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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际和“同时代人”的角度，身居中国西部的王伟并不是被过多谈论的青年诗人，而在“80后”诗歌运动中他也是一个缺席者，出生于 1988年似乎带有天然的代际的尴尬。但是，诗歌批评早已应该摆脱闹哄哄的运动的后遗症，关于“个人”的发现一直成为这些年来诗歌批评的一个起点。但是，在更为综合和开放的视角之下“个人”往往又是可疑的。如果我们环顾当下中国诗坛，即时性、感官化、私己化的写作几乎无处不在，诗人深陷于日常的欣快症或愤怒症。无论是自嗨还是批判，这些诗歌几乎都是写作者在事物的外围闲逛而又“自以为是”的产物，这些诗既不具备诗学难度也缺乏精神难度。诗人到底应该和谁说话？诗歌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我们会发现这当下流行的正是“个人之诗”，诗人的眼界已经越来越狭小、逼仄，甚至眯成了一条感官主义和自我至上的窄缝儿，而我们寻求的是具有精神启示录效果的“总体之诗”。
王伟出生于西部，曾跟随父母在西部空间不断变动，加之学习和工作上的数次变化，他与西部空间既是生存意义上又是文化层面上的。近年来他的诗歌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西部”，而他笔下的西部既有工业文明和城市化时代的投影，又有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深度参与。
王伟的诗歌中一度出现了“江湖”“青海”“高原”“唐朝”“西部”这样的“关键词”。就王伟的诗歌而言，他与空间之间发生了生命化学反应以及历史化的效力，他是从诗歌记忆、现实境遇、个体乌托邦以及历史化的求真意志多元融合的角度出发的。王伟关于“青海”“西部”的抒写并不是地方奇观和文化元素的展示，而是维护了诗歌作为“记忆”的重要手段。身在被消费化、景观化和奇观化的“西部”来完成与此相关的诗歌写作，其难度是巨大的，很容易陷入“同质化”写作的泥淖之中。在空间面前，一个写作者必须具备精神还原的能力，而不能成为“元素”刻板印象的套写，这时候一个诗人的视角和时间意识以及空间想象力就变得愈加重要，“昆仑山 / 见证着我的过去，现在，将来 /我只身一人 /站在你的面前， /等待你认领我”（《做自己的王》）。“个人”和“昆仑山”之间呈现了不对等的关系，短暂的瞬间的过客与凝恒、苍茫的庞然大物必将产生精神碰撞的关系，“认领”一词凸显了生命的虚弱以及精神认同意识，而这几乎是很多“西部诗人”写作的一个底色或词语命运。这是自我的争辩。自我与自我争辩产生的才是诗，正如谢默斯·希尼所直陈的那样：“我写诗 /是为了看清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个人的诗泉》）。由此生发出来的诗歌就具有了精神剖析和自我指示的功能，这再一次显现了诗人对自我肖像以及时间渊薮的剖析、审视能力。诗歌从来都不是“绝对真理”，而是类似于语言和精神的“结石”，它们于日常情境中撕开了一个时间的裂口，里面瞬息迸发出来的记忆和感受粒子硌疼了我们。
地域和空间区隔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视界带来了巨大影响，相应的“地域性写作”曾是一个比较显豁的文学传统。然而在米歇尔·福柯看来，20世纪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如今早已经是 21世纪了，而随着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逐渐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越来越多的投注到“地域”和“空间”之上。苏轼当年对杜甫远走成都时就诗人和空间的写作关系发出如此慨叹，“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朱弁：《风月堂诗话》）然而时过境迁，对于“地域性诗歌”以及地域与诗人之间关系我持有的越来越多的却是疑虑，而“地域书写”作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却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是有人对“地域”投注了过多的热情，甚至会言之凿凿地指认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在“区域文化”“地方主义”的强势口号之下产生了偏狭化和道德化的趋势。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地域性诗歌”的新一轮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的形成既与诗人对地域的浅层描摹和观光化景观的炫耀有关，又与 21世纪以来现代性和城市化整体情势下地方性知识所遭遇的挑战有关。质言之，无论是具体的空间乃至更为阔大甚至抽象化的地域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这必然深层地影响到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視域以及世界观。“地域性”以及我们使用的越来越频繁的“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变动空间，更为准确地说并不只是空间而是时空体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发生着极其复杂的渗透关系。