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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诚，字辞修，生于1898年，浙江青田人，1922年6月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立，陈诚被派为上校特别官佐，因勤勉廉洁，得到蒋介石赏识，后在东征和北伐诸役中，作战勇敢，屡建战功，1928年就被提升为中将警卫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陈受命参加淞沪会战，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司令长官蒋介石自兼），1938年1月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负保卫武汉之全责，参加武汉会战。抗战胜利后，被晋升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蒋曾对人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1948年底，蒋派从东北惨败而返的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为其最后退守台湾做准备。陈主持台湾军政一年多，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军事、政治、经济，如注重恢复农业，扶植民营资本，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等，使台湾局势趋于稳定。 1950年3月，陈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3月，出任“副总统”，1957年10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
陈主政期间，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强调以“开源”与“节流”为根本，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确立预决算制度等。其中对于稳定局势、发展台湾农业及有关产业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人领”、“耕者有其田”等，较好地解决了台湾的土地问题。
对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诚一直是较为热心的。30年代初在江西，陈就提出过“限田”方案，拟由政府规定地主土地的限额，超出限额者由政府向地主赎买，然后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他要求江西省政府率先做局部试验，被当时的省主席熊式辉断然拒绝。1940年，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长官，又亲自制订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并于1941年在其辖区内搞“二五减租”，扶植自耕农，逐步向“耕者有其田”过渡，但因职务调动和战局变化，这次努力又告夭折。
1949年他接任台湾省主席后，马上排除各种阻力，实施土改方案。1949年3月，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宣布，“三七五减租”即将施行，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1952年11月，陈诚主持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送交“立法院”审议，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抵制，陈诚即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致函“立法院”，宣称“行政院”提案中的七点原则绝不容改变，“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立法院”终于通过了该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台湾土地改革得以实现。他所著的《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国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二
两岸分裂，统一未成，所有爱国同胞均深感忧虑。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力争和平统一的构想日趋明确，提出愿意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欢迎包括蒋介石、陈诚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去台人员回来。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有关人士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并指示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长期控制台湾的目的，加紧了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陈等人的反对，双方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有鉴于此，中共继续通过不同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做争取蒋、陈的工作，如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具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这些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进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的目的。中共方面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声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完后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1963年初，中共方面请张治中、傅作义又致信陈诚做争取工作，信中对比台湾与美之关系和台湾与大陆之关系，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1960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即已明确，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中共通过不同渠道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陈诚因病提出辞职。中共方面获悉此信息后，周恩来于9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又在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们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回归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惟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这种至诚谋国的态度，对于去台之初还曾高喊反共反攻的陈诚是有影响的，陈作为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在台柄政十五年，始终与蒋一道，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为外人所惑，是值得肯定的。在反共这一点上，他的态度也不是毫无变化。1965年初，陈诚病危，3月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陈诚病危的公告，3月3日，陈已不能进食，他屏退医生、护士之后，召长子陈履安至身前，口授遗言三条：
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国民党中一些人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谭祥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陈诚是一个有着复杂经历、在中国现代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全面评价，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也非笔者这篇短文能够承担，在此只想指出的一点就是：陈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对于台湾今日的安定、繁荣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坚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反对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也算其晚年对历史一种负责的交代，值得称赞。
（摘编自《政坛高层动态》）
陈诚，字辞修，生于1898年，浙江青田人，1922年6月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立，陈诚被派为上校特别官佐，因勤勉廉洁，得到蒋介石赏识，后在东征和北伐诸役中，作战勇敢，屡建战功，1928年就被提升为中将警卫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陈受命参加淞沪会战，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司令长官蒋介石自兼），1938年1月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负保卫武汉之全责，参加武汉会战。抗战胜利后，被晋升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蒋曾对人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1948年底，蒋派从东北惨败而返的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为其最后退守台湾做准备。陈主持台湾军政一年多，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军事、政治、经济，如注重恢复农业，扶植民营资本，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等，使台湾局势趋于稳定。 1950年3月，陈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3月，出任“副总统”，1957年10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
陈主政期间，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强调以“开源”与“节流”为根本，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确立预决算制度等。其中对于稳定局势、发展台湾农业及有关产业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人领”、“耕者有其田”等，较好地解决了台湾的土地问题。
对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诚一直是较为热心的。30年代初在江西，陈就提出过“限田”方案，拟由政府规定地主土地的限额，超出限额者由政府向地主赎买，然后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他要求江西省政府率先做局部试验，被当时的省主席熊式辉断然拒绝。1940年，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长官，又亲自制订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并于1941年在其辖区内搞“二五减租”，扶植自耕农，逐步向“耕者有其田”过渡，但因职务调动和战局变化，这次努力又告夭折。
1949年他接任台湾省主席后，马上排除各种阻力，实施土改方案。1949年3月，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宣布，“三七五减租”即将施行，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1952年11月，陈诚主持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送交“立法院”审议，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抵制，陈诚即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致函“立法院”，宣称“行政院”提案中的七点原则绝不容改变，“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立法院”终于通过了该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台湾土地改革得以实现。他所著的《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国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二
两岸分裂，统一未成，所有爱国同胞均深感忧虑。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力争和平统一的构想日趋明确，提出愿意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欢迎包括蒋介石、陈诚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去台人员回来。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有关人士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并指示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长期控制台湾的目的，加紧了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陈等人的反对，双方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有鉴于此，中共继续通过不同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做争取蒋、陈的工作，如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具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这些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进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的目的。中共方面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声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完后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1963年初，中共方面请张治中、傅作义又致信陈诚做争取工作，信中对比台湾与美之关系和台湾与大陆之关系，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1960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即已明确，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中共通过不同渠道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陈诚因病提出辞职。中共方面获悉此信息后，周恩来于9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又在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们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回归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惟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这种至诚谋国的态度，对于去台之初还曾高喊反共反攻的陈诚是有影响的，陈作为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在台柄政十五年，始终与蒋一道，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为外人所惑，是值得肯定的。在反共这一点上，他的态度也不是毫无变化。1965年初，陈诚病危，3月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陈诚病危的公告，3月3日，陈已不能进食，他屏退医生、护士之后，召长子陈履安至身前，口授遗言三条：
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国民党中一些人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谭祥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陈诚是一个有着复杂经历、在中国现代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全面评价，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也非笔者这篇短文能够承担，在此只想指出的一点就是：陈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对于台湾今日的安定、繁荣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坚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反对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也算其晚年对历史一种负责的交代，值得称赞。
（摘编自《政坛高层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