哏的话……
尽管没两个月我就找了李文华商量合作的事，但那个时候我没敢往下想，因为我还是个新演员，可李文华是个老艺术家了，当然，是不上台的老艺术家。
二、没有表示拒绝，也没有表示过分热情，但是说干就干与我合作了
1978年的下半年，由于马季老师需要一个年轻人与他共同表演一个有关孙悟空的相声，和我一起合作的赵炎离我而去，开始了与马季老师的合作。
我和著名山东快书演员黄枫的儿子黄凯合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关系办不到说唱团，也作罢了。我一个人耍单儿，深入生活形影孤单。一个人去了北京的平谷县，住了两个星期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赵炎抽空和我排了出来；电视录像以后就一个人奔向了大连，采访红旗列车长张波同志，写出了《喜事》；与黄凯排完以后，又一个人奔赴卢沟桥附近的北京第二构件厂住了半个月，这回我写了两段相声。一个是《爱的挫折》，这是采访当时的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同志，他指示我最好写一个反映建筑工人内心世界的相声，我几次去工地收集素材才写出了这一段；一个就是我去中国照相馆照人头像，采访了全国劳动模范姚经才同志，挥笔而就，写出了后来一举成名的相声《如此照相》。
手里边拿了两段相声，排哪一个是小事，和谁排呢？总这么形影孤单的也不是回事呀，我是说对口相声的演员，不能老是一个人呀。我想到了李文华！李文华老师虽然人已经到总团当办公室主任去了，可是说唱团还保留了一个他的办公室，时不时地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还翻翻资料，记点东西什么的。那天，下午四点，记得天气好像已经有点凉意了，我轻轻地敲开了李文华老师办公室的门，他戴着老花镜正看报呢。“什么事，姜昆？”李老师问我。“我……”我还有点不大敢说，因为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嫌我人微言轻，我的脸面可不太好看。
另外，这又是个决定我命运的时刻。今后，可能意味着我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合作者，而这位合作者不像赵炎、黄凯那样，和我像一对伙伴、兄弟。那年，文华老师五十多岁，我刚二十八岁，我旁边站一个爸爸般的长者，观众看着习惯吗？然而，这些天我已经斗争了好久，我考虑到文华老师对相声的热爱，我更欣赏他表演相声中“蔫包袱”的风格。我认为，只要他能看得起我，同我合作，我会成功！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但启齿时却还是有几分胆怯。
“我想和您一起合作相声，我这里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姜昆，”文华老师打断我，“你不是和赵炎合作的吗？”“他已经和马季老师合作了，他和马老师、杨锡钧老师去长沙创作去了。”“黄凯呢？”文华老师又问。“回哈尔滨了。北京人事关系冻结，调不进来。”“你征求过马季同志的意见吗？”马季是我的老师，又是说唱团的团长，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去长沙以前，我征求过他的意见，马老师连说了几个‘好啊’，不过他告诉我得问您乐意不乐意。”我依然还担着几分心。
李文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决不做勉强的事，决不做人家不乐意的事，而且在人事上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周到得体。我站在李文华面前拭目以待。“只要领导决定了，我没意见，只要让我说相声和谁都行！”李文华老师微笑着平静地回答。
没有拒绝，答应了，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没有热情，也没有显出浓烈的兴趣，又让我挺失望的。尤其是“和谁都行”这几个字，好像还让我的自尊心受了点伤害。我从小书包里拿出我写的两篇稿子：“您看看，这是两篇我写的相声初稿，我准备排练一下。”“上什么地方排？”当时，说唱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排练相声全在下面，因为要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再有，到下面，团里面有一天五角钱的出差补助，这在经济困难的当时，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马季老师说，如果您同意了，他主张我们去三十八军，张家口宣化那边有一个师的业余宣传队，可以安排我们食宿，也是个排演和深入生活的好基地。”我拿出来马季老师给我写的地址、电话和联系人的条子。