然而，随着“景观社会”的猝然降临，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业”构成的强大现代性法则面前，曾经近乎静止的整体化的地域和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地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甚至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断裂”。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震惊般的变化。在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封闭的时空观念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暧昧的、陌生的、撕裂的。这让我想到了“土著”文化的命运。公元前 1213年拉美西斯二世去世，尸身被制成木乃伊之后历经了三千多年的时光，极富象征意味的是被誉为埃及最帅法老的拉美西斯二世居然在西方的博物馆中腐烂了。民族学光照下的“最后样本”彻底消失，曾经的证据被抹平，“对于土著民的‘发现’和‘保护’等同于‘文化灭绝’（尽管对土著民的流失和衰落的叙述经常是高度令人存疑的，就他们所代表的传奇化和曲解化而言）。这种‘文化灭绝’是从文化的‘博物馆化’或‘去博物馆化’而造成的。在前者中，土著的对象 /手工艺品从其文化语境中被移除，并在展示中被破坏（它们暴露在当代文化的毁灭之光下）;在后者中，把对象 /手工艺品放回到原生语境是一种在建构拟真中去重新发现本真性和现实性的努力。”（理查德·J.莱恩：《导读鲍德里亚》）与此相应，“地域性”的文化功能以及诗人与地域的关系已然与传统诗学迥然有别，“地域”也不再是一个万能的精神乌托邦，而是真真切切地让作为“人类记忆者”诗人处于不断的怀疑、自我否定的矛盾情境之中。尤其是在世界视野和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性知识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地方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
在这样的情势下，王伟和“青海”在写作中就发生了时时盘诘和抵牾，在山脉、河流、土地、物事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的游荡者和漫游者。这个西部的漫游者所经历和目睹的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甚至更多的时候物象和幻象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它们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记忆的焦虑意识和现代性城市景观的庞大阴影，“我还在自己喜欢并痛苦的城里活着 //和大多数人一样虚度日月 /我要在这活着也要在这死去”（《高原之城》）。“我要在这活着也要在这死去”让我们自然想到了汪峰的歌，而从诗歌语调上来看，王伟的一些诗歌确实具有自觉的“吟唱”质素。 我喜欢登北山之巅
在逆风中看看人群
大风中我看着青海
高原大风中
我被自己的渺小所忽略
高原的风足够苍老
它的模样千年不变
它干净得什么也没有
它浑身写满了自由
——《青海风》
甚至有时这一“吟唱”因为调侃、愤怒而发生了声调的变形。王伟的诗歌话语方式有时候是快速的、迅猛的，经常会掺杂戏谑和反讽的语调。王伟并不是一个“抒情诗人”，甚至他的诗歌有时候因为“口语”和“直陈叙述”的加入而显得有几分“生猛之气”和“玩世不恭”的谐谑，“这狼多肉少的地方 /我大口抽着旱烟，打量白头的阿尔金山 / 李白不禁蹦出一句，你真能待得住 /乌图美仁就这样 / 给我们烙上印记”（《乌图美仁》）。王伟的诗歌呈现出对“文字”和“诗歌”的“元文化”崇拜，他总是在语言和文化的根性记忆那里对现时的写作予以时时的反省和批判，在越来越油滑的文化消费时代“诗人”显得如此无力。这也印证了生活和写作之间并不轻松的关系，“日子越过越有摩擦力”（《我的命我买单》）。
王伟的诗中总是会有“李白”的影子出现，这正是精神伙伴带来的一次次的穿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一对话的进行恰恰是在一个个的幻象当中。幻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给诗人带来精神的重力和想象力的飞跃，对于王伟而言，这一幻象式的叙述方式正是来自于现实和生存的巨大压力和焦虑。
王伟以“青海”“西部”为中心的空间抒写夹杂了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视角，他之所以将目前频频“空间”，其原因就在于曾经的诗性传统和文化乌托邦几乎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大地伦理”已经消解了“在我之上是一个个汉字 /在我之上是每一个亲人 / 在我之上是青海”（《在我之上》）。
