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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７）
0８（A）—003４—01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就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了。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发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而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货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这表明，此时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的宰相，其垄断了当时的盐铁批发生意，建立了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了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使得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其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等。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此时，商业还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这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这迫使晁错提出了“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国家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抑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的是，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也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长达200、300年，相应的其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致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庭，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这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和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着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取得了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７）
0８（A）—003４—01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就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了。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发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而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货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这表明，此时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的宰相，其垄断了当时的盐铁批发生意，建立了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了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使得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其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等。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此时，商业还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这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这迫使晁错提出了“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国家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抑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的是，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也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长达200、300年，相应的其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致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庭，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这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和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着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取得了稳定和发展的平衡。