李文华摘下眼镜，叠报纸，然后收拾书包。我不知道干什么，怔怔地望着他，他把凳子放进办公桌内，拿起小纸条，对我说：“我去打电话，再安排办公室买个车票，然后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就这么决定了？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随着李文华的小碎步出了办公室的门，我边走边说：“对，说走就走，我也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去！”说完一看李文华，他人都没影了。
李文华太可爱了。他应该是相声一代人的骄傲。他没有正式拜过师，这在相声界被认为不是正宗的传人。但相声界里连老带小，没有不尊重他的，任何一本相声史中，没有不提到他的。他与侯宝林、马季、郝爱民都合作演出过。在与我的合作中他厚积薄发，展现了高超的表演技能，造就了他在相声表演中的成就，也造就了我。
有人说，这是机会。可你必须承认实力。没有实力的人，即使有了机会你能登峰造极吗？可能李文华在舞台上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的表演艺术辉煌到怎样一个程度。可他离开舞台以后，人们才发现：相声的舞台少了一块，相声队伍中应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李文华这样的艺术家才称得上整齐……
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王洁实、谢莉斯唱的一首歌：
外婆给我一个小小橄榄，
呵，又涩又酸，又涩又酸，
我咬了一口把它吐在路边。
过了一会儿，嘴里有了甘甜，
我再寻那橄榄已经不见。
这可能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许许多多东西的价值往往是呈现在人们的后认识中。
1987年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开出了天文数字——以3990万美元购买了《向日葵》油画。一时间，人们在这个数字和《向日葵》的作者——生前穷途潦倒的梵·高先生之间大作文章。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斥责人们马后炮。其实，这反映了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或是说本身就体现了认识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何认识李文华，怎样评价李文华，才能够为中国的相声事业记载下有价值的历史一页呢？我似乎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把它留给造史的研究家们，我相信他们通过举例、罗列、对比、剖析，会恰如其分地评价著名相声艺术家李文华。而我这里讲的是您绝对从电视上看不到的，一个爱相声爱得要命的李文华。
一、多好的李文华，居然差一点就说不成相声而当行政干部去了
我调到说唱团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到后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就垮台了。相声界一下子翻了个身，热闹劲儿甭提了。常宝华、常贵田创作了《帽子工厂》，马季、杨锡钧创作了《舞台风雷》，马季、杨锡钧、李文华创作了《白骨精现形记》。我看到了李文华的名字，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李文华的身影。几年前，李文华、郝爱民到东北去深入生活，我还在兵团的宣传队里当宣传员。那年，李文华刚四十六七岁，可长相和现在好像没什么变化。熟悉李文华的人说，李文华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长得这样，而且说估计他七十岁的时候还是这样。这也怪了，人能在四十年当中不变模样，这可是个奇迹。后来，我曾问过马季老师，他告诉我：”我们大家一直管他叫李大爷，记不清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不过有一点我能记得，我爸爸比他大好几十岁呢！”我是在李文华和郝爱民说完相声，从台上穿过观众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出兵团俱乐部的时候，看清李文华的。
