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就已出现在教室门口，开始检查教室内外卫生，捡起地上遗留的纸屑，清点班级人数，过问作业上交情况，向班干部交代任务，督促学生早读；课后找犯错的学生谈话，有时因学生态度问题而声色俱厉；课任老师上课时，到教室后门或窗户边偷窥；在办公室还未批改完学生作业，又接到学生打架的消息，匆忙赶往事发地点；整天面无表情或表情严肃，精神疲惫不堪；晚自习结束到学生宿舍巡视一遍，回家后还得把明天的新课备好，才敢上床入眠。
　　以上所述，我相信是许多中学班主任一天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辛苦、劳累、繁琐、枯燥，可是班主任们还得忍受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透支生命，逐渐疾病缠身，未到退休年龄就已垂垂老矣。这种状况让人震惊又痛心。所以，怎样提高班级管理效率，让班主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是一个关系到全国160多万中学班主任生存质量，也关系到全国8000多万中学生健康成长的大问题。讨论怎样做一个有幸福感的班主任，比讨论怎样做一个有成就感的班主任可能更有人文关怀的意义。以史为鉴，从诸葛亮和刘邦这两位历史人物身上，或许可以找到很有价值的管理班级的教训和经验。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作者罗贯中穷尽人间一切褒誉之词塑造的完美形象。他无所不知，战无不胜，令人钦佩赞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这样一个忠智两全、近乎神人的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匡抚汉室的理想，而且蜀汉政权还是三国中最先败亡的一个，这个事实真让人难以接受。细检史实，掩卷深思，竟然发现这个悲剧的酿成与诸葛亮的竭尽劳苦、事必躬亲的奉献精神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陈寿《三国志》载：诸葛亮自出山直至担任蜀汉丞相的二十七年间，忠心耿耿，废寝忘食，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亲自校改公文，终日汗流浃背)”“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早起晚睡，连处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件都要亲自审查。每天所吃饭食不过几升)”，把文书小吏做的事情都包揽过来，超负荷运转。司马懿曾预言：“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诸葛亮身体垮了，难道命还会长吗)?”诸葛亮果然积劳成疾，54岁即病逝五丈原，其悲壮结局令世人扼腕涕零!而他的对手司马懿却韬光养晦，隐忍不发，活了72岁，为儿孙奠定了帝业根基，成了三国时代最大的赢家。诸葛亮一生谨慎，反映在人事问题上就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授权给下属，不敢轻易使用新人，深恐用人失误辜负先帝知遇之恩。其实，这样不仅累垮了自己，更严重的是使蜀汉文官武将对他产生依赖思想，使有潜力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妨碍了像马谡、魏延、姜维等一批年轻有为将领的迅速成长，造成蜀汉政权人才梯队青黄不接，以致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尴尬局面。
　　另一个近乎相反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出身寒微，游手好闲，文不能书，武不能战，论个人能力和道德修养，与诸葛亮不可同日而语，却最终“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时，说出了自己成功的经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捕捉)也。”刘邦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胸无韬略，就让熟读兵书、擅长谋略的张良来出主意；自己没有治国安邦、管理后勤的才能，就让精明能干、责任心强的萧何来管理政务；自己没有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本事，就让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韩信来带领大军。自己没本事“将兵”(统率士兵)，但有本事“将将”(统率大将)，借人之长，补己之短，借人之力，成己之事，这是多么聪明的做法。由于刘邦在用人上能够做到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不计前嫌、用人不疑，所以天下英才竞相趋附，从而形成了四个强大的人才群：一是由韩信、彭越、英布、曹参、周勃、樊哙、灌婴等组成的军事人才群；二是由张良、陈平、娄敬等组成的谋略人才群；三是由萧何、张苍等组成的行政人才群；四是由郦食其、陆贾等组成的外交人才群。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尽为刘邦所用，刘邦怎能不胜呢?
　　联系到班级管理，从诸葛亮和刘邦身上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管理模式。
　　一种是诸葛亮“事必躬亲”式的，强调运用班主任个人之力完成对整个班级方方面面的管理。这种模式结构犹如轮辐，班主任是轮子的圆心，班级是圆心周围的轮子，班主任像密密麻麻的辐条一样把自己的注意力散向每个学生，使几十个学生围绕自己的意图运行。这种模式下的班主任，直接参与对每个学生、每个事件的管理，常常以校为家，早晚跟班，身上要具备“管家、保姆、侦探、警察”等多种素质。这种管理全面而细腻，能深入到每一个学生的细微之处，可以及时掌控班级发展动态，使班级快速走上预定轨道，形成良好班风。但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由于管得过多过细，容易养成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扼杀了学生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使班干部也大多变得麻木冷漠，还会造成学生的压抑心理和逆反心理，日子一长，种种问题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教师也因此陷入没完没了的杂务琐事，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这种模式下的班级，班主任在场时，学生可能会慑于老师的权威而唯唯诺诺，但班主任不在场时，班级可能乱成一锅粥。实行这种管理模式的班主任，连外出开个教研会都要提心吊胆，总担心调皮学生趁机造反、班级大乱。对班主任个人而言，长期的心力交瘁最终将把身体拖垮，使教育工作只剩下责任和义务，毫无幸福感可言。
　　另一种是刘邦“无为而治”式的，强调运用班委集体的力量甚至全班的力量完成对班级方方面面的管理。这种模式结构犹如树木，班主任是泥土里默默支撑树木的根系，班委是粗壮有力的树干，小组是旁逸斜出的枝条，学生是形态各异的绿叶，班主任把管理的大政方针输送给班委后，自会有班委逐层逐级往下传送，直达每个学生身上。这种模式下的班主任，不是直接管理全班每个人和每件事，而是通过对班委的管理，借用班委的力量间接管理到全班每个人和每件事。班主任通常着重抓好两点：组织学生商讨制订一套涉及纪律、学习、卫生、礼仪、文体等各个方面且有严密监督措施和公正奖罚措施的管理制度；组织学生民主选拔人才，锻炼和培养一支敢作敢为、责任心强的班干部队伍。做好这两点后，班主任就可退居幕后，只在宏观上做好指导和调控，大胆放权，充分信任学生，把千头万绪的具体事务交给学生自己处理，不越俎代庖，不求全责备。这种模式可能初期效果不甚理想，操作起来比班主任亲自动手还要费时费力，但时间一长，学生自我教育的意识慢慢建立了，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锻炼出来了，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成“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局面，这时班主任也就从杂务琐事中解脱了出来。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无为而治，不是对学生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而是班主任不要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是班主任用自己的“无为”，换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有为”。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曾身兼实验中学校长、书记、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还有30多个社会兼职，一年平均外出开会达4个月之久，但他所带班级在他长期外出时照样正常运转，学生升学考试平均分比重点中学还高。魏书生并没有三头六臂，靠的是什么?魏书生带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凡是普通同学能干的事情，班委不干；班委能干的事，班长不干；班长能干的事，班主任不干。也就是说，他是靠“无为而治”的宏观管理，激活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达到了“无为胜有为”的境界。
　　诸葛亮竭尽劳苦却未捷身死，刘邦不学无术却威加海内，造成这个反差的根源在于诸葛亮忽视了团队的力量，而刘邦发挥了团队的力量。借古鉴今，做班主任固然要学习诸葛亮无私奉献的精神，但在管理方法上却要学习刘邦的用人之道，发挥班委、团委和全体学生的力量为自己减负，使自己有更好的身体、更多的精力来教书育人，使自己在工作中真正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