“大地伦理”既是生态环境伦理又是文化伦理，因为处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所以必然随着社会体制和空间秩序的变动而变動，甚至有朝一日会面目全非甚至解体，“这样一个关于土地和人的观点总会因为个人的经验或各人的偏见而被混淆和扭曲的。但是不管真相在哪里，有一点却如水晶般清晰，那就是我们这个越来越强大、美好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疑难病症的患者，只痴迷于自身的经济健康，反而忘记了保持身体健康的能力。”（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作者序》）在“涣散”的时刻，诗人就要尽力维护诗歌的“记忆”功能，“风干的历史和患有健忘症的文字合谋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会把一群探险家 /忘得一干二净”（《乌图美仁》）。在地域的自然风景和时代景观面前诗人首先是一个凝视者，而凝视状态在一个加速度的交通网和城市化时代面前变得愈益艰难，茫然、错乱和倏忽的眼神正在取代以往作家们凝视的眼睛。说到时代层面的空间经验和地域认知，我们会发现很多诗人的诗歌据此携带了超大能量的“乡愁”和伦理，很多诗人似乎刚从城市建筑中满脸忧悒地走出来。客观、物化和中性意义上的自然风物和时代景观只有经过诗人的重组、过滤、变形才能具备精神品质。这提醒同时代的写作者们，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一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角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人的“深度意象”，从而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人们的精神面影。然而，在很多写作者那里成立的地域文化和地貌景观所带来的新奇和神秘已经更多地成了某种流行的被展览的符号，成了惯性的机械生产，成了被驯服的风景。质言之，被风情化和风景化的地方空间（风物、风俗）甚至地方性知识已经与真实的丰富褶皱相去甚远，更多时候成为寄生于地域上的“奇观”。而我们所关注的诗歌中的“景观”“事件”“生活”“现实”甚至“个人体验”也往往成了某种炫耀的浮泛之物，经过概念化和仪式化后其本质和细节被抽空、清洗或者是抹平过了。这是一种快餐化的文字消费。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和精神生活中予以回应。而不幸的是很多诗人在回应这一情势的时候成了社会伦理和道德化的替代品，而在诗意和诗艺上未有更多的“发现”。基于此，王伟在西宁、青海湖、于阗、芒崖、肯德可克、格尔木、都兰、乌图美仁这些空间点阵上一次次激活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而这又必须与“词语”发现有效的共振，反之“地方”“空间”甚至“地理”视角下的诗歌很容易成为廉价的景观道具和假大空的“文化诗”“地域性”。
布哈河上游
湟鱼产下卵子
注定要回游大湖
我要在青海湖里
以十年长一斤的速度
老去
看鲜亮的时间
在细密的鳞片上
一次次闪亮
——《青海湖》
对于王伟来说，“地方”“空间”“地理”“地域”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也是想象和修辞的过程。只有如此，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空间才能够被充实起来变得有血有肉，“这些空间标着所有的界线，标着光照和风的情况，标有经纬度，标有各个天体的位置，它们被当作人人共享而又不属于任何人的永远和谐的图像，是属于那些能够想象出的事件的图像。”（彼得·汉德克：《缓慢的归乡》）
王伟的诗歌“空间”一直浸染着忧虑和悖论，因为人类的童年期早已结束，原乡已经成为废墟，而德里克·沃尔科特早就发现了这一世界性现实——“一切终将消失，古风犹存的山谷终将凋零，艺术家将沦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但在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与时俱进的山坳，生活周而复始，不为世事变迁所侵扰。它们不是寄托乡愁的所在，而是人迹罕至的圣地，寻常而纯朴，就像那里的阳光。平庸威胁着这些地方，正如推土机威胁着海岬，勘测线威胁着榄仁树，枯萎病威胁着山月桂。”（《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这些地域、场景、区隔和空间构成了诗人写作的起点或支点，在曾经的记忆尚未坍塌的时刻这些空间成了最后的避难之地和容身之所。这里的每一个地点和空间都不再是平面化的地图标记，而是对应了严峻时刻的精神记忆和见证者的喊魂。王伟近乎身不由己地关注着现代性语境下的“地域消亡学”。如果这一精神起源和记忆中心遭受到了挑战，那么也必将产生反本质的言说方式，遗忘和废墟将取代记忆和共同体。而作为“语言”和“记忆”的操守者，诗人不得不时刻返观断崖时代的空间伦理和地域景观，也在用语言和想象重建一种秩序和空间。面对王伟的诗歌“空间”及其“幻象”抒写，我想强调的是在空间乃至地域面前，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哈扎尔辞典”那样的捕梦者般的语言宗教感和深度的百科全书式的词条意识，具备将客观之物灵魂化的能力。
真正的地域化文本应该具有“坛城”般的象征能力，即在微观和细碎中返观整体性的世界，在一个定点和限制那里生发延伸的触须并进而返观内视精神化的自我。这最终生成的应该就是主体化的启示录式的“风景”。这让我想到的是《看不见的森林》，在一平方米大的局促空间哈斯凯尔却发现了一个具体幽微而足以照彻内心的世界，“那无数根肉刺是 /我的村庄里世代走散的人的遗址 / 这一根肉刺是 / 我的浮生中放眼天下的望远镜 / 谁是你的肉刺？ / 你是谁的肉刺”（《肉刺：遗址》）。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诗刊》社、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喝粥的隐士》（韩语版）《诗人生活》等专著、诗集、散文集等十余部。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理论批评奖等。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之夜、第八届澳门文学节以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本栏责任编辑胡兴尚