他，一脸的皱纹，一脸的笑。穿着一双布棉鞋，身体稍有一些弯曲，迈着小碎步。大伙儿看他可爱，都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欢迎。李文华特别可亲地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那股和蔼劲儿是老北京人特有的。带着热乎劲儿，带着担当不起的自谦劲儿，带着跟您老没见了的劲儿，让人看了心里别提多舒服了。看着他的脸，想着他在台上逗笑的憨厚劲儿，你真得佩服专业相声演员的深厚功底，李文华那么自然地把相声说得像家常话一样，把生活中大家那么熟悉的幽默呈现在舞台上面。可是，我到说唱团的时候，他被分配去當艺术团总团的办公室主任去了。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太强了吗？是因为领导岗位上太需要他这位干部了吗？讲老实话，是因为一些领导认为他的形象不好，嗓音也一般，已经不适合再说相声了。
当然，当时马季有了唐杰忠搭档，郝爱民与已经解放了的老艺术家郭全宝合作，我和赵炎是一对年轻人，好像天然必须在一起。李文华一个人耍单儿，也不能不说是个主要原因。李文华心里甭提多么不高兴了。
他是全艺术团出名的“大好人”，谁也不会得罪。他又是一位5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党要求他干办公室主任，没让他说相声，他绝对不会不服从组织分配。但是，他爱相声，不让他说相声他心里不高兴。不高兴不是没表现。
当办公室主任，负责分配房子，别人客气地问他：“李大爷，您分房子哪？”李大爷也是笑，但是话里有气：“我分砖头呢！”房子少得可怜，缺房人缺得出奇，有五口人住十平方米的。都要房，就得摆条件，十几个条件来回地评比，一共十间房，四十多个人分，您说“分砖头”是不是更恰如其分一些？
演出时，他先送给团里的领导二十张票，李文华对领导说：“这场演出票非常紧张，只有二十张富余票，办公室一张不留，怕领导有压力，全给您。”团里领导高兴万分，夸李文华体恤上级。部里的兄弟单位的领导写条子说××部门需要照顾，一张张地来，一张张地被李文华送到总团处理，办公室的难处少多了，这也应算李文华的一个“奇招”。
在1977年为广州交易会演出中，当时的说唱团团长马季跟李文华说：“李大爷，节目紧张，您和爱民再弄一段怎么样？”李文华举着手中的一堆火车票说：“马季，我先把这卧铺分好喽，相声说好了，可火车上打架了，那责任不都是我的？再说脑子里全是火车的票号，分配住房的房号，相声词儿都忘了！”马季太了解李文华了，有意见，不愿意直说。“不行，今天晚上非上一段《大相面》不可，给我捧！”晚会上，一段《大相面》，观众乐得东倒西歪。马季和我们年轻演员说：“李文华太爱相声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工作全干得很好，就是心里不高兴。 一天晚上，唐杰忠、赵连甲和我去广播电视部边上的小铺吃飯，迎面走过来李文华。唐杰忠道：“李大爷，赵连甲的稿费来了，咱们吃一顿怎么样？”李文华笑着说：“今天晚上剧场有演出，办公室里一人发两个面包一根肠，我那儿了！”说完，点头道谢就走开了。赵连甲深有感触地说：“李大爷心里别着劲儿呢！”我那时候刚到团不久，一切事都不大明白，吃饭的时候问个究竟。赵连甲说：“李文华变脾气了！”李文华在艺术团人好得出奇，大家总爱调侃他，说他最爱说的口头语是“不容易”。李文华经常说每个人都不容易：领导管那么多人，上面还有管他的，两头都得满意，谁也不能得罪，非常不容易；群众领导让他干什么事就得去干，有意见提出来，到班组长那儿就给卡住了，心里一肚子气，回到家爱人还不理解，连数落带斥责，孩子小不懂事，但会挖苦人说你“干革命二十五年，连个班长都没混上”，更不容易；司机开车，那么多车，那么多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一直忙着，警察还老挑毛病，说扣本子就扣本子，太不容易；警察寒冬酷暑在大马路上站着，风里来雨里去，待遇还不高，碰上哪位喝酒多了的把不住舵，十轮大卡车冲着你就来了，纠正个违章，人心向弱，二十多个看热闹的不帮助警察主持正义，齐心协力帮助违章的说话，也不容易。李文华提倡大家伙多想别人的不容易，互相都和气点儿。后来，有人给演绎了，说李文华说“小偷也不容易，又得让人感觉不出来，自己下手还得快，把钱包偷走喽还得赶紧走，不然让人抓住了就是一顿臭揍，不容易。”李文华听了自己都笑了：“编这段的也不容易，没当过小偷，还了解小偷的心理，不容易。”这么个好人，现在怎么居然有点儿倔脾气了？唐杰忠的解释跟马季一样：“你不让李文华说相声，等于要他的命。他太爱相声了！”我的心怦然一动，李文华和郝爱民曾经合作得多好呀，他的蔫包袱多有特点呀，他要是给我捧哏的话……
尽管没两个月我就找了李文华商量合作的事，但那个时候我没敢往下想，因为我还是个新演员，可李文华是个老艺术家了，当然，是不上台的老艺术家。
二、没有表示拒绝，也没有表示过分热情，但是说干就干与我合作了
1978年的下半年，由于马季老师需要一个年轻人与他共同表演一个有关孙悟空的相声，和我一起合作的赵炎离我而去，开始了与马季老师的合作。
我和著名山东快书演员黄枫的儿子黄凯合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关系办不到说唱团，也作罢了。我一个人耍单儿，深入生活形影孤单。一个人去了北京的平谷县，住了两个星期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赵炎抽空和我排了出来；电视录像以后就一个人奔向了大连，采访红旗列车长张波同志，写出了《喜事》；与黄凯排完以后，又一个人奔赴卢沟桥附近的北京第二构件厂住了半个月，这回我写了两段相声。一个是《爱的挫折》，这是采访当时的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同志，他指示我最好写一个反映建筑工人内心世界的相声，我几次去工地收集素材才写出了这一段；一个就是我去中国照相馆照人头像，采访了全国劳动模范姚经才同志，挥笔而就，写出了后来一举成名的相声《如此照相》。
手里边拿了两段相声，排哪一个是小事，和谁排呢？总这么形影孤单的也不是回事呀，我是说对口相声的演员，不能老是一个人呀。我想到了李文华！李文华老师虽然人已经到总团当办公室主任去了，可是说唱团还保留了一个他的办公室，时不时地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还翻翻资料，记点东西什么的。那天，下午四点，记得天气好像已经有点凉意了，我轻轻地敲开了李文华老师办公室的门，他戴着老花镜正看报呢。“什么事，姜昆？”李老师问我。“我……”我还有点不大敢说，因为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嫌我人微言轻，我的脸面可不太好看。
另外，这又是个决定我命运的时刻。今后，可能意味着我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合作者，而这位合作者不像赵炎、黄凯那样，和我像一对伙伴、兄弟。那年，文华老师五十多岁，我刚二十八岁，我旁边站一个爸爸般的长者，观众看着习惯吗？然而，这些天我已经斗争了好久，我考虑到文华老师对相声的热爱，我更欣赏他表演相声中“蔫包袱”的风格。我认为，只要他能看得起我，同我合作，我会成功！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但启齿时却还是有几分胆怯。
“我想和您一起合作相声，我这里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姜昆，”文华老师打断我，“你不是和赵炎合作的吗？”“他已经和马季老师合作了，他和马老师、杨锡钧老师去长沙创作去了。”“黄凯呢？”文华老师又问。“回哈尔滨了。北京人事关系冻结，调不进来。”“你征求过马季同志的意见吗？”马季是我的老师，又是说唱团的团长，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去长沙以前，我征求过他的意见，马老师连说了几个‘好啊’，不过他告诉我得问您乐意不乐意。”我依然还担着几分心。
李文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决不做勉强的事，决不做人家不乐意的事，而且在人事上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周到得体。我站在李文华面前拭目以待。“只要领导决定了，我没意见，只要让我说相声和谁都行！”李文华老师微笑着平静地回答。
没有拒绝，答应了，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没有热情，也没有显出浓烈的兴趣，又让我挺失望的。尤其是“和谁都行”这几个字，好像还让我的自尊心受了点伤害。我从小书包里拿出我写的两篇稿子：“您看看，这是两篇我写的相声初稿，我准备排练一下。”“上什么地方排？”当时，说唱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排练相声全在下面，因为要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再有，到下面，团里面有一天五角钱的出差补助，这在经济困难的当时，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马季老师说，如果您同意了，他主张我们去三十八军，张家口宣化那边有一个师的业余宣传队，可以安排我们食宿，也是个排演和深入生活的好基地。”我拿出来马季老师给我写的地址、电话和联系人的条子。
李文华摘下眼镜，叠报纸，然后收拾书包。我不知道干什么，怔怔地望着他，他把凳子放进办公桌内，拿起小纸条，对我说：“我去打电话，再安排办公室买个车票，然后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就这么决定了？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随着李文华的小碎步出了办公室的门，我边走边说：“对，说走就走，我也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去！”说完一看李文华，他人都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