王伟出生于西部，曾跟随父母在西部空间不断变动，加之学习和工作上的数次变化，他与西部空间既是生存意义上又是文化层面上的。近年来他的诗歌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西部”，而他笔下的西部既有工业文明和城市化时代的投影，又有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深度参与。
王伟的诗歌中一度出现了“江湖”“青海”“高原”“唐朝”“西部”这样的“关键词”。就王伟的诗歌而言，他与空间之间发生了生命化学反应以及历史化的效力，他是从诗歌记忆、现实境遇、个体乌托邦以及历史化的求真意志多元融合的角度出发的。王伟关于“青海”“西部”的抒写并不是地方奇观和文化元素的展示，而是维护了诗歌作为“记忆”的重要手段。身在被消费化、景观化和奇观化的“西部”来完成与此相关的诗歌写作，其难度是巨大的，很容易陷入“同质化”写作的泥淖之中。在空间面前，一个写作者必须具备精神还原的能力，而不能成为“元素”刻板印象的套写，这时候一个诗人的视角和时间意识以及空间想象力就变得愈加重要，“昆仑山 / 见证着我的过去，现在，将来 /我只身一人 /站在你的面前， /等待你认领我”（《做自己的王》）。“个人”和“昆仑山”之间呈现了不对等的关系，短暂的瞬间的过客与凝恒、苍茫的庞然大物必将产生精神碰撞的关系，“认领”一词凸显了生命的虚弱以及精神认同意识，而这几乎是很多“西部诗人”写作的一个底色或词语命运。这是自我的争辩。自我与自我争辩产生的才是诗，正如谢默斯·希尼所直陈的那样：“我写诗 /是为了看清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个人的诗泉》）。由此生发出来的诗歌就具有了精神剖析和自我指示的功能，这再一次显现了诗人对自我肖像以及时间渊薮的剖析、审视能力。诗歌从来都不是“绝对真理”，而是类似于语言和精神的“结石”，它们于日常情境中撕开了一个时间的裂口，里面瞬息迸发出来的记忆和感受粒子硌疼了我们。
地域和空间区隔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视界带来了巨大影响，相应的“地域性写作”曾是一个比较显豁的文学传统。然而在米歇尔·福柯看来，20世纪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如今早已经是 21世纪了，而随着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逐渐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越来越多的投注到“地域”和“空间”之上。苏轼当年对杜甫远走成都时就诗人和空间的写作关系发出如此慨叹，“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朱弁：《风月堂诗话》）然而时过境迁，对于“地域性诗歌”以及地域与诗人之间关系我持有的越来越多的却是疑虑，而“地域书写”作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却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是有人对“地域”投注了过多的热情，甚至会言之凿凿地指认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在“区域文化”“地方主义”的强势口号之下产生了偏狭化和道德化的趋势。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地域性诗歌”的新一轮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的形成既与诗人对地域的浅层描摹和观光化景观的炫耀有关，又与 21世纪以来现代性和城市化整体情势下地方性知识所遭遇的挑战有关。质言之，无论是具体的空间乃至更为阔大甚至抽象化的地域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这必然深层地影响到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視域以及世界观。“地域性”以及我们使用的越来越频繁的“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变动空间，更为准确地说并不只是空间而是时空体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发生着极其复杂的渗透关系。然而，随着“景观社会”的猝然降临，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业”构成的强大现代性法则面前，曾经近乎静止的整体化的地域和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地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甚至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断裂”。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震惊般的变化。在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封闭的时空观念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暧昧的、陌生的、撕裂的。这让我想到了“土著”文化的命运。公元前 1213年拉美西斯二世去世，尸身被制成木乃伊之后历经了三千多年的时光，极富象征意味的是被誉为埃及最帅法老的拉美西斯二世居然在西方的博物馆中腐烂了。民族学光照下的“最后样本”彻底消失，曾经的证据被抹平，“对于土著民的‘发现’和‘保护’等同于‘文化灭绝’（尽管对土著民的流失和衰落的叙述经常是高度令人存疑的，就他们所代表的传奇化和曲解化而言）。这种‘文化灭绝’是从文化的‘博物馆化’或‘去博物馆化’而造成的。在前者中，土著的对象 /手工艺品从其文化语境中被移除，并在展示中被破坏（它们暴露在当代文化的毁灭之光下）;在后者中，把对象 /手工艺品放回到原生语境是一种在建构拟真中去重新发现本真性和现实性的努力。”（理查德·J.莱恩：《导读鲍德里亚》）与此相应，“地域性”的文化功能以及诗人与地域的关系已然与传统诗学迥然有别，“地域”也不再是一个万能的精神乌托邦，而是真真切切地让作为“人类记忆者”诗人处于不断的怀疑、自我否定的矛盾情境之中。尤其是在世界视野和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性知识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地方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
在这样的情势下，王伟和“青海”在写作中就发生了时时盘诘和抵牾，在山脉、河流、土地、物事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的游荡者和漫游者。这个西部的漫游者所经历和目睹的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甚至更多的时候物象和幻象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它们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记忆的焦虑意识和现代性城市景观的庞大阴影，“我还在自己喜欢并痛苦的城里活着 //和大多数人一样虚度日月 /我要在这活着也要在这死去”（《高原之城》）。“我要在这活着也要在这死去”让我们自然想到了汪峰的歌，而从诗歌语调上来看，王伟的一些诗歌确实具有自觉的“吟唱”质素。 我喜欢登北山之巅
在逆风中看看人群
大风中我看着青海
高原大风中
我被自己的渺小所忽略
高原的风足够苍老
它的模样千年不变
它干净得什么也没有
它浑身写满了自由
——《青海风》
甚至有时这一“吟唱”因为调侃、愤怒而发生了声调的变形。王伟的诗歌话语方式有时候是快速的、迅猛的，经常会掺杂戏谑和反讽的语调。王伟并不是一个“抒情诗人”，甚至他的诗歌有时候因为“口语”和“直陈叙述”的加入而显得有几分“生猛之气”和“玩世不恭”的谐谑，“这狼多肉少的地方 /我大口抽着旱烟，打量白头的阿尔金山 / 李白不禁蹦出一句，你真能待得住 /乌图美仁就这样 / 给我们烙上印记”（《乌图美仁》）。王伟的诗歌呈现出对“文字”和“诗歌”的“元文化”崇拜，他总是在语言和文化的根性记忆那里对现时的写作予以时时的反省和批判，在越来越油滑的文化消费时代“诗人”显得如此无力。这也印证了生活和写作之间并不轻松的关系，“日子越过越有摩擦力”（《我的命我买单》）。
王伟的诗中总是会有“李白”的影子出现，这正是精神伙伴带来的一次次的穿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一对话的进行恰恰是在一个个的幻象当中。幻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给诗人带来精神的重力和想象力的飞跃，对于王伟而言，这一幻象式的叙述方式正是来自于现实和生存的巨大压力和焦虑。
王伟以“青海”“西部”为中心的空间抒写夹杂了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视角，他之所以将目前频频“空间”，其原因就在于曾经的诗性传统和文化乌托邦几乎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大地伦理”已经消解了“在我之上是一个个汉字 /在我之上是每一个亲人 / 在我之上是青海”（《在我之上》）。
“大地伦理”既是生态环境伦理又是文化伦理，因为处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所以必然随着社会体制和空间秩序的变动而变動，甚至有朝一日会面目全非甚至解体，“这样一个关于土地和人的观点总会因为个人的经验或各人的偏见而被混淆和扭曲的。但是不管真相在哪里，有一点却如水晶般清晰，那就是我们这个越来越强大、美好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疑难病症的患者，只痴迷于自身的经济健康，反而忘记了保持身体健康的能力。”（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作者序》）在“涣散”的时刻，诗人就要尽力维护诗歌的“记忆”功能，“风干的历史和患有健忘症的文字合谋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会把一群探险家 /忘得一干二净”（《乌图美仁》）。在地域的自然风景和时代景观面前诗人首先是一个凝视者，而凝视状态在一个加速度的交通网和城市化时代面前变得愈益艰难，茫然、错乱和倏忽的眼神正在取代以往作家们凝视的眼睛。说到时代层面的空间经验和地域认知，我们会发现很多诗人的诗歌据此携带了超大能量的“乡愁”和伦理，很多诗人似乎刚从城市建筑中满脸忧悒地走出来。客观、物化和中性意义上的自然风物和时代景观只有经过诗人的重组、过滤、变形才能具备精神品质。这提醒同时代的写作者们，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一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角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人的“深度意象”，从而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人们的精神面影。然而，在很多写作者那里成立的地域文化和地貌景观所带来的新奇和神秘已经更多地成了某种流行的被展览的符号，成了惯性的机械生产，成了被驯服的风景。质言之，被风情化和风景化的地方空间（风物、风俗）甚至地方性知识已经与真实的丰富褶皱相去甚远，更多时候成为寄生于地域上的“奇观”。而我们所关注的诗歌中的“景观”“事件”“生活”“现实”甚至“个人体验”也往往成了某种炫耀的浮泛之物，经过概念化和仪式化后其本质和细节被抽空、清洗或者是抹平过了。这是一种快餐化的文字消费。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和精神生活中予以回应。而不幸的是很多诗人在回应这一情势的时候成了社会伦理和道德化的替代品，而在诗意和诗艺上未有更多的“发现”。基于此，王伟在西宁、青海湖、于阗、芒崖、肯德可克、格尔木、都兰、乌图美仁这些空间点阵上一次次激活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而这又必须与“词语”发现有效的共振，反之“地方”“空间”甚至“地理”视角下的诗歌很容易成为廉价的景观道具和假大空的“文化诗”“地域性”。
布哈河上游
湟鱼产下卵子
注定要回游大湖
我要在青海湖里
以十年长一斤的速度
老去
看鲜亮的时间
在细密的鳞片上
一次次闪亮
——《青海湖》
对于王伟来说，“地方”“空间”“地理”“地域”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也是想象和修辞的过程。只有如此，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空间才能够被充实起来变得有血有肉，“这些空间标着所有的界线，标着光照和风的情况，标有经纬度，标有各个天体的位置，它们被当作人人共享而又不属于任何人的永远和谐的图像，是属于那些能够想象出的事件的图像。”（彼得·汉德克：《缓慢的归乡》）
王伟的诗歌“空间”一直浸染着忧虑和悖论，因为人类的童年期早已结束，原乡已经成为废墟，而德里克·沃尔科特早就发现了这一世界性现实——“一切终将消失，古风犹存的山谷终将凋零，艺术家将沦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但在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与时俱进的山坳，生活周而复始，不为世事变迁所侵扰。它们不是寄托乡愁的所在，而是人迹罕至的圣地，寻常而纯朴，就像那里的阳光。平庸威胁着这些地方，正如推土机威胁着海岬，勘测线威胁着榄仁树，枯萎病威胁着山月桂。”（《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这些地域、场景、区隔和空间构成了诗人写作的起点或支点，在曾经的记忆尚未坍塌的时刻这些空间成了最后的避难之地和容身之所。这里的每一个地点和空间都不再是平面化的地图标记，而是对应了严峻时刻的精神记忆和见证者的喊魂。王伟近乎身不由己地关注着现代性语境下的“地域消亡学”。如果这一精神起源和记忆中心遭受到了挑战，那么也必将产生反本质的言说方式，遗忘和废墟将取代记忆和共同体。而作为“语言”和“记忆”的操守者，诗人不得不时刻返观断崖时代的空间伦理和地域景观，也在用语言和想象重建一种秩序和空间。面对王伟的诗歌“空间”及其“幻象”抒写，我想强调的是在空间乃至地域面前，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哈扎尔辞典”那样的捕梦者般的语言宗教感和深度的百科全书式的词条意识，具备将客观之物灵魂化的能力。
真正的地域化文本应该具有“坛城”般的象征能力，即在微观和细碎中返观整体性的世界，在一个定点和限制那里生发延伸的触须并进而返观内视精神化的自我。这最终生成的应该就是主体化的启示录式的“风景”。这让我想到的是《看不见的森林》，在一平方米大的局促空间哈斯凯尔却发现了一个具体幽微而足以照彻内心的世界，“那无数根肉刺是 /我的村庄里世代走散的人的遗址 / 这一根肉刺是 / 我的浮生中放眼天下的望远镜 / 谁是你的肉刺？ / 你是谁的肉刺”（《肉刺：遗址》）。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诗刊》社、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喝粥的隐士》（韩语版）《诗人生活》等专著、诗集、散文集等十余部。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理论批评奖等。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之夜、第八届澳门文学节以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本栏责任编